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就证明我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吗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有的人提出人无法认识客观事物，也无法判定、辨别是非;也有的人在反对独断论的同时，提出是非无定论。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人们无法确定检验、判定认识的是非标准。

庄子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而使他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就必然泯灭认识是非的界限，取消检验认识的标准。

庄子认为，人的认识没有任何标准可以遵循，人们观察、认识事物，可以站在不同角度，依据各自的标准而得出不同的看法、结论。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102]这就是说，事物的贵贱、大小、有无、是非之所以不同，不是由于客观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以不同的标准衡量事物，因而作出了这些不同的判断。所以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103]就是说，从相异的角度来看，肝胆如同楚国与越国相距千里;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宇宙万物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亦可以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104]“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費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105]秋毫之末可以说成是大，泰山可以说成是小;刚生下来就死的小孩可以说是高寿，高寿的彭祖可以说成是夭折。细小的草茎与粗大的屋柱、丑陋的厉与美丽的西施、宽大与狡诈、奇怪与妖异等种种质的差别，统统是一样的。一个东西的分散也就是合成，合成也就是毁灭;不论成与毁，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更没有衡量不同认识、不同事物差别的客观标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6]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间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当然人们不必去认识什么差别、彼此了。

庄子不仅主张“齐物我”、“齐万物”、“齐彼此”、“齐生死”，而且主张“齐是非”。庄子认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互相争论，求正是非，其结果是谁也不能“正是非”，因为没有辨别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这种争论不过是白费精神。他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若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黯暗，吾使谁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107]假如我和你进行辩论，你胜了我，我不能胜你，这难道就证明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吗?我胜了你，你不能胜我，这难道就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吗?或者你我中间，有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你我都不能决定谁正确谁错误。那么请谁来决定呢?使跟你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决定，既然他跟你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决定呢?使跟我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决定，既然他跟我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决定呢?使跟你我意见都不相同的人来决定，既然跟你我的意见都不相同，怎么能决定呢?使跟你我意见都相同的人来决定，既然跟你我的意见都相同，怎么能决定呢?我与你与第三者都不能知道谁是谁非、决定谁是谁非，难道还需请其他人来决定吗?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所以是不可能确定是非的。

在庄子看来，人们各“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108]。既然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弄清是非，最好的办法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109]。所以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110]什么是非、彼此的界限都是没有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样的，争论孰是孰非都是徒劳的。只有一问三不知，三问三不知，“是不是”，“然不然”，“可不可”，“齐是非”，才能顺应无穷的变化，以穷尽天年。

汉代以后，孔子逐渐被神圣化，孔子思想被神化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历代统治者把孔子塑造成为不容怀疑的偶像。对于这种思想文化的封建专制主义，许多思想家都作了批判，其中批判得最甚者则是李贽。他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他说:“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佛老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至今日，虽有目而无所用矣。”^[111]在李贽看来，当时人们在孔子的权威偶像面前，并不了解真正的是非，只是闭目塞听，万口一辞，千年一律地沿袭古训、背诵教条，“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112]。由于这样“一犬吠形，众犬吠声”，因而造成了孔子之后“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思想文化专制局面。

李贽极为痛恨这种思想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李贽决心从人们心目中搬掉孔子这个偶像。李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会有真正的是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13]李贽指出，孟子所说的“乃所愿则学孔子”，是出于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其实孔子自己并没有视己为神，也没教人时刻把自己作为学习的榜样。“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真可笑矣。”^[114]

李贽认为，那些“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伪学者，都是为了欺世盗名而打着孔子的幌子。对此，李贽“痛憾其非”。为了揭穿伪学者的欺骗，李贽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115]不能以孔子的是非来定是非，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定论，这在当时是大胆的批判议论，有积极意义。李贽在这里提出:是非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而没有谈到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进—步发展，他便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116]李贽所说的“无定质”，是指没有固定的本质，即没有质的规定性。“是”可以说成是“非”，“非”可以说成是“是”，“是”可以变为“非”，“非”可以变为“是”，这样“是”与“非”可以并行不悖，相互并存了，是与非“无定质”、“无定论”，就必然产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说谁有理。这样就否定了判断是非的真理标准，也就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最终否定了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陷入了相对主义诡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