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述论

从宏观上讲，中国民族史学的任务是阐述中国民族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析中国民族史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做出评价。从具体的内容而言，中国民族史研究可以分为在古代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古代民族史研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实际过程中的近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本文力图按照历史发展的纵向对中国民族史学的历史过程做一个发展评述。

一

对中国民族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对中国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对氐、羌等民族的零星记载，先秦时期的《诗经》《尚书》《春秋》《国语》等古籍中到处散见对古代中国民族群体的记载，在《夏书·禹贡》中还记载了最早的民族政策“五服制”。尽管先秦时期的民族历史记述零散简要，常常是只言片语，一带而过，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但作为民族史研究的发端，如实展现了当时存在的民族群体类别，战和相交中不断融合的民族关系，为民族史研究提供最早期的基本史料。

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例。他首创“四夷传”，通过《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分别记述了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概况。这种按地域来分别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做法开创了中国民族史记述的先河，从民族史学科研究的角度而言，司马迁的《史记》“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司马迁作为起点”^[1]。

后世的史学家基本都是仿照司马迁开创的这一模式来进行民族史的记述。《汉书》采用国别史的形式为少数民族立传。《后汉书》增加了《东夷列传》，并首创《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三国志》中专门的民族史仅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蜀书》《吴书》中虽无专门的民族专传，但关于氐羌、山越民族的记载散见于《诸葛亮传》等各传中。《晋书》专设了《四夷传》记载四方民族概况，还首创了“载记”这一综合了本纪、列传、志的体例来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所建立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发展全貌。《宋书》中关于民族史的记载包含《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和《氐胡传》。《南齐书》设《魏虏列传》《蛮、东南夷列传》和《芮芮虏、河南（匈奴）、氐、羌列传》来叙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荆、湘等地的南方民族、北方和西北的民族发展情况。《梁书》在《诸夷》中记载了海南、东夷、西北诸戎的历史。由于陈朝历史短，所以在《陈书》中没有民族专传，民族历史的情况散见于各相关列传之中。《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史书”^[2]，其民族史研究侧重于西域民族、北方民族、东北民族。《北齐书》没有少数民族的专传，对民族史的记述散见于各传，反映了当时的各民族间相互征战、遣使朝贡的民族关系。《周书》将少数民族传记归入全书最后的《异域传》，并首次有突厥、稽胡的记载。《南史》《北史》采用通史体例，使各民族发展情况记载完整，时间发展线索明晰。《北史》侧重鲜卑、匈奴、西域等北方和西北民族的记载。《南史》在《夷貊传》中对东北亚、东南亚、南方民族历史的记载更为翔实。《隋书》的民族史记述按方位分为“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和“北狄传”。《旧唐书》一共有《突厥传》《回纥传》《吐蕃传》《南蛮西南蛮传》《西戎传》《东夷传》《北狄传》来记述少数民族史事。但《旧唐书》表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所以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沙陀传》，《南蛮传》中专设《南诏传》，因此史料更为丰富，记述更为详尽。《旧五代史》中将各少数民族史事放入《外国传》二卷中。以中原纪年为纲，记述了周边十二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史实。《新五代史》将少数民族的记载放在《四夷附录》中，重点记述契丹、吐谷浑、吐蕃等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对东北、西南民族的记载则很单薄。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宋以后唯一被列入正史的一部私撰史著，与官修史书相比，私修史书不必受到种种约束，可以自由表达更多的个人观点，故在内容和形式上能更好继承司马迁的民族史修撰特色。《宋史》共有《外国传》八、《蛮夷传》四，分别记述独立的民族政权和纳入宋王朝的政治势力的民族。《辽史》全面记载了契丹历史，《二国外记》中只记载了契丹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此外，《辽史》大量运用《游幸》《部族》《属国》等表的方式展现民族关系。《国语解》则保留了契丹语的民族史宝贵资料。《金史》是研究女真族最重要的文献，《外国传》分别记述西夏和高丽向女真称臣的史事。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故《元史》没有用专门的少数民族列传的方式来记录各民族的情况，而是在《地理志》中分别记录了各省民族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十分系统地按行省、路、府、州、县这种行政系统来研究民族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元史》中记录最详细的是蒙古族史，周边邻国及其民族的历史研究放到《外夷传》中。《明史》首创了《土司传》来叙述明朝各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外国传》记载境外民族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并非外国的民族，而是明王朝政治上的对手，如瓦剌等。再加上《西域传》，可以说《明史》中的民族记载在二十四史中分量最多。《清史稿》在体例上多同于《明史》，同样无民族专传，用《土司传》来记录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的民族情况。凡归理藩院管理的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的民族则归入到《藩部列传》中。《清史稿》中没有《外国传》，而把有比较紧密政治隶属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归到一起，写入《属国传》。

此外，在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樊绰的《蛮书》，这些文献大多是记载了作者亲历的民族史事，真实性较高，弥补了正史中忽略的许多地方民族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有两点值得充分肯定。

第一，再现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中国民族史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记载和研究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对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第二，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始终围绕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展开，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反映了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民族众多走向融合、统一的历史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还表现出几个特点。

第一，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政治的视角为出发点。首先，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内容偏重政治治理、民族的政治关系、民族战争等，而忽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次，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二十五史几乎都是官修史书，所以记述历史有诸多顾忌，多用曲笔。再次，政局平稳时对民族史的记述就详细，而动荡时期则对民族史记述简略。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加强，历代民族史的研究呈现从少到多、从简到详的趋势，而且对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国家对各民族统治深入与否有关。

第二，中国古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大民族主义，表现为“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史观，所以对民族史的记述一般都放在全书的最末，而且把汉族和汉文化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记载上不仅厚此薄彼，还对少数民族有很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

