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认识思想之变迁

媒介形态发展与 媒介认识思想之变迁

周　岩⁽¹⁾

任何媒介都会对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这里所说的媒介，不仅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还指一切能够传递信息的人造中介。所以，本文要讨论的媒介主要包括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以及以网络为核心的诸多新媒介。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与变迁，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开发等方面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微观的、立竿见影的、显现的，而有的则是宏观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进行解析和探索，而且还需要从哲学元理论的层面上给予关照。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技术的发展史，技术进步导致媒介形态不断演进，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不断地把人带入新的媒介环境时代，主要可以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邵培仁，2000，p.64)。对于技术与媒介的关系，麦克卢汉曾经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技术对媒介的关系就是大脑对精神的关系”，认为技术是硬件或容器，媒介则是软件或者说是我们使用技术的方法(林文刚，2007，p.179)。可以说，媒介就是我们对技术的认识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我们发明出什么样的媒介，就表征着我们对那种相应技术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而这就牵扯到了人、社会与媒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

每当一个新的传播时代来临之时，总有很多思想家会对新媒介进行审视和评价，并将其与既有媒介进行比较，进而阐发观点。这是因为新媒介已经开始对那个时代和社会带来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重构着社会生产和生活。一句话，新的媒介环境正在悄然地、不可阻挡地重构人、社会和自然环境，这肯定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原有媒介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全被打破，人们需要找到新生存状态的感觉平衡，而这势必会引起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的社会痉挛，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疑虑和惊呼，也可能出现恐慌和镇痛。

基于各个时代思想家的新旧媒介比较做法和寻求新平衡的生态思想，我在这里引入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集大成者尼尔·波斯曼的“教育的最佳构想是恒温器”这一观点，作为通篇的主要观察视角。“恒温器”这一比方的提出者是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波斯曼将这个比方用于教育，意图保存那些可能被遗忘的事物:

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环境呈现出创新势态时，教育就尽力保存传统。换句话说，社会受环境的约束时，教育就表现出创新的势态。无论社会是快速变化或是静止不动，教育都需要不紧不慢。教育的功能总是对潮流进行反制，并推出反面的景象。教育的恒温器观点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而是以平衡为中心(Postman，1979，p.19)。

“教育的最佳构想是恒温器”观点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其核心关怀是:“教育在它服务的社会/文化里要保持平衡。这样的平衡要求我们拷问并抗衡社会/文化当下的主导倾向。结果，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成为拯救并维持主导潮流影响之下失去的东西，也就是被忽视的、看不见的或被遗忘的东西。”(林文刚，2007，p.170)

探讨历史上思想家们对媒介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感触到人类发展史上各阶段对媒介、技术的理解，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这样一种想象中设身处地体会到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这样的思考有助于将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拓宽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更加深邃地探讨人类文明潜隐的意味与规律。

一、口语传播——抽象思维、辩论与记忆

语言(口语)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传播事件。有了口语，人类可以自由地沟通和交流，使个体经验、思想得到分享，进而建立起高效的社会合作。同时，口语促进了人的抽象思维，促使人的自我互动，使人的经验不断内化，形成思想。所以苏格拉底说:“脑子思索的时候，它就在对自己说话。”(林文刚，2007，p.189)

苏格拉底就是一位西方历史上出名的述而不作、靠两片嘴皮子而名垂青史的哲学家，他通常的治学方式就是向别人质疑、辩论，在不断地问答过程当中帮助对方把已经潜藏于意识中的真理诱导出来，好像是接生婆把腹中的胎儿接生出来一样，这种方法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助产术”。而这种思想助产的“辩证法”就是一种谈话、论战的技艺，就是通过口语辩论来寻求真理，可见用什么样的传播媒介所形成的媒介环境将会对思想、文化的走向产生多么强烈的软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却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他总是游荡在广场、庙宇、街头、作坊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管年少的还是年老的、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只要有人向他请教，他都会热情施教。他的这些做法充分展现了单纯口语传播的形式特点:不拘泥于时间地点，不拘泥于人群。他以市井社会作为传播的主要地点，当时市井社会的媒介环境是口语的。

