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史学的转折点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是新旧交替、中西合璧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呼风唤雨之势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学界观点始终不尽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最早酝酿于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成熟于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期间，即三阶段说。^[15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史学思想以1918—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即两阶段说。^[152]但两阶段说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学者汪荣祖在2004年曾引用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的理论，^[153]将新史学思想以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划为第一阶段，民国以后划为第二阶段。事实上，基于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感情，梁启超的思想一直是“善变”的，倘若从“变”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旅欧为界很明显可以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其爱国的情感，所以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基础之上——梁启超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开拓者，在从政治救国向学术救国的转变中，他开始批判封建旧史学，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和体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果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终结者，那么利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比较和批判，梁启超是第一人。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根源于他在现实中对救亡与维新思想的诉求和实践。早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同处东亚、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他向往着英、美、日的改良方案，感慨道“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154]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看到，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是日本的文明史，这在日本的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明史家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促进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进化。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梁启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仍然带着满腔救国热情的梁启超辗转来到日本。初到日本他潜心学习日文，随着对日本文明史研究了解的深入，在日本史学风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之下，他越来越对中国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旧史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如他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最大”。^[155]在戊戌变法的前后几年中，1900年是梁启超文章最少的一年，见之于报的仅《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自由书（二）》《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四篇，这与他政治探索失败、流亡异乡初期的失落有关。但同样，初到日本时也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过渡时期，“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免除了中国肯定会被强加上的各种限制和不便，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156]1901年之后他的文章出炉速度便一发不可收拾，从1901年到1903年，也是梁启超对新史学的思想体系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的时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发表《新史学》，高度评价史学的功用：“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这源泉也。今日欧洲民主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以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157]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坛。而对梁启超而言，也开始以“史学革命”为口号，试图用新史学打开一扇救国和改革的大门，立志用史学改革来拯救中国。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批判封建旧史学，是新史学思想的第一要务。梁启超批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158]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号称史学发达的大国，传统史学著述究其根本，不过是记录帝王家谱，“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述之人也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力者”，而不知历史的主体尚有国民群体；虽为政治史，却只知论古而不知论今，只记载事实而不启发民智，“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159]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旧史学有此四弊，复又滋生出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具体说，从编纂方法上平铺直叙不能别裁，从编纂体例上因陈守旧不能创新，那么旧史也就失去了历史本身应有的激励作用，更加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因果联系和进化规律。所以如果从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来看，梁启超说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史学的。

综观1899—1902年梁启超的所有著述，大体都在遵循着一个主要线索：宣传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批判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启蒙民众与封建专制作斗争——探讨西方强盛的原因，批判中国落后的国民性。按照这一线索，他这一时期的著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学术史和思想史著述。如有专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还有一些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评介，像《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二是针砭中国时弊、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类著述。这类文章很多，包括《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大致约有三四十篇。三是古今中西人物评著。这四年中梁启超的人物评著共有五篇^[160]，分别是《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一生写过很多人物评著，或长或短，或中或西。但梁启超并非纯史家，他写人物，从人物的选择到人物的评价，绝不仅仅局限于评介人物本身，除了学术本身的内涵以外，这些传记往往还被赋予了特定时期的政治内涵，换言之，梁启超总是带着极强的、阶段性的政治目的来评述这些历史人物。维新变法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维新变法的楷模，激励民众不忘维新大业；初到日本时以中西民族英雄为主，倡导西学，新造国民；五四运动时期着眼于孔子、朱瞬水等文化巨擎，重整东方文化，谋求文化创新。

1901年前后，在对新史学思想的梳理过程中探讨史学如何救国这一问题时，梁启超再次发现，为政治人物特别是时政人物作传，阐释时政人物的政见、评论他们的政治的得失，不失为一个好的启蒙途径。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传向来不分家，梁启超此前的人物传记也受其影响，不自觉地沿袭了这种风格。1900年以后，当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的高度重新审视时这些人物著述时，他发觉，中国两千年来的人物列传、本纪，都把个人和社会、历史相脱离，就像海岸上的乱石，纷繁错乱，充其量只能算是“墓志铭”，这样的传记是不能称作真正的历史著作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著中，梁启超除了有意识地注入反思、启蒙、新民等政治色彩的同时，还积极地实践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传记思想。李鸿章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之一，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四篇传记作品，从体例、笔法到史识、学术质量等方方面面，《李鸿章》传无疑是梁氏新旧史学思想过渡中最成功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