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历史学的成就

今天所谓的各门历史学，在那时也得到急遽发展。历史像法律一样，也得靠发现和利用证据。历史学家和法官都得回答同样的问题——某某行为真的发生过吗？所有的历史知识，凡是摆脱传说和想当然的，最终都得以证据、文字记载，以及其他创于往昔而幸存至今的这样那样的人类业绩为依据。昔日巨大的画面就建筑在这一大堆的材料上；没有这些材料，人们对他们的祖先会一无所知，或者只能有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而已。

在 17 世纪，对历史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有的说，历史不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不具有数学形式。有的说，历史毫无用处，因为完人亚当既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历史。许多人认为，被当做历史的，仅是一堆传说而已。历史受到怀疑，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自命不凡，声言是壮志凌云的文人，要写出行文优雅或激励人心的有魅力的文章，或者要为争辩论战而挥笔疾书，但却鄙弃艰苦的实际研究工作。历史正在失去喜爱思考的人的信任。这些人后来视科学为寻求可靠知识的样板。他们发问：“对任何活人都还未生出之前就老早发生过的据说事件，即使认为有少许的肯定，那也怎么会可能呢？”

地理知识的增长

这四幅地图显示在各自年月中的最佳科学知识。贝海姆对美洲的存在一无所知，在欧洲另一边半球上填上一大堆岛屿，以此表示他听说过的东印度群岛和日本。非洲的界限范围，他相当清楚。舍纳 1523 年填上美洲，甚至分清两个美洲大陆。他知道墨西哥湾，但还不清楚狭窄的巴拿马地峡。他知道麦哲伦海峡（但还不知合恩角），他心怀希望，在北半球填上一条相对应的西北通道。他对印度洋的概念十分准确。两个世纪以后，对霍曼来说，各大洋和各大洲的大小形状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他相信，新几内亚岛跟澳大利亚相连；对北美洲西北海岸，他坦然表示无知，用一条直线来表示。北美大湖区和内陆情况，已为内陆知晓。丹维尔在 1761 年图上还没有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海域），还不了解阿拉斯加是个半岛，还相信美洲南北极地区被海水覆盖，难以通行。除此之外，他的地图与今天相同比例的地图并没有什么差别。

新历史学的成就这种怀疑态度之所以产生，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了一种较为严谨的证据观，或是因为明白到往昔的说法确实大都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是，学者开始致力工作，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他们希望创建一门新历史学，包含的内容只限于可靠的文献。古代文件和羊皮纸文稿零乱地散落在欧洲各地。修道院、庄园宅第、王家档案室都充塞着书写文献，其中许多是年代不详或出处不明的，写在上面的笔迹往往是人们再也无法看懂的。博学多才、孜孜不倦的热心人着手工作，探索这堆积物。他们发扬先辈们的努力成果，所做的工作之多，使他们实际上创立了现代训诂学和校勘学。1681 年，法国本尼迪克特教团僧侣让·马比荣在他的《论古文书学》（有关古代证书和“文书”）著作中，建立起专门解释、辨认古文抄本，确定其年代，鉴别其真伪的古文书学。1678 年，法国人迪康热出版一本中世纪拉丁文辞典，至今仍在沿用。其他人，如意大利人穆拉托里，以毕生精力钻研档案，搜集、编纂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对照同一部书的各种手抄本，尽力发现作者真正写了些什么，剔除一些捏造或伪造的部分，宣告其他部分为历史证据的真正材料。还有一些人使自己成了古钱专家，创立了古钱学。这些古钱，有许多比最古老的手稿还古老得多。再有其他的人，也许就是同一批人，致力于考据古建筑和遗迹上的铭文。

另一门重要而不大为人知道的历史“学”，即年代学，也取得很大的发展。年代学研究世界的年纪，在各民族的纪年法中找出一种公用纪年。也许，人们不习惯于用纪年来思考问题。对于头脑简单或是没有历史头脑的人来说，知道某某事发生在“很久以前”，那就够了。在 17 世纪，对数字抱有新兴趣不仅明显地表明在自然科学上，而且也表现在人类历史上。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爱尔兰圣公会的高级教士，对《圣经》经过反复研究后，宣布公元前 4004 年是世界创始纪元。他编的纪年表印在《圣经》钦定英译本的书页边上，至今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仍奉为《圣经》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学者们没有接受厄谢尔的年表，连他同时代的学者也不接受。地理知识向欧洲展示了中国和中国的朝代；历史知识使人们开始发现古埃及。中国人和埃及人的文字记载宣称，他们的国家比《旧约全书》似乎给予人类的历史还要古老得多。于是，许多博学之士纷纷作出猜测；1700 年左右，有一个学者算出七十个关于世界年龄的数值，有的高达十七万年，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得难以置信、令人咋舌的数字。

困难不仅在于理解《旧约全书》的语言，而且还在于发现各民族的纪年方法之间的一致性。中国采用的一种年号纪年体系，也许本身是连贯的，但如何与欧洲以耶稣基督生年算起的纪年体系等同起来呢？难在因为中国人不知道基督的生年，就如欧洲人不知道武王的年号一样。甚至欧洲的文字记载也呈现相同的困难。罗马人以执政官的任期来纪年，或者以想象的罗马城始建的那一年为纪元。许多中世纪文献仅告知一些无名统治者的就位之年。只有无限的耐心、没完没了的研究和漫无止境的演算，才能把如此一堆乱麻理成现代教材的简明体系，其重要性可能比乍一想到的更为重要。有了一种通用纪年，则大大有助于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来考虑。根据基督纪元来确定所有事件的年代，这样对人类有一个总的看法就容易多了。也许要指出的是，这个纪元本身是一个武断而又约定俗成的尺度，因为现在人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诞生于公元元年，而是在公元前 4 年。

人们在现代早期对历史材料的保存与研究已颇有兴趣，这催生了系统组织图书馆和汇总原始资料，以满足悉心研究学问的需要。这块 17 世纪版画刻画了莱顿的一个图书馆，展示了学者研究的科目和他们在旁站着阅读书籍的桌子。（Corbis）

通用纪年体系通用纪年不仅在历史知识上重要，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重要。欧洲甚至在基督教历法上也很不统一。新教徒和一些东正教国家使用旧历法，即儒略历⑫。天主教国家使用修订历，即格里历⑬，这一历法是 16 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位时颁布的。两个历法在 17 世纪时相差 10 天。格里历慢慢地才为大家采用，1752 年为英国采用，1918 年为俄国采用。今天，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民族，都使用或承认格里历。倘若没有确定年日的一个划一方法，那么处理国际事务，召开国务会议，制定计划，付款收款，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此，有个全球记时纪年体系，对全球经济交流和通讯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今天轻易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历纪年，是现代欧洲称雄的结果之一，是世界文明日趋统一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