口语传播环境产生了演讲和诗歌，这些文化形式都强调记忆。在口语社会的公共活动、文化庆典中，“律法”和“民俗”通过反复记诵与在此过程中以往表演在个体记忆中的复活等产生了埃里克·哈弗洛克的共鸣定理:

共鸣必须要有行为的重申相伴，共鸣和重申不能太新奇也不能太富于创新;为了适合记忆的需要，重申必须要和以前的表述(或经验)有相似之处，以便诱使脑子从一种状态跳进另一种状态，诱使嘴巴用恰当的发音紧紧跟上(Havelock，1982，p.15)。

传统通过不断重复以及在节日庆典中的不断翻演在人们的心中得到共鸣，有时候以诗歌的形式，有时候以讲演的形式。通过这样的手法，传统得以不断的确认和巩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也由此展开。

口语是人类媒介环境的初始状态，此后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以其新的媒介偏向去打破原有的媒介环境，重塑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媒介环境。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拯救并维持主导潮流影响之下失去的东西”，力图认识和纠正新媒介的偏向，以期新旧媒介的完美整合。而这往往又是不现实的，历史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过去的一些势必要失去，新媒介环境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文字传播——记忆形式的转变与质疑传统的保存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二件重大的创举。文字克服了口语的转瞬即逝，人类的知识、经验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人类历史不再依赖神话传说，而有了确切的记载;文字突破了口语的时空限制，扩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巴勒克拉夫，1983，p.124)

文字传播不同于口语传播，具有独自的新特点。很多思想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里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叙述特乌斯(Theuth)神的一个故事，特乌斯把自己的发明之一文字送给上埃及王塔姆斯(Thamus)，声称文字有助于记忆和智慧。塔姆斯答道:

文字是你的孩子，由于你喜欢它，你的断言就刚好和它真正的效果相反。如果人们学习它，它就会把遗忘植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停止记忆，因为他们依赖写下的东西，不再把外在的东西召唤到心灵深处去记忆，而是凭借外在的记号去记忆。你发明的文字不是用来记忆的秘诀，而是辅助记忆的手段。你给弟子们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只是智慧的伪装;你告诉他们许多东西，却不给他们传授智慧;他们似乎知道许多东西，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当人们脑子里塞满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幻想时，他们就会成为同伴的负担(柏拉图，2003，p.197)。

在这里，柏拉图借塔姆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文字的看法:文字不利于记忆，文字不利于真正智慧的学习。读者在阅读文字时，耳朵的资源受到了相应的压缩，造成了耳朵功能的“关闭”和眼睛功能的放大和延伸，造成了人的整体感官的失衡。所以说，文字是偏向视觉的媒介。这种对视觉的偏向不再需要口语记忆的资源去传达意义，于是人们的“灵魂停止记忆”。同时，口语传播中的人们可以质疑和辩论，而文字传播中的人却无法盘问一个文本，这就是文字媒介环境的偏向。媒介的偏向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塑造和限定着人的认知模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所以麦克卢汉指出: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塞满了显形的内容，我们的无意识容易受到媒介的潜意识影响(林文刚，2007，p.135)。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这种潜在的偏向，以恢复人的感知平衡，实现人、媒介、社会和自然界的平衡和谐。

尽管文字的出现对原有的口语传播环境造成了冲击，柏拉图等思想家对其评判并试图“拯救失去的东西”，文字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辩驳的。就连柏拉图自己也是充分运用文字的典型:柏拉图不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整天游荡在街头，他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形成了著名的“学园派”，而学校这种形式的成立与文字媒介的应用是分不开的。柏拉图还非常注重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得以流传至今。信奉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十分憎恨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为了阻断对手思想的传衍，他愤怒到要烧毁人家的著作，以至于现在仅剩下极少数德谟克利特的断片。德谟克利特虽被后人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影响力就远不如柏拉图了。

