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早期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叶，由于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对中国的瓜分，中国处在极大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梁启超开始了他的边疆民族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在学科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的头几年，第二阶段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之时。本文主要讨论他早期的民族史研究。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清议报》）、《中国史叙论》（1901年《清议报》）、《新民说》（1902年《新民》杂志）、《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新民》杂志）、《新史学》（1902年《新民》杂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新民》杂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新民》杂志）等多篇民族史研究论著，把深切而激越的民族情感融入到民族史研究之中，体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博大情怀。

一

1899年6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一文。本文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沉痛现实而作：“欧人之分割之议，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浪越高……自英俄协商以来，事机益迫，驯至如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丁抹（今译为丹麦）、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国之命运，殆在于旦夕。”^[2]对此，梁启超认为，国之存亡，先要看民族的素质、能力。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存亡，主要由这个国家的民族决定，“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3]。对于中国民族，梁启超是充满信心的，认为中国民族是不弱的民族：“今之中国之现状，其受他力之横加，事机危迫……然中国人种之性质与其地位，决非如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欧人欲以前此待诸国之例待我中国，绝非容易之事。且不宁惟是而已，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4]对此论断，梁启超有几点理由。第一，认为在当时全球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自由平等的思想已渐渐被许多中国人接受，由此奠定了今后独立的基础，所以中国民族是有发展前途的，前途是光明的，是20世纪最有力量的民族。第二，在中国民族的民族性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五大洲之域，无地无中国人之足迹焉……南洋英属、荷属诸岛，为中国人最初发见者十居五六。”^[5]二是长于学问，思想发达。第三，中国各民族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20世纪以经济竞争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以中国四百兆人诸资本、劳力，插入于全世界经济竞争之场，迭相补助……此进化之关键，惟我中国人种得而掌握之，我中国人，顾可轻量乎？”^[6]

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认为：“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此非吾夸诞之言也。”^[7]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必须倡导民族主义。这一思想在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得到表达，认为近代史的一个发展动力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出许多新的近代国家，是因为近代社会“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复生。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箝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8]。因此说民族主义是创造近代国家的原动力。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并不是简单地讨论民族主义的性质和作用，而是要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之下，倡导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中国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此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9]

在对以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结合中国民族的情况，做了更加深入的论证，他认为20世纪是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中国应该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也。”^[10]中国各民族能够有今天深厚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主要是因为中国民族有强大的融合力量，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汉民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最终将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人类，以高掌远 趾于五大陆之上”^[11]。这种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从而推动国家发展的思想，也是颇有见地的。虽然不能排除梁启超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他认为要合汉满蒙回苗藏各族为一个中国大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观点，无疑是可以在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予中国民族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发展的勇气，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二

在梁启超早期的文章中，民族一词多以“人种”“人群”“部族”“种族”等词语来表达，如《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全部用“人种”一词来表达“民族”之义，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发表于1899年《清议报》第26 册）等文中则用“种族”一词来表达“民族”之义：“我支那本部四万万人其种族皆合一……虽种族有满、汉之分，然数百万之满人，加入支那本部中，其细已甚矣。”^[12]则在1902年以前，梁启超是用“人种”“种族”来代替“民族”一词的概念。而到了1902年时开始“人种”“种族”与“民族”互用。如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说：“在昔封建之世，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民族……及封建之弊极于坠地，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13]而大量使用民族概念，并从学理上对民族概念进行探究，始于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在该文的第二部分“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一节中梁启超首先介绍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谓之民族。”^[14]对于伯伦知理的见解，梁启超是深表赞同的，认为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有以上八个特质。但是他又对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做了补充，比伯伦知理的认识有了发展，梁启超对于伯伦知理认为的“民族同居于一地和同一血统”是这样阐释的：“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同一血统的民族）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15]显然这是从动态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而不是僵化地看待民族的概念。

在讨论了民族的概念后，梁启超又论述了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异同。认为民族是必须具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16]。而国民则是有国家思想，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才能叫作国民，当民族未建立国家之时，还是不能成为国民，只能算是民族。然而二者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即“民族与国民，固异物也，然其性质颇极密接，故于政治上常有相互之关系”^[17]。这种关系又因为民族数量的多寡和国土面积的大小而有两种情况，当“民族大而国境小”时，或是在大民族中产生新民族，或是合并同族的各国形成一个大帝国；而当“民族小而国境大”时，或是“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铸成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创也”^[18]，或是“国内诸族，心志各殊，互思分离，如第九世纪法兰西人与德意志人分离”^[19]。梁启超以动态的视角来讨论民族与国民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其结论的学术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针对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梁启超还论述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建立民族国家，须有“立国之心，可实行之能力，欲实行之志气”^[20]。此外，当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时，要把民族精神放在建立国家的重要位置，“尽吸纳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21]；而当建立多民族国家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作为主体民族，国家才能坚强，而且民族之间还须互相影响，吸收彼此的长处，即梁启超所说的“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盖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补助而愈良”^[22]。

