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新闻业

第二章　种族、意识形态与新闻业——黑人民权运动与电视新闻

简·罗兹

●为什么争取公民权利会成为电视新闻的一个流行话题?

●电视记者如何架构这种全国性危机?

●为什么黑人民权政治运动的出现使新闻媒介陷入窘境?

●黑人民权运动家如何利用电视推动他们的运动?

●在对黑豹党的报道中，电视新闻在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这些报道如何持续地塑造了我们对种族和抗议的理解?

种族意识属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有各自具体的内容，并且随着政治、社会、文化和人口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世界中，这种思想意识基于这样的假设: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群体，人们的相貌和行为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种族。尽管科学家们对人类可以划分为纯粹而明晰的种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这种生物决定论的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在美国，人类种族差异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探索新世界的运动，当时他们在探索活动中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增加，非洲奴隶贸易也开始出现。包括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 Man)和奥尔登·沃恩(Alden Vaughan)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追溯了欧洲人与不同种族人的早期接触，并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的一种等级秩序，宣扬白种人在道德、智力和身体素质上的优越性(Jordan，1977; Hors Man，1981; Vaughan，1995)。这种观念的传播为对北美掠夺抢劫、灭绝不友善土著居民以及奴役非洲人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长期以来，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了一套精巧的理论框架和公共话语，以图加强一种观念，那就是:非白种人是低下的，无法自我管理，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他们威胁国家的稳定。

自美国建国之日起，新闻界在传播种族思想意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为了反击白人媒体对种族的歪曲和他们所建构的种族神话，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媒介。直到20世纪初，美国报纸和杂志都是高度政党化的，常常公开声明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反对废除奴隶制度，支持迁移印第安人。它们是反移民的助推者，本土情感的激发者。那些与不同种族的人交流有限的读者依赖充斥着刻板印象和扭曲事实的新闻报道了解其他种族。在全国性的媒体中，通常会听到反对的声音要求终结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但是由于担心失去主要观众，他们的呼吁被普遍禁声。到了20世纪中期，新闻界领袖人士呼吁新闻界要发动一场严肃的职业改革，让新闻像其他领域一样认真地遵守客观、公正和真实的原则。例如1947年，新闻自由委员会(即哈钦斯委员会)宣布媒体责任应包括“如实地呈现社会群体成员的构成”，间接地提出了种族报道的问题(Leigh，1947: 20-27)。这使得媒体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媒体依然不够重视甚至忽略那些重大的全国性种族问题，像种族不平等、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等。

20世纪50年代晚期，基于南部的民权运动到来，对这些新闻业的传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下面的论述将重点强调民权斗争对美国新闻业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年代晚期黑人民权运动家成为新闻主体后，媒体陷入的困境。当时，电视作为新媒体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使得新闻成为视觉文化。伴随着电视的兴起，黑豹党之类的群体组织崛起。这意味着在美国社会，种族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在一个更重即时性和视听内容而不是复杂思想的媒介中传播。

1966年春，作为政治实体和视觉偶像的黑豹党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的电视上。当时，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博比·西尔(Bobby Seale)⁽¹⁾还在计划创建这个日后著名的组织。美国的两大全国电视网报道了在阿拉巴马朗兹县(Lownde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简称SNCC)领导的选民登记工作，领导这个黑人群体的政治组织后来确立为黑豹党。那时，在这场运动前沿最显眼的人物是SNCC的年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为了争取选举权，卡迈克尔宣布阿拉巴马黑豹党成员要实施“黑人力量”(Black Power)⁽²⁾(参见Van Deburg，1992)。

