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媒介集团与

第二十五章　新闻业，媒介集团与FCC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美国政府是用商业机会来换取媒体的支持吗?

●美国新闻媒体能否扮演服务于公众的监督者的角色?

●美国新闻媒体的所有权是否过于集中?

●FCC在2003年做出撤销管制规定提案的目的究竟是为了特殊利益还是公众利益?

2003年6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五个成员以3∶2的投票结果(其中共和党3票，民主党2票)支持通过了媒介所有权管理变化的议案，这种变化将极有可能加强媒介集团的兼并和收购活动。对于国会和公众来说，在投票之前无法找到准确的措辞来形容这次投票结果。FCC主席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反对要求推迟投票的呼声，其后他又反对推迟执行这些变革。

乔治·布什在2001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便任命了迈克尔·鲍威尔为FCC的主席，迈克尔是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儿子。科林在6月选举前的3个月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这场战争被批评家认为是违法的。他发动战争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认为伊拉克存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美国造成威胁。主流媒体一开始对战争的支持几乎是一致的、不加批判的和狂热的(然而后来由于面对政府表里不一的欺骗性证据、伊拉克混乱的局面、美国士兵和监狱看守对伊拉克战俘使用酷刑，以及世界范围增加的恐怖主义，媒体逐渐对战争持保留看法)(Boyd-Barrett，2003a)。我认为我们应该问问，在2002年至2003年间，媒介巨头们是不是利用对乔治·布什“全方位支配”政策的支持，来换取在赚钱的媒介市场推进商业并购活动的法规的改变?是不是因为国会对法规改变的激烈反对，使得媒体后来以批评战争予以回应?还是说它们最初的支持行为仅仅是美国各社会统治集团之间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结果?媒介集团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利益的角逐者还是公共利益的看护者呢?

在本章中，我将分析2003年FCC提案对媒介兼并揭示了什么，以及它总体上对新闻媒介和2004年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我将研究这一提案是否加强了以《1996年电信法》为代表的去管制的进程。以竞争的名义推动，使合并变得更为容易。尽管媒介并购有利可图，但它是不民主的。规模小能更好地为公共服务。新闻媒介与资本和民主的关系持续而普遍地陷入危机，这种危机在公民陷入重大危险时会特别明显。在2000年至2004年间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时刻。

FCC提案

1934年美国电信法规定要管制广播电视产业，FCC由此产生。FCC将广播电视确立为一种商业企业，它同时也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以判例法的方式界定(Corn Revere and Carfveth，2004)，“公众利益”的概念是模糊而又渐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包括《1996年电信法》在内的一段时期，FCC为了促进竞争而减少了对广播电视产业的限制。

随着“去管制”这一趋势的持续推进，FCC在2003年投票通过，允许单一多电视台提供商拥有最高45%的美国电视用户(之前为35%)(Ahrens，2003b)。另一项提案则允许单一媒介公司在同一个小镇上拥有两个电视台(某些情况下可以是三个)，不过几乎都是在最小的市场上;单一媒介公司也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内同时拥有报业、电台和电视台。不少城镇现在只有单一一个公司，拥有当地唯一的报纸和最好的电视台。FCC为电台保留的限制与过去一样，但是对划分当地市场的方法进行了修订，力图断绝任何漏洞，使得单一媒介公司在一些城市拥有所有当地的电台。但它不限制在过去法规下购买过其他电台股份的公司，如美国清晰频道传播公司(Clear Channel)或无限广播公司(Infinity Broadcasting)，出售过去购买的股权。如何运用新法规的变化，可以参看备受争议的、严格量化的“多样性指数”。

FCC的提案直接与多样性议题相关:在信息和娱乐的媒介产品中，公众能接受的价值的多样性、观点的多样性、视角的多样性以及信息源的多样性。

公众与国会的反应

近百万人反对更进一步地去管制化，这个意见从数量上看占了优势。提出意见的有来自大范围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公民权利领导会、全国步枪协会、全国妇女组织、全国西班人和黑人记者协会、消费者联盟、美国消费者同盟以及美国天主教福音会(Ahrens，2003a)。有1万8千份电子的公众声明，97%反对所有权进一步集中。甚至连CNN的创立者特德·特纳(Ted Turner)都抱怨说:“事实上5家媒介集团已经控制了90%我们读的、看的和听的东西。这是不健康的。”(Deggans，2003)在表决的准备阶段，FCC与主要媒介公司主管私下会晤了71次，而与反对组织会面了5次。在1995年到2003年间，FCC成员接受了280万美元媒介公司的慷慨馈赠，其中还包括多次去拉斯维加斯和伦敦的旅行。

