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业务的建设

三、新闻报道业务的建设

建国初期，根据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这一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新闻报道业务的建设，集中在经济报道、政治报道和思想文化报道3个方面。

1﹒经济报道

经济报道业务建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紧密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重点宣传报道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1953年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抓住农业互助合作这一主线，阐明互助合作运动是土地改革后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正确道路，同时注意宣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盲目冒进。1956 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着重批评党内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但不久后遭到毛泽东的指责，以致未能挽回工作中的失误。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展示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全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评论、通讯、报告，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生动阐明了每项建设工程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显示被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上的聪明才智。三是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作是经济宣传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报道方针，推出了青年工人王崇伦等一大批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作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2﹒政治报道

政治报道业务建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建国初期有关国家形象和抗美援朝两大报道中。建国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通过对开国盛典、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重大的政治或外交活动的成功报道，为塑造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作了重要贡献。有关开国盛典的报道，是指自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期间的报道，各报刊、通讯社、电台等新闻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并互相协调、合作，生动及时地报道了开国的全过程。《人民日报》等报纸充分发挥版面和文字传播优势，图文并茂，为世人注目。新华社肩负国家通讯社的职能，不仅统一采写编发有关会议重要新闻的通稿，还受命以国家和人民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表社论。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讲话录音、实况录音、录音报道等形式，作了声情并茂的有力宣传。1949年10月1日，3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为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实况广播。此外，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也不辱使命，通过新闻报道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为了报道亚非会议，新闻工作者还付出过血的代价。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乘坐我国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由于飞机在香港机场暂停时，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飞机右翼轮舱处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途中爆炸失事坠海，7名中外记者以身殉职。

抗美援朝报道始于1950年6月25日美国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长达3年之久。《人民日报》自1950年12月4日起在第5版开辟《抗美援朝》专刊，着重介绍全国各条战线抗美援朝的工作经验，以指导、组织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新华社除发表大量消息、通讯之外，还以新华社记者述评的名义或由记者署名发表了一系列说理充分而又尖锐的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帝侵华史》讲座节目，自1951年初还专门举办对侵朝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大批新闻记者还跨过鸭绿江奔赴战地采访，和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经受了战火硝烟的考验，真实地报道了反侵略自卫战争，歌颂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有的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障碍等条件限制，及时采写消息比较困难，因而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其中不乏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等，其中魏巍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刊于1951年4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版的社论位置。但是，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稿，运用“合理想象”的手段，凭事后推测描写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活动，多处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引起了讨论和争议，廓清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

3﹒思想文化报道

思想文化报道的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现过一些严重失误。思想文化报道建设的成绩，一是加强理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马列主义学习作了广泛系统的报道。建国初期，为了引导广大人民摆脱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影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将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作为自己的重要宣传任务。《人民日报》用大量篇幅发表单篇原著，刊登学习和介绍原著的文章，特别是突出宣传了《毛泽东选集》第1至3卷的出版发行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50年4月起增辟《社会科学讲座》节目，邀请著名专家学者系统讲授《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

二是组织读者开展思想问题讨论，加强自我教育。1950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栏里开展了《赵桂兰应不应该扔雷汞》的讨论。大连化工厂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赵桂兰，为了维护工厂机器财产，在工作中晕倒在地时仍不肯扔出手中的雷汞，宁肯自己被炸伤致残。经过大讨论，赵桂兰宁可牺牲自己的先进事迹，使众多读者得到了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启示。1951年7月，《新湖南报》刊登了一封长沙县的读者来信，说他们乡里有个干部叫李四喜（化名），土地改革完成后不愿继续努力工作。为此，该报编辑部组织了题为《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的大讨论，持续了5个多月，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松劲退坡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9月，中共中央通报推广《新湖南报》的经验，认为在党报上开展思想讨论，“是加强思想领导、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

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发动的3次有关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由于采取学术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在这3次批判运动中，党中央机关报首先发难，各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群起响应，大张旗鼓地在报纸上、电台里点名声讨和批判，严重伤害了一批思想文化工作者，阻碍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正常开展。

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描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传记故事片，详尽地描写了武训不惜任人踢、打、鞭、骑以乞资办学的苦操奇行，并把武训这种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受压迫农民的落后、软弱性格，歌颂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德”，甚至把武训所走的道路与当时不断发生的农民武装反抗斗争并列，用农民革命斗争的失败来反衬武训“行乞兴学”的成功。1951年初这部电影在京、津、沪等城市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的歌颂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对此，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同日该报还发表专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接着，《人民日报》一连7天在显著位置报道上海等地文化界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活动的动态新闻。7月下旬，《人民日报》在第3版连续6天刊载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团在化名李进的江青操纵指挥下，按照主观意图寻找材料，最后得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调查结论。以这篇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调查记》的发表来结束关于《武训传》的讨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和不良效果。

二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五四运动后，胡适撰写了《红楼梦考证》一书，不赞成“旧红学派”的脱离作品实际、认为《红楼梦》是“影射人事”的索隐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进行了辨伪存真的有益考证，提出全书为作者的“自传”说，被称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俞平伯也是“新红学派”代表之一，1923年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将该书修订后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1954年又在《新建设》第3号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几个月后，《文艺报》收到了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研究观点的来稿和信，但未予以重视。李、蓝两人转而在其母校山东大学学刊《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同年10月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上李、蓝的两篇文章，称赞“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要求由此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7]。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和《质问〈文艺报〉编者》，掀起了自上而下的、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虽然也有不少正面成绩，但把政治与学术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不恰当地一概抹杀胡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我国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使批判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特别是无情批判俞平伯等一大批爱国老知识分子，且不给答辩机会，对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极为不利。

三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胡风，原名张光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在文艺理论上一贯片面宣传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忽视作家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实际。1953年初，《文艺报》发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1954年7月，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政务院转交党中央，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并提出反批评。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对于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之后，《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积极参与这场批判。至5月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批判文章20余篇，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传统直至文艺源泉等问题，全面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世界观。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人民日报》在5月13日经过分类整理加注后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刊出，毛泽东撰写的“编者按”断言“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责令“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应当都把信交出来。之后，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升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底再次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运动，胡风等一批爱国文艺与学术工作者竟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拘捕入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此外，建国初期新闻报道业务的建设，还表现在新闻界为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而推出了几项建设性措施。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起了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活动。《人民日报》的新闻机构不仅带头倡导，还身体力行。接着，新闻界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作出了重大努力。1955年，《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河北日报》等9家报纸将版面由竖排改为横排；1956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等21家报纸也开始实行横排，基本完成了报刊编排形式的重大变革。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新华社还在1951年间开展练笔运动，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新华社的业务水平提高一步。2月13日，新华社颁布了《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对旨在消灭稿件中事实错误、文法错误与文字冗长现象的“练笔”运动作了具体部署。练笔运动开始后，新华社总编室把练笔运动规定为编辑部的重要任务，并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和解决运动中的日常问题。新华社还应练笔运动之需创办了《新闻业务》，作为全社编辑记者探讨新闻业务、交流采写经验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