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派遣了记者前往美国社会种族隔离的顽固地带，阿拉巴马州的海纳斯韦尔(Haynesville)，去采访当地黑豹党的工作人员(《CBS晚间新闻》1966年3月10日;《ABC新闻》1966年5月3日)。1965年，正是在这个城镇，一个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判四名3K党成员谋杀维权工作者维奥拉·柳左(Viola Liuzzo)的罪名不成立⁽³⁾。《CBS晚间新闻》的记者站在朗兹县的法院前，把南方的种族主义比作其身后这幢高大宏伟的建筑，他用庄重严肃的口吻说道:“新粉刷的油漆颜色——白色，非常富有象征意义。每天这幢大楼里的白人官员们在这个白种人不及黑种人1/4的县里征收税款、管理学校、挑选陪审员、处理法律事务。”(《CBS晚间新闻》，1966年3月10日)在CBS的报道中，黑豹党事件被认为是一场黑人向白人的权威地位反抗的崇高运动。那个站在镜头前拉长调子说话的白人长官就像是敌人的化身，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所有的黑鬼都是公平的、坦诚的，这一点他们都知道。”最富视觉冲击力的镜头是摄像机定格在一个怒吼的黑猫标志上的画面。设计这个黑猫标志是因为阿拉巴马法律规定政党必须拥有一个便于不识字的选民确认的标志。在这些媒体建构的话语中，黑豹党宣扬平等民权，仅仅在政治选举的合法领域内开展活动。最后，在报道结束时，记者约翰·哈特(John Hart)总结该事件是一次正义击败非正义的胜利，“在这里黑种人的潜在力量已经改变了该县的政治气候”(《CBS晚间新闻》1966年3月10日;《ABC新闻》1966年5月3日)。

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报道过美国南部的罢买、静坐、自由乘车运动⁽⁴⁾以及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记者来说，这样的叙事是熟悉且舒服的。据一位历史学家说，1957年发生在阿肯色小石城中央高中那场耗时持久、充满暴力的事件⁽⁵⁾“成为电视时代的第一出现场新闻秀”(Branch，1988: 270)。电视新闻对于民权运动的可视性和全国动员都非常重要。NBC资深新闻记者理查德·瓦雷里亚尼(Richard Valeriani)曾报道过多起类似的戏剧性事件。他指出，“电视有助于加快时机成熟的运动的进程”。电视新闻提供的视觉证据“迫使印刷媒介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更为诚实”(Williams，1987: 270)。运动的组织者们十分了解电视的重要性，像马丁·路德·金等人都希求获得全国媒体的认同。当国民警卫队、美国司法部长甚至总统都不得不参与到这场辩论时，民权与它的领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富有价值的新闻主体(参见Garrow，1986和Payne，1995)。

美国媒体惯用二元对立构筑民权运动，复制美国新闻界的标准价值:高尚与邪恶、公正与非法、北方与南方。在新闻的筛选过程中，记者突出和强化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新闻的框架(Entman，1993; Gitlin，1980)。先前的事件对于界定和改变媒体的新闻框架至关重要。在一个反战情绪高昂、社会动乱加剧、城市暴动增多的时期，早期对黑豹党的报道契合了既有的报道框架:黑人抗议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非裔美国人追求政治和法律的平等机会是关于种族的全国性话语，位于这些报道的核心。对于种族融合的社会关系，白种美国人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是除南方人之外只有少部分人敢公开否认宪法赋予黑人的权利。在电视上，这场运动获得了更高的曝光率，同时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参与到该运动中来，这绝不是巧合。参加抗议的白人和黑人一起被捕的场景，来自北方的年轻白人被残杀的惨剧，都促使该运动成为新闻商品。由于电视新闻能够对斗争、冲突进行清晰详细的报道，能够唤起北方白种人的道德愤慨，因而电视新闻非常适合民权题材的报道。

然而，并不能按照民权新闻报道的逻辑推断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即使CBS在朗兹县的反复斗争中觉察到了“黑人力量”的威胁，它也不会在那些富有自由思想和同情心的报道中揭示这种担忧。但是，他们会马上把黑豹党的名字和形象从南方斗争场所剥离，进入北方的种族纷争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黑豹”所赋予的意义以及媒介呈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黑豹党将不再与赋予民权的合理要求相联系。

