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的牵制因素

第三节　新闻客观性的牵制因素

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新闻理想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处在社会大系统中，新闻传播者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构建的世界观，实际上已经被他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和传统先验的支配。当他自以为在客观地观察世界时，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社会和传统的参加者来看待事物的，因此，做到纯粹的客观比较有难度。作为社会成员系统的一部分，新闻传播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时，必然要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及个人主观经验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参加者的看法看起来是客观的，描述它们的陈述听起来是客观的，因为这些看法和陈述根本没有提到参加者及其提出的传统。它们实际上是主观的，因为它们依赖于所选择的传统，依赖于参加者对该传统的利用。”^[27]

一、政治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限制

新闻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新闻媒介总是控制在某些阶级、党派、社会集团的手中。这种党派、社会集团必然要求新闻媒介按其需要，为其根本利益服务。1849年1月，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28]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媒体的政治属性依然存在，而且总是立足在特定阶级的利益上的，很难体现客观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断研究新闻报道意识形态与政治趋势的美国学者格伯纳发现，任何机构所生产的信息，都有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没有非意识形态的、非政治性的、非党派的新闻搜集及报道系统”。

任何政治势力对于政治动向中的各种重要事实，哪些发表，哪些不发表，以及怎样发表，公开到什么程度，都有其政治上的考虑。这种政治倾向往往直接通过政论及消息中的议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表现出来——或直诉自己的观点立场，或批驳对立派别的政治立场，或暗示公众朝与己有利的方向接受。美国新闻学学者詹姆斯·阿伦森教授谈到“美国之音”时指出:“尽管它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提供新闻，但却总是根据美国政府的利益和维护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办事。”^[29]

美国史学家称《纽约时报》明显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偏爱。沃尔特·李普曼和梅兹曾经专门研究了《纽约时报》从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苏维埃政府的报道，并写成一份报告刊登在《新共和》上。报告中列举了《纽约时报》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对苏联的不客观的报告。他们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新闻是“受媒介里组织报道新闻的人的希望所决定的”，他们所报道的新闻“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原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对部分世界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内容分析，得出这些媒体对那些有政治倾向的报道，往往是以负面报道为主。“其中《泰晤士报》有负面倾向的报道文章比例高达54%，《纽约时报》有倾向性的报道是负面的26%高于正面的8%，《时代周刊》有倾向性的文章是负面的31%远远大于正面的8%，《法兰克福汇报》对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评价同样是负面否定大于正面肯定报道，数据分别是30%和19%。”^[30]这些数据说明了西方媒体站在本国立场上，在报道中国新闻时并没有坚持客观性原则、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二、经济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牵制

经济压力也是进行客观公正的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限制因素。新闻传播媒介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发行、广告等经济活动的影响，为了考虑经济利益，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失客观。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竞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报业、传播业逐渐由少数人把持，在现代传媒业自身就代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且以严密的企业组织形式运作的前提下，新闻的客观性也就成为一种理想化的追求。1982年，美国传媒批判学者本·巴格蒂肯(Ben Bagdikian)的研究发现美国的全部新闻与娱乐业(包括电视，广播，有线电视，电影，报刊和出版业等)实际上控制在50家大公司手里;到1996年，他发现对传媒的垄断更集中在10家公司手里。而到2000年，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通用电气集团、新闻集团、Viacom(维亚康)集团。财团控制传媒娱乐业，显然就会对传媒界的话语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客观性的实现。

有学者对客观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客观性的诘难与辩解中阐述了客观性实现的障碍，其中社会学的矛头则直指新闻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由此证明新闻业既不可能独立，也无法客观，充满各种社会控制是其常态。“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的和经济的势力越大，接触和控制传播过程的能力也就越强”(McQuail，D.，1975，193)，几乎已是一个定律。处在社会大系统中，新闻传播媒介就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利益也就必然会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立场产生影响。^[31]

三、文化渗透对传播者思想意识的影响

文化层次对个人的影响是最深刻、最隐蔽的。记者不能够脱离其固有的传统，传统也给了其观察世界的视域，形成了特定的世界观。所以，记者在报道另一个文化中的具体事务时，与自己之前所接受到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大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与某些价值判断的表面上相联系的客观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了一种没有认识到它的特殊的传统:感觉不到主观性并不等于证明了“客观性”，而是证明了疏忽。^[32]当世界上存在着的多元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这种“客观性”就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主观偏见或曰固定成见的隐秘表现。^[33]我们之前的认识，实际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多有偏见。外国记者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经常进行一些挑衅式的提问，才思敏捷的周恩来总理对这类挑衅给予了智慧的反击。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儿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儿都没有。^[34]

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使外国记者带有一种固定的成见，在进行采访活动的时候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立场。这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深层次渗透，这种影响是含蓄而且深远的。

四、传播者个人主观性的限制

作为新闻传播者的个人在传播新闻时难免会有主观性的限制，个人的经历、感情色彩、世界观、价值观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新闻报道中，从而会对客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所指出的，“虽然记者希望就新闻作出的决定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但大量新闻仍然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而选择是一件相当个人化的事情。选择源于记者的专业背景，他或她所受的教育，及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的无形影响”。^[35]作为传播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时候必然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个人的主观性必然会渗透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去。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说过:“人们想要报道什么事情，这本身就是思想的产物，必然会有报道者智力的介入，因而也就必然包含个人的系数在内。报道者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摆到他所描写的情景之中，不仅是表现在他自身的参与上，尤其是表现在他对现实事物的连续性的剪裁上和他所采用的形式上。”^[36]新闻传播者对于所接触到的新闻事件，由于个人感情色彩和经历的影响，会产生同情或反感的感情，往往就会产生带有倾向性的看法，并把这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倾向性渗透到新闻报道中去。

客观报道自从它成为新闻界公认的做法以来就一直遭到怀疑，《纽约时报》的马克尔曾质疑道:“一个记者，最客观的记者，他收集到50个事实材料。他从中挑选出12个放进他的报道中。这样，他就放弃了其他38个材料。这是第一个判断。记者或编辑决定其中一个事实材料应放在第一位。这样就把这一个材料突出加以强调，它高于其他11个。这是第二个判断。然后，编辑决定这个报道应放在第1版，还是第12版;如果放在第1版，它就会获得比在第12版上更多的关注。这是第三个判断。这样一来，所谓的事实呈现就受制于三个判断，而都是人为的。”^[37]

“人力资源、经费和时间的缺乏;避免因报道意识形态的或社会分歧的意见而冲撞自己的受众;详察证据和判断真伪的困难;记者缺乏特殊领域的专门知识，导致新闻业只能行走在‘客观性’道路上。”^[38]菲利普斯的概括较好地体现了新闻客观性的种种限制因素。

美国新闻学者Tuchman、Gayer于1978年出版的著作《制造新闻》，揭示了媒介所赖以存在的新闻制作者，他们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受到媒介内部诸如截稿时间的限制;媒介报道方针和媒介倾向的限制;媒介形成的文化规范;媒介内部工作机制和媒介文化等的限制，这些都必然影响或制约着新闻客观报道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