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非常重视历史著作的翻译。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推荐了几十种世界史和国别史的西书，在编《西政丛书》中也把“史志”居首，视史学为“四民与知之业”。清末中国人的“天朝中心主义”天下观随着日益增强的“世界意识”而逐渐走向解体，但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世界”并非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而是一幅充满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民族搏杀图。戊戌变法之后，亡国史的译述日渐增多，至20世纪初形成高潮，梁启超正是在清末亡国史译书传送的各国亡国历史知识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亡国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本文着重讨论梁启超在朝鲜亡国史研究及其在清末亡国史编译热基础上，是如何构建亡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19世纪，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他们用坚船利炮敲打着东亚诸国的大门，“数千年来沉寂无聊之太平洋”，已成了“列国竞争之中心点”，而中国又首当其冲。⁽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割去台湾澎湖，俄国以干涉还辽强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德占胶州湾，真是“一虎已啖其肉，群狼磨牙以随”，“瓜分豆刳，祸在燃眉”。⁽²⁾康有为在1898年的《京师保国会演说》中形象地描述了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小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³⁾

维新派在这场救亡图存的爱国改良运动中，非常重视利用史书这一载体。早在1896年8月29日的《时务报》上就刊载了梁启超编写的《波兰灭亡记》，着力描述了波兰沦为俄之亡国奴后的惨状：1830年，“俄王谕波人，自七岁以上，凡穷困及无父母者，徙置边地，初则夜拘幼孩，继则白昼劫夺”。是年5月17日，还把波兰无数小孩解往西伯利亚，“父母号哭攀援，愿与偕行，军士怒，殴伤踣地，血肉狼藉，阗衢溢轨”。⁽⁴⁾康有为也写过《波兰分灭记》七卷，叙述波兰因政治腐败，从一个欧洲大国终被强国瓜分灭亡的历史。据说光绪帝读后，曾“为之唏嘘感动”不已。⁽⁵⁾《辛丑条约》的签订使20世纪初的中国成了一只屠宰场上的羔羊，英据长江流域，法据两粤云南，德据山东，日据福建，俄视东三省为脔肉，美则择肥而噬，先进的中国人感到一种“神摧心碎”的痛楚，他们不禁自问：“何吾民麻木不仁，如死灰槁木，为奴为隶而不关痛痒也？语曰哀莫大于心死。一人心死，犹且不可；一国心死，亡无日矣。”⁽⁶⁾激发中国人爱国之心的一场大规模亡国史编译活动，在20世纪初掀起了热潮。

亡国史翻译是清末中国人担任主译者后独立译出的第一批世界史著作。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25种西书中，只有4种是王韬等人独立编译的，换言之，1896年前的西方史学的编译是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主译者的角色。随着20世纪初留日学生运动的勃兴，中国翻译史上的主译者地位发生了转换，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开始取代西方传教士作为近代文化传播中的桥梁。⁽⁷⁾翻译选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原本选择与爱国启蒙思潮的变化紧密相联，亡国史编译热在20世纪初的形成正是这种主译者变化的直接后果。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中这样写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⁸⁾在世纪之交的译书中，史学翻译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谭汝谦统计的1896年至1911年间的988种日书中译本中，中外历史占238种，达24％，其中世界历史175种，⁽⁹⁾这其中尤以亡国史、维新变法史、革命史与建国史的著译最为集中。笔者对20世纪初与亡国史相关的译本作过粗略的统计，此将所见单行本列表如下：

除了单行本外，这一时期很多报刊上都连载过亡国史的著译，如《经济丛编》1902年连载有《埃及百年兴衰记》和王振尧《波兰灭亡始末记》；1903年《湖北学生界》连载有《菲律宾亡国惨状纪略》，《杭州白话报》载有黄海锋郎的《世界亡国小史》，《游学译编》刊有《埃及亡国惨状记》，《浙江潮》刊有叶公《印度灭亡之原因》；1905年《第一晋话报》载有《越南亡国惨话》；1908年《云南》载有秦力山《缅甸史序》、张成清《缅甸史》、高黎贡《缅甸灭亡小史》；1910年《东方杂志》刊有《安南亡国后之痛史》等。《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在“绍介新著”中指出了亡国史的感人之处：“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

亡国史“编译热”形成的背景是东亚，特别是中国亡国危机日益加重，因此编译者往往有意识地突出对亡国原因的译介，《亚西亚西南部衰亡史》“详叙印度、安南、缅甸衰亡之原因，欧人殖民之政策，而于印度尤加详”。⁽¹⁰⁾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希腊史》译本，详叙希腊的极盛时代，并将以后衰微时代的史实与前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指出希腊衰亡的原因在于罗马内侵，译本的出发点是希腊政治兴衰史，因此对“希腊战争言之特详，然希腊为欧洲各国文化之原，若哲理文学政治美术诸学实胚胎于此”的史实却略而不详，⁽¹¹⁾可见编译者的出发点是为中国人提供一部足以借镜的亡国史。《波兰衰亡战史》分三编十二章，推论波兰灭亡的三大原因：（一）国王公选之弊，（二）外国干涉之祸，（三）人民不得与政治。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认为此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对波兰灭亡之原因“言之极详，堪为殷鉴，惟推其受祻之深，则在教徒之互相侵虐，俄人乃乘瑕，肆其要挟教之，足亡人国，可不惧哉？”《印度史》也是令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译著，夏清馥《印度灭亡战史》是据日本学者的《印度史》中的《印度覆灭记》并参用英国学者《印度史》汇译成书的，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印度社会的腐败和灭亡的惨状：“印度为五千余年文明旧国，土地人民广莫繁殖，英人克莱武以商社书记率兵数百竟灭其国，英人以商为处置印度之策，其阴谋即为各国之准，利益均沾，遍地通商；遂群以印度视我矣。作者备述英之狡狯，为他书所未详，足为参考之资。”⁽¹²⁾

埃及史的译述在亡国史编译热潮中尤见突出。日本柴四郎《埃及近世史》先后有麦鼎华和章起渭两种译本，麦译本广智书局初版后，又由商务编入“帝国丛书”。该书分二十四节，专记19世纪埃及衰乱情状，认为埃及国王济度开苏伊士运河是“失计于前”，威斯主醉心欧化是“失计于后”，造成后来负债累累，权落外人。埃及作为一个“文学法律诸端为欧洲人所称道”的文明古国，最后也不得不走向衰亡的史实，显然给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人以一种强烈的警世作用。麦鼎华在译序中指出：“埃及与中国最类”，“其古代之文明相类，其近世之积弱而‘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故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¹³⁾1904年《东方杂志》专门介绍章起渭的新译本，认为埃及“其弊在国是不定，舍己从人，一切变法，皆为取悦外人工具”。⁽¹⁴⁾张元济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认为埃及灭亡的原因在于不进行真正的改革，“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也”。他认为中国绝不能步埃及的后尘，“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¹⁵⁾孙宝瑄读了此书后写道：“人动以埃及史所载危险之情状，类今日之支那。余曰：不然，支那何敢望埃及耶？埃及之君，曾有英明奋发，如阿梨者；埃及之民，有慷慨壮烈，如亚剌飞者。……故观夫埃及之亡事，而益叹我支那休矣！”⁽¹⁶⁾

