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是它们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是政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表达方式。^[36]中国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立宪原则的国家。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我们将与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长期处于对峙状况。2008年，“3.14”西藏暴乱和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这两个事件西方媒体出现的一边倒的现象表明意识形态领域对抗的严峻形势。

从政治学上分类，中国的国家体制属于列宁主义政党制度，列宁主义政党制度是以意识形态原则为使命与纲纪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整合方面的功用，远比西方多党制国家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要得多。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生命。它承担着论证执政党的合法性的功能、政治凝聚功能、动员社会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的功能，以及政治精英的政治录用功能。^[37]

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在汹涌的全球化与网络化浪潮前打开了紧闭多时的国门，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外在宏观环境与特殊际遇。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话语”、“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成为人们不可离弃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和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当全球化浪潮溢越中国的国门后，它夹杂着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价值与规范造成全面冲击与震撼。特别在当前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网络环境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信息传输的便捷性、隐蔽性、宽域性特点，利用虚拟世界信息无国界的特性，向全球贩卖其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念，从而形成网络和技术操纵下的文化霸权与政治价值霸权。^[38]

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因为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还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原有的社会制度，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了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39]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转型，意味着要把现今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变革中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压缩在几十年的短时期内加以解决，这样一来，出现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40]由此来看，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引导。

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41]阿多诺指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等加以实现的。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42]正是由于传媒具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此，把传媒做大做强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