为了自我防御，黑豹党于1966年成立。本研究对早期黑豹党的电视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一些评论认为黑豹党受到了广泛而无偏见的报道。然而，本研究发现，当该组织在加利福尼亚组建的头两年，黑豹党很少在电视上出现(参见Pears On，1994: 338-339)。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有CBS电视新闻的影像档案、Vanderbilt大学的电视档案以及ABC和NBC新闻脚本。这里必须说明一下，ABC和NBC两大电视网从不为研究提供资料脚本，它们只为广播和娱乐目的销售它们的影像资料，因而限制了本次调查的范围。不管怎样，美国的电视网在1966年报道了两次朗兹县的黑豹党，1967年报道了6次“黑人力量”的崛起。直到1968年夏，新的黑豹党才成为媒介主体。从1968年7月开始，美国的电视网制作了30多次黑豹党同警方的冲突，以及对牛顿的审讯的报道。

关于黑豹党新闻报道和框架的转变例证了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电视新闻的权力在于它能够构建一个视听空间来反对甚至取代文字呈现。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经由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守门人集团制作的电视新闻如何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事件进行了建构，而不是客观地再现现实。借用鲍德里亚的观点，费斯克解释说，正是这种超现实的状态“使我们不能清晰而按照等级地区分现实与其再现，以及区分再现的不同模式”(Fiske，1994: 62)。实际上，视觉媒体所开创的领域自身就带有种族的烙印。斯图尔特·霍尔曾解释说，电视新闻是一个种族与权力斗争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推理出种族主义是所有调解种族差异报道的思想基础(Hall，1980: 28-52)。

在美国，种族观念在媒体呈现中根深蒂固，其根源在于白人(或全国人)对黑人的垄断式想象。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 On)就很有力地阐明了这点:“美国人谈论自己的明显方式有时候是寓言式的，有时候是隐喻式的，但是一旦再现非洲人时，就哑口无言了。”(Morris On，1992: 17)和他们的在其他公共机构中的同仁们一样，美国白人记者被这种种族间意义深远的关系深深影响和塑造。谈论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动乱，就是以各种形式唤起对黑色的恐惧。莫里森把这种对非裔美国人的形象建构概括为“混合着黑皮肤、他者、恐慌和欲望的一团，是独特的美国式的”(Morris On，1992: 38)。这种种族想象在广播电视媒体上形成了对20世纪60年代“黑人力量”(歪曲)呈现的基础。当面对新的、交战的、反抗的黑人表达形式时，全国媒体陷入混乱。在新闻把关人眼里看来，黑豹党这样的组织不符合传统的新闻价值，实际上它们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提出的范畴，如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民主、小城镇的田园风格和个人主义完全相反(Gans，1979)。最后，只能以最普通的新闻价值，如冲突与名流来再现黑豹党，因为黑豹党不仅代表着城市的政治纷争，而且还代表着黑人与白人、公民或外来者，和解还是对抗的黑人意识之间的冲突。

1966年春夏之后，当SNCC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H.拉普.布朗(H.Rap Brown)召集起黑人抵抗运动中年轻而激进的民权运动者，他们迅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这轮新的、更加密集的媒体曝光对于什么是“黑人力量”的鼓吹者转变了报道方式。电视新闻表述混乱，框架前后不一。它们搜寻清晰可辨的领袖人物和标志符号，强调煽动性的言论，而事实上却忽略了催发这场运动的社会政治环境。1966年6月，密西西比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场集会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记录下卡迈克尔对以往传统民权运动策略的不满。“我们说自由已经说了6年了，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卡迈克尔大声喊道，“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说黑人力量!”当SNCC的成员们在全国的媒体面前大声呼喊“黑人力量”时，黑人民族主义时代进入公共领域(Van Deburg，1992: 32)。新闻媒体将这些运动分子贴上武装分子、激进分子的标签。这些人挑战了他们的前辈非暴力、合法斗争的策略，对白人当局发出反抗的言论。

