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的理解与实践

第四节　新闻客观性的理解与实践

刘少奇1956年5月28日在对新华社的指示中说:

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如果这样做，就是下决心要片面性。新华社的报道，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就不能成为世界性通讯社。^[39]

刘少奇的这番话表明了我们在新闻客观性问题上应有的态度。我们要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事实。

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理解世界的意愿和方法，将客观性作为追求真实的功能，是可行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发现真相，而且仅仅发现真相，特别是在迅速和混乱的新闻环境中。客观性的可能和价值在于——它是理解世界的途径。客观性是判断信息可信性的多元标准和方法。

新闻客观性的内涵，指新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打上了传播者思想烙印的客观事实，但它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其本来面目。这个内涵说明了三个观点:第一，新闻客观性来源于客观事实;第二，打上了传播者思想烙印说明了传播者的把关作用对客观性的影响;第三，认为新闻主体并不能随意改变新闻事实的客观本质避免了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也渗透了避免客观主义的倾向，是科学的。^[40]

《时代杂志》创始者兼总编辑亨利·鲁斯(Henry R.Luce)在1952年对编辑的谈话中详细地解释了他对客观性的看法:“我们拥护客观性，因为客观的真理的确存在……新闻的客观性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在以前，那时指写作的语气:没有偏见、不教训人，也不带任何感情……第二种‘新闻客观性’，则宣称记者在展现事实时，可以完全不受他本身价值判断的影响。这是一种现代的解释，也是彻底的假话……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在完全不涉及本身的价值的情况下，选择、认知或组织事实。这并不表示价值判断就是罪恶，必须减至最低限度。相反，这表示75%的认知、选择和组织事实的工作，都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判断上面。”^[41]这一观点表明新闻客观性虽然是很难达到的标准，但是为了接近客观的真理，新闻传播者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探索。

(一)新闻源方面

为了实现新闻的客观性，新闻从业者要保证新闻来源的真实度，准确地把握新闻事实;要进行实地调查，不能道听途说;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保证新闻源的准确。对新闻源的把握是实践新闻客观性重要前提之一。

《新闻调查》是央视知名的调查类新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新闻报道，记者深入调查新闻事件并使客观的新闻事实见诸世人。2005年初，湖南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通过媒体将自己的辞职信公之于众，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信中，胡卫民对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直言不讳。他说，我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因为我痛恨医疗腐败。“开一个住院证提成20块，开一个核磁共振提成20块。”胡卫民所反映的医疗腐败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都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为了核实胡卫民所反映的情况的真实性，《新闻调查》记者杨春来到湖南娄底中心医院，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多方取证地采访，全面调查，终于使事实的真相浮出水面，实现了客观而且真实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在挖掘事实真相过程中，一是深入系统，点面结合。二是广博采纳，注意顺序，既尽可能收集多方面的材料和新闻线索，又注意调查的顺序，灵活把握。三是利用矛盾，寻找缺口。四是多提问题，多方验证。五是收集过硬材料，注意保留证据。

记者从新闻源突破，客观地采访事件中的各方代表，全面地了解事件起末和因果，从而探求出事情的真相，将之公之于众。

(二)采、写、编、评等过程中的具体把握

新闻客观性的把握可以从采写编评的具体环节中注意。在采访新闻事件的过程中，要注意接收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措辞的把握和表达的准确，使新闻事件跃然纸上;在编辑把关的过程中，要客观衡量，努力呈现最客观的事实;在对新闻事实进行评论时，要以敏锐的眼睛客观观察世界并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同时，要从整体性客观和具体性客观两个方面实现新闻的客观性。有学者在研究国际新闻报道的客观报道中对事件客观性与整体客观性进行了区分:“事件客观性，是指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客观地进行报道……整体客观性，顾名思义，是一个实践或个体客观性的整体积累，所反映的是一个总体形象。”^[42]

《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3日发表《广州禁摩纪实:两个人的摩托》，文章采用客观叙述的方法，引人关注。这篇纪实报道是在广州禁摩这样一个大的新闻背景下，从另一个角度叙述广州禁摩给与之相关的一些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从1991年10月，广州市就限制摩托车新入户发牌。2007年1月1日，广州中心城区全面禁行摩托，广州禁摩随之成为新闻焦点话题，关于禁摩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广州禁摩令背后的民生问题与社会安全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该篇报道通过描述两个与摩托相关的人的生活，客观地传递出禁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报道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记者不对政府的禁摩令作出评价，只叙述事实，余下的留给受众自己判断，做到了没有把媒体的观点强加给受众。