第三，虽然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客观上为今天认识中国各民族和周边国家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但是史书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史书修于政治稳定时期，历时久远，汇集众多学者之力，故史料丰富可信，剪裁合理；有的则编修于历史混乱时代，仓促完成，故难免有重复疏漏、繁杂之嫌，如《旧唐书》。有的还是辑本，如《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对民族关系的记载依据辑录者的大民族主义观进行了大量删改，难以真实再现当时的民族情况。另外，由于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在北方，所以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就表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北方民族历史的记载和研究的详尽程度远远超过南方民族。

总的来说，古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还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的阶段。

二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是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背景下展开的。因而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向现代学科发展的时期。

面对内忧外患，在亡国灭族的民族危机下，同时受到西方民族学的影响，大批学者开始关注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梁启超先后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一系列文章，探讨了民族的概念、民族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为民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梁启超及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一批全局性、综合性的民族史著作。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以汉族的发展蜕化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是各民族的混合体，应相互团结。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对中国的12个族群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是一部各民族发展简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分析了汉、满、蒙、回、藏、南方民族的古代和现代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各族间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从横向方面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分类，从纵向方面探寻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并对民族史的性质、研究范围、对象、内容等理论问题也第一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不同其于其他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首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平等的民族史观来进行民族史研究。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则借助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统计学、谱牒学、田野调查等多学科方法和资料探寻各民族的渊源，拓展了民族史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古代相比有巨大进步和根本性的变化，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

第一，在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史的研究由古代的“自发”转变为“自觉”的研究。学者们的民族史观虽然还残存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但已开始重视民族平等。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研究中国民族史，目的在于唤醒民众、团结一致地构建民族国家。故每本《中国民族史》著作均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现了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特点，反映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时代精神。

第二，中国民族史学开始向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内容丰富的学科发展。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的附属地位，开始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民族史的性质、意义、研究内容、方法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构建了包括民族起源、民族融合、各民族共同构建统一国家、南北民族差异等内容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基本理论体系。

第三，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民族史专著，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由于研究者都是具备深厚国学基础的饱学之士或是留学西方的广博学者，所以对古代民族史资料给予了非常充分而细致的研究，同时也开始借鉴西方学术观点和方法，因此研究质量较高。如果说古代的民族史研究仅仅是在王朝史中开辟专章来记述民族发展历史，相对简略，系统性欠佳，那么民国时期的几本中国民族史代表性著作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详细分析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学术水平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研究的民族也由最初的“五族共和”扩展到了分布于各地的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族源、政治斗争、民族关系等范围，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受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影响深远。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实地调查、参考文献等各方面都借鉴了西方学术成果，不再单纯停留在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依赖文献考据进行研究，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民族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弄清国内的民族情况，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民族调查资料，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和民族简史简志，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对自己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此外，学术界还就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流、民族与疆域、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推动了民族史理论的深入发展。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受制于各种政治运动，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学科发展、研究方向、方法、民族观上都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大批民族史著作和论文。涵盖了中国民族通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政治史、民族文化史、民族经济史、民族宗教史、民族思想史、地方民族史等专著数百种、论文数万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民国时期的民族史著作的粗疏简略，这些著作研究领域更加宽广，论述分析更加深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平等观为指导，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下来进行中国民族史研究。但是，因为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发展普遍滞后于汉族的发展，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点倾向于少数民族研究，但一度走入另一极端，以至于出现民族史研究等同于少数民族研究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要重视汉族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同时重视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才是完整的。

第二，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自发、自觉上升到积极主动、有组织的研究。民族史研究不仅只是学者个人的学术爱好，而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政治稳定的需要，中国民族史研究紧扣时代的重大事件有计划地展开。正因为如此，当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例如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故规模之大世界罕见，国家的高度重视、学者的优势互补，提高了民族调查的效果，但学术自由和求真务实也不可避免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

第三，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涵盖面扩大，呈现出视角开阔、新论迭出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明确的学科定位、长远的学科规划下，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积极参与，因此研究比较系统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远超上两个阶段。学者们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对民族史研究一直存在争议的很多问题进行了论辩，促进了理论的深化。研究方法上继承了古代和民国的传统，既注重史料的挖掘，又注意借鉴多学科和国外研究成果。同时也坚持理论与现实结合，很多研究成果对今天的民族工作起了积极的政策参考作用。

四

在对中国民族史研究进行历时性的回顾后，我们还有以下认识：

首先，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法，我们认为中国相对独立的特殊地理位置、南北各异的生态环境、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和大一统的思想传统等“长时段” 因素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中国民族史的理论研究只有从长时段角度去探索，才能揭示中国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因。例如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融合、民族迁徙等均和我国的地理和生态有密切联系。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史研究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任何政治群体或政权只有关注民族研究，才能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因此，不论经历了多少曲折险阻，对民族史的研究都没有中断。忽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没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其次，从由长时段因素所制约的经济、社会、国家政权更替和文化等“中时段”因素来看，中国南北经济类型的不同决定了民族史研究关注南北民族差异问题和应该要克服重北轻南的倾向。此外，中国民族史研究随国家、社会变动而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就详细而深入，社会动荡时期则对民族史记述简略，所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是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呈现出由少到多、由简到详的趋势。

再次，从政治变动、外交、战争、人物、立法等重大事件频繁变化的“短时段”因素来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著者的民族史观，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者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时政紧密联系，一些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巨大。

原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注释】

[1]王文光、张媚玲：《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学术探索》2008年第6期。

[2]瞿东林：《〈魏书〉的风波》，载瞿东林等著《二十五史随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