1902年至1903年间由广智书局推出的日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中的亡国史颇引起读书界的重视。虽然其中水平高下不一，但由于广智书局是梁启超弟子、广东香山人何澄一（天柱）等创办的，该书局先后推出过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十五小豪杰》；林琴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由该书局一版再版，因此“颇为三十年来文人所景仰”。⁽¹⁷⁾销路颇好的亡国史译本，为一些书商带来了利益，于是，不少史书纷纷挂上“亡国史”或“兴亡史”的招牌，如松村介石的《万国兴亡史》实际上是一部以追溯文明源流发达之由为宗旨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已非常简略，近代几完全阙如，但以“兴亡史”为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本探寻近代万国衰亡的史书，因此，有读者读后失望地写道：“缘欧美文明之盛，全在近世最近二世，不于此求之，而徒言古代难征之事，未免失读史之法矣。且命万国而阙东洋各国，揆之著书之例，未免名实不符之诮。”⁽¹⁸⁾但就是这本令人失望的“兴亡史”，前后也有不下于四种复译本。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朝鲜有着相似的闭关自守并遭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的痛苦经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的亡国危机日益加剧，它就像一面镜子，反射着甲午战后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中国。清末相当数量朝鲜亡国史的编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它在中朝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¹⁹⁾

清末中国许多报刊都非常注意报道有关朝鲜的政治、经济消息。《政艺通报》1903年的“万国外交政史”栏就刊有《日本对韩经济之政策》、《韩撤禁止日银行之令》、《日韩交涉案》等，《广益丛报》从1906年至1910年集中译载过《韩国扩张警务之内容》、《朝鲜电信队亦撤》、《朝鲜庆州有乱》、《日俄韩三国之问题》、《（高丽）亡国纪事》、《日韩新约》、《（高丽）皇帝之末路》、《可怜韩国文人之末路》、《韩国亡民户口之调查》、《韩人之可怜语》，还有据韩国材料撰写的《论日本并韩与中国所独受之关系》、《书朝鲜亡国事忠告政府》等。最突出的是于右任主持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时人称“竖三民”）三份报纸先后用相当篇幅报道了日人如何步步紧逼，在韩国实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也揭露了伊藤博文在韩任统监期间的种种罪行以及韩国志士安重根刺伊的事迹报告等。作为中国人救亡图存最好的历史借鉴，当然是朝鲜亡国史的编译了。

最早译出有关朝鲜亡国史内容的可能是江苏句容两位留日学生王履康、辛濯之据日本学者西村丰《朝鲜史纲》译出的《韩国沿革史》。该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发端”叙述地理、政体、人种、王统之概要，然后分前朝鲜、后朝鲜、三韩、三国等叙述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历史史实；下卷从高丽太祖开始，着重叙述韩国从统一、变乱直至崩溃的历史过程。可能是因为原本作者讳言日本侵韩的事实，译者在“撮言”中声明，凡“有新出名人著作及散见类书原书未经载入者，一一撮要编译，挨次插入以期完备”，“凡遇重要国书及当时臣工奏对中国绝少传本者，尤［犹］如广为搜辑以便阅者憭然。至条约一门，除甲午马关条约登录全文以为殷鉴外，余均摘由编入以节篇幅”。由于原书对朝鲜地理、政治、教育的内容记载“微嫌从略”，因此“援引各书分门选入并附列表以清眉目”。为了让中国人对朝鲜近世史有很明晰的认识，“因检近事以足之”，补上了甲申之乱之后的史实，以揭示“近数十年俄西略不得逞，转轴而东，日本动于形势之相迫，蹶然以起，眼光所注，直逼三韩”的事实。⁽²⁰⁾

1903年有四种朝鲜近世史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刘世珩译出的日本林泰辅编修的《朝鲜近世史》。该书中译本分上下两卷共十章，依次为朝鲜基业、世宗治迹、世祖篡立、大典制定（附录东班、西班职官表）、士林之祸及外交、壬辰之乱、清国来攻及讲和、文化与党争、外戚及王族专恣、欧美诸邦及清日关系。译者刘世珩（1875—1937，一作1926年），安徽贵池人，刘瑞芳子，是清末民初刊刻、收藏、鉴赏名家，光绪二十年举人，历官度支部参议。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官员。侨居江宁，与范当世、缪荃孙相往返，后寓沪上。辑著有《吴应箕先生年谱》、《秋浦双忠录》、《贵池二妙集》、《崔城先生年谱》等，刻印有《贵池先哲遗书》等。《朝鲜近世史》实在也算他校译印行的一部很重要的书，编入“五洲舣编译时务丛书”。另一部在读书界影响较大的是益闻子译出的《朝鲜政界活历史》。该译本分十二章叙述朝鲜争夺之由来，朝鲜之党派的流弊，列述元老大臣、议政大臣略历，特别是李容翌的所作所为。译者曾亲自游历朝鲜，留心考察朝鲜衰亡的原因，他在译识中指出：“探其病源，实系于朝臣之争权，以致政界之腐败，且其仕途至复杂也。”他说自己读朝鲜史，常惕惕然曰：“吾中国之政界，虽不若朝鲜之败坏，然内治与外交，则与朝鲜绝相似。因取其书译之以饷世，为吾国人之殷鉴焉。”⁽²¹⁾而在诸多朝鲜亡国史著译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英国麦根斯的《韩国三十年史》。

《韩国三十年史》的作者麦根斯（Frederick Arthur Mackenzie, 1869—1931，今译为弗雷德里克·A·麦肯齐）是20世纪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出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1900年至1910年任英国《每日邮报》战地记者，1910年至1914年就任《泰晤士报》星期专刊主编，被《泰晤士报》驻京名记者莫理循称赞为“是一个很能干而又有经验的人。他全力以赴地对日本人在朝鲜的行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²²⁾他还著有《从东京到第比利斯》（1905年）、《东方的正式亮相》（1907年）、《日本在韩的殖民政策》（1906年）、《韩国的争取自由》（1920年）和《黎明前的俄罗斯》（1922年）等，其关于韩国的研究论著被《字林报》称为“详密研究于韩国内情者”。曾为《字林报》写过多篇报道，指出：“韩国合并后，日本执政者以同化政策之成功为目的，使韩人言日本之言语，行日本之风俗社节，期于达此而使韩国孤立。剥夺言论出版身体等之自由，韩人之有前进性者尽加拘束。建筑多数之新狱，施其恶刑酿出无数废人及死尸矣。”⁽²³⁾1920年11月26日麦根斯还与英国议员纽门爵士发起组织朝鲜友人公会，以扶助韩国独立运动。⁽²⁴⁾