(三)不能“有闻必录”，培养“新闻敏感”

“有闻必录”在中国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上海的报纸上。作为传播者，要依据自己的新闻敏感为公众选择重要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而不能“有闻必录”。比如在社会新闻、灾难新闻中，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将灾难、凶杀、劫机、情欲等方面的细节作具体、详尽的描述，而要有所取舍，因为凶险、残酷、血腥的情节以及作案手段会对受众产生负面影响。新闻传播者要通过权衡，报道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媒体不能坚守“把关人”的职责，不加选择地“客观报道”，就不能实现公信力、高品位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所以在倡导客观报道的同时，必须制止自然主义的“有闻必录”，让所谓“纯客观报道”不再泛滥。

2010年3月开始，我国连续发生好几起弑童案。南平郑民生杀害8名小学生，是第一起杀童案，媒体广泛关注，披露了案犯从作案准备、作案细节到其报复社会的心理。之后，几起杀童案的悲剧接二连三。在郑民生伏法后的24个小时内，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子又冒出两个“郑民生”。犯罪分子选择社会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从而获得了一种畸形的满足。案件的连续发生，固然由多种因素构成，但也不排除媒体的过度解读。凤凰网发表付水平的一篇评论:《请媒体不要过度解读砍杀幼儿事件》。文章认为，在报道此类事件的作案过程、作案动机、作案手法时，在篇幅上能短一点就短一点，媒体要尽可能少一些暴力事件的独家深度报道和推荐，过度渲染是在培养潜在杀手，制造更多的心理变态者。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

(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与个人素质的培养

美国报业编辑协会在1923年发布的《新闻规范》第五条规定:“中立—清楚区分新闻与意见的报道方式。新闻报道绝对不应掺杂任何形式的意见或偏颇。”新闻从业者要培养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素质，努力不受到利益和强势权利的影响，力争实现新闻的客观性。

1920年初期，美国新闻界认可的客观报道原则的含义包括报道态度、写作风格和决策过程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是早期对于客观性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性的认识趋向一致。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11月9日修订)规定:“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要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

客观性原则的坚持，也与记者的人文情怀直接关联。

记者是否具有人文情怀，影响到其新闻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媒介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新闻从业人员队伍的快速扩大，记者人文情怀的缺失越来越成为一个急需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记者为了抢到新闻，完成自己的工作量，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为新闻而新闻，结果新闻是写出来了，可自己的新闻中却没有了“人”。有的记者在采访遭遇不幸或者有难言之隐的对象时，为了使新闻更“新”，更有煽动性或者轰动效应，不是尊重采访对象的内心需求甚至是人格尊严，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可能刺伤对方的话题，而是揭人家的伤痛，渲染对象的不幸与苦难，喜欢触及对象不愿提起或者令其更加痛心和悲伤的内容。例如，有的记者在面对失去亲人的采访对象时，不是尽量回避，而是三番五次地问。明明知道这对于被采访对象来说是难言之隐，却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了争夺读者，一些生活类报刊采用各种煽情化的手段制作标题，迎合读者中某些不良趣味和猎奇心理。这种做法既丧失了新闻的品位，也丧失了一个记者的品位。这样的新闻报道，向读者透露出的是记者对报道对象的冷漠和人文关怀的缺失。^[43]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题为《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报道无中生有，编造了北京市某区一些黑加工点使用废纸箱为馅制作小笼包出售的假新闻。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责成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向社会作出深刻道歉，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新闻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客观公正，失去了这些基本要素，不但违背新闻的精神，而且扰乱视听、误导公众，危害极大。记者的职责首先是客观报道新闻事件，通过新闻的传播发挥影响力。但是，记者在采写新闻遵循客观真实原则的同时，也无疑会包含着这样那样的倾向，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这是记者职业理念与实际操作存在的矛盾。记者所从事的工作决定了他担负着无法推脱的社会责任。同时，写好新闻是记者的本职。因此，记者必须注重提升个人素质，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思考题:

1.如何认识新闻客观性的不同观点?