三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民族史是历史学的核心，所以他在发表于1902年《新民》杂志的《新史学》一文中讨论历史与民族关系时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23]当今天世界的绝大多数矛盾冲突都来自民族问题，我们不能不佩服梁启超的历史洞察能力和对中国民族史研究重要性的把握，因此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24]。这儿所说的“盛衰兴亡之迹”，就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基本的民族历史事实；而“盛衰兴亡之故”则是民族史研究要去探寻民族历史发展过程后面的历史原因。所以这些论断已经涉及学科的性质问题。

对民族史研究的任务，梁启超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25]即去研究民族发展的现象，与民族无关的事物是不能纳入历史范围的，但这还不是根本任务，根本任务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6]。即要去研究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显然，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已经渐渐由具体到抽象，进入到了历史哲学的思辨层面，为民族史学科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说明他已经把民族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核心的史学观。

因为有上述的历史观，决定了梁启超研究中国民族史时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这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

第一，从世界范围内民族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各民族创造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历史的核心，故在《中国史叙论》（发表于1901年9月的《清议报》）一文中说：“泰东史（按，即亚洲史）中中国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扬（今译为雅利安）民族之地位。”^[27]则中国民族是一个在世界民族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群体，堪与雅利安民族相提并论。

第二，从地理环境对民族形成与发展，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梁启超先生认为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受地理环境制约的，因为地理环境受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28]这是对我国民族发展史中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以此为逻辑起点，梁启超又做进一步的阐释：“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29]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中国民族创造了世界古代的辉煌文明，并一直延续至今而不中断。

对于与此相关的问题，梁启超也有所关注，在《中国史叙论》中一连提出9个问题，其中有6个与民族史研究有关，梁启超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进行，结论亦颇有见地。

第一，中国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因为黄河、长江处于温带，灌溉便利。

第二，中国文明为什么不能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汇合而成为更大的文明，这是因为西北有阿尔泰山、西南有喜马拉雅山阻隔。

第三，为什么中国民族在继千年中，常有南北对峙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有黄河、长江天险之故。

第四，为什么明代以前，中国的北方民族势力十分强大，而南方民族常处于守势，这是因为北方民族处在寒带，民族性格悍烈，而温带的民族则较文弱。

第五，为什么北方民族常常入主中原，这是因为他们长于猎牧，必然在与自然和野兽的适应、搏斗中求得生存，因此民族性格表现出好战；又因为他们以游牧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故不喜定居而好游动掠夺，这与农业民族的民族性相反；

第六，为什么中国北方民族一进入中原农业区，马上失去游牧民族的特性，同化于汉民族，这也是地理环境使然。^[30]

四

1905年3月发表于《新民》杂志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是第一次从现代具有学科性质的视角对边疆民族进行分类，对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融合进行研究，奠定了研究边疆民族历史的基本范式。在研究的视角上，重视源流研究，重视分布空间，重视古今联系。现分论如下。

第一是苗蛮族。梁启超所讨论的问题，字数虽然不多，却已经大致勾勒出了其发展的历程。

首先，苗蛮与当代的苗族有关，在尧、舜、禹时代称为苗，秦汉以后称为蛮，明以后又称之为“苗”，而自称则为“蒙”，今天学术界对此观点异议不多。

其次，认为苗族最初的起源地在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相连接地带，蚩尤是他们的人文初祖，与华夏祖的关系主要以矛盾冲突形式来表达，即“当其盛时，有绝世伟人蚩尤为之酋帅，涉江逾河，伐我炎黄。华族之不斩如缕，黄帝起而攘之，经颛顼、喾、尧、舜、禹，数百年血战，始驱之复南”^[31]。

再次，经过与华夏族的矛盾冲突，苗蛮渐渐向西南退避迁移，民族名称曾在迁移的过程中发生变迁，如长沙蛮、武陵蛮、黔中蛮等，最后达到西南：“盖此数千年来退避的迁徙……由江北而江南，由湖东而湖西，卒沂沅江以达其上游苦瘠之地，展转委靡以极于今日也。”^[32]

梁启超对苗族历史发展演变的认识十分到位，线条勾勒清晰，至今的苗族研究大多仍在他的上述论域中，由此可见他对边疆民族研究的贡献。

第二是蜀族。梁启超认为蜀族在西南民族中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民族，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和中国大多数民族共有的起源神话，长期以来文化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中发展，他说：“中国历史皆有同一神话，惟蜀独异。其古昔名王，有若蚕丛、若柏灌、若鱼凫、若杜宇。”^[33]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蜀地有险可守，“陆有剑阁，水有瞿塘”，所以能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发展。但与华夏仍有文化交流，即“黄帝元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阳，既交通焉”^[34]。则蜀与华夏仍有血缘关系，或者说华夏包含着蜀族的血统，因此蜀族是较早融入汉族的西南古代民族之一，“逮秦惠王用司马错伐蜀灭亡，其地始合并于中原。历两汉三国，同化殆尽”^[35]。这一认识也是极有见地的。

