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在探索天象地理人事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中对多门学问的兼容与包容性就是一种文化会通精神的表现，随着它的加强不断地为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我国古代人民探索各科学问的积极性，也使古代史学焕发着无穷魅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的百科全书。

古代史学所探索的重大课题是人文道德范围的内容，具体反映在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复杂关系。《春秋》运用“寓褒贬，别善恶”的严谨文字宣传正定名分、尊王攘夷的主张。与《春秋》关系密切的《左传》记载史事十分广泛，涉及春秋列国的政治、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活动，但其引人注目的生辉之处，则在人文道德的批判上。例如“隐公三年”用大量事实反映统治阶级“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之类的“逆德”，有力地暴露了统治者标榜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剥削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性。特别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凭借史实表明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政局治乱的重要砝码。“庄公十年”曹刿发表的见解，“襄公十四年”记有师旷之言，无不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史记》本纪、世家、列传部分、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巫医卜说，皆以人见史，充分表现了对伦理道德精神价值的高尚追求。非但《史记》之后面世的纪传体正史递相效法，别样体制的史著也没有与之绝缘。像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对人文道德的探求力度并不比《史记》逊色。其书卷一提出的“才德观”，认为君主任用才德兼备的人来辅弼，国家方可政治清明，反之社会必然混乱。卷二说及的“信义观”，被视为立国之本。

中国史学犹如炎黄子孙精神家园、社会家园和自然家园的一部巨型摄像机，它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思想历程，还反映了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千态万状的自然环境。《史记·货殖列传》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活动，包含农业、矿业、手工业和商业，试图揭示它们自身演变的规则。《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记叙了与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多种制度。杜佑的《通典》、郑樵《通志》两部典章制度史，前后辉映，显示出史家学兼天人，会通百学、包举古今的宏大气魄。郑氏于《通典》基础上，尽“平生之精力”撰写《通志》二十略，概而言之关涉到语音文字、姓氏宗族、天文地理、都邑州郡、器服金石、职官选举、昆虫草木、艺文、食货、刑法等，几欲囊括文化领域的主要门类。我国史学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代哲学思想引导下，许多史学家接受了宇宙大一统的辩证认知的方法，注意记载自然的变化及其与社会人事的关系。在《春秋》里见到的水、旱、虫灾，雨雹、雷电、霜雪、地震，日蚀、月蚀、星变等有关文字，是古代人对自然现象初步认识过程的反映。查阅廿四史，其中有十七史的书或志都有日月星辰天文变化情况的描述。从《汉书·地理志》开创全国性区域志的体例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的记叙逐渐丰富，地区、山水、风俗、寺观、物产各志相继出现。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在探索天象、地理、人事的关系中，包含着多门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史学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会通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