大多数反对者认为更进一步去管制化是不利于“公众利益”的(Null，2003; Tourtellotte，2003)。迈克尔·鲍威尔效仿其里根时期的前任马克·福勒(Mark Fowler)，公开讥笑这种观点。而马克·福勒曾宣称，电视大体上与一台厨房烤面包机没什么区别。民主党委员乔纳森·阿德尔斯坦(Jonathan Adelstein)将FCC的决定描述为“异常的、前所未有的和糟糕的”(Ahrens，2003a; Bartash，2003; Boehlet，2003)。该议案不曾料到会遇到来自国会的强大阻力。参众两院都采取措施不许议案实施。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对在自己服务的选区让大媒介公司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持谨慎态度的。因为国会第一次威胁说要否决该法案，因此白宫被迫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最高市场占有率提案中的45%降低到39%，但是这已经足够使福克斯(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继续并购。这一比例早已超过了之前的35%的上限。尽管39%这一最高上限已经纳入到法律中，在调查了跨媒介所有权和垄断寡头的执行记录后，2003年9月联邦上诉法院还是强制将法案中的改变延缓12个月执行(Mc Chesney and Nichols，2003; Stolberg，2003)。上诉法院在2004年6月否定FCC对提案中改变的部分所作出的辩解。

尽管现在判断法庭的判决对事件的最终结果意味着什么还为时尚早，提案本身和它们所服务的利益给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我们能够区分美国的媒介管制和媒介集中背后的政治经济动态。

提案“事实上”究竟是关于什么的?

真正的辩论其实和公共利益几乎就没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说有真正的辩论，因为鲍威尔只安排了一场时长1小时的官方听证会，并且不愿意出席其他9场半官方听证会，这些官方听证会中的一部分是由FCC民主党人迈克尔·科布斯(Michael Copps)个人组织的(Nichols，2003; Chesney and Nichols，2003)。真正和这些辩论相关的是地方电视台的资产(许多地方电视台的利润率是40%，高于大城市)是否和怎样在媒介集团中分配与再分配。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哭穷的电视网和支持它们的大的报业连锁集团，它们都急迫地想在自己的市场中并购地方电视台和电台，或提高对它们占有的份额。而站在另一条战线的是各附属台或独立电视连锁台，它们死死抓住自己会下金蛋的鹅不放。它们获得了独立电视台和电影制片人的支持，因为它们担心提案将会减少它们的产品客户，同化节目内容，并且减弱它们对费用的支配力。广告客户也支持它们，因为他们担心合并将鼓励大媒介集团提高广告费，强迫广告商购买打包的而不是具体的空档时段。全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协会(NAB)反对提高观众覆盖率的上限，但是支持跨媒介所有权的措施，因为许多地方电视台都想并购其周边的电台和报社。

在辩论的话语中，电视网被塑造成独立于其他的参与者。尽管拥有126家地方电视台(作为电视节目的提供者，电视网还对其他不属于它们的电视台施加影响)，4家电视网只是大型媒介集团的较小组成部分，它们分别属于迪士尼(ABC)、通用电气(NBC)、新闻集团(FOX)和维亚康姆(CBS)，其他的联合企业还有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美国电话电报(AT＆T)公司与微软。这样一来，电视网与有线电视频道、卫星服务、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剧院、主题公园和出版社等一起，都纳入到兼并融合的环境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去管制措施培育了大型媒介集团。这提高了单一电视网可以覆盖的全国观众份额，带来了在一些市场上报纸和广播的跨媒体所有权兼并，解除了电视网对地方性电视台及其节目所有权的限制;放宽了将电信与广播分开的限制和“一般载体”与内容提供者分离的限制，还解除了对广播电视关于公平、对等时间和平衡的责任义务(本章关于美国媒介集团的资源及相关数据，见Alexander et al.，2004 Bagdikian，2004; Croteau and Hoynes，2001; Herman，1998; McChesney，2000，2004)。

