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细节中的梅贻琦和吴晗

历史细节中的梅贻琦和吴晗

冯远理^[1]

历史是需要细节的。只有细节，才能使那些已经走进历史的人物重新复活；只有细节，历史人物才能不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宏大叙事可能被拔高、扭曲甚至歪曲，但细节却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性情。

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口述畅销书《上学记》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在他的口中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大才子杨振宁、黄昆，狂傲不羁的殷海光，他的好友、世界著名逻辑学家王浩，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让人忍俊不禁。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梅贻琦和吴晗。两人在联大的不同表现体现了他们的修养和风度。

梅贻琦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由于另外两个常务委员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年不在昆明，因而他是西南联大实际上的校长。吴晗当时是历史系教授，教中国通史。大凡在危机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格。“飞虎队”来昆明之前，日军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飞机一来，联大师生就要跑警报。当时梅贻琦已经50多岁，他的衣履总是整洁，永远拿着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走起路来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即使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是这样，有一次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大失一个学者的风度。”

抗战期间，联大的条件极其艰苦，学生们住的是茅草屋，吃得是“八宝饭”（含有霉、苦、酸等八种滋味的米饭）。老师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教授生活都很困难，梅贻琦家也不例外。梅夫人只好和另外一些大学教授的夫人在外边做点零活补贴家用。梅贻琦的两个孩子也在联大上学，按照规定，联大学生都可以领取救济，但梅贻琦没有让孩子领取。政府考虑到联大领导的困难，决定给梅贻琦和五位院长一点补贴，但被梅贻琦和院长们谢绝了，他们要和师生共患难。当政府需要学生兵来掌握先进武器对日作战时，梅贻琦又让自己的儿子参军。梅贻琦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联大的另一位常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小儿子就是在“淞沪会战”中，驾机轰炸日机而被击落身亡的。

吴晗在联大的时候，因经济不宽裕，当起了二房东。所谓“二房东”，就是先租一所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按说这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吃差价，至少不违法。但“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没有这些细节，我心目中的吴晗和梅贻琦就不是这个样子。

梅先生以其高风亮节、光风霁月的高贵品质，给清华、联大的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海内外校友至今都称这位“寡言君子”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但吴晗却给他的学生留下了另一种印象。我在想：教师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何兆武就深受梅先生的影响。2001年，清华大学准备为何先生举办一个80寿诞庆祝会，邀请许多人参加。但是何先生一直不同意，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不配。开庆祝会的时候，他的学生去接他，何先生早已锁上门，飘然离去。我估计这在中国学界目前情况下，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原载《湘声报》2011年1月28日）

【注释】

[1]冯远理：中学高级教师，现居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