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与意识形态

第二节　接合与意识形态

一、接合的理论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导论中，为说明接合概念在欧洲政治、文化思想中的存在与作用，拉克劳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作为欧洲霸权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的没落，一个是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兴起，最后是民主概念的变化。第一个表明了“拆解”过程：“对现存社会秩序、私人财产以及被资产阶级认同为社会存在的其他原则的辩护越来越少地显现出与君主制度有什么关联：这两者间的同一性(它一度构成专制主义政治话语的核心)开始消解了，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阴影与声音间的关系一样。”^[12]第二个表明了“新接合”的过程：“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的观念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范围内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接合在一起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13]最后一个是“再接合”的例子：民主这一概念在古代社会具有一种否定性的意味(它表示“暴民统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它成了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它与自由政治话语接合在一起，这一接合进程贯穿了19世纪。十分清楚，这三个例子所涉及的组合因素都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虽然拉克劳没有对这几个例子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但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他要传达的无非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一个接合实践的场所，在其中接合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性的、本质的和内在的，接合的条件是复杂的、差异性的，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其完成的方式和进程也没有必然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接合是一个政治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是意涵性的、激发性的。

可以说，如果离开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谈论接合，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联系、关联、结合等表述方式来替代它。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接合概念的独特意义就立即凸现出来：接合排除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单一的对应，它与话语实践密不可分，它排除任何先验性规定和还原论倾向，接合没有既定的普通主体，它本身是一种暂时的固定状态。这样一来，通过接合这一概念，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构成及运行机制有一个更清楚的哲学透视，就如斯图亚特·霍尔所刻画的那样：“一种接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变成或不变成某些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何以思考属于主体的、必然的想法;接合理论使我们能够去思索：一种意识形态何以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14]

诚然，拉克劳对接合概念进行理论阐发，其最初用意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拉克劳并非先确立了一套完全定型的、成熟的接合理论，然后照此理论对意识形态进行审究。实际的情形是，接合理论本身也有一个渐次的演进过程，把接合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第一步而非最后举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合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说有一种互馈性的双赢效应：通过引入接合的观念，可以对意识形态性质及构成的理解产生新的透视;而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接合概念的特性和理论功能更清晰地展示出来。对意识形态而言，接合是清洗剂和解毒素;而对接合概念而言，意识形态是其获取具体化的空间和确证的方式。

这意味着，接合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接合实践”，那么，这一“接合”的冲动又是何以产生的呢?诱发灵感的源泉又在哪里呢?此一“接合”欲达致何种效果呢?只要通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而在该书的导论中，拉克劳在谈及写作目的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概括，他认为，有两大障碍极大地妨害了理论实践，这便是概念在常识话语层面上的意涵性接合以及成为本质范式的理性主义接合，它们“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令人不满意的状态”。^[15]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历史性地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范围之内，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趋于自动地变成理论规定。就像拉克劳指出的，对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分析诚然离不开概念式的理论规定，但是，不能将意涵性接合看作是理论规定的必然性总体，否则就会导致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个范型性关系的公设：所有的矛盾都被还原成阶级矛盾，即是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任何因素和矛盾都必然有一个阶级归属。拉克劳认为，单就第一方面的障碍来说，只要将理论规定的整体不当成是概念规定性的逻辑性固有展现，这一障碍还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一旦第二方面介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就成了致命性的痼疾。“悖论性的结果是：理论实践无需去矫正政治话语的意涵性接合，因为如果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定都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它们因此也就是对主体的阶级本质的表达。”^[16]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方面主要针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重心显然落在第二方面，因为阶级还原论这个“毒瘤”不除，政治话语层面的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也无法根本彻底清理。颇有兴味的是，后来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前半部分的思路与叙述顺序恰恰就是从对第一方面的批判过渡到对第二方面的批判。

二、接合与意识形态要素

当然，这只是梗概式的描述，况且，对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的界定，拉克劳早期与后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拉克劳的早期文本中，所谓意涵性接合的本质主义主要是针对意识形态中的阶级还原论来说的。如果要论拉克劳思想发展的具体轨迹，要论他思入此一问题的特殊理路，我们必须作更加缜密细致的微观说明。

