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

(一)中国古代史学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书·经籍志》编录文化成果，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史书排在第二，确定了史书的重要地位。由此直至清代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之所以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就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历史学家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仅只流传至今的史籍如“二十四史”“正续通鉴”“十通”这三套丛书，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1.中国古代史学成就

中国史学是一座宝库，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史家之众多，理论之完备，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中国古代有数以百计的史家和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国古代的史籍分类，是在隋代大致确定下来的。《隋书·经籍志》把史书分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后来刘知幾把编年史和纪传史定为正史，另外又分出一些体裁如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探讨史书源流，把唐以前的史籍归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又归结为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这是史书最主要的两种体裁。随着史学的发展，新的史体不断出现。明清有学案、图表、史论。乾隆时期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对史书的分类更为细致，分为十五类。

中国史学体裁主要包括编年史、纪传史、典章制度等。

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它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顺序来记述史事。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在此前后，各个诸侯国都有按年月记事的编年史，这些编年史，大多取名为“春秋”，“春秋”就是编年的意思。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原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孔子整理而成。孔子修《春秋》，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即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也就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

《春秋》文辞简短，后来经过学者的发挥，出现了各种解释《春秋》的史书，称之为“传”，有所谓“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共259年的历史，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编年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出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史书。人们把司马光跟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两大伟人，并称“两司马”。《资治通鉴》是《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清代毕沅编成《续资治通鉴》，史家认为可以取代其他续作，把它与《资治通鉴》合刊，称为《正续资治通鉴》。清末陈鹤编《明纪》，后来合刊《正续资治通鉴》时，又把《明纪》补上去，使之一脉相承。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史书之鼻祖。《史记》记载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开创了纪传体的史学格局。班固作《汉书》，把“书”改为“志”，废去“世家”，调整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班固以后，史书有的缺表有的缺志，但一定有纪有传。凡属这种体例的，就叫纪传体。纪传体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另外，司马迁还创立了“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后来历代纪传史都仿效，这样一来，纪传史各种体裁便交相补充，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比起编年体来，纪传史具有显著的优点，因为它以人物为中心，这样便于考察各种人物的活动情况，历史容量大，可以从总体上观察历史发展的复杂局面，同时也便于阅读，所以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最流行的史书体裁。

中国的所谓“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书。《隋书·经籍志》首先以“正史”的名称来概括纪传史。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习惯上称为“前四史”。后世陆续增加，到宋代定为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至明代又把元明时期撰写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加上，合为二十一部，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初年，《明史》修成，又称“二十二史”。后来下令将《旧唐书》列为正史，又从《永乐大典》中取出《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再加上《新元史》《清史稿》，就是“二十六史”。

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二史”，总共4 000万字左右，3 249卷，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1644年)共4 000余年的历史，成为一部衔接不断、包罗万象的巨著，篇幅宏伟，史料丰富，完整而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

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物的杰出代表。《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裁，是一部贯古通今的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载了我国3 000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史记》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从传说中的五帝经过夏、商、周三代至秦，不仅世代相传，而且包括吴越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而确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史记》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为后来的史家树立了榜样，所以说《史记》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经验的总结。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出现的前后，西方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史学巨著，如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但《史记》同它们相比，在广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势方面毫不逊色，而在卓越的历史观方面，《史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史记》更注重于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重视普通群众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继《史记》之后，东汉班固沿用了《史记》的体例，但又略有变动，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西汉一个朝代的历史。《汉书》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备，“文赡而事详”，内容丰富，事实详尽。特别是它的“十志”，取法《史记》的“八书”，但又有重大发展，补充了新的内容。如《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官府藏书，分析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录。以后各代正史，都以纪传为体，以断代为史，大体上沿用《史》《汉》体例。

古代史家非常重视典章制度(历代法令制度)的记录。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是唐代出现的。唐代杜佑编成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通典》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既补历代史志的不足，又会通古今，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南宋出现《通志》。宋末元初出现《文献通考》。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合称为“三通”，加上后世编出的七部典章制度，合称“十通”。“十通”卷帙浩瀚，共2 660卷，贯通了中国几千年文物制度的历史。除上述史籍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历史典籍，如纪事本末体。它与纪传体不同，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来记载历史。南宋史学家袁枢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明清两代仿效之作甚多。因而纪事本末体史籍也自古贯通，成为自成体系的史籍，它们同编年体、纪传体互相配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2.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主要包括会通古今、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等。

