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自信与价值观安全

三、意识形态自信与价值观安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这样说，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格局和安全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安全来定义的。冷战就是它的直接产物。在今天，构成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冲突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意识形态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分歧和各自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坚持是中美文化冲突和国家安全利益冲突的根源。它将长期存在并影响和主导中美文化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是如此，中国与欧盟之间也是如此。如何克服意识形态障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互相尊重，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由意识形态冲突而引发的国家文化安全利益冲突，也就自然地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

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也是构成当今国家文化安全两种最重要的安全形态。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历届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一直把维护和捍卫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定义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生活方式是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和表达方式。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国家安全具有普遍性意义。在设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列为重要内容，这就赋予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国家安全的意义。“价值观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也就自然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述的内容。因此，虽然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没有“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概念，但是，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一对概念的使用和强调，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是包含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美国有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这就使“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基本范畴的意义，从而成为一组重要概念而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不可或缺的概念范畴和对象。

“价值观外交”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安倍政权在东南亚国家推行的一套以围堵中国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以自由、民主、基本人权为内容的共同价值观。直接地把“价值观”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安全战略手段，凸显了日本在文化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巨大分歧，并间接地提出了“价值观安全”这一命题。也就是说，“价值观外交”战略的提出本身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和中国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的，按照价值观划分国家关系，中国是我们在价值观上的对立面，从而把中国在国家关系层面上直接地推成为日本价值观的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安全困境命题，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价值观问题上的东亚安全困境。

意识形态更多地涉及国家利益，而价值观则更多地涉及身份认同。由于身份认同的模糊会直接影响到作为个体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接受模式和接受程度，因此，维护和确保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安全就具有国家文化安全意义。历届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美国人的“价值观”特别地列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这和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重新建立对一个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的接受和认可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身份再建构和再认同过程，而由此促发的国家社会安全冲突往往就产生于这个过程之中。这就是移民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移民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本质上就是从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转变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导致的价值转换冲突。这是现代国家在实现文明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