《韩国三十年史》（The Tragedy of Korea，又译《韩国之悲剧》），原书出版于1908年，由伦敦Hodder和Stoughton公司印行。译本首先由上海外交报馆译出，连载于这份由张元济主持的专门译载外国报刊时文的《外交报》1910年5月4日的274期、6月11日278期、6月21日279期、7月31日284期、8月9日285期、9月18日288期、10月17日291期、10月27日292期、12月6日296期、12月16日297期，1911年1月5日299期、1月15日300期。该书中译本分二十一章，分隐逸国之韩、王妃与大院君之抗敌、外人之来、中日之战、闵妃被害、闵妃被害后之事实、韩王逃逸、日本之重来、新时代之开始、约章之功用、伊藤之政绩、韩皇子李熙逊位、新皇登极、韩国义军之历史、日本之强硬手段、颓垣断壁之启昌、叛党等章节，描述了19世纪70年代门户开放以来至20世纪初的朝鲜衰亡史，其中有不少事实，如1907年反对丁未七条约的运动则为麦根斯所亲见。他认为：“韩之亡，不亡于壤地之褊小，而亡于政治之腐败，此世所公认者也。”但他也抨击“日本主持帝国主义，大肆兼并之野心，蔑弃约章，恃强凌弱，残害生命，劫夺民财，文明国人之所不忍为者，日人皆悍然为之，乖人道，不惟污辱名誉，凡属与国，且当引为深耻焉。”⁽²⁵⁾麦根斯是一位富有政治头脑、忠于英国的记者，他与莫理循等人在远东的活动自然是出于“维护英帝国的最大权益”，由于当时英日“在商业上最激烈和最肆无忌惮的竞争”，使麦根斯通过一系列有关朝鲜亡国惨状的报道，抒发了“在远东的英国人当中的激愤情绪”。⁽²⁶⁾1910年在桂林出版的《南报》第二期（10月22日）也曾刊载过此书的部分节译文，署名逖案在案语中写道：“呜呼！爱国士大夫，以救亡自任者，不早谋于大势未定之前，而坐待大势已定，则智者无所用其计，勇者无所用其力，引颈就戮而已矣。可不惧乎？读此史者，试掩卷一思中国之现状，为中日战前之朝鲜乎，抑中日战后之朝鲜乎？”

朝鲜衰亡史无疑是中国最好的借镜，笔者先后见过此书两个线装单行本、三个平装单行本，都是非正式的出版物，其中三个名为《国镜》，出版时间难以确定。其中之一为1915年后的非卖品，扉页有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纪念画——墨竹，封底是一颗绿色的心，上书四年五月九日国耻记念。在单行本的“编辑大意”中，编者“哀告同胞”无论如何忙碌，都必须设法读一遍这本“记载高丽亡国之原因、日本灭国之手段”的好书，“用心想到中国现在之危险，同胞将来之危险”。因为“人民之生命财产名誉，三者须赖国家保护，国存三者俱存，国亡三者亦亡”。“保存中国，全靠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一致进行，倘各分党派，自相残害，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必为第二之高丽，永为他人之奴隶，万无可逃之理。”编者还希望看完此书的读者，“速即转送他人阅读，切勿抛弃高搁，尤望同胞捐钱再印此书，分送识字之人”。

朝鲜亡国史的译述对近代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这种唇亡齿寒的切肤之感受，是波兰、埃及、印度等其他亡国史所无法比拟的。1910年梁启超曾经用富有情感的笔触这样写道：“呜呼！而今而后，朝鲜名实俱亡矣！而今而后，中国以东，日本以西，突出于黄海与日本海间之一半岛，更复何有，无复有国家，无复有君主，无复有政府，无复有民族，无复有言语，无复有文字，无复有宗教，无复有典章文物制度，举二千年所有者，一切随鸭绿江水滔滔东逝以尽，惟余秽乱、腥臊、阴惨、黑暗、狼狈、耻辱之史迹，长点污白头山之雪色而不可湔祓，以此思哀，哀可知矣。”⁽²⁷⁾

研讨清末朝鲜亡国史的编译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梁启超。众所周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但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朝鲜亡国史研究的专家。1904年9月24日和10月9日的《新民丛报》第53、54号连载过他撰写的第一部朝鲜亡国史著作《朝鲜亡国史略》，1905年他又据半年来发生在日韩关系史上的新材料，撰成《日本之朝鲜》，刊于《新民丛报》1月6日第60号上。1907年他又撰成《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一文，发表于10月7日《政论》第1号上。1910年他又先后撰成《日韩合并问题》、《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刊载于7月17日和9月4日的《国风报》第16期、第21期。9月14日、24日的《国风报》第22、23期还刊载了他撰成的《日本并吞朝鲜记》，第22期还载有《朝鲜灭亡之原因》，后者1910年《广益丛报》254—255期又全文加以转载。他在1911年又撰成《朝鲜对于我国关系之变迁》等文。

梁启超从1904年发表《朝鲜亡国史略》到1911年撰成《朝鲜对于我国关系之变迁》这六七年间，正是朝鲜逐渐被日本侵吞、走向亡国的过程，梁启超的这些朝鲜亡国史著不仅描述了这一过程，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朝鲜亡国史研究的体系。他把朝鲜亡国史分成四个时期来研究，即：（一）役属于中国之时代，（二）号称独立之时代，（三）役属于日本之时代，（四）并吞于日本之时代。日本亡韩是通过四个步骤进行的：（一）与中国争朝鲜之时代，（二）与俄国争朝鲜之时代，（三）以朝鲜为保护国之时代，（四）并吞朝鲜之时代。⁽²⁸⁾这是梁启超1910年朝鲜亡国史研究体系成熟时期的分期法。其实，早在1904年，这一分期已在《朝鲜亡国史略》中初露端倪，他把朝鲜亡国史分成朝鲜为中日两国之朝鲜、朝鲜为日俄两国之朝鲜、朝鲜为日本之朝鲜三个时期。他的研究方法是“以中日战争之前朝鲜与中日战争后之朝鲜比较”，进一步又以“中日战争后之朝鲜与日俄战争后之朝鲜比较”，认为“中国始失保护朝鲜之资格”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中日所订的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嗣后朝鲜有事，中国当发兵前往，先咨照日本，日本派兵前往，亦必咨照中国”，事实已将朝鲜明确视为中日两国共同的保护国。梁启超认为，中国由于“不明国际法上对于属国之权利”，一方面允许朝鲜自主与外国缔结条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称“朝鲜为我大清藩属”，日本正是利用了清政府这种逻辑矛盾，恃其武力之强而公然声称“缅惟高丽为独立之邦，而与各国结约通商，实由我日本劝导之也。然而清国恒称高丽为藩邦，干涉其内政”；并指责清政府无视《天津条约》。甲午开战不及一月，日本驻韩公使就与朝鲜外部大臣缔结所谓《日韩协约》。《马关条约》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标志着朝鲜亡国史进入了第二期。这一时期韩廷形成了俄日两党，“汉城咫尺之地，遂为日俄外交竞争之烧点”，日党拥大院君以清君侧，于1895年10月8日诛杀闵妃。1896年2月11日俄党挟韩皇及世子幽于俄使馆。同年5月14日俄日签署协商之约，使“日俄两国在朝鲜之地，恰如天津条约时代”。