1967年中期，电视新闻对于这些运动积极分子的报道零散而简短，一个月只有一两篇报道。尽管如此，媒体仍然对那种受到压抑的愤怒和不满的宣泄极感兴趣。很快媒体就确认了“黑人力量”的“领袖人物”卡迈克尔、布朗以及种族平等大会(CORE)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并将他们作为每篇报道的中心。因此当卡迈克尔从起草委员会中得知草案要延缓的消息(1967年3月13日)，或者他在亚特兰大被监禁(1967年6月23日)，或者他访问法国(1967年12月6日)时，电视网都会报道他(《CBS晚间新闻》脚本)。就在这一年的春天，CORE的麦基西克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说，媒体总是孜孜不倦地关注黑人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其他的都忽略了。《CBS晚间新闻》对此作了报道(CBS晚间新闻文字稿副本)。但是，没有多少记者听他说些什么，对于黑人力量宣传者的报道依然持续着惯用的模式。

源自SNCC的黑豹党逐渐北上，并通过数次政治集会散布了“黑人力量”的信息。1967年1月，他们在芝加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支持陷入冲突的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黑豹党再一次被推到电视新闻领域的前沿，尽管实际上对于该组织什么也没说(《CBS晚间新闻》1967年1月12日)。黑豹党仅仅成了代表黑人武装反抗的符号。

不到一年，卡迈克尔、SNCC以及阿拉巴马黑豹党的电视画面就被换成了牛顿和西尔的新黑豹党。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活动分子受到了朗兹县黑豹党、卡迈克尔言论以及一些革命家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等人著作的启发。同时，20世纪60年代抗议活动的电视报道模式也影响了他们。即使是对早期民权运动激进分子的有限报道也对这些运动积极分子有强大的影响。前文化部长埃默里·道格拉斯(e Mory Douglas)回想他早年在黑豹党的时光，“就像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一样，现在你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个运动。你在电视上看到过马尔科姆·X，听人们谈论卡迈克尔和拉普·布朗……成为其中一部分能带来一种自豪感”(来自道格拉斯在《荣誉之眼2》的访问，1989年，第3集)。对他来说，亲身参与和电视观看几乎没有区别。绝大多数观众把这些新闻报道当作黑人抵抗运动日渐高涨的见证，但是道格拉斯把它们解读成政治和社会表达，回应了他对参与行动的渴望。全国观众对于牛顿、克里夫和西尔等名字耳熟能详，并且非常清楚成为一名黑豹党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地方媒体和电视网新闻媒体传递着对黑豹党的媒体呈现。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中，它们在塑造公共话语以及制定公共政策上扮演了着强有力的角色。

黑豹党表演给媒体看，而媒体也积极回应。这个更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新黑豹党通过不断制造吸引人们眼球的符号和言论博取媒体的注意。他们的支持者通过服装、准军事表演以及使用一些煽动性的言辞(比如用“猪”来形容警察或者其他当权人物)，极大地利用了视觉上的吸引力和价值。媒体报道中的黑豹党形象将一些种族主义话语的重要主题自然化，比如黑人倾向暴力对抗而非诉诸理性。从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开始，黑豹党就是以煽动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放弃传统的抗议形式，如设置罢工纠察队和示威游行等，武装监视警方的一举一动。电视摄像机捕捉到了黑豹党与白人当权人物紧张对峙的画面，画面中黑豹党使用了像“种族主义白人权力结构”和“种族主义猪”等话语，显示了他们潜在的、不易控制的威胁。牛顿解释说，使用“猪”字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因为年轻的黑豹党们将他们自己当作新一代的激进分子以出位。在晚间新闻中，黑豹党以“猪”字为惯用词汇，这有助于他们将自己建构为战斗者，对权力象征即使不是表达外露的仇恨，也起码表达了不敬。他们不是要求赋予他们权利的抗议者;他们是有武器的、愤怒的黑人，坚称要“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夺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黑豹党预计媒介框架，并利用媒体议程来为他们服务。西尔记得牛顿曾预测“报纸将叫我们流氓和恶棍”。但是，据西尔说，非裔美国人能根据这些称谓认识到黑豹党的巨大影响力。西尔预料他们的媒介形象会引起黑人们的注意:“他们叫我们黑鬼、暴徒和恶棍已经400年了，这并不能伤到我什么，我只是想看看这些弟兄们在干什么。”(引自Foner，1995: xxxi) 1967年春，电视新闻对新黑豹党进行了报道。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首府城市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举行了第一次公众展示，期望这次事件能够提升他们的媒体曝光率。1967年5月2日黑豹党成员向州立法机关游行，一些人还挥动着装好子弹的武器，从而成功跳过地方报纸直接登上电视屏幕。媒介对此进行了一天常规报道，它们录制了30多分钟的带子，记录了博比·西尔抗议武器管制法案的声明，并且记录了警察们穿梭在国会大楼以及大楼草坪上追捕他们的场景。“新黑豹党坚信黑人武装反抗的日子已经到来，”西尔宣告说(1号执行命令，1967年6月2日在黑豹党社区新闻服务中心再次刊发)。电视摄像机记录了在一片喧哗和混乱中，黑豹党被警察推挤、搜查和拘捕的过程。