公共利益的评估

鲍威尔主席认为FCC有义务按照《1996年电信法》，每两年审查一次媒介管制，并且该法还要求他把稳定市场竞争作为首要考虑(Powell，2003)，而华盛顿地区的美国上诉法院在2002年挑战了FCC对所有权限制的合法性，要求FCC为了市场多样性而采取更为强硬、更符合经验的方法。鲍威尔对此反驳说，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没有带来不健康并购的风险。随着有线电视、卫星技术、互联网和移动无线等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宽带技术，旧的管制是为了确保稀缺资源的公平分配，那么这种现状已经没有必要，而且是反竞争的。

传播渠道在数量上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正是新科技和去管制两者结合的结果。但是鲍威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被称为“集团化”的后果。各类媒体在数量上的增加不能弥补跨各类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将消费者的时间和花费交付在少数几个媒介巨头手上。大型媒介集团是如此强大，让市场准入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通过并购战略、高级产品和市场资源，将其他声音淹没下去。

2003年比1963年有着更多的多样性，但是市场份额还是被少量的(而且还在减少的)供应商控制。现存的多样性没有看上去那么实在:每个地方，内容都越来越同质化和商业化。

2003年，美国广播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系统中6大最有影响的新闻源被5家大型集团所有(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士尼、通用电气、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40%的有线电视系统属于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两家公司。直接入户的卫星传输完全被回声星通信公司(Echostar)和新闻集团(DirecTV)两大公司控制。排名前25位的有线电视频道中，至少20家的1/3股份由上述5大集团中的一家拥有。一般来说，媒介公司最为重视的是18～34岁的男性群体。而在电台方面，清晰频道传播公司(Clear Channel)和维亚康姆(Viacom)拥有42%的听众，并赚得了总收入的45%。清晰频道通信公司部分为西班牙人广播服务公司所有，但不久之后就被Univision公司并购，Univision公司与NBC的Tele Mundo公司一起占领了美国的西班牙裔市场。90%以上的日报在地方处于垄断地位，为超过70%的报纸读者提供服务。

报纸和电视台的所有者从20世纪70年代的1 500家下滑到600家，还有可能在新的管制下降至300家。好莱坞的主要制片商拥有80%以上的电影收入(Wasko，2004)，并垄断了电影的产品和发行。1992年，好莱坞独立制片生产了16部新的电视连续剧，而在2002年仅有一部。在吝啬的政府资助和依赖于公司资助的模式下，美国公共广播服务(PBS)的潜能变得平庸或者被扭转。甚至是在互联网上，相同的主要媒介公司控制着互联网上最具人气的网站和新闻来源(而这又极大依赖于美联社和路透社等新闻通讯社)。前20名的新闻网站被主要的大型媒介集团控制着。即便是业内人士巴里·迪勒(Barry Diller)都担心，有线电视和电话公司如ISPs将会以不惜审查制度和高昂价格为代价，作为进入互联网的最主要途径(Moyers，2003)。本地电话服务大部分被Baby Bell垄断，而它们自己也在Verizon和SBC两家公司领导下进行兼并，以抵抗远程运行商的准入。电脑制造商、组成部件、服务商以及软件，还包括对“骨干网”的控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并购(Boyd-Barrett，2004a)。

电视网抱怨它们将市场份额让给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FAIR，2003)。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替代性频道，这些频道的节目制作仍然是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中最受欢迎的。福克斯作为新闻集团的一部分，已经与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实现了整合。所有的电视网都将产品卖给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频道，广告客户则主要依靠广播电视网覆盖全国的观众。然而，与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这些竞争者不同，广告是电视网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网抱怨，为了使用附属地方电视台的空间，它们还要给予附属台“补偿”。它们认为，本来拥有这些地方台是为了能够削减成本，提高效益与协作。电视网悲叹制作像《老友记》那样流行的电视剧成本在不断增加。当附属电视台使用有限的权利“先占”网络时段播放地方性节目时，电视网感到十分地恼怒。电视网威胁说，如果不通过获得更多电视台所有权来提高利润，它们就无法合理地承担有“品质”的节目的开销，或是购买免费“在空中”传播的体育赛事。电视网将不得不将有品位的节目限制给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播放。鲍威尔支持它们的这一请求，他声称，这是为了15%～25%仍然接受免费电视的电视家庭着想(James，2003)。

广播电视网和他们的母集团公司为了解释利润下降，会回看20世纪90年代的媒介兼并热潮，那股热潮受到了《1996年电信法》放宽媒介所有权限制的刺激，由高水准的债务资助完成。债务加强了商业化进程，也给消费者价格施加了压力。一场利润和股价的危机随之而来，导致股价大跌和公司分拆，让之前的并购理由成为笑谈。