三、印刷传播——民族、个人意识的觉醒与技术、欲望的膨胀

印刷传播开启了人类近代传播的新纪元，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印刷传播的本质是大规模的复制，强大的文本复制能力首先、也是最明显地带来了文化的普及。在文字传播时代，由于书籍的匮乏和昂贵，人人学会读书写字是不可能也没必要的。有了印刷术之后，书籍的廉价和易于获取使得人人都能够拥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文化的普及有了基础。自16世纪，欧洲的学校教育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开始普及，识字的人数越来越多。18世纪后，欧洲公共教育开始标准化、体制化，人们普遍接受了普及文化的目标。可以说，印刷机是欧洲学校教育兴起必备的先决条件(林文刚，2007，p.285)。学校的体制化还导致了“儿童”观念的变化。印刷传播时代之前，欧洲社会没有一个明显的“儿童”文化范畴。但是，为了教育儿童，把儿童和家庭及劳动区别开来的需要日益增长，“儿童”的观念随之扎根。

(2)印刷传播导致了欧洲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在《95条论纲》中主张:既然印刷技术使人人都有一本《圣经》，既然人人都有神谕在握，罗马解释《圣经》的中央权威就没必要了。印刷术强制通俗化走向标准化。标准化的民族语使书面著作翻译成地区语言的工作，既更加容易又更加合理。翻译印刷的便利，加上机器印制的书籍携带方便，促进了基督教新教反对梵蒂冈思想的传播(林文刚，2007，pp.288-290)。

(3)印刷媒介环境有力地促使了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民族主义兴起的真正关键在于特定地区人群强烈情感的增长，如果这个地区的人对国家的感情超过了对他们所在部落或城市的感情，民族主义就兴起了(林文刚，2007，p.290)。印刷术兴起之前，欧洲各个地区的文字拼写是不一样的。印刷意味着整齐划一，意味着标准化，印刷传播使得欧洲各国文字逐渐实现了真正的统一。麦克卢汉指出:“热印刷媒介使人首次看到自己的通俗话，使人能够看到在通俗话地区范围内的民族的统一和力量。”(Mcluhan，M.，1962，p.138)于是，印刷术促使欧洲主要的地区语言走上了标准化，促进了超越部落忠诚的族群身份，族群身份的重点就放在语言忠诚上，这就为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

(4)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的转型。印刷术的标准化推广也进入到了科学领域，比如数学符号的标准化，书面材料开始标注页码，图表、索引和信息检索变得更加便捷。印刷传播可以广泛快速地和他人分享，进而别人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观察。同时，印刷术能使人精确地复制信息，这一点对科学要求的精确性提供了条件。

(5)印刷术促进了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在口语传播时代，人们的交流是面对面的，而阅读则是隐蔽的、个人的行为，人们逐渐产生了隐私的概念。我认为:

印刷术也是个人隐私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个人隐私又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和手稿文化里常见的书本相比，印制的书本更加小巧、携带方便，这就为安静角落里独自的阅读搭建了舞台，并最终为完全静默的阅读做好了准备。在手稿文化和初期的印刷文化里，读书往往是一种社会活动，一个人朗读，一群人听……

印刷术把语词变成商品。过去的集体交流的口语世界分裂成为个人声称的财产。印刷术对人类意识向更多个人主义的漂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Ong，W.，1982，pp.130-132)

许多现当代的媒介生态学思想家普遍对印刷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对印刷媒介偏向的反思和批判。印刷媒介是人类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近代工业技术让人们幻觉到人类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会，人的欲望开始空前地膨胀，对技术的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波斯曼认为:中世纪欧洲的三种发明是产生西方技术统治时代的主要原因。这三个发明是:机械钟表，活字印刷机和望远镜。技术至上最终导致了“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屈从于技术的王权”。艾吕尔则提出了机器的暴政，并认为技术至上的心态是野蛮和暴力的结构式邪恶(林文刚，2007，p.91)。