梁启超把第三期“朝鲜为日本之朝鲜”分成两个时期，即“预备时代”和“实行时代”。“预备时代”是日本经过数十年以谋朝鲜的处心积虑，第一步通过《天津条约》的策源，在甲午战后终获全胜；第二步是通过日英同盟的策源，在日俄战争后大获全胜。日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举全韩以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下”，1904年2月日俄宣战后，俄国驻韩公使也布罗福的撤出与甲午战后袁世凯由韩撤出如出一辙。2月23日日本驻韩公使与韩外部订立所谓日韩议定书，也与甲午战时的日韩协约又颇相似。为此，梁启超不得不叹服：“日人外交之略，至远且大，至敏且鸷也。”日俄战后日本进入了其在韩统治的“实行时代”，其第一项措施就是日人长森藤吉氏以私人资格垄断朝鲜全国荒芜地以从事开垦的“长森案”，韩人听说后举国哗然，排日运动一时兴起，镇压反日运动成了日本在韩专制统治的发端，其手段一是捕缚会党首领，二是禁止集会自由，三是束缚出版自由。由于韩国朝野上下的激烈抵抗，也因为日本国内舆论的压力，长森案名义上被无限期延期，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韩国内政改革案。它标志着朝鲜为日本人之朝鲜。

梁启超指出：“国家行政机关最要者三事：曰财政权，曰军政权，曰外交权，三者亡则国非其国也。”韩国内政改革案的第一条，即由日本财政家目贺田种太郎充当韩国度支部财政监督，由美籍日人田尼逊充当外交顾问，把缔结条约之权尽收揽于日本政府，朝鲜与列国不再互派公使，而仅派驻领事。日本还把朝鲜兵员由2万减至1000人。“三权既去，然则朝鲜政府所余者能几乎？吾以为舍伴食外，真无有也。”⁽²⁹⁾对于日本报界对日本在韩的侵略行径讳莫如深，他极为不满，并一直苦于“无实地调查”来印证他有关第三期的分析。1904年12月30日他获悉韩廷命警察去弹压一新会会员的集会时，有韩兵在抛石中打伤了一日本步兵，结果驻韩日本宪兵急传令捕缚韩兵中大队长以下将校6名、士卒7名，并逼迫韩廷将参政官申箕善、宫内大臣兼内务大臣李容泰革职，军部大臣李允用、法部大臣金嘉镇，也以嫌疑辞职。日军所捕缚的10余人，也要求韩廷严行惩处。这篇千余字的短文，梁启超却用了一个《日本之朝鲜》的大题目，显然是把这一材料作为他朝鲜亡国史研究体系第三期“实行时代”的一部分来加以归纳的。他在该文结尾处这样感叹道：“此役也，朝鲜人对于日本，所犯者掷石耳，所伤者一步兵耳。抑伤也而未死也，轻伤也而未重伤也。而所获之报酬，则军队六将校之捕缚处刑也，政府四大臣之递职也，全国和法权之转移也。”⁽³⁰⁾

1910年梁启超把朝鲜亡国史的第一“中日争韩记”、第二“日俄争韩记”列为亡国史体系的前记，第三“日本役韩记”、第四“日本并韩记”列为本记。在记事过程中，梁启超采用甲午战前用中国年号，以与役属中国之时代相吻合，乙未（1895年）后用朝鲜年号，以与号称独立之时代相协调，以后由日本发生的事实，均用日本年号，以符合役属于日本之时代和并吞于日本之时代的史实，这种纪年的方法应当说是符合朝鲜亡国史实际的。梁启超称其朝鲜亡国史分期及其叙述方法，主要为了反映两方面的事实，即：（一）“以观朝鲜自取剿绝之由”，（二）“日本谋人家国之术”。⁽³¹⁾这种探索被亡国自取灭亡的原因和灭国者如何亡人之国的权术，正是梁启超“亡国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注重探索历史发展内在的因果关系，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区别于封建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就指出：“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³²⁾在《新史学》中，他更是把“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作为史学的一种界定，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³³⁾如果说1904年梁启超第一篇《朝鲜亡国史略》主要是揭示日本亡韩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几个月后他写的《日本之朝鲜》已开始尝试探寻朝鲜灭亡的原因所在。他在指出日本“强权之真相”后认为：韩廷掌握的警察部队，不用于保卫百姓，而专用以监督百姓，不用于纠诘奸慝，专用以凌压新党，真可谓是“兄弟争室，开门揖寇”。⁽³⁴⁾他开始在朝鲜寻找亡国的内在原因。在1907年发表的《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一文中，他把亡韩的原因直接归咎于韩皇和韩民，认为“韩之亡，韩皇亡之，韩民亡之”。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韩皇小有机智，好专断而无定见，专务敷衍以涂人耳目，百事皆亲自裁决，而群臣仰其鼻息为进退。其用人也，废置如弈棋，往往一年之间，而其顾问官及各部大臣，更迭以数十次。又常欲倚赖外国，以自保其地位。十年以来，改革之诏，殆数十下，而政治曾无稍变于昔。韩有此皇，而韩遂以亡”。其次“韩民畏两班、官吏如虎，以得厕吏籍为无上之荣幸。其仕于朝者，则惟知树私党，互相援引，互相排挤，只知有个人而不复知有国家。其一般小民，视国事若于己无与，始终未尝为政治上之运动，惟希望上之施以恩泽，趋势利若鹜，见外人之有势力于其国中者，则崇拜若不及。闻他人协商保全其领土，则大喜过望，谓可高枕无患。韩有此民而韩遂以亡”。⁽³⁵⁾以后，这两点被上升为对朝鲜国家体制和国民性的分析。

1910年梁启超完成了长篇论著《朝鲜灭亡之原因》，在文中他指出朝鲜灭亡的最大原因在于朝鲜的专制制度：“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不肖，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牵一发以动全身，致全国亿兆悉蒙痡毒，征诸我国史乘，其覆辙若一丘之貉。而朝鲜则其最近殷鉴之显著者也。”这种专制制度加上一位“葸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断、好听谗言而于事理，多内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计常拙，倚赖他人而不自立，好为虚饰而不务实”的韩皇，国家岂能不乱，于是“政出多门，举棋不定，而国家之元气，遂斫丧以尽”。然而，“失德之君，国家代有，苟其下有人焉，亦未始不可补救”，遗憾的是“朝鲜社会，则又亡国之社会也”。朝鲜贵族两班垄断了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的一切势力，非两班不能任官职和从事学业，甚至连私有财产也得不到保障，换言之，“朝鲜国中有自由意志、有独立人格者，惟两班而已”，但这却是一帮怎样的人呢？“彼其两班之人，皆养尊处优，骄佚而不事事，以作官为唯一之职业，故他国之设官，以治国务；朝鲜之设官，则以养无业之人。其官吏专务繁文缛节，一命以上，兼从如云，呼蹴人民，等于禽畜。人民生命财产，无一毫法律上之保障，任官吏予取予携，各种租税，纳于国库者，不及其所取诸民者三之一。”因此，当官吏成了朝鲜人梦寐以求之唯一“营业”，“全国趋之若鹜,丧名败检以求得之”。由于官吏人数大大过于官吏员额，因此互相倾轧。“朝鲜最多朋党而好为阴谋”，百年以前，即有南宗、北宗，老论、少论诸派，各借党以营私利，朝握手而夕操戈，使朝鲜争夺政权之剧烈的朋党之争，超过了世界上任何立宪国议院中的政党之争。