这则报道首先在萨克拉门托和圣弗朗西斯科播出，全国性的报道只是淹没在电讯简报中。但是电视图像保留了下来，黑豹党广为人知的形象被不断复制，一遍又一遍地在全国报道中出现。今天，电视网的地方附属台记录的影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再现:黑色的贝雷帽，墨镜下无法掩饰的愤怒的黑色面庞，黑色的皮夹克，紧握的拳头，自信地挂在肩上的枪。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媒体对萨克拉门托的抗议运动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报道。但那时人们以为这只是地方新闻，不在全国媒介市场的兴趣范围。而一年后，全国电视网对黑豹党现象高度关注。这次事件显示了黑豹党和新闻媒体在知识形态和曝光方式上的较量与对话，最终黑豹党有效地塑造了它的媒介形象。黑豹党需要媒体的关注，并且它的部分领导人渴望获得名声或恶名。而媒体也需要不断地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全国妇女组织(NOW)的一项研究描述了这种对话关系，新闻媒体被视为该组织最重要的动员资源，让女性主义者借以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操控自己的媒介形象(Barker-Plummer，1995: 306-324)。这一模式可以用来理解黑豹党试图与媒体发展的关系。很显然，黑豹党主动地建构了自己的媒介形象。为了更具镜头感，他们的活动、行为方式、言行举止都经过精心的策划。然而，NOW、民主社会学生促进会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白人团体则无需同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和言论争辩(参见Gitlin，1980)。白人运动分子通常能在与白人记者的战略合作中受益，这些记者有的能够认同甚至支持他们的章程。

新闻媒体试图雇用黑人记者来报道黑豹党，如《纽约时报》的厄尔·考德威尔(Earl Caldwell)和《生活》杂志的吉尔伯特·莫尔(Gilbert Moore)。但是黑人记者很少，实际上几乎看不到黑人记者出现在电视上。1968年，社会失序全国咨询委员会即克纳(Kerner)委员会注意到:

记者行业在寻找、雇用、培训和晋升黑人方面非常落后。今天，在美国新闻媒体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当中，黑人的比例不到5%，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黑人拥有的机构中工作。

(克纳委员会，1968: 384-385)

尽管一些评论家曾断言白人记者对黑豹党太过同情，克纳委员会认为媒体和黑豹党之间实现双向有利的互动可能性有限:“通过新闻人自己，在不同新闻机构中形成报道黑人武装分子的指导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克纳委员会)虽然媒体对黑豹党的报道可能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就媒体呈现进行战略协商的机会是有限的，并且需要去争取。尽管媒体对黑豹党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黑豹党依然痛斥这些“种族主义猪一般的媒体”。休伊·牛顿将媒体的报道框架视为“对付黑豹党的宣传战”的一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媒体的不重视，公众从来没有清楚地知道，黑豹党的武装自卫行动只是党内领袖们所认为的反压迫自卫形式的一种而已。