2.分析新闻客观性难以实现的原因?

3.如何正确理解与实践新闻的客观性?

案例分析

周正龙与“华南虎事件”

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公布了猎人周正龙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摄的华南虎照片。随后，照片真实性受到来自部分网友、华南虎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方面质疑，并引发全国性关注。12月9日，CCTV《新闻调查》节目播出《虎照疑云》，记者柴静抽丝剥茧，客观报道，各方取证，全面采访，还原了事实真相。这是一期精彩的、成功的调查性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向柴静学调查》一文，对这一期节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向柴静学调查

徐迅雷

陕西那批华南虎官员，有柴静的一半的调查精神，事情也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12月9日下午，我收看了CCTV《新闻调查》的《虎照疑云》，这是迄今最精心、精当、精妙、精彩的有关华南虎真假的调查性报道，所有行政官员、科研人士、媒体同仁都应该向柴静学习如何进行精细调查。

柴静主持新闻调查，秉承了她一贯绵里藏针的采访风格，那些“虎官”看了节目恐怕要在心里恨恨地说“笑里藏刀”。调查大致有四类对象:当事人、当地虎官和专家、质疑者、评论者。节目组聪明地回避了“倒虎派”领军人物傅德志。柴静非常有智慧，不经意中，真相就被她层层剥离了出来，这就叫剥茧抽丝。

对于当地各级官员来说，醉翁之意不在虎，在于功劳政绩也。那些出现在镜头里、出现在柴静面前的一个个官员，真实呈现了当今中国的官场生态。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无论是组织论证当地“确有华南虎”，还是验证周正龙的“惊世虎照”，最终都被清晰地证明为“捕风捉影”。在柴静的追问下，虎官们最终的回答，或“我不太清楚”，或“我确实还不知道”，或“我第一次了解”。对于周正龙的虎照，官方的所谓现场验证，都拿不出什么“证据”。但作为官场中人的他们，全都相信下面“说”的，他们也愿意相信，而且一级一级都强调相信下级。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将科学事件当成了政绩事件。

一贯的官场作风，就是听听下级口头汇报，根本就不去管有没有材料证据，真实性如何。过去所有政绩事件，大抵就是汇报汇报就可以了的。而这种口头汇报，最容易“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他们早已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抛至脑后。当然，这不是一地之为，到处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他们在这个事件中，演绎了“经典官僚主义”;而官僚的“伪科学执政”危害尤其深烈，不下定决心连根铲除，政府永远都不会在百姓心中树立威信。

在柴静面前，我们笑看“虎官”们是如何成为偏执狂并一直偏执著的。典型如“护虎”领袖关克，仿佛是练习什么功而走火入魔了，他对柴静说，“周正龙是一个了不起的猎人，这些猎人在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举措，他能跟动物之间达成的这种交流，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的”。柴静紧接着追问:“你说周正龙有一种力量能够让老虎镇静下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问题，尽管关克连忙回答“是周正龙有一种力量让他面对老虎这么近的时候他个人能保持镇静”，亦已让一个“虎官”走火入魔的心神呈现得纤毫毕现。

柴静的节目彻底粉碎了虎官们“科学、认真”的谎言，不仅照片拍摄是作假，官方的那些鉴定、声明、“深信不疑”，都是没有依据的，统统是不认真、不严肃、不科学的。他们有两场“鉴定论证会”，皆为官僚主义的“杰作”。对照片的鉴定，是以林业厅自己人为主进行的;《华南虎调查报告》论证，算是请了陕西的专家了，可那些所谓鉴定论证专家，没有一个研究过华南虎，他们的“专业方向”，或弄田鼠，或弄鱼类，或搞金丝猴，与华南虎八竿子打不着。可他们统统轻而易举地拜倒在官场的伞裙之下，没有人对《华南虎调查报告》提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质疑。国际上通行的认定物种生存的前提是，一要有活体，二要有尸体，三是有影像资料，四是有研究者目击及其他证据;可他们仅仅凭借似是而非的脚印、百姓捕风捉影的“说法”，就论证镇坪有野生华南虎存在，“科学、认真”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真实的谎言。