重视通史著述，会通古今，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一般都具有一种恢弘的气势，贯通古今，包容一切，既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探究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司马迁编写《史记》时，提出一个明确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撰写历史，要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融通古今。这就是所谓“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传统。中国历代，不论是通史家，还是断代史家，都力图体现这种思想。《史记》作为一部通史是这样，视野广阔，贯通古今，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汉书》作为断代为史也是这样，虽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同样具有恢弘的气象。即使是不赞成写通史的刘知幾，在讨论古今史书，品评得失利弊时，也强调史书应该“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并写出了《史通》这样一部史学批评的理论专著。后来唐代杜佑编撰的典章制度《通典》，北宋司马光编撰的编年体《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用纪传体形式编撰的《通志》，袁枢以记事为主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编撰的典制《文献通考》等，都属于通史的范畴。这些著作发展了“会通”的宗旨，表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自《汉书》以后的断代史，也大多属于鸿篇钜制，如《续汉书》《宋书》《魏书》《晋书》《五代史志》等，也展示了古代史学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气魄。古代史家的这种传统，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而且造就了许多通才名家。

会通古今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经世致用，也就是所谓“以古为镜”“古为今用”。中国史学非常注重当代史的研究，强调史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这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

写历史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是我国史家的一贯做法。司马迁写《史记》，重点是放在当代史。《史记》130篇，写了3 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关汉代的内容就占一半以上。《汉书》则是东汉人写西汉的历史，也就是后一个朝代写前一个朝代的历史。《史》《汉》以后的历代纪传体正史，也大体如此。有一些体裁如“实录”“国史”，更是直接写当代史。

我国自古以来就注意历史遗产的借鉴和垂训作用。《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大雅》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商灭夏以后，应该以夏朝的灭亡为教训，作为借鉴。因此，“以史为鉴”成为一个重要传统。司马光编撰《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让帝王从中获得借鉴，所以宋神宗特意赐名为《资治通鉴》，就是强调以史为鉴的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向来对国家治乱兴亡给予极大的关注，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也以经世致用为归宿。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就是因为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时有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发生，才写了《春秋》一书。说明中国史学从孔子作《春秋》时就有明确的社会目的，就是为现实服务，包括用理想批判现实，也就是经世致用。

中国史学早期，秉笔直书就已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左传》中记载了齐国太史、南史氏秉笔直书，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种秉笔直书精神就成为后代史家遵循的传统。

刘知幾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两篇文章，总结唐以前史家直书的传统，表彰南史氏和董狐仗气直书，不避强权，韦昭、崔浩肆情奋书，无所阿容的直书精神。刘知幾说：“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

董狐“书法不隐”的做法，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晋大夫赵盾为了躲避晋灵公加害于己而离国出走，还没有走出国境，跟他同一家族的人赵穿杀了晋灵公。董狐认为责任在赵盾，因为赵盾是朝廷命官，他没有加以制止，所以董狐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非常冤枉。但这件事得到孔子的称赞，董狐因此被称为古代良史。三国时代的史家韦昭，主持编撰《吴书》，孙皓要求为他父亲作“纪”，韦昭不干，理由是“不登帝位，宜名为传”(《三国志·韦曜传》)。北魏崔浩主持编撰魏史，无所阿容，不愿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竟被杀害。这种直书精神有很大影响力，正直的史家都自觉效法，付诸实践。唐朝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的言行。有一次，唐太宗想拿过去看看，褚遂良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王是不能亲自看写自己的史书的，褚遂良加以严词拒绝。唐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回答道：“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遂良传》)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参与撰写《则天皇后实录》，事有与当时的宰相张说有关者，张说感到不利，想让吴兢“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辞严地批评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誉为当代的董狐。南宋史学家袁枢有言：“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下，不可负天下后人公议！”(《宋史·袁枢传》)言如金玉，掷地有声。这种直书精神千百年来始终赢得人们的称赞，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