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成就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成就

一、中国古代史学溯源及发展

在文字出现之前，华夏先民以结绳刻木记事。相传“黄帝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仓颉即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可见文字与历史记载是同时产生的。史官之设由来已久，这与中国文化中重历史、重人伦、重现世的趋向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可称为“史官文化”。

甲骨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已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基本要素，可看成历史记载的萌芽。周朝的史官制度已非常专业化，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柄，外史掌王之外令，御史掌邦国之召令。《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些史官，可谓最早的历史学家。而历史记载则属周天子专有之权。《尚书》即官方文献汇编，《诗经》的一些诗篇，亦可视为周王朝史诗。

西周末年，王室既衰，国史不再专属天子。春秋之世，各诸侯国都有了国史。孔子就是据鲁国国史而编撰成《春秋》，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开中国史学风气之先，可谓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史学家。继孔子之后，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发展，代表著作有《左传》（左丘明著）、《国语》等。

秦朝统治时间很短，史学尚未兴起。及至西汉，《史记》横空出世，标志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史记》创造了史学纪传体的表现形式，“上始轩辕，下迄天汉”，概括了近3000年的中国历史，成为通史的开山之祖。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开皇朝断代史先河。纪传体例，被后世史家竞相沿用。此外，东汉荀悦著《汉纪》，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

唐以前的史书有“四史”之说，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由汉至唐，史学得到重视和发展，形成多种门类及史论、史注等，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统治者修史意识增强，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成书于唐初。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总结性的史学著作，如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等。

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史体广泛，应有尽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袁枢新创纪事本末体，还有《通志》、《文献通考》。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南宋大量涌现。宋代学者还开辟了金石学这一新园地。

明代史学同此前不同的是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经史撰述的繁富，以及史学的通俗化和历史教育的广泛展开，显示出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比如，明代学者通过对前人历史撰述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录本、类编本以至蒙学读物，对普及历史教育有很大作用。

清代考据学风兴盛，乾嘉时期是其黄金时代。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反映在史学方面，著述甚丰，学者如林。

二、中国古代史学的成就

中国史学在中华文明灿烂的天地间任意挥洒，历朝历代，优秀史学家和史学著述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著名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阶段。二十四史记事久远，内容丰富，前后衔接，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以及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成为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巨著，完整而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卷。和另一文明古国印度比较，中国史学年表准确、叙事明晰，特别是历朝历史能准确衔接，略无缺漏。而印度虽也历史漫长，年表却很不确切，史书、演义、传说、故事不分。中国古代史学的巨大生命力和活力，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分类法，二十四史属正史类，除此之外，尚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十四类史书，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包，各有源流，互相补充，彼此印证。贯通古今、上下连接的各类史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探讨史书源流，把唐以前史籍归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演归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为史书最主要体裁，以后不断有新体裁出现，如史评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等。现择其主要介绍如下：

1．编年体

它以时间为顺序，依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中国历史之有确切纪年是公元前841年。在此前后，各诸侯国都有按年纪事的编年史。《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以后又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问世。

《春秋》之后，有了编年体断代史和编年体通史两种体例。编年体断代史是关于一个王朝的编年体史书，如东汉荀悦著的《汉纪》便是关于西汉一朝之史。编年体通史至北宋方出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打破断代格局，上起战国，下终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资治通鉴》是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该书着重叙述历代重大事件和战争，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通鉴》行世后，后世史家争撰续篇，由此形成自春秋至明末，2400年前后衔接的编年史。

2．纪传体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被视为纪传体之祖。《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班固因《史记》而作《汉书》，虽断代为史，但仍以纪、传为主。《汉书》以下的纪传体史书，表、书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有传。凡属于这一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纪传体是以“人”为中心来写的，实质上是一种综合体，因为所写的部分人物如帝王等也是按编年体排列的。本纪叙述帝王事迹，排列历史大事。世家记述诸侯、勋贵和特殊人物的大事。列传主要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书（志）主要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另外，司马迁创立了“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历代纪传史皆加仿效。纪传体较编年体容量宽泛，也便于读者阅读，故纪传体成为最流行的史书体裁。

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书，《汉书》及其以后，皆为断代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字子长，陕西夏阳（今韩城）人，其家族“世典周史”，为史官世家。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言获罪遭宫刑，刑后仍继续著《史记》至最后完成。

《史记》发凡起例，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是一部通史，上起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史记》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境内从传说的五帝，经夏、商、周三代至秦，不仅是世代相传，而且包括吴越和周边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史记》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贴切的。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3000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竞相学习、仿效的楷模。

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沿用《史记》分体例而略有变动，改“书”为“志”，废去“世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3．纪事本末体和史评

纪事本末体出自南宋袁枢之手，他据《资治通鉴》而撰《通鉴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安排篇章内容，简明而便于读者以窥全豹。这类史籍也独成体系，先后出现了《绎史》、《左传记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

所谓“史评”，是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批评史事，是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这种评论由《左传》和《史记》发端，以后纪传体正史以及编年史都继承了下来，并发展成专著。如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唐代的《十代兴亡论》、明代的《历代评论》、清代的《读通鉴论》、《宋论》等。批评史书，主要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这种史评，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开端。《汉书·司马迁传》是发展，以后唐刘知几的《史通》、南宋郑樵的《通志总序》和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更是全面而系统的专著。其中，《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确立。既评史又评书的代表著述有清代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因其综合性强，故对后代学人帮助很大。

4．典章制度

《史记》中有“八书”以记天文、地理、文物制度。以后断代史皆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到了唐代，杜佑著成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通典》记载历代制度沿革，上起黄帝时代，下至唐天宝年间，内容翔实，源流分明。其后有南宋郑樵著《通志》、元初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皆增广门类，由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扩展至艺术、学术乃至昆虫草木知识。这三本书合称“三通”，至清代又有“续三通”、“清三通”和《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共2660卷，卷帙浩繁，贯通中国几千年文物制度的历史，实是典章制度的渊海。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学成就辉煌。史籍之丰富多彩、史学之发达，是全球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1]

三、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史学发源虽古，但在《汉书·艺文志》中却无所谓史之一部。至《隋书·艺文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部，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居第二位，足见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通过历代的史家记录而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具体部门本身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发展史就是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如经学史、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等，而且各具体门类如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同史学发生密切关系。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文、史、哲界限模糊，不似西方之泾渭分明。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讲求文字表述之美的文史结合是史家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