(NeWton，1996: 34)

不管怎样，同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一样，黑豹党有目的地运用了媒体。电视逐渐成为全国主要的新闻和信息来源，这意味着引起电视的注意是任何团体实施政治动员的战略必要内容。黑豹党人对媒体的使用十分精通，他们很快认识到，媒体的关注能够用以吸引招募新成员，推进运动的发展以及将警察暴力等问题公之于众。在这段时期，电视业发现了新闻的娱乐价值，强调形式与收视率，而不是内容与社会责任。许多技巧和手段都用上了，比如注意节奏和编排，将类似的报道包装在一起，启用有影响力的主持人，避免复杂的思想观念。据政治学家爱德华·J.爱泼斯坦(Edward. J.Epstein)说，电视记者所投射出的思想偏见就是一切为了电视网的利益或者一切为电视网服务(Epstein，1975: 182-209)。如此一来，黑豹党满足了电视对耸人听闻、连续报道和增加视觉内容等方面的需求。电视观众不再满足于观看生硬的图表和有瑕疵的背景照片。他们需要富有动感和让人过目不忘的图像。

1968年夏，休伊·牛顿因涉嫌谋杀一名奥克兰警官而受审。此事件使得黑豹党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从7月开始，由于黑豹党努力为牛顿案争取支持，大量有关黑豹党的报道出现在三大电视网上。电视新闻对黑豹党所提供的标志符号和戏剧般的事件十分感兴趣。为了赢得舆论，黑豹党人在奥克兰、圣弗朗西斯科和其他美国城市甚至电影上展开了一场“释放休伊”的运动，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传单、海报并举行多次筹款活动。案子开庭时，数十位黑豹党人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阿拉梅达县(Alameida)法院外。他们站姿端正，高举横幅，以示与陷入战斗的领袖团结一致。《ABC新闻》的一则报道捕捉到黑豹党和支持他们的白人“嬉皮士”倾听博比·西尔谴责奥克兰警察局为“恐怖分子的组织”的画面(《ABC新闻》，1968年7月18日)。在陪审团审议期间，全国电视网又回头去报道了黑豹党大量的背景情况。牛顿的有罪判决吸引了新一轮的新闻高潮，引发了更多的相关报道。

为什么这些相对常规的法庭审理案件的报道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些报道叙事恰到好处地将黑豹党纳入到法律与秩序的新闻框架中。电视观众都熟悉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刑事审判制度可以看作是对黑豹党骇人举动给予公正的惩罚。休伊·牛顿被他的追随者捧为烈士，可以被框架为反英雄，或是警察国家的暴力受害者。同时，这场关于黑豹党的电视报道风潮发生于1968年全国民主大会召开之际。这次大会的电视报道典型地揭露了社会抗议的危机和警察暴力的程度。在大会召开之前，黑豹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大会期间将不会发动示威游行(《ABC新闻》，1968年7月28日)。无论怎样，他们是象征的和实际的存在，博比·西尔后来被指控为“芝加哥七君子”之一，在自己的法庭上扮演了明星的角色。

北加利福尼亚以外日益活跃的运动也提升了黑豹党的电视形象。曾经只能作为地方报道的新闻具有了全国报道的价值，特别是在电视网的总部所在地——纽约。民主大会刚结束，由150名非在职警官组成的一群人在布鲁克林法院袭击了12名黑豹党人。三大电视网立即对此作了报道。观众开始在奥克兰电视网以外看到对黑豹党成员和领袖的采访。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谴责了警察的暴行。几篇新闻特稿对黑人运动分子同白人警察之间的纷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同月，警方向位于奥克兰的黑豹党总部开火，焦点再次集中在黑豹党和警察之间的“战争”上(《ABC新闻》，1968年9月5日，1968年10月9日;《CBS晚间新闻》1968年9月4日)。这段时期所有的新闻叙述中，警察被建构成一个充满委屈的群体。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充斥着黑豹标志和游行队伍的黑豹党报道外，电视还制作了长期的报道，对警方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表示同情。