柴静的调查提问，能在最细微处曲径通幽直达问题的要害，许多到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没有抓住的她抓住了，没有深究的她深究了。最精妙的是她严密证明周正龙并没有在10月3日拍老虎，哪怕拍到假老虎。从此前媒体的调查报道看，“正龙拍虎”的奇怪状态很多，比如他说发现老虎“吃了个野猪”，却没有拍下吃剩的野猪的残骸;比如他说先用胶片机拍，再用数码机拍，那么拍摄时间远不止25分钟，而老虎一直纹丝不动;比如他说闪光灯一闪老虎一叫他吓死了，躲石头后面了，一出来发现老虎跑了，其实闪光之后还拍了二十多张虎照……而柴静重点查证:周正龙下午5点多拍完最后一张照片下山，路途需要四五个小时，到家该是夜里9点多钟，可是向晚时分周正龙就下了山，出现在路边，拿着相机搭乘了村民的车子，车上的人们证明不仅看到周正龙而且看到了他数码相机里的老虎照片。所以，周正龙所谓“拍虎”是假的，甚至连“拍假虎”都是捏造的。

笔者分析，那假虎照里林叶繁茂，应是七八月份拍的，也就是7月6日陕西省林业厅论证通过华南虎调查报告之后紧接着所拍，只是把数码相机的日期调整为10月3日这个国庆长假里的日子;10月3日周正龙只是装模作样“上山拍虎”，他此前已陪着另外的人拿着年画纸老虎上山鼓捣出假虎照了。在这个作假事件中，由于当地官方利益共同体上上下下的冥顽坚持、不思纠偏，从而误导了不少公众。甚至何祚庥院士到现在还说，“我判断这起事件，是‘周正龙真的拍摄到了假老虎’”，并称“照片真假已经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找到野生华南虎”。还有一个自称反伪科学的斗士，则聪明地既批挺虎的，又批倒虎的，这样到了最后水落石出，无论谁是谁非，他都是对的。周老虎也培养了自己的一些铁杆粉丝，到如今还有的在攻击柴静和这个调查节目。

虎照疑云，早已无疑——它是假的，假得彻头彻尾。柴静还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背后有着一支优秀而强力的团队支撑，所以她的提问一个个都那么到位。还值得一提的是对评论者的采访，通过提问，将追问华南虎真相的意义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的评说是:“保护华南虎很重要，但是虎照的真假也同样重要;假如在华南虎的照片这件事上，真的存在着虚假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甚至是误导性的信息，我们又如何相信当地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去保护华南虎?”这将当地政府所披的高尚画皮干净地剥落，让观众看到什么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无诚意、无能力”;确实，政府失掉公信力，真是太容易不过了。而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则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就是你查到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节目最后，通过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饶的话，将“皮球”踢给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相信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会科学、认真地对待公众的这些质疑”。公众质疑是权利表达，因为公众的质疑权就是一种公民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每一位智商正常的人，都明白“质疑权”是“表达权”之一种。这是大道理，管着其他种种小道理。“嫦娥月照”当然不是“华南虎照”，质疑过后，是非真假清晰可辨。

最后，请让我们记住这个《新闻调查》节目里，主持人柴静那一次次嫣然一笑。会有太多的中国人，喜欢她那美丽微笑。

——摘编自《中国经济时报》，2007-12-14

请在网上浏览柴静的这一期节目，结合这篇文章分析“周正龙假虎事件”的调查特色。

故事一则

一天，一个盲人带着他的导盲犬过街时，一辆大卡车失去控制，直冲过来，盲人当场被撞死，他的导盲犬为了守卫主人，也一起惨死在车轮底下。主人和狗一起到了天堂门前。一个天使拦住他俩，为难地说:“对不起，现在天堂只剩下一个名额，你们两个中必须有一个去地狱。”

主人一听，连忙问:“我的狗又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能不能让我来决定谁去天堂呢?”天使鄙视地看了这个主人一眼，皱起了眉头，她想了想，说:“很抱歉，先生，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你们要通过比赛决定由谁上天堂。”主人失望地问:“哦，什么比赛呢?”天使说:“这个比赛很简单，就是赛跑，从这里跑到天堂的大门，谁先到达目的地，谁就可以上天堂。不过，你也别担心，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不再是瞎子，而且灵魂的速度跟肉体无关，越单纯善良的人速度越快。”