哈罗德·伊尼斯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他认为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伊尼斯，2003，p.4)。

这些思想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统治”、“垄断”等相近的意义，这充分说明了工业时代信息传播的视觉和速度偏向对传统媒介环境下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印刷媒介环境与工业文明总走向的一致性。

四、电子传播——情绪偏向、童年的消逝和“躲躲猫”式的世界反映

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发明把人类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电子传播时代。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相继出现，使得人类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诸多电子媒介中，电视的影响尤为突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学家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件事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林格斯，1966，p.8)。电视集视觉和听觉为一体，擅长直播，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电视是当代新闻信息和文化娱乐的主要提供者;数十年来，看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媒介面前，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电视环境的影响。而电视自身的媒介偏向改变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和社会文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波斯曼请我们意识到嵌入我们自己的延伸里的隐蔽的偏向，且用相应的方法去依靠并利用这些偏向。他认为:电视的偏向使图像的功能压倒信息中听觉的比例;图像正是电视吸引人的功能，也是电视人制作节目时强调的地方，无论娱乐节目还是新闻节目都是这样强调的。结果，语言的力度和重要性被图像削弱了。既然思想以语言为基础，那么电视偏离思想的内涵。所以，电视具有情绪的偏向，电视图像引起的是直觉的回应，而不是思想的回应。电视打动人、吸引人时，人们无法从正在收看的节目中转移注意力时，电视不是通过语言来传递思想时，人们往往就称赞电视(林文刚，2007，p.192)。于是，电视整体呈现娱乐化倾向，就连新闻信息类节目也成了内容的灰色区域，即所谓“信息娱乐”(infotainment)。

波斯曼警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我们在追求愉悦中耗尽精力，不注意文明被控制的方式，也不注意我们被控制的事实。我们最终被控制的原因正是我们自己。随时监控我们的不是奥维尔笔下的“老大哥”，而是我们看的电视，电视成了忠诚而可爱的家庭成员，电视是我们成为被控制的受害者的主要媒介。作为当代首要的媒介和文化力量，电视最有力地传播我们的文化，它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文化。与此同时，凡是被它触摸过的东西都被它变成纯粹的娱乐。结果，我们的文化生活世界只不过是娱乐而已(林文刚，2007，pp.174-175)。对于电子传播对人的认知影响，波斯曼用了生动的“躲躲猫的世界”来形容: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尼尔·波斯曼，2009a，pp.70-71)。

波斯曼还探讨了电视对于儿童的影响，他认为电视将原本我们极力向儿童保密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正在出现的新媒介环境给每个人提供的是同步的、同样的信息。由于我描绘的这些情况，电子媒介不可能保守秘密。没有这样的秘密，童年就没有了”(尼尔·波斯曼，2009b，p.80)。

波斯曼在探讨教育问题的时候，发出了家庭及其价值已经崩溃的感慨:电视所提供的娱乐和狂热的物质主义暂时地稳住了年轻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真空，但令人痛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娱乐和狂热的派遣不过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它们并不能填补年轻人生命中那个生存的漏洞。波斯曼认为教育迷路了，当我们总想努力赶上时代以便吸引电子时代的学生的过程中，我们抛弃了现当代公共教育依据的印刷文化标准。结果，教育界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丧失了历史感，忘记了历史的重要性。我们把文化素养越来越推向废物箱。当大学教授要求学生读十年前的书的时候，学生就认为老师落伍了，认为老师跟该领域前沿的东西格格不入。波斯曼感到我们赞成时髦和当下思想的同时，牺牲了维护和主张普世思想的工作(林文刚，2007，pp.182-184)。

对此，波斯曼主张用保存印刷文化的方法来抗衡电子传播的偏向，这也是他利用整体平衡对抗文化倾斜的媒介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波斯曼有力地提醒我们，印刷文化馈赠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利用语言天赋，他要我们注意:我们成为文明开化的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将来怎么走，这一切和印刷文化的馈赠密不可分(林文刚，2007，p.194)。