这一时期关于黑豹党的新闻报道典型地说明了媒体试图把黑人民权运动者纳入既存的报道体系中的努力。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白人反战激进分子的报道框架都不能轻易用于这场运动，它混合着黑人民族主义、自卫、左派意识形态以及激进而对抗的言论。黑豹党的电视形象和话语触发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男性力量、暴力的恐惧以及对一场彻底的种族战争的担忧。“失去控制的黑人男性形象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噩梦……”，费斯克在对20世纪90年代媒介事件的研究中提到(Fiske，1994: xviii)。早期对于黑豹党的媒介报道提示我们，种族话语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内心。

自从黑豹党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后，30年来，他们的形象始终萦绕在公众的脑海里。黑豹党的视觉形象和他们的言论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和各自的记忆中，不管我们是否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否与这个组织有过直接接触，或者寻找过他们。它们已经变成了黑人赋权或黑人堕落的象征。在当代的新闻报道、纪录片以及虚构电影中，它们作为历史资料不断出现。这些资料会干扰那些试图摆脱右派评论，重新认识20世纪60年代的人。近来，反映20世纪60年代的文本就尝试将黑豹党传奇边缘化，或谴责它。例如，政治学家米塔·孟德尔·雷耶斯(Meta Mendel-Reyes)，一个20世纪60年代成长的怀旧的孩子，提到“在政治话语里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负面形象，就会唤起人们对那些叛逆青年的回忆:凌乱的衣着、眼神愤怒的示威游行;穿着皮夹克戴着贝雷帽的黑豹党，持着来复枪，高声喊叫‘黑人力量’”(Mendel-Reyes，1995: 72)。

“黑人力量”像幽灵一般，人们对它的诸多反应进一步证实了奥米(Omi)和怀南特(Winant)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极大地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他们提到:“当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族群策略被黑人武装分子予以实施时，白人自由主义者陷入了恐慌。”有些人认为媒体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失败的主要因素(Gitlin，1998: 292)。其他人则警告要防止出现媒体的霸权式解读。哈林(Hallin)认为，“对新闻记者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不能确保媒体会持续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机构的合法化服务(Hallin，1994: 19-23)。在他看来，美国新闻业的矛盾性和斗争论本质使得它与政治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黑豹党事件中，美国的种族史和对社会动乱的担心都减弱了新闻记者对权力保持的距离。一旦警察部门、地方和州政府以及联邦调查局都认为黑豹党是必须根除的问题，那么黑豹党在媒体上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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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注: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博比·西尔(Bobby Seale)为黑豹党的创建人。

(2)译者注:“黑人力量”(Black Power)是SNCC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1966年提出的激进口号。它要求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而不能等待白人的“恩赐”。这实际上是放弃“非暴力”理论，鼓励黑人使用武力。在密西西比，“黑人力量”促使黑人注册登记为选民及竞选公职，促进黑人团结，寻求政治力量。

(3)译者注: Viola Liuzzo是美国人权运动积极分子，也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虽是白人，但积极参加争取黑人合法选举权的各种游行。1965年，马丁·路德·金演讲时要求大家一起在阿拉巴马州集会游行，在她驾车前往的途中，被三K党成员杀害。

(4)译者注: 1961年5月4日，7位黑人及6位白人示威者从华盛顿乘灰狗长途车，到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市，以此来打破汽车及候车室的种族隔离。当汽车行进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蒙戈马利市等地时与当地白人发生冲突，不少示威者遭打受伤。但4个月后，州际汽车及候车室取消了种族隔离。

(5)译者注: 1957年夏，阿肯色州小石城教育委员会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9月2日，在秋季开学之际，该州民主党州长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为此，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在25日派美国陆军101空降师维持秩序。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小石城事件”被看作是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