“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三　“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由于“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是“文化相对主义”，所以，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职业的运行上就寻到了其特有的思维定式，即，“呈现而非评述”。这样的思维定式也很是符合对他种文化尊重的基本出发点的，即便是播放的节目主题涉及到自身的本土文化活动，“呈现”的效应远远有效于“评判”。因为不论是本土或异域受众群都是以各自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及文化倾向来审视、接受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的。就这一主题，笔者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对“文化认同”的分析时所阐明。

但是，“跨文化认知风格”所具有的特质“文化相对主义”理念下的“比较”，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分析的，从而明了在这一从业集体的现实职业运行过程中是怎样达成的。

既然“比较”是进行有效的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那么，在展开文化间的“比较”时，就必须有比较者所持有的“标准”或“尺度”。而形成这两个基本点的要素是“文化指示器”。

所谓“文化指示器”由乔治·哥布纳（George Gerbner，1969.In：O.Boyd-Barrett ＆ C.，Chris Newbold）的研究所总结，意指：

公共意识（即：对从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引发的问题的反响）的释译以及对很多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的释译需要一般的“文化指示器”的背景知识，它就像是引导经济政策而编制的经济指示器和通告社会政策制定而建议的社会指示器一般。

interpretations of public opinion（i.e.responses to questions elicited in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and of many social and cultural policy matters，require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general“cultural indicators”similar to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compiled to guide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social indicators proposed to informsocial policy making.

在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意识到是几个关键词建构了这一定义，即：“公共意识”、“释译”、“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对于这几个关键词的进一步探讨与分析，就会使我们更加明了“英语节目主持人”所运用的“文化指示器”在制作整个对外播放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时所具有的决定意义。

（一）关于“公共意识”

如同在本节开篇处介绍的，“人为制造的符号化环境”在当今实际很是普遍，那么，在这一环境里充盈的就是由来自不同的媒体播放源制作的、发送的、由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承载的内容所构成的不同价值观、信仰体系效应及行为规范样貌。由此，将这一“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的文化相遇、理念相撞、意识相对照形成的效应视为“世界大同”或“和而不同”，都不能忽视这一因“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的“空间”对所覆盖的不同文化成员的思维的影响效应，也就是“公共意识”。

当然，这一“公共意识”并不是迫使在“空间”里的不同文化去追随其中某一文化之价值观、信仰体系及行为规范样貌，而是为所有共存的文化提供了一个“镜像化”的存在。但是，能否真正达成“空间”里多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呢？来自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同播放源形成的“意识形态”之竞争形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如何在这一“空间”里建立属于自身“本土文化”的一席之地呢？又如何赢得他种文化的瞩目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词“释译”。

（二）关于“释译”

由于“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播放源的本土文化以及他种文化的媒体化诠释而进行的，所以，对于他种文化的认识、理解，就与由节目主导者亲自走进现实中的本土文化所进行的对第一手素材的了解有所不同了。这种不同，笔者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有所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那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关键是如何获得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而形成的理解和认识是达成媒体声像化传播产品的前提。所以，构成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需要的“文化指示器”的第二个要素就是“释译”。

这里触及到的“释译”是将节目所涉异域文化所处的“文化情境”置于首位的，这样，再对节目所涉主题的背景、具体境况进一步的剖析和与“文化情境”间逻辑关系的寻找，从而完成这一认识、理解过程，即：境况释译。

根据诺曼·丹津（Denzin，N.，1989）的解释，这一释译方法不仅关系到对所涉“文化情境”的聚焦，而且还需要将所涉个体或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进行解析。因此，他这样解释道：

任何对随之发生的、传记化经历的研究必须被置于现实世界之中。……境况化，或现场化的释译涉及到以下几个步骤：（1）决定何时及何地人们经历的问题聚集在一起及互动（这些关系到所涉时间、历史以及勘察的筹划）；（2）获得对场景接近的方法；（3）学习在这一境况里所讲的语言及使用的意义；及（4）将不同个体、传记、以及相应的互动境况的社会化类型联系起来。

Any study of consequential，biographical experience must be located in the natural social world.…Situating，or locating，an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the following steps：（1）determining when and where persons experiencing the problem come together and interact（these are the problems of timing，history，and mapping）；（2）gaining access to the setting；（3）learning the languages and meanings that are spoken and employed in these situations；and（4）connecting individuals，biographies，and social types to the relevant situationsof interaction.

