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务观

二、新闻业务观

列宁还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在他从事及指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漫长岁月里，针对新闻传播的一些具体业务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些观点散见于他众多的文章、报告、信函和文件中。其主要内容集中于如下四个方面。

（一）真实性原则

新闻是对变动的客观事实的报道。新闻必须真实，虚伪的报道甚至不能称之为新闻。作为党的喉舌和旗帜，报纸的信誉和它的政治影响都同报道的真实性和切实可靠性直接相关。据弗·邦契-布鲁也维奇证实，列宁曾对报纸编辑说：“我们的报纸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我们的话应当永远是诚恳的，正确的。”^[23]那么怎样的报道，才算得上真实呢？在列宁看来，首先应该是报道（哪怕是不长的报道也要）做到“绝对准确，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事实经过再三核对；材料来源可靠，引语和数据准确无误”^[24]；其次报纸所载的报道不仅要与所写的事实相一致，而且还要对事实、现象、问题作出正确的解释，“要更冷静地分析证据、更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25]。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列宁对于真实性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事件与报道相符的简单对应关系。他在世界新闻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全局真实的观念，主张从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他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还不如！”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26]从这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列宁对于真实性问题的深刻理解。首先，报道必须真实，新闻报道必须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一致，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其引语和数据必须准确无误，这是基础，也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是新闻报道不能满足于个别报道真实，不能满足于具体事实与报道的完全对应，而且还要根据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反映社会的本质，即通过报纸完整的版面，或一个时期的报道，去反映事实的整体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这才是报纸应该追求的完美境界。这种完美境界显然又离不开具体报道的真实，如果一个时期的系列报道都与事实不符，当然就谈不上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反映社会，全局真实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战斗性原则

列宁一直主张，无产阶级报纸应把高度的政治热情、原则性和战斗的进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地、尖锐地报道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的进攻予以无情的打击。如果回避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敌人的进攻采取懦弱的防守态度，就会“使自己成为枯燥、单调、索然无味和没有战斗力的刊物”，就会落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落后注定是免不了灭亡的命运的。他要求：“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27]作为一个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无法容忍《真理报》在1912年杜马选举中所持的怯懦的消极态度，指责《真理报》在选举期间“表示庄重”，装腔作势，根本不进行战斗，其表现“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真理报》不善于战斗。它不进行攻击，既不追击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追击取消派分子。难道先进民主派的机关报可以在热火朝天的时刻作一个没有战斗性的机关报吗？”“难道这像马克思主义吗？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把激烈的、奋不顾身的、无情的战斗同彻底的原则性结合起来吗？”他警告革命的报刊工作者：“不进行战斗就是葬送事业。”^[28]战斗性应是无产阶级报纸不可缺少的主要品质，忘掉了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列宁又告诫新闻工作者，这种无情的战斗性并不意味着报纸在喧嚷、叫嚣、造谣方面高人一筹。只有资产阶级报纸，才广泛地使用“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正是他们‘在声嘶力竭地叫嚣’，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理，用谩骂和喊叫的洪流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说明。”^[29]无产阶级报纸绝不能使用这种办法。虽然在反击敌人的进攻方面，虽然在表达自己强烈的义愤时，没有必要掩饰，也“用不着拐弯抹角”，但是作为论战一方，列宁还是“愿意力求缓和语气，力求不把话说死”^[30]。他要求报刊工作者在行文时要慎重：“尖刻的言辞千万要少一点。要更冷静地分析论据，更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获得绝对的胜利。”^[31]

要保证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性，并发挥其克敌制胜的威力，其报道宣传还必须具有明确的思想，并且与党的政策路线相一致。最好是把战斗的政治口号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同“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总精神更密切、更直接地联系起来”^[32]。如果报纸的报道宣传与党的政策精神不沾边，或者是背离党的既定方针，没有明确的、深思熟虑的、有思想性的内容，就会沦为漂亮的空谈，以致无从发挥自己的战斗力。这是无产阶级报刊工作者应尽力避免的。