五、网络传播——人性化、补救性和“软利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电脑从开始时的几间屋子大小，到现在的PC机、笔记本、平板电脑;同时，手机功能不断强大，融合了各种媒体，逐渐变成了集通信和信息处理、在线娱乐于一身的掌上电脑。此外，博客、维基、“第二人生”、播客、掘客、推特、微博等新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作为当前发展最快，影响力逐渐最大的媒体，逐渐形成了网络传播的新时代。

当前的数字技术新媒介融合了传统媒介的各种功能，是典型的融合媒体。在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传播生态学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和以往的许多思想家的悲观、保守观点不一样，媒介生态学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保罗·莱文森可以算是典型的乐观派。在系统观察媒介发展的历史后，莱文森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得到灵感，仿效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把人比喻为“自然环境”，人要对技术和媒介做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认为: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总有办法扬起长而避其短。这就是他的媒介演化的“人性化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可以说，在莱文森之前的思想家普遍把媒介当作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之中，势必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这种理念之中暗含着人是被动的，媒介决定着人。而莱文森的视野是互动的，人对技术来讲也是环境，因为技术是人创造的，技术也要去适应人这种环境。这里的关键之所在，是人必须要进行理性的选择，这就跳出了“技术至上”、“机器的暴政”的人为桎梏。在此基础上，莱文森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人性化”。这就是莱文森的“补救性媒介”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莱文森，2011，p.3)。融合型媒介的不断自我补救，其实是对其不够人性化的自我改良，不断地将自身的媒介偏向往平衡状态修补。

新媒介自身偏向的日臻完善，人们的使用也就更加广泛和频繁。新媒介的政治偏向明显地靠向广大社会草根阶层。每个人都拥有在网上发言的权利，在这个无中心的虚拟世界中，谁都有可能因一条信息引爆出焦点问题，从而迅速成为网络中心，也可能很快销声匿迹。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重新赋权。而其社会偏向则更加物理空间的私密化和网络空间的狂欢。新媒体携带轻巧，随时随地可以发布和接收信息，人们得以更加私密地使用。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人们抛弃了现实世界的诸多顾虑，忘情地实现“超我”，也在恣意地放纵“本我”，形成了网络的众人狂欢。手机偷拍、限制自由、静默文本的诱惑、个人隐私的泄露、无处不在的监控等，形成了当代网络媒介环境下的新问题(莱文森，2007，pp.276-282)。媒介就像双刃剑，而信息是“一种轻盈、透明、无质无形连人手也难以把握的力量”。“它在我们使用的传播技术里流动，并使之激活”(莱文森，2011，p.1)。这一强大而柔软的利器是在媒介里流通的信息，莱文森把它形象地称之为“软利器”。“软”决定论认为媒介是促成社会变化(变革)的关键原因之一，所以媒介“软”决定论相比较媒介决定论，显然有了更客观和更圆润的解释。

六、结　语

新媒介的发展以及占据新媒介环境的主导地位，是历史的趋势，不可阻挡。其不可阻挡的根本原因，还是它更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更加人性化，更加补充了之前媒介的不足。

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固有的偏向，而人类指望通过退回到以前的媒介环境来弥补现状根本不可能;而部分地退回到以前，只能通过对新媒介的补救和改良，从而出现更加人性化的补救性媒介。这就是典型的用一种新技术去改良、修正原有技术，而新技术还会有问题，于是，人类的发展就成了总在改良、总还有新问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总之，任何技术给人带来的都会有好坏两面。莱文森的总结是:媒介是软刀刃，人是刀柄，媒介对物质世界进行加工，“我们使用的信息技术的软刀刃最好是与血肉之躯的刀柄连接在一起，与可以接触到的实物活动联系在一起。首先，我们人类发明和应用的这些软利器的最锋利的刃口就是在这些物质活动中兴起的”(莱文森，2011，p.9)。

【注释】

(1)周岩，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