批评观点认为，广播电视网(或其他非地方媒体)对地方台的并购将减少观点的多样性，并在市场上将新闻“去地方化”，而目前大多数人看电视都是为了获得地方新闻(Safire，2003)。保持独立性就可减少播放电视网的节目，促进地方节目的播放。报刊与电视的跨媒体所有权的影响相似。它通过集体运作带来开支的节省(和失业)，也可以让媒介集团的所有者提高广告费。有批评认为，效率、合并效果和利润不应该是FCC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还认为，鼓吹去管制化的目的是要提高股价和CEO们的工资，这是重复导致经济衰退的腐败之路。FCC的主要着眼点应该是保护公众来自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保护对民主及其必要的观点和意见的多样性。FCC的拥趸们则反驳道:跨媒介所有权市场已经存在，在之前管制的时代就已经孕育了，而新闻在质量和数量上也有了改善。但是，9·11事件之后，多样化、批判性的观点缺乏，或是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记者承认进行了自我审查，而且受到来自广告客户或母公司的压力(Croteau and Hoynes，2001)，这都说明了所谓的改善是微不足道的。

规模与新闻质量议题

尽管地方新闻是高赢利的由广告驱动的生意，但地方电视台不是解决新闻集团问题的万能药。毋庸置疑，媒介的兼并带来一系列与地方电视台相关的扩张实践(在2004年度杰出新闻项目中有记载)。这包括反映式和表面化的报道，视觉和感觉的同化，更倾向于立即给出结果而不再是讲故事式的娓娓道来，地方主义(76%的报道是地方的)，犯罪新闻的支配地位(占到24%，其次是事故、奇闻、火灾和灾难报道，占12%，人情味报道占10%，政治报道占10%)，尤其是简报(70%的新闻报道在1分钟之内)，很少的调查性报道(仅有7%)，单方面报道(其中60%的报道都是有关争议的)，极少的独立政治报道(为何要减少政治家对广告的推动力?)以及强调品牌甚于内容本身。新闻媒介日益依赖一种不需要驻外记者的报道(比如企业的新闻发布录像)。天气报道就是观众要收看电视的重要原因。甚至声称地方主义也日益成为一个幌子，新闻采编室是为众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服务的(即“中心+地方运营模式”)，使用的不是当地的新闻节目主播或节目主持人，播放的节目是为不同市场专门编制的。公司希望新闻采编室做得多要得少，增加新闻播出时间，同时降低预算成本。四分之三的广播电视台有机动记者，但其中很多人都是兼职的。电视台由本地所有者拥有，且只拥有一至两家电视台的情况正在消失。

公众开始希望大型媒体可以提供有充足投资的节目，包括全国和全球新闻服务。然而在实际中，大媒体却不是公共利益可信赖的保护者。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媒体不能为信息的收集和传递维持充足的资源，而且还在于它们不能在出现重大事件时保护公共利益，这类事件包括2000年的总统大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其后对阿富汗的入侵和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Boyd-Barrett，2003b)。

2004年的“杰出新闻项目”研究小组(PEJ)的报告发现，媒体在可信度和公平报道方面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59%的公众认为新闻组织是有失偏颇的，仅有59%～66%的公众对他们的报纸和电视网提供的新闻服务给予信任。人们日益不再相信那些拥有新闻媒介的巨型公司。

电视新闻的相对衰退

尽管仍然是“美国看得最多和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电视网的新闻比率从1993年到2003年下降了34%，自1969年以来下降了59%，而中年观众增加到60%(这一章的大多数数据来自2004年PEJ报告)。傍晚地方新闻的共有份额也开始下滑，从1997年的50%下降到2004年的41%。曾经辉煌的电视网新闻杂志类节目现在也不那么定期出现了，2003年该类节目的所占时长仅为1997年的1/5，收入下降48%。新闻杂志类节目不再是覆盖一天的重要新闻，而是擅长生活方式与行为举止、消费者新闻和娱乐。作为一种廉价的类型(只有电视剧成本的一半)，它们的经济效用已经被“真实电视”所取代。