在这种腐败的专制体制下，那批留学于外国的学成归国者，原可以成为支持朝鲜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也都拥挤于官场，“假所学以为猎官之具，及其欲猎官也，则自有宦海之专门科学，以何术而攀援，以何术而倾轧，非弃昔之所学者而学之不得也”。这批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却把精力用之于权术，以至于海外归来的朝鲜留学生将近千人，却“至今不能办一完全之学校，至今无人能著一书，且并译本之少，可观者而无之”。善变成了这批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前此以顽固著名之人，及甲午以后，则日滔滔谈改革，前此之中国党，不数年忽变为日本党，不数年又变为俄党，旋又变为日本党，惟强是视，惟能庇我者是从”。这里，梁启超已从剖析朝鲜政治体制进入对朝鲜国民性的分析。

“政治者，国民心理之返影也。”朝鲜的政治制度、政权结构、政治现象，无不是朝鲜国民性的一种反映。梁启超认为，朝鲜是全世界个人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空谈乱侃是朝鲜国民的一大特征：“二三人相遇，辄喋喋终日，而外人稍知朝鲜人性格者，谓其所言固无一由衷也”。易怒好生事是另一大特征，“一受侮则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则然，若已僵之蛇，拨之不动也”。第三大特征是缺乏将来之观念，“小民但得一饱，则相与三三两两，煮茗憩树荫，清谈终日，不复计明日从何得食，翛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达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权势，明日国亡，固非所计。故自日本设统监以后，尽人皆知朝鲜命在旦夕，朝鲜人自知之与否，吾不敢言，惟见其争夺政权，醰醰然若有至味，视昔为尤剧也”。他注意到朝鲜社会存在一个精英淘汰的现象，指出安重根“此种人固亿万中不得一二，即有一二焉，而亦不见重于社会，匪惟不见重，且不能以自生存。盖朝鲜社会，阴险无耻者，常居优胜之数，而贞洁自爱者，常居劣败之数”。因此，朝鲜国民性的种种缺陷，实在不是出自天性，而“强半由社会现象迫之使然也”。恶劣的社会体制与落后的国民性互相作用，使朝鲜社会的机制已达到了无法正常运行的程度。“朝鲜于四十年前，已知练兵之为急，尝改革兵制，请外国人为教习矣，而其所发军饷，乃至杂以泥沙，故所练者不久旋溃。甲午以后，韩皇尝率群臣誓于太庙，颁布洪范十四条矣。”这一方案较之清朝宪法纲领九年筹备案更为体大思精，但“一誓之后，其君若臣即已渺不复记忆”。朝鲜的官制大改革，设置了模仿日本政府机构的所谓一府八衙门，但结果在汉城中矗立的“巍巍广厦”中，只有某部的大榜，而其中无一文牍，大臣会议也是围坐一桌，“烟气弥漫，游谈无根，无一语及政务也”。胡乱空谈施之于朝鲜财政上，“种种恶税，其名固不可殚举矣”。官吏完全不依法征收租税，而是随心所欲地胡乱掠夺，政府胡乱铸币，号称改革币制。由于缺乏完备的警察机构，外国私铸伪币纷纷流入，“充溢市场，百物腾踊，民不聊生”。于是，恶性循环这样形成了：“朝鲜民本已媮惰不事生产，而政府复朘削之不已。农民终岁勤劳无所得食，以故举国之田，悉废不耕，草莱弥望”；政府则公然卖官售第，一进士定价为二千五百元；这种国民性表现在外交上，则是“喜弄智术，日言纵横捭阖，常商榷于联某国以抵制某国，而实则割臂饲鹰，舍身施虎。鹰虎未饱，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腐朽的专制体制与落后的国民性结合在一起，其结果“一言蔽之，则厉精图乱发愤自戕而已矣”。⁽³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梁启超认为，并非日人亡韩，而是韩皇韩民亡韩。

在梁启超心目中，善为史者应当在探求历史运动的“公理公例之所在”的同时，建立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因为“尚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³⁷⁾事实上，20世纪初，梁启超已在西方传入的社会进化论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一整套亡国史学的研究体系，朝鲜亡国史研究正是构成这一亡国史学研究体系的一部分。

早在1901年梁启超撰写构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的开篇《中国史叙论》的同时，就写成了《灭国新法论》一篇，连载于1901年7—8月的《清议报》第85、86、89册上。这是一篇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的生物学观点用之于人类社会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专门分析世界主要亡国史的理论文章。文章开篇指出：“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图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类以来，即循此天则，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国于全地球者，仅百数十焉矣。”但亡国的办法却有明显的不同。“昔者以国为一人一家之国，故灭国者必虏其君焉，潴其宫焉，毁其宗庙焉，迁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灭而国灭。今也不然，学理大明，知国也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其与一人一家之关系甚浅薄，苟真欲灭人国者，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不宁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之手段。故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

在比较了古代与近世亡国手段不同之后，梁启超着重讨论了今天亡人之国的种种手段，指出今之亡人之国不再单单通过残酷的战争手段，而是“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列强用灭国新法亡人之国的例子举不胜举，梁启超主要是从埃及、波兰、印度、菲律宾等国亡国史分析入手的。

埃及亡国的主要原因是过度外债。自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始借债于外国，埃及国王为“骤进多金，外观忽增繁盛”而迷惑，左右的欧洲顾问官又“说以富国学之哲理，惑以应时机之谰言”而大量借债，最后导致埃及政府其借外债达五亿三千二百余万打拉，是贫弱的埃及所根本无法负担的。19世纪70年代，埃及财政一发不可收拾，英国领事伺机胁迫埃王聘请英人为顾问官，继而又使埃王设立以英法两国人任局长的财政局，最后由外人监督岁入、管理铁道、掌握关税，财政大权全部外移。而关税权由外人掌握后，在埃10万欧人皆私贩运而不纳税，财政局增聘数十欧人的俸给高达17.5万打拉。并大量增加埃及的人头税和营业税以偿旧债利息，全国官吏数月不得支俸。同时又将埃王所有私产偿还债息，并使英法人入政府担任户部、工部二大臣，同时免去500位埃及人官职而以欧人代之，使欧人在埃及全国官吏中占有1 325人，俸给高达186.5万打拉。并把全国的土地大半归欧人营业，埃及百姓“无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饿莩载道，囹圄充阗。而埃王卒乃被废，拥立新王之权，归于债主之手矣！”这是灭国新法中“放债灭之”的一大典型。为此，梁启超在1904年还专门写了一部《埃及国债史》以警示国人。