主人想了想，同意了。天使让主人和狗准备好，就宣布赛跑开始。她满心以为主人为了进天堂，会拼命往前奔，谁知道主人一点也不忙，慢吞吞地往前走着。更令天使吃惊的是，那条导盲犬也没有奔跑，它配合着主人的步调在旁边慢慢跟着，一步都不肯离开主人。天使恍然大悟:原来，多年来这条导盲犬已经养成了习惯，永远跟着主人行动，在主人的前方守护着他。可恶的主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他只要在天堂门口叫他的狗停下就可以了。天使看着这条忠心耿耿的狗，心里很难过，她大声对狗说:“你已经为主人献出了生命，现在，你这个主人不再是瞎子，你也不用领着他走路了，你快跑进天堂吧!”可是，无论是主人还是他的狗，都像是没有听到天使的话一样，仍然慢吞吞地往前走，好像在街上散步似的。

果然，离终点还有几步的时候，主人发出一声口令，狗听话地坐下了，天使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主人。这时，主人笑了，他扭过头对天使说:“我终于把我的狗送到天堂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它根本不想上天堂，只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才想帮它决定，请你照顾好它。”天使愣住了。主人留恋地看着自己的狗，又说:“能够用比赛的方式决定真是太好了，只要我再让它往前走几步，它就可以上天堂了。不过它陪伴了我那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着它，所以我忍不住想要慢慢地走，多看它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永远看着它走下去。不过天堂到了，那才是它该去的地方，请你照顾好它。”说完这些话，主人向狗发出了前进的命令，就在狗到达终点的一刹那，主人像一片羽毛似地落向了地狱的方向。他的狗见了，急忙掉转头，追着主人狂奔。满心懊悔的天使张开翅膀追过去，想要抓住导盲犬，不过那是世界上最纯洁善良的灵魂，速度远比天堂所有的天使都快。所以导盲犬又跟主人在一起了，即使是在地狱，导盲犬也永远守护着它的主人。天使久久地站在那里，喃喃说道:“我一开始就错了，这两个灵魂是一体的，他们不能分开……”

世界上，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在不同人眼中，却会看出不同的是非曲直。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都不可能站在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是或多或少地戴上有色眼镜，用自己的经验、好恶和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

读了这篇文章，你是如何理解人的客观性以及以人为中介的新闻客观性呢?

学者介绍

黄旦，1954年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系主任，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新闻理论、传播理论;研究方向: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

主要学术成果

《新闻传播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两本专著及《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全党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等三十多篇论文。现正在进行的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

主要观点

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透视西方有关传播者研究及其理论，从而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怀疑、批判乃至修补，是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和内在历史逻辑。从传播者研究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是西方新闻生产实践和传播者研究历史过程的一个基本线索，未来仍将在这个轴线上不断展开。

【注释】

[1]转引自［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74页。

[5]单波:《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第28～35页。

[6]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7页。

[7]张宗厚:《简明新闻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8]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9]转引自郭镇之:《“客观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第58～66页。

[10]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61页。

[11]黄旦:《作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页。

[12]陈霖:《新闻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13]雷跃捷语，转引自:《防城港日报》，2007年11月21日。

[14]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1页。

[15]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0页。

[16]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7]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8]［英］约翰·埃尔德里奇:《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邓天颖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9]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0]转引自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9页。

[21]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页。

[22]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04页。

[24]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25]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0页。

[26]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7页。

[27]［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28]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29]陈霖:《新闻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30]刘继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3、84、195页。

[31]黄旦:《作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32]［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33]邵志择:《新闻学概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34]参见百度文库:《周恩来外交小故事》。

[35]［美］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展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36]［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丁雪英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37]William C.Rivers，Cleve Mathews，Ethics For the Media.Prentice-Hall Inc.，1988，p.65。

[38]黄旦:《作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39]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

[40]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3页。

[41]转引自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8页。

[42]郭可:《从新闻客观性看中美两国报纸如何报道对方国家》，《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第27～30页。

[43]宋洪昌:《记者的人文情怀与新闻价值取向》，《青年记者》2007年5月下，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