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支持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拉斯韦尔(1948/1960)指出,在社会中形成并传播的价值观构成了支持整个社会网络的意识形态(1960, p．123)。他认为,在世界政治思想冲突中,“执政的精英互相视为潜在的敌人……对方的意识形态可能对国内不忠的那部分人更有吸引力,并且削弱了每个统治阶级的国内权力地位”(1960, p．124)。

拉斯韦尔还指出:“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特别警惕,并依靠传播作为维护权力的手段。”(1960, p．124)在讨论阻碍一个社会有效传播的因素时,拉斯韦尔提出:

对社会整体的有效传播最严重的威胁与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尊贵所持的价值观有关。也许媒介权力扭曲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发生在精心修改传播内容以迎合或反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与财富有关的权力扭曲,不只出于财富影响市场的企图,也由于人们对经济利益的僵硬观念。上层阶级的人士只与同一阶级的上等人相处,而不接触其他阶级的成员,从而忽视了修正自己的看法,这是发生于尊贵社会阶级的无效传播的常见例子(pp．126- 127)。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介正在极力吸引更高层次的受众(即那些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从事体面职业的人),以期吸引那些提供高价消费品的广告客户。在此过程中,媒介设计传播内容以符合那些追求高层次受众的兴趣。因此人们指责媒介未能反映拉斯韦尔所指出的其他阶级的担忧、意见和观点。媒介遭人诟病的一个广为提及的例子就是在60年代中后期横扫美国的城市骚乱中体现出来的反面功能,引起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倍感挫折的少数民族未能通过媒介渠道向一般大众发泄自己的积怨。

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协会主席格里恩(Loren Ghiglione)指责编辑们“更多地以生活舒适者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变化”。他说:“我们通常将自己当作与权势集团作战的大卫王,但是大众更多地将我们看成维持既得利益者现状的巨人歌利亚”(Jones, 1990)。

随着媒介更多地采用高层次内容,记者、编辑、摄影师和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更多地从中上阶级或者是那些盼望进入中上阶级的人才中遴选,这些人才则认同于接受采访的官员立场。人们常指责,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对官方的认同及进入中上阶级的热望,使他们对社会的报道常常带有不自觉的偏见。媒体的从业者通常极力否认这些指责,但是他们的报道和编辑风格却常常出卖他们,暴露出他们的真实立场。

表15．5　大众传播功能分析(依据拉斯韦尔和赖特的理论)

资料来源: Adapted from CharlesW. Wright(1960).“Functional Analysis in Mass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605- 20(winter). Also see: Charles R. Wright, 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3rd ed.), pp．4- 6.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6); and Harold D. 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in Wilbur Schramm, ed., Mass Communica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0, pp．117- 130)。

过去,电视网的高层管理者极力否认节目的赞助人曾对播出节目的内容和形式发表意见。然而,要么是节目的制作过程改变了,要么是电视网对其经营方面的讨论变得越来越直率了,总之,一份报纸的辛迪加专栏文章的导语在报道本季即将在一家电视网上推出的一个娱乐性节目时说:“几个月以来,全国的电视评论者都拒绝对这个新的秋季节目发表评论,但是CBS已经从赞助商那儿得到了热烈的赞同,而这个群体的评论是最有分量的”(Gendel, 1986)。

以前,电视网中的早间新闻是由新闻部门制作的;而现在却属于娱乐部门。这些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节目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新闻节目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娱乐特征。这些节目是按照广告商的需要设计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高层次”受众。真正的现实(hard realities)和这些新型信息娱乐表演(infotainment shows)之间的差别有时很突出。

谈及社会中的信息流动,拉斯韦尔(1960)说:

如果统治阶级害怕大众,统治者便不会让普通百姓与自己一起知道事情的真相……其差异的程度便是统治集团歪曲现实真相的程度,这个限度是他们认为维持其权力必须依赖的……由此,传播的渠道就会受到控制,这种控制是希望按照执政者的意图来组织广大社群的注意力,其方法是只对巩固统治集团的权力地位有利的事件作出反应(p．129)。

“五角大楼档案”中所保存的有关越南战争的真相未能为广大美国公众所知晓。对它的揭露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支持了拉斯韦尔的上述观点。另一个例子是公共广播电视公司长期挣扎于经济、政治的控制中。国会、总统和许多经济、政治集团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影响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并消灭那些与他们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而这违反了1967年建立公共广播电视法案的基本原则。这些力图控制公共广播电视的办法甚至包括取消政府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所有财政拨款的提议(Wicklein, 1986)。而公司赞助者则大量选择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予以财政支持,以影响其节目方针(p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