梁启超是最早研究波兰亡国史的学者。波兰在17世纪曾被瑞典王废前王别立新主，前王靠俄援复位，由此则“惴息于俄皇势力之下”，国内又分成受庇于普法与俄国的两大党，政治上、宗教上“讧争不息”，俄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煽其党争使日益剧烈，遂藉词扶助公义，屯兵四万于波兰境上以为声援”，俄军在贵族议院前筑一炮台，使数兵率立炮侧爇火以待，迫使全院议员画诺。此后俄公使掌管废置波王生杀波民之权达数十年，最后废其位，1772年正式吞并波兰。这是灭国新法中“以煽党争灭之”的一大典型。

梁启超认为“印度之灭亡，可谓千古亡国之奇闻也”。印度有180万英里的土地，29000万人口，但却被一家只有区区7万镑小资本的东印度公司置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统治之下。“以常理论之，其必暴露莫大之军队，耗竭无量之军费，乃始及此，而岂知有大谬不然者。”因为英人灭印度“非以英国之力灭之，而以印度之力灭之也”。为什么这样说呢？东印度公司全盛时代，在印度的英兵不过9000人，但1857年该公司所养印兵多至23.5万人。“盖当其侵略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当其戡定之后，监印度人者印度人也。而自始事迄今日，凡养战兵养防兵之费，所有金谷缯帛，一丝一黍，无非出自印度人也。”这可以算是灭国新法“以通商灭之”的典型，但似乎还有一部分在于自取灭亡的意思。

菲律宾将军阿军鸦度由于反西班牙的独立革命未成而流亡香港。新加坡美国领事与其密约，由美兵舰护送阿将军返回菲律宾。美国伺机宣称美舰将以助菲律宾独立，菲国人“以为美国文明义侠之称，久著于天下，坦然信之，表亲爱焉”。但1898年菲律宾独立后，“美人挟大国之势，藉战胜之威，一旦反戈以向菲人，虽血战三年，死伤疫疠，其所以惩创美人者不可谓不剧，而卒至今日，刀缺矢绝，大将被俘，百战山河，又易新主，天道无知，惟有强权”。这就是灭国新法“以助革命灭之”的典型。⁽³⁸⁾

1904年梁启超开始研究朝鲜、越南的亡国史，他的亡国史学也因为新的事实而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他认识到亡人之国固然有种种权术，但最终亡国的原因大多不仅仅是外力的作用，更主要的亡国力量是来自自身的内部。这在他以往研究印度亡国史时已模糊地认识到了。1906年6月他以《越裳亡国史》为题发表在《广益丛报》上的《越南亡国史》一书，列专节讨论了“越南亡国原因及事实”，认为其为法国人所亡的嚆矢起自嗣德十五年“法人以重兵厚集于西贡，要越南讲盟，越国君以钦差大臣往会，越大臣奉国章如西贡，法人以兵劫盟，使纪盟词曰：越南国君臣顺情愿大法国保护，乞以六省为让地”；并承诺越南不与他国外交。此时越南有三十省全辖未动，兵财充裕。如果奉命讲和之人有胆气、有机略，完全可以据理力争，但两位钦差大臣“羊豚其肝，狐鼠其技，一见法人，便战战栗栗，汗出如雨”，于是六省落入法人之手。梁启超指出：“越南地势险要，人兵劲捷可战，法人非容易可取”，实在是因为有奸臣陈践诚、阮文祥当国，两人是“虎狼面目，狐狯肝肠”，阮文祥较陈践诚更恶劣，“善于逢迎掩饰，深得主上心，尝蓄篡夺之志，因国政内腐，法虏外窥，知法势强盛，遂借外交手段，胁制朝廷，以阴行己志，多以重赂结法人，约为法人奥援。彼为机密院大臣，每有机密，辄先泄于法，法人亦以重赂饵之。凡交通英德等事，皆为祥所败露。国中又有太后范氏，愚而贪，为嗣德翼宗之生母，干预朝政，翼宗事事禀求母后乃行。阮文祥即以法人所贿之重赂，结母后心，昏好贼，表里弄权，颠倒国政，陷害正人君子，或则横被刀斧，或则黜削归里”。⁽³⁹⁾结论很清楚，亡越南者，越南之奸臣，越南腐败的政治制度。这可以说是梁启超为自己1901年创立的“灭国新法”又增加了一种典型，我们姑且将其命名为“自取灭亡法”。朝鲜亡国同样也应当归入此类。梁启超明确指出：“日本虽处心积虑以谋人国乎？日本虽养精蓄锐有能亡人国之实力乎？顾何以不谋他国而惟朝鲜之谋，不亡他国而惟朝鲜之亡。使朝鲜而无取亡之道，虽百日本，其如彼何，不见乎瑞士、荷兰、比利时，其幅员户口，皆远在朝鲜下，而以欧洲数大强国，莫能亡之乎。”通过以往的分析，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亡朝鲜者，朝鲜也，非日本也。”并特别声明朝鲜亡国史是为他旧作《灭国新法论》提供了一个亡国的新例证。⁽⁴⁰⁾

通过对一系列亡国史的分析，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要避免沦为“灭国新法”的牺牲品，不成为第二个朝鲜、越南、埃及和波兰，就一定要在世界竞争圈中成为强者，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以走向国富民强的工业化道路。因为“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⁴¹⁾社会进化论曾被西方列强用来作为侵略弱国的理论依据，清末梁启超用这一理论分析世界亡国史，从理论上阐明了近代国际关系中各民族的生存竞争和帝国主义亡人之国的种种手段，使社会进化论成为一种震动国人的强大理论武器。在学术上将社会进化论用之于解释朝鲜亡国史，在中国已越出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它与当时东亚社会的政治动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梁启超的“亡国史学”，乃至新史学，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体系，它是一种危机时代特有的启蒙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深重的危机感，使清末以来整个学术研究都多少笼罩在一种政治阴影之下，学术研究的基点常常不是文献上的传统，而是指向现状和将来；学者探寻外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出发点多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变革。这在梁启超“新史学”的“亡国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梁启超在对中国封建旧史学进行批判时曾指责旧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认为史学的作用就是要“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他认为“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⁴²⁾他在最初撰写《朝鲜亡国史略》的序言中就表述了自己撰这部亡国史的初衷：“今以三千年之国，一旦溘然长往，与彼有亲属之关系者，于其饰终之故实，可以无记乎。呜呼！以此思哀，哀可知耳。”⁽⁴³⁾1907年他在悲叹沦亡之际的韩国、韩皇、韩民一文中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人：“天下事无独有偶，韩有此皇，不意更有酷似韩皇之皇；韩有此民，不意更有酷似韩民之民。”⁽⁴⁴⁾