2003年对政府的报道(占所有电视网新闻报道的18%)是1987年的一半，甚至早间新闻的数量更少。新闻部门成为大的广播公司中又小又不赚钱的部门，自身只占到其多媒体或母集团公司总利润的5%～35%。过去新闻部分曾被认为是最赔钱的，但可以让管制者不对母公司指指点点，而现在新闻部门逐渐以利润回报作为判断标准。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冲突代价高昂的时代，电视网面临激烈的挑战。电视网日渐用一种不那么严肃，能吸引广告客户的消费者导向报道方式面向年轻观众，并且在其中还穿插更多的商业广告(两个小时内广告时间超过30分钟)。由于新闻各部门的大量裁员，使得他们不得不用更少且缺乏经验的驻外记者生产制作与以前数量相当或更多的报道。从1986年到2004年，在日均晚间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驻外记者数量下降了1/3以上。每个电视网都曾在海外拥有15个办事处，但现在大约只有6个，而且其中有些员工还是自由撰稿人。新闻节目的时间越来越短，从1991年到2002年，30分钟的晚间新闻中新闻的播报时间从原先的21分钟减少到18.7分钟。

那么是否有其他新闻来源来弥补新闻的衰败呢?有线电视已经蚕食了电视网的观众份额，但是2003年电视网的夜间新闻播报每晚的观众仍然是有线电视黄金时段观众的12倍。有线新闻观众的年龄稍低于电视网新闻的观众(MSNBC公司的数据为52.4岁)。PEJ的报告显示，新闻的品质、可信度和严肃性是新闻节目中最需要的。62%的有线新闻是采用“直播”模式，其中大多数是以新闻节目主播采访的形式进行。有线电视中记者的角色常常限定为现场即兴发挥，不再强调编辑好的故事和报道方式。多数有线电视的新闻接近于“初稿”。说话的能力和电视镜头感超过了以往对传统新闻记者能力的强调，如写作、编辑、培养消息来源、撰写配图文字等能力。有线新闻的新闻消息来源没有电视网和报纸的来源充足。PEJ的报告称这种现象为“福克斯效应”，即“运用较少的员工，生产的新闻聚焦更少的话题，更少编辑新闻，更多地进行现场直播报道”。

除去几份全国性报刊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美国的报纸读者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开人口增长的因素，这种萎缩状况已演变成绝对趋势，跨越了大多数年龄层和人口学意义上的分群。而对于广告客户来说，报纸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吸引力，广告商提供了报纸总收入的80%，使得报纸比其他媒介拥有更多的记者、编辑和新闻采集能力。但是全国性报刊中最重要的7%支配了总发行量的55%，报刊媒体在员工数量和资源上都有一个净下降。报刊媒介2002年比1990年少了2 200名新闻编辑人员。收购之后往往就是大幅裁员，这极大影响了那些有经验、高薪水的记者和编辑;工作量的增加和预算的削减又给职业培训、旅行公干或是调查和深度报道的资源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2003年，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上网，而这些人中的1/2到2/3有时候会浏览在线新闻，网络比其他传统媒体更容易吸引年轻一代消费者。但是一些主要网站还没有达到盈亏平衡，其收入只占其母集团公司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只有少量的媒介集团处于支配地位。时代华纳控制着前4位新闻网站中的两家。近一半最具人气的网站被10大媒介公司拥有，并且这10大媒介公司中的4家属于同一个母公司，而这4家还是盈利最多的公司。网络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媒介新闻材料组成的。只有1/3主要网站的头版文章出自该网站员工之手，而大多数材料甚至也不是互联网原创的。42%的头版文章是由未经编辑的电讯报道组成，主要是由美联社和路透社提供，还有1/4则是经过部分编辑或补充的电讯报道。