我们知道，拉克劳与莫菲早期都曾受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很深的影响，但这两人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莫菲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主要受阿尔都塞的影响，而拉克劳则对普兰查斯更着迷，《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四篇论文除第一篇《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外，其他三篇均涉及普兰查斯，其中两篇—— 《政治的特性》、《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专门讨论普兰查斯的思想。普兰查斯所以对拉克劳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兰查斯不是像阿尔都塞那样着重在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上下功夫，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问题，诸如政治权力、国家机器、阶级结构、专政与独裁、意识形态危机是普兰查斯萦思常虑的重要主题，正如艾伦·伍德所说：“普兰查斯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不仅是因为他或许是后阿尔都塞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他做了许多工作，将这一传统运用于关于当代社会主义政治问题的基础的哲学分析当中，而且是因为他在指导马克思主义者去关注长期被忽视的理论问题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的影响的程度将足以使得他可作为一个范例而被挑选出来。”^[17]通过拉克劳对普兰查斯作品的分析，我们知道，普兰查斯对拉克劳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比如普兰查斯对人民同盟策略的赞同，对阶级性质的新阐发，对国家机器的非工具主义的理解以及他著名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等等。但是，拉克劳对普兰查斯思想的接受有一个关键区域、核心部位，这就是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拉克劳为何对普兰查斯分析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法西斯主义与专政》特别青睐呢?原因就在于，普兰查斯在对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中突破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惯常的单一矛盾决定模式，而将意识形态危机视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在普兰查斯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浮出既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的产物，在意识形态霸权出现空场的情景下，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将种种意识形态碎片“缩合”在一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它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收编并“熔合”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正如拉克劳所正确指出的，普兰查斯这一分析的有效性依赖于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小资产阶级概念。但由于普兰查斯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不是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同一地位，所以，意识形态概念就成为这一分析中最为基础性的理论支撑因素。

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阐发就如同他对阶级的新定义一样，竭力把结构主义的范畴和解释框架投射进来。他将意识形态描述为包括多方面表达向度的、与信仰相对协调的结构性总体，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并不是处于由经济单一决定的像“水泥”一般地封闭而固定的状态。拉克劳认为，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个特征：其一是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要素分析，比如，他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解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等要素构成因素，他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共谋关系，因为它们共享一些要素：诸如，中央集权主义，民族主义，排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反教权主义，等等;其二是，普兰查斯坚持，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是由异质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其三，普兰查斯认为意识形态有一个改变过程，譬如，他反复提及“变形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也谈到在意大利，自由的民族主义如何向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持续地变形”。尽管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方面特征仍旧包含许多问题没有阐释清楚，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有很大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化阐述给拉克劳带来重大的启迪和激发，从这一分析势必会诱导出这样的洞识：意识形态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脱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建构过程。而实际上，拉克劳在这一识见的基础上将普兰查斯的理论逻辑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要进一步给意识形态“松绑”，他要把意识形态领域变成一个自治程度更大的区间，就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拉克劳批判普兰查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是其意识形态独立化的首要一步。”^[18]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拉克劳在这首要的一步中，有一个附带的收获：从普兰查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特性时所不时地使用的“缩合”、“收编”、“复合”、“整合”等折射出流动性、构成性和联结性意味的语词中，拉克劳捕捉到“接合”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解释潜势。

在对拉克劳的《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的仔细解读中，我们发现，拉克劳引入“接合”概念是作了扎实的铺垫和稳妥的准备的，具体语境的设置是：先枚举了普兰查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的七方面基本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就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个特征进行评论，最后，拉克劳小心翼翼地、几乎是试用性地引出了“接合”这一语词：“意识形态因素的阶级决定，具体的意识形态作为诸因素的复合，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因素的收编(incorporation)或接合(articulation)而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变形——这一探讨方法有哪些值得批判之处呢?”^[19]在这里，“接合”与“收编”并置出现，而在这个并列链中，“接合”又尾随“收编”之后，这是无比珍贵的意义闪现的一瞬，这是一个书写的症候结点，这是延异的绝好例证，拉克劳在捕捉漂浮不定的能指，从“收编”滑向“接合”，也许有霎时的迟疑，但最终拉克劳停住了!于是，在这以后的下文，接合开始独立出现。所以，从拉克劳的叙述过程来看，“接合”源于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分析所涌现的理论激发力，“接合”诞生于拉克劳对普兰查斯意识形态概念所包含的困难的揭示与批判。应该说，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太惹人眼目，雅索普(Bob Jessop)甚至将之喻为普兰查斯整体理论构架中的“阿基里斯之踵”。^[20]然而，拉克劳却出人意料地在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发现了引人入胜之处。普兰查斯运用结构总体的观念重新思考意识形态，认为同一意识形态不仅在不同的社会构形层面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它本身也是由不同的结构性原素(ele-ments)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种历史性意识形态可以由不同的结构性原素构成，而同一意识形态原素也可能被相同的意识形态总体所吸纳。这种结构主义的阐释打开了意识形态在构成上的纯粹的单一性、在活动上的严格的封闭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斗争中的自主地位。