为了让中国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梁启超在朝鲜亡国史研究中大量采用中韩比较法，如《朝鲜灭亡之原因》一文中，他不断将朝鲜宫廷的腐败与中国历朝末世的史实、韩皇的恶德和中国亡国之君的故事一一加以对照，如“闵妃擅政，艳妻煽处。举国中知有君之妃而不知有君者殆二十年，则晋惠帝之受制于贾后也。坐是与大院君构衅，使小人乘之，则唐肃宗之惑于张良娣也。女谒盛行，杂进宫掖，则汉安帝之宠王圣也。诸闵布满朝列，苞苴公行，数年之间，闵氏起家百万以上十余人，其金赵诸后族称是，则汉之田窦王梁不是过也。甲申以降，执政者无半年得安其位，朝绾金紫，夕横路衢，则明庄烈之十六年易五十六相也。屡兴党狱，作瓜蔓抄，爱国之士，族诛瘐死者相属，其窜逐于外者尚百数，则汉之党锢，明之东林也。甲午以后，亡征尽显，而钩党尚兴不已，则明福王之偷息南都、逮治复社也。大国之使者，咆怒唾辱于其前，帖耳而莫敢校，且恬然不以为怪，则石敬瑭之求人容我为君也。投以甘言，则欢忭委信，如小儿得饼，则楚怀王之受欺于张仪也。见逼于此，则求助于彼，不思自立，惟引虎自卫，则宋理宗之约元灭金，而不顾己之随其后也。事变一生，苍黄无主，任人播弄，望门投宿，则汉献帝之见挟于李傕、郭汜、樊稠、张济也。举事失当，不负责任，而动诿罪于受旨奉行之臣下，则唐文宗之卖李训郑注也。日日创法立制以为美观，而无一能实行，则王莽之法《周礼》也。且假之以为殃民之具，则宋徽宗之用蔡京而侈言绍述也。强邻压境，命在旦夕，而色荒禽荒，不闻少减，则齐东昏之作愁天子也。盖历代亡国之君之恶德，韩皇殆悉备之”。⁽⁴⁵⁾这些生动的历史比喻，给略有修养的中国读者以一种强烈的自身文化的震撼力，不难产生一种“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的真切感受。

梁启超“亡国史学”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其没有把中国读者导向一种悲观主义，他试图通过“亡国史学”来激励中国“四万万人”寻求一个“兴国之策”。救亡之路没有选择，“不灭则兴，不兴则灭”。⁽⁴⁶⁾梁启超在1910年2月至1911年10月间担任《国风报》总撰述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时局的文章，他指出亡国之祸确实迫在眉睫，感叹：“中国大乱之起不出二三年，中国醉生梦死之官吏恬然不之知，而外国人则已洞若观火也。”⁽⁴⁷⁾他认为：“今也我国政治现象，内之则凡历朝将亡之际，其所以致亡之迹无不一一蹈袭之。国中人士，无论朝野、智愚、贤不肖咸曰国必亡，国必亡。”面对这些“坐以待亡”悲观论者的心理，他深表忧虑：“国所以亡者，非有他故，则举国人咸曰国必亡，国必亡之一种心理为之耳。”⁽⁴⁸⁾他愤然写道：“今中国凡百不足深患，而惟人心风俗之病征为足患。人心风俗其他之病征尚不足深患，而惟此坐以待亡之心理为最足患。人人皆曰国必亡，国必亡，则莫复肯为百年、十年之计，而惟苟且偷生于一日。”⁽⁴⁹⁾他分析了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后得出三点结论：（一）各国虽眈眈涎我边境之一部，攘为彼领，然犹未能遽以施诸本部各地；（二）在本部各地，虽各各务扩充其势力，然名义上仍公认我主权；（三）至于万不得已，然后方谋共同干涉，共同瓜分。“夫既曰不得已而谋干涉瓜分，必其在我国外债山积，不能偿还，财政紊乱达于极点，内乱蜂起，不能戡定之时。”“瓜分之祸，必其在列强经一次大战争，胜负有所决，国际关系与今迥异之后。然则此数年间，固尚有容我图存之余地。既容我图存之余地，即容我有图强之余地。”即使中国真的亡了，国民也不能自暴自弃，仍当努力奋斗，挽救中国，“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他希望国民应该人人从我做起，建立“与恶政府奋战，与恶社会奋战，乃至于与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的精神。⁽⁵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构成的“亡国史学”体系是一种积极的爱国启蒙史学，它带给国人的是惊醒和振奋，是一种激励和向上的历史哲学，其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亦多是正面的影响。

朝鲜古代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17、18世纪朝鲜知识分子开始认识东亚文化圈之外的西方世界，也是通过中文这一媒介进行的。1603年李光庭传入了利玛窦绘、李之藻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1604年黄允中带来了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1631年郑斗源带来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其他传入朝鲜的西书中译本有《交友论》、《同文算指》、《几何原本》、《主制群征》、《泰西水法》、《天问略》等。⁽⁵¹⁾

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给朝鲜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动，随着西方与日本势力的扩张，朝鲜民族的危机意识不断高涨，一些具有开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开放门户，引进西方的科技以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尽管不少开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但他们仍注意通过阅读中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普法战纪》以及郑观应《易言》、黄遵宪《朝鲜策略》、祎理哲《地球说略》、丁韪良《万国公法》和《格物入门》等来学习西学，研讨应对西方列强的策略，《申报》、《万国公报》、《中西见闻录》、《格致汇编》等也在朝鲜学人中流传。⁽⁵²⁾“甲午更张”后，虽然不少朝鲜知识分子不再对传统中国的杜甫、苏东坡的诗文、《三国演义》、《红楼梦》津津乐道了，但这一时期中国译出的西方文史作品仍是他们争相传阅的主要读物。如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与蔡尔康合译的《中东战纪本末》等。中国译者大量译述世界亡国史自然不能不引起朝鲜译者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也选译了不少此类作品，如日本涩江保《波兰末年战史》（鱼瑢善译，塔印社，1899年）；从中文转译的有据麦鼎华译本转译的柴四郎《埃及近世史》（张志渊译，皇城新闻社，1905年）；《大韩每日申报》1905年10月20日至12月10日连载过涩江保《历史概要》，即《波兰末年战史》的另一译本。

韩国学者李润和认为，在近代西洋史学输入韩国的过程中，中国是主要的中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⁵³⁾从1900年开始，梁启超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入韩国，其文章只要一写好就马上传入韩国并引起很大影响。1900年玄采译出《清国戊戌政变记》（学部编辑局），1906年有《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朝阳报》），1907年有申采浩译出《伊太利建国三杰传》（广学书铺）。1907年10月以前《饮冰室文集》也早已流入汉城，收入《饮冰室文集》的以《谈丛》为蓝本写成的《饮冰室自由书》，由金恒基翻译并在1908年4月刊行，《饮冰室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常常被转载或引用在各报章杂志上，甚至被采用为学校的汉文教科书。⁽⁵⁴⁾