对公共利益的背叛

从2000年到2004年，主流媒体在前所未有的全球重大议题的报道上没有很好地服务公众，公司化、集团化和商业化并不能充分解释失败的原因。有观点认为主流媒体在这些议题的报道上犯下了合谋的罪行，才导致报道的失败。我并不认为媒介对以下新闻事件没有任何报道，而是这些事件的报道被转向了一边倒的方式，以犹豫的、零星的、单方面的(或是经常被忽略的)方式而不是用持续的、好奇的、充满洞察力和热情的方式，或是一点充满合理愤怒的方式，代表被伤害和被误导的公众。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没有将布什王朝的黑暗一面传达给公众:他们曾为纳粹政权服务;他们与猪湾事件、伊朗门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丑闻有关;他们与情报和军事集团勾结;他们是耶鲁大学“骷髅会”的封建小丑;小布什有酗酒、吸毒、内幕交易和重新信仰宗教等经历;这个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精英有联系;他们在大商业利益面前虚弱的表现;他们忽视并轻视环境问题;还缺乏同情心(Boyd-Barrett，2003a)。如果不说“新保守主义”阴谋集团是在里根执政时期开始密谋，那么可以说它开端于第一次海湾战争，如果再出现一个“新珍珠港”事件，他们会做些什么呢?这一集团为两代布什政府所共有，它的思想根植于精英阶层中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中。它与“大以色列国”院外游说集团和基督徒右翼有密切的关系，而后者伪装成“新美国世纪项目”和“美国企业研究会项目”等智库。以上这些对于2002年的美国公众来说绝对是令他们大吃一惊的事实。根本不要等到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2003年关于布什王朝的论著才能揭发出来。早在当年选举结束前，格雷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2002)就向英国媒体揭露了2000年佛罗里达州竞选的犯罪事实，而美国主流媒体却在数月后才将其公之于众，还顺手把报道放到内页里。到2004年中期，腐败和无纸投票机的问题终于占据了《纽约时报》至少3篇社论的主题，无纸投票机正是由右翼寡头垄断商控制的，他们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监管部门在审查或者颁发许可证上的限制。这类文章出现在媒介议程中，太少，也过迟了。

2001年9·11恐怖袭击增加了越来越多复杂且令人不安的问题(Boyd-Barrett，2003b; Griffn，2004)。在这里列举一二。在事件发生前，政府内部和海外情报部门就已经发出了相关的准确警告;拦截被劫持飞机的标准操作程序失败;在是否有武器带上了航班的事情上，相关证据彼此矛盾;专家推测飞机是被远程控制的; 9·11之前华尔街出现了相关预测。在一个民主功能正常运作的媒介，以上任何担忧都能在报纸占据头版位置数月。追查炭疽杀手是一个相关线索，却没有一个媒体愿意费劲跟进。没人敢探寻，到底是一个系统还是某个个人是这一事件的根源。媒介偶尔不那么热心地消极而怯懦地等待正式调查的结果，而那些调查系统本来就是不完备和受到污染的，如2003年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和2004年基恩委员会的报告。新闻媒体小心翼翼地合作。先是认为推翻塔利班是合理的，甚至是对9·11恐怖袭击事件有用的反应(因为大多数劫机犯是沙特阿拉伯人，给罪犯提供经济资助的也是沙特阿拉伯人。塔利班是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盟后的产物，劫机嫌犯在国际国内的情报人员眼皮底下活动了好几个月，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有了以上的荒谬观念后，其后的几个月美国媒体忽视石油议题，忽视战略利益和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议题，也没有调查出9·11事件其他可能的嫌犯，全然没有意识到在9·11之前，政府就计划在10月份入侵阿富汗的证据。当荒诞的复仇上演之后，媒体只是列举了政府长期以来筹备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计划，把政府散布的每一个谎言当真话，哪怕替代性媒介在政府说谎当天就揭发这是个谎言。

资源的问题不能解释这样的失败，因为即使是被有理性、充满好奇心、思想开放的个体运作的小网站也能在这些议题上提供比主流媒体更好的服务，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读书、研究海外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替代性媒体的资料，并且进行独立的、批判的、历史的、政治的理解与质疑。赫尔曼和乔姆斯基(Herman and Chomsky，1988)的宣传模式恰当地说出了主流媒体的问题，但说得还不够。这一模式确认了媒介所有权对新闻的“过滤”、媒体对广告的依赖、标准化的新闻流程、畏惧抨击性报道，以及深植于主流媒介的无能与共谋之中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模式声称媒介并不是有阴谋的，但是却不能调查如果所有权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所有者如何做到以一种及时和统一的方式管理媒体作出那样的报道，而且还那么一致地为军事工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服务。这个模式不足以说明情报机构以及其他特殊利益对媒体无所不在的渗透。但是，这一模式为我们一次性进行流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苏珊·默勒(Susan Moeller，2004)关于媒体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研究中，她指出了媒体是如何惯例式地充当政府的速记员的，随后她将这些归咎于诸如倒金字塔写作文体的因素上，因为这种报道文体预设了来自权威官方的消息来源应当首先被提及，由此决定了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和框架结构应当被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这与社会学列举的媒介优先使用权威部门的消息的列表相符，也与议程设置理论相一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如此不符合要求而且危险的操作手法怎么能够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具有批评性和专业性的行业内一再使用，这个系统根本是服务于精英阶层的，而且他们知道是这样的。