通过以上提及的四个步骤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异域文化进行聚焦时，要达成尽量客观、真实的媒体再现的效应，就需要经过这四个步骤。当然，尽管是经历了这四个步骤，也并不意味就已经对所期待的“境况释译”结果有所保证了。这是因为如同诺曼·丹津（Norman Denzin，同上）所强调的，这一释译过程所要求的“时间”、“历史”、及“勘察的筹划”是需要功力的。这表明，如此的“境况释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过程。关于进行“文化研究”的关键，笔者在前面的章节已经阐述，不再赘述。

可见，“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对外播放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所运用的“文化指示器”具有的第二个要素“境况释译”就是进一步对“文化研究”原理的运用。

（三）关于“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

虽然在“境况释译”的内涵里已经提到关于与“不同个体、传记，以及相应的互动境况的社会化类型联系”的步骤，但是，将“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突出而单独强调，是因为这一因素决定着所处“文化情境”中的个体思维定式及行为模式。只有将聚焦的个体与其所依存的“社会和文化政策”间的关系分析透彻，才能解释和理解所涉“文化情境”，从而将“文化情境”尽可能客观、真实地通过媒体传播特点进行再现。

在对“社会和文化政策”进行聚焦时，根据乔治·哥布纳（Gerbner，G.，1969，第146—147页）的研究，主要是：

在我们能够可信地释译有关个体和社会反响的事实之前，需要知道那些有关存在所涉的集体化分享的公共信息体系里的、重点、价值，以及多种关系。……运用遴选式传播传统的及正规的评判对于有关播放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对的、以及什么是与大众出产的混合信息体系相关联的一般问题可能是不相关的。

We need to know what general terms of collective cultivation about existence，priorities，values，and relationshipsare given in collectively shared public message systems before we can reliably interpret facts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nse.…Conventional and formal j udgements applied to selected communications may be irrelevant to gen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presentation of what is，what is important，what is right，and what is related to what in mass-produced compositemessage systems.

显然，这样的特点是取决于“境况”中的现实存在，而非由节目主导根据自身所依赖的价值观、世界观等本土文化因素之倾向进行取舍的。因此，通过节目最终播放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就是完全以所聚焦的“文化情境”中的“境况”内现实特点而形成的媒体再现。虽然这样的媒体呈现是通过新闻模式的框架承载的，但是，有关所涉文化之内容还是完全以其在那一“境况”中的特点及真实而被再现的。

以下的个案可以进一步提供直观的说明。

个案－19：“此时无声胜有声”

1995年春天，在对来自瑞典的教育代表团对福州的访问进行拍摄后，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共有六集90分钟时长的英语专题纪实片《看看福州》时，整个节目组达成了共识，即：单纯的“呈现”代表团的所见、所闻、所想，而突破以往配以旁白解说的形式。

如此处理，是基于当时我们节目组对自身的跨文化素质的客观认识，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仍用旁白来解释画面的话，会显得多余；而要超越画面对受访者的所见所思进行具有理论高度的诠释的话，又超出我们自身的能力。所以，最后就以跟踪拍摄时形成的自然音响代替旁白而播放。

当节目与受众见面时，他们对如此的处理很是接受。尤其在瑞典播放时，当地观众觉得节目很是自然、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当然，获得如此的播放效果，笔者必须承认，这是“歪打正着”的“运气”。可是，现在看来，这“运气”来自于我们当时对自己的真诚、对所涉文化的尊重。毕竟，涉及到“社会和文化政策”的节目，对节目主导人要求的“文化研究”程度是极高的。对于周播栏目而言，只有具有了大量的节目储备后，放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时间而展开相应的“文化研究”过程。这就如同笔者在若干年后对位于丹麦的“哈姆雷特城堡”做的现场拍摄过程那样。

可见，在这一节里，通过对“公共意识”、“释译”、“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三个组成“文化指示器”要素的分析，使我们对“英语节目主持人”在由“跨文化认知风格”形成的思维定式指引下运用的“文化指示器”所需进行的实际操作有了理论化的解释。尤其是，这一理论解释将“跨文化空间”所形成的独特“跨文化认知风格”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运作效应及所具有的相应能力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总之，在这一节里，通过对（1）“跨文化认知风格”中的“跨文化”与“英语节目主持人”；（2）“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及（3）“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的分析与论述，“英语节目主持人”具有的“跨文化认知风格”对其职业思维理念及所引起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效应得以理论化的分析。基于这一分析，对“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处的独特文化空间（即：跨文化传播空间）之特点进行了总结，从而，对其独特职业思维定式（即：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了概括，对其独特职业操作（文化指示器之引导）进行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