三、接合与非阶级意识形态

普兰查斯意识形态理论抓住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消除意识形态分析的经济基础决定方面无疑迈出了一大步，在探究意识形态形成与变化的机制上也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尝试与努力，这些积极成果都被拉克劳充分肯定并吸纳过来。但是，拉克劳敏锐地洞察到，在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结构总体中，虽然突显了意识形态组成因素的个别性、差异性，但在意识形态统一性何以生成这一问题上，普兰查斯的理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根本问题是，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虽极力脱出经济决定论，但仍然固持着阶级还原论，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性层面上。三个基本断定构成了普兰查斯无法超出的还原论局限：其一是，所有的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其二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其三是，所有的阶级都有必然性的、纯粹的、范型性的阶级意识形态。普兰查斯虽然将意识形态分解成结构性构件，但每一构件本身却又被牢牢焊接在其阶级属性上，即便某一具体意识形态有所谓的改变或变形，也只是总体结构上成分的增减或组合方式的调整，而每一构件本身的阶级归属保持恒定不变。用拉克劳的表述方式说，普兰查斯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规定之间建立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接合。

实际上，在拉克劳的眼光中，普兰查斯在意识形态因素与它的阶级归属间所建立的固定对应关系使意识形态本身的能动性和建构力量大大地受到削弱和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作用陷入瘫痪，所以他不仅要指出普兰查斯理论的不足，更重要的在于，他要在批判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入创造性的新阐释。他的这一抱负在《法西斯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的结尾中以庄严的言辞作了肃穆的承诺：“如今，适逢欧洲工人阶级之影响日增，并且在他们注定要将其斗争越来越构想为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及政治霸权的争夺之际，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出一种消除了阶级还原论的最后残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性了。”^[21]着眼于打破意识形态与其阶级归属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着眼于为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成”提供有力的观念支援，拉克劳开始淡化普兰查斯的经常用语(诸如缩合、收编、复合等)，有意地铸就自己的表述方式、打造具有一定理论容量的诠释性概念，所以，拉克劳对“接合”的启用从症候阅读的视角，既表征着对普兰查斯还原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道别或断裂，同时又展示出推陈出新的强劲建构意向。

拉克劳迈出的关键一步是将意识形态要素中性化，即是说将附着于其上的魔符摘除，从而增加其亲和性。他的论证一点也不复杂，因为在他看来，普兰查斯的分析根本就是建立在武断的教条之上，所以只需简单的归谬法就足以戳穿它的虚假性。比如，普兰查斯将自由主义视为处于资本主义竞争阶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拉克劳说，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却是封建地主的特色性意识形态;至于军国主义就更复杂了，“它并不必然是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19世纪的西班牙，黩武精神的宣告是早期资产者阶层典型的表达，而在二战后，遍及第三世界的军国主义通常是反帝和反封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22]再如，反犹太主义，它在19世纪的东欧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中世纪却间或是大众层面的意识形态要素。由此，拉克劳得出如下颠覆性的结论：“意识形态要素独立地看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内涵，这一内涵仅仅是这些要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23]请注意，这是拉克劳在该文中第二次使用“接合”，这一次是闪亮登场!既大胆又果敢，没有流露出丝毫推敲与斟酌的痕迹来。接合在这里开始被郑重地赋予了一种理论担负：不是先验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特定意识形态诸要素的统一性，而是接合活动本身构造了它。

拉克劳对意识形态先验阶级性进行了爆破，阶级归属的一统天下和绝对宰制崩塌了，意识形态的碎片由于脱出了阶级关系的缚系，从而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层游移穿梭。当然，拉克劳此时并没有告别阶级，也没有彻底摒弃阶级意识形态，他还在阶级霸权的框架内思量意识形态要素。正是在阶级意识形态对非阶级意识形态的争夺上，接合实践才显得异常重要，一如艾伦·伍德所描绘的：“这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意识形态一同出现;但是由于它们在原则上是独立的、中性的、没有阶级特性的，它们能够从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中分化出去并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同化。比如，统治阶级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通过把人民—民主意识形态适用于其自身，从而调和对立的能力。”^[24]既然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涵义并无必然的阶级归属，因此我们才迫切需要思考在特定意识形态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以及构成社会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接合”的建构意义，意识形态固定阶级纽带的断裂把接合实践推向了前台，推向了政治话语的中心场。

截止到目前，我一直在“接合”的发生学意义上力图展示出接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这样的透视，我们能清楚地领悟到接合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所可能含纳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理论担负，从消极的意义上，它排斥了洞穴式的意涵规定的专制，从积极的意义上，它把自决定机制引入了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拉克劳真正废弃了作为静态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学说，因为，如果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接合实践，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过程，就是政治话语的结构运作，这一运作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性的、流动的和部分性的，因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在“物质性”中存在的观点才能在新的意义上得以阐发，也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拉克劳接合概念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重大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