作为监督者的新闻业

为了保护公众传播空间免受更进一步公司殖民化的侵害，我们必须怎么做呢?首先，非政府的和可信度高的媒介监督机构要持久、协作、公开化地付出努力，以揭露媒介每日对传播特权的滥用，这些特权都是政府不计后果地授予那些媒介巨头的;还要揭露媒介公司在保护公众利益免受商业利润和政治腐败侵害时表现的无能;并且揭露媒介公司与财阀政治精英的勾结。我们需要一个非营利机构和艺术家、知识分子、教育家之间的结盟，不懈地为替代性媒体、非主流的新闻和娱乐来源呐喊摇旗，呼吁主流媒体的改革。我们需要实力雄厚的富豪财阀成员，能被说服资助在主流媒体中发出新的声音和开设新频道。对于改革者来说，长期的目标应当要建立一个广泛的传播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平等的权力，所有的体验和观点都能被呈现，所有的声音都能被听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种公民管制的新文化，是一种政府与公民通过媒体进行交流的文化，它反映的价值和实践不属于有钱人，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分子，而是属于人民。在这样一个改革的传播环境中，带来有效性的措施之一就是媒介在设置议程上具有意愿、能力、智识和道德上的领导，对于现实中地方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中肯的反映。媒介所反映的问题是影响普通百姓和整个社会的，而不是或者可能特别是和政客、军事、企业和富豪阶层的呼声相反。

后　记

2004年6月17日，参议院投票赞成废止FCC在2003年6月提出的改变要求。预计众议院类似的投票结果会受到国会领导者的抵制。一周以后，曾经保留FCC改变条款的美国上诉法院费城第三巡回法庭以2∶1的投票结果发回案件，要求他们做进一步的考虑，他们所依据的理由是证据和逻辑都不能合理说明FCC的规则变化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Labaton，2004; Rintel，2004; Squeo and Flint，2004，为主要来源)。

法院没有驳回FCC放宽媒介所有权限制的权利，但是要求它必须以不“专断”和“反复无常”的方式完成。讽刺的是，这一语言表达方式让人们回想起2002年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审判的语言。当时，福克斯电视台和其他媒介巨头对FCC作出投诉，依照《1996年电信法》中要求FCC每两年对所有权进行重新审查的规定所代表的精神，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认为，FCC当年维持当时所存所有权限制的决定，是“专断”和“反复无常”的。FCC的主席迈克尔·鲍威尔称费城的审判结果是“混乱的”，并且认为现在国家有关媒介的法律“布满阴云，杂乱无章”。

联邦上诉法院裁定FCC应当弥补在多样性指数上的漏洞，因为该多样性指数曾是FCC决定新的地方跨媒介所有权规定的依据。联邦上诉法庭认为FCC观点中“本质的缺陷”就是认为，不管不同媒介的市场占有率为多少，它们都对多样性和市场竞争作出了平等的贡献。法院还对FCC在决定地方媒介声音数量时，把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媒体排除在外提出了质疑。上诉法院对地方广播市场进行了新的界定，这将普遍防止大型广播公司在确定市场身份的时候不区分中波和调频电台的做法。

联邦上诉法院没有重新审查任何一家公司的电台、电视台的全国听众、观众能达到的最高上限(美国国会与白宫达成协议，让它保持在39%)。(业内人士指出他们将继续推动上限值数的改变，使之基于实际观看而非潜在观看)。上诉法院批准了FCC提出的有关撤销同一家实体企业可以在相同的市场上拥有地方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限制。

上诉法院暂停了所有FCC关于新闻媒介所有权的法规，直到FCC有机会重新审查起草的新法规。FCC的选择是要么重写法规，要么上诉至最高法院。以上两种做法都有可能花费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上诉法院的判决得到了以下组织和群体的欢迎，它们是:媒体接近项目、电视制片人会议、作家和导演、媒体创意中心、数字化民主中心、美国消费者联盟、消费者协会、父母电视协会、全国教会大会，还得到了FCC委员迈克尔·J.科普斯(Michael J.Copps，民主党成员)的欢迎。库布斯认为，是时候该“FCC开始在广播电视媒体中提供一系列鼓励地方化、多样化和竞争的法规，而不再总是对大媒介集团的收购活动放行”。他还更进一步指出，没有持续的草根力量的注入，FCC的委员可能会“回到对媒介民主十分不利的法规上去，而那些也正是国会和法院所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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