（三）新闻文风

列宁对于新闻文风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新闻语言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坚决反对堆砌辞藻和空话连篇的任何做法，并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报刊惯用的那种矫揉造作、追求离奇、夸夸其谈和夸张虚构的行为。他要求报纸广泛地使用生动的人民语言，大胆地吸收方言、谚语、俗语、形象比喻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其他口头语。报纸的语言和修辞，应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而不是使他们莫测高深。十月革命后，当前苏联文化界出现了使用外国字的时尚时，列宁感到非常厌恶。他警告俄罗斯语言正在遭到破坏，“我们在滥用外国字，用得又不对”。在他看来：“学洋泾浜的法国话，就等于学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文而又没有学好，又把俄文糟蹋了的最没出息的东西。”^[33]为了捍卫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列宁呼吁苏维埃的报刊工作者向破坏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

其二是通俗化。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报纸的宣传报道必须照顾到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准，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否则，群众“就会被其他政党夺去，被它们利用来进行投机”^[34]。但是通俗化和庸俗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列宁看来：“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它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的对象不是那些不动脑筋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动脑筋的读者，相反，他们的对象是那些确实愿意动脑筋，但还不够开展的读者，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件重大的和困难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开步走，教会他们独立地继续前进。”^[35]与此相反，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都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他不是启发读者的思维，而是通过畸形的简单化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地吞下去就行了。作为一个杰出的宣传家，列宁坚决地反对给宣传题材以庸俗化的处理，而主张用真正的通俗化的手法去启发、引导读者，以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

其三是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列宁认为，内容单调、形式刻板是同发展报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他要求报刊采取更多的体裁和形式，用较大的篇幅刊登小说、诗歌和小品文，使版面显得生动活泼；同时又要做到短小精悍、简洁有力。他建议作者像“‘马克思那样’以简短、准确的语言”，“清楚地、确切地、扼要地”阐明自己的观点^[36]，删去一切多余的，可要可不要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不仅无助于表达，反而有害于读者对作者思想的理解。

（四）编辑写作原则

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列宁对于新闻写作极为重视，认为它联系到读者的接受，是决定宣传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了写好文章，他要求报刊工作者广泛地收集占有有关资料，这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1912年，列宁曾就如何办好选举专栏的问题，指导《真理报》应通过熟悉的统计员从市杜马执行部里弄到第一、二、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全部统计资料，加上彼得堡方面的统计资料（住宅、居民及其他）。“手头有了这些材料，再加上精明能干的记者每天或每周两三次到市杜马执行部去采访，就能很好地在报纸上开辟有关选举进程的专栏。”^[37]文章写好后，反复地进行修改也是至关重要的。列宁身为文章作者就经常根据编辑、读者、朋友的意见反复修改，仔细地加工，在文字、修辞上下工夫。这些已经传为新闻史上的佳话。

关于编辑工作，列宁向报刊工作者提出了三条原则性要求。

其一是，编辑处理文章时，在没有向作者打招呼的情况下，决不能对来稿作任何实质性的删改。至于基于篇幅或其他技术性原因，而不得不对来稿进行的压缩，乃是任何一个编辑部固有的权利。但是，“对于作者的实质性的重要观点，事前如不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并不认为有权作任何改动”^[38]。编辑对文章的压缩修改或加工，只有在不丝毫改变作者原有的思路，丝毫不改变作者论据的力量的情况下，才合乎情理。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作者权利和思想成果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编辑工作的道德要求。

其二，为了避免刊出的文章违背作者的原意，或出现致命的错误，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建议，主张由原作者看校样。“把第一次校样（然后还有第二次校样）送给作者看，他只要校正那些影响原意的漏句、漏字或调换个别字，而不必去校正个别的字母和标点符号，因为这可以由校对员来做，并且这也是无关紧要的。”^[39]这样，才能保证文章符合作者的思想，密切作者与编辑部的关系。

其三，应充分利用报纸版面，在有限的空间里刊登更多的内容。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无产阶级报刊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报纸的版面篇幅，这样，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要求与有限的版面空间之间，必然发生尖锐的矛盾。为了提高报刊宣传工作的效益，列宁要求编辑“精确计算版面，小号字能容纳多少”，“应当尽量用小号字出版。我们必须在两个版面上容纳最大限度的材料”。同时他还建议报纸编辑制作经济的报头，并“把报头放在角上”，尽量少占篇幅。这种节省空间的观念，对于提高报刊事业的工作效率，发挥报纸的战斗威力，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总之，对于真实性、战斗性、编辑写作诸原则以及新闻文风的论述，是列宁新闻业务观念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的提出虽然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但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全局真实的观念、通俗性观念和战斗性原则，仍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工作者所普遍坚持，对于当代世界的新闻传播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