梁启超亡国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韩国学者的广泛注意。1906年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所撰的《灭国新法论》就有了《朝阳报》出版的译本。流传最广的要数《越南亡国史》。1906年由玄采译出（普成社版），1907年又有两个译本。玄采（1856—1925年）是朝鲜开化运动中的重要翻译家，译过《俄国略史》、《东国史略》、《万国史记》、《法兰西新史》、《东西洋历史》、《日本史记》等多种史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玄采译本分越南亡国原因及事实、国亡志士小传、法人困弱愚瞽越南人之情状、越南之将来四节，后附有《越法两国交涉》、《灭国新法论》、《日本之朝鲜》等文，实际上堪称一本“亡国史学”的集结。该书流传甚广，1906年11月初版，1907年5月27日又再版。⁽⁵⁵⁾韩国学者姜万吉认为，1904年后兴起的爱国启蒙运动中译出的《越南亡国史》等书，“向国民介绍了外国的建国英雄的传记和独立运动、革命运动的历史，为提高国民的独立意识和历史意识进行了努力”。一些私立学校致力于教育救国事业，也把《波兰末年战史》、《越南亡国史》等书作为辅助教材，宣传和扩大爱国启蒙思想，对当时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⁵⁶⁾

朝鲜学者心农、张志渊等还先后译编了梁启超的《中国魂》，卷上收入《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卷下收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等论文，心农译本连载于1907年12月20日至1908年11月18日的《共立新报》，张志渊译本由大邱石室铺出版单行本。梁启超的这些论著，为朝鲜学者集中引进了社会进化论。姜万吉指出，社会进化论是开港时期社会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通过社会进化论，对各民族的生存竞争和帝国主义的凶残，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说明的依据。所以，社会进化论曾被认为是适合开化时期的政治思想，是能够唤起人民站到救国前线坚强的政治意识。这一政治意识还使人们认识到当时正是各国之间展开生存竞争的时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存自己，必须相应提倡民族主义。“为了在生存竞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抛弃陈旧的学问和思想。新民思想便是作为这样一种新的精神而产生了”。⁽⁵⁷⁾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朝鲜这种新的精神的建构中，梁启超的新史学观、亡国史学体系所引入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其积极作用是显著的。也许正是20世纪初朝鲜国人的历史意识不断加强，1909年日本统监部加强对朝鲜出版物的检查，为了愚民，他们关闭了许多韩国人自己开办的私人学校，并查禁了有关韩国的历史地理书籍。日本吉田东伍公然主张：“朝鲜史存，则日本之受朝鲜文化者存（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先由朝鲜传入），不如灭朝鲜史而尽扫其迹。”于是玄采史（朝鲜正史）及有关朝鲜的文献三十余种、数百万卷尽被收毁，有关各国革命史、独立史以及欧洲启蒙时期历史的书籍也被禁止，或被篡改，《饮冰室文集》被列入禁书，甚至与《王阳明实记》等一起被“付之一炬”。⁽⁵⁸⁾

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初的历史，是一部用“血和火”谱写的世界各民族的兴亡史。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里展开的激烈争夺，使亡国史研究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清末亡国史“编译热”的形成，就是在中国留日学生取代西方传教士成为译坛上主译者后对世界历史翻译的第一次选择。其中译出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朝鲜亡国史。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梁启超也是在这一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入朝鲜亡国史研究领域的。梁启超通过对朝鲜亡国过程的分析，以及亡国原因的研讨，确立了一整套朝鲜亡国史研究的分期法和比较研究法。他用自己对朝鲜和越南等亡国史研究的实例，充实了1901年撰成的《灭国新法论》一书中形成的以“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的“亡国史学”体系。在“通商灭亡”、“放债灭亡”、“练兵灭亡”、“平内乱灭亡”、“助革命灭亡”等亡人之国权术外，又增添了一种“自取灭亡法”。亡国史学是梁启超“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越出了纯粹的学术范畴，成了20世纪初中国危机时代所特有的一种爱国启蒙史学。这种史学研究的基点不是文献上的传统，而是指向现状和将来，其出发点并非外国的历史与文化，而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变革。

“由来国自伐，不信有天亡”，“哀哀告我后，覆辙视前车”。⁽⁵⁹⁾梁启超亡国史学的代表作传入朝鲜后，成为朝鲜开化时期引人注目的政治思想，成为后来唤起朝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理论武器。梁启超对朝鲜腐败政治制度的抨击，对朝鲜落后国民性的剖析，事实上是完全适用于近代中国的。清末亡国史的编译与梁启超朝鲜亡国史的研究，成了中国危机时代最好的一面“国镜”，它给了中国人巨大的震撼力，激励着中国人的自强意识，呼唤着中国人竞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感。

附记：原文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5—355页。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科教授金翰奎先生为笔者提供了不少韩文资料，并帮助译介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此特向金翰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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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僧《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1903年第2期。

(2) 修真《阅报之有益》，《觉民》1904年第1至第5期合本。

(3) 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66页。

(4) 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36年。以下凡引用该版不再特别注明。

(5)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53页。

(6) 《译书汇编》1902年第10期“新书广告”。

(7) 参阅邹振环《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9) 参见［日］　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10) 《译书汇编》1902年第10期“新书广告”。

(11)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

(12)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

(13) 《埃及近世史》麦鼎华自序，商务印书馆，1902年。

(14) 《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号。

(15)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7—288页。

(1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8页。

(17)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366页。

(18)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

(19) 参阅邹振环《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 《韩国沿革史》经家龄叙、译者撮言。

(21) 《朝鲜政界活历史》译序，开明书店，1903年。

(22)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64—465页。

(23)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附录，上海维新社，1920年，第192页。

(24)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25) 《国镜》（即《韩国三十年史》）自序。

(26)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65页。

(27) 《朝鲜灭亡之原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

(28) 《日本并吞朝鲜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一。

(29) 《朝鲜亡国史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七。

(30) 《日本之朝鲜》，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31) 《日本并吞朝鲜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一。

(32) 《中国史叙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33) 《新史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4) 《日本之朝鲜》，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35) 梁启超《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载《政论》1907年10月第1号。

(36) 《朝鲜灭亡之原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

(37) 《新史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8) 《灭国新法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39) 《越南亡国史》，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九。关于梁启超越南亡国史的研究，笔者将另文详述。

(40) 《朝鲜灭亡之原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

(41) 《灭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42) 《新史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43) 《朝鲜亡国史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七。

(44) 梁启超《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载《政论》1907年10月第1号。

(45) 《朝鲜灭亡之原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

(46) 《灭国新法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47) 梁启超《德国胶州湾增兵问题中外时局杂评》，载《国风报》第一年第19号。

(48) 梁启超《国家命运论》，载《国风报》第一年第8号“论说”。

(49)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载《国风报》第一年第28号“时评”。

(50)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之责任》，载《国风报》第二年第10号“论说”。

(51) 参阅［韩］　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汉城一志社，1986年，第468、471页；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姜在彦《朝鲜的西学史》，民音社，1990年。

(52) 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前揭书，第500—501页。

(53)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54) 参阅金秉喆《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附录《西洋文学翻译年表（1895—1950）》，乙酉文化社，1975年，第937—938页；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前揭书，第100—101页。

(55) 金秉喆《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前揭书，第215、937—939页。

(56) 姜万吉著，贺剑城等译《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42、296、310页。

(57) 姜万吉著，贺剑城等译《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58) 佚名《朝鲜闻见录》，第18—19页，上海图书馆藏；参阅金光耀《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比较》，载《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复旦大学，1995年，第81页。

(59) 《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