第三为巴氐族。梁启超首先明确巴与蜀非同族，分布地区也有区别：“盖自剑阁以内为蜀族根据地，其外则巴族根据地。巴族之起，盖自巴江、嘉陵江沿岸，今四川保宁、绥宁两府间，其后浸沿大江而下，今四川之重庆、夔州，湖北之宜昌、荆州，皆其部落分布之地也。”^[36]而且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又被称廪君蛮、板楯蛮，从族源上讲为氐羌之属，但在南北朝后期衰落。

第四为徐淮族。梁启超特别强调徐淮族是先秦时的东夷，但不是秦汉时东北地区的东夷，这一观点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徐淮族在先秦时与华夏交往较多，秦以后开始融入汉族，而且其民族性深深地影响着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汉族，故而梁先生总结说：“至秦壹天下，东夷乃渐同化矣，而其遗俗之强武，数千年来犹烂然有声于国史……刘汉之兴以淮、泗，朱明之兴以凤、颖……淮南之地人多躁急剽悍勇敢轻进，斯地气之使然也，其民族之特色滋显著矣。”^[37]

第五为吴越族。梁启超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强调吴越族与徐淮族的区别，即断发文身，喜用剑、轻死。

第六为闽族，但梁启超所论不多，从现代的研究看，闽族与吴越族同源，都是百越的支系。

第七为粤族，指出所谓百粤是族繁多不能指名，但实际上吴越、闽族、粤族都是同族，不同的是百粤是泛指，而吴越、闽是指百粤中的具体支系。

第八为百濮族。百濮在古代文献《尚书》《左传》中多有记载。由于杜预的《春秋释例》认为百濮在建宁郡南，因此梁启超认为百濮即罗罗（彝族先民），与苗族有大区别。^[38]梁先生认为罗罗与苗族有区别，本非同族，这是正确的，但认为百濮即罗罗却与史实不甚吻合。

在对八个民族进行论证后做了一个关于民族分布的小结，认为中国民族都起源于大江、大河、大湖：“黄河灌域则有我中华民族焉；洞庭湖、鄱阳湖及扬子江上游灌域则有苗族焉；闽江灌域则有闽族系；西江灌域则有百粤族焉；滇池及洱海灌域则有百濮族焉。”^[39]梁启超用上述观点分析民族起源与江河湖泊的关系，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是有启发作用的，但认为某族起源于某河或某湖却不一定准确。

五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时民族史研究还处在萌芽状态，所以作为民族史学科开拓者的梁启超在民族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启超讨论了和人种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西方学术界将世界的民族归纳为诸多人种，将中国民族称为蒙古人种，对此，梁启超认为是谬谈，他说：“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盖六种焉。其一苗种……其二汉种……其三图伯特种……其四蒙古种……其五匈奴种……其六通古斯种……”^[40]从现在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来看，梁启超的上述认识至少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中国民族（特别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确为蒙古人种，但梁启超将民族与人种相混，即将苗族、汉族、图伯特族（按，藏族）、匈奴族等民族都认为是人种。这种认识说明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欧洲的人类学知之不多，故而将民族、人种相混。同时反映了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隔膜，缺少深层次的交流。

第二，将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认为是匈奴，等于当代的突厥民族，他说：“匈奴种，初繁殖于内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亚细亚一带之地，多此族所占据。周以前之玁狁，汉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纥，皆属此族；现今欧洲土耳其国，亦此族所建立也。”^[41]这些观点，与今天学术界的观点不甚吻合。

第三，把所有的东北民族都泛指为通古斯族，即“通古斯族，自朝鲜之北部，经满州而蔓延于黑龙江附近之地者，此种族也。秦汉时代之东胡，汉以后之鲜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属此族。今清朝亦自此兴者也”^[42]。现在学术界认为东北古代民族可以分为肃慎、东胡、秽貊三大民族集团，通古斯民族主要由肃慎发展而来，而梁启超提到的东胡、鲜卑与肃慎集团无关，只有靺鞨、女真属于通古斯民族的先民。

但上述认识随着梁启超对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到1923年在清华大学讲演时便做了修正，旗帜鲜明地认为“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43]。梁启超的这种变化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增多，梁启超主动修正了自己早期的看法，这种学术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民族史学科最核心、最基础的概念已经相当清晰和完善，支撑着中国民族史学的健康发展。

至于把中国民族分为六种，梁启超也认识到不一定合理、准确，故他补充道：“各种各族，各自发生，其数之多，殆不可思议。且也错之既久，婚姻互通，血统相杂，今欲确指其族其种之分界线，其事盖不易易；况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立于数千年之后，而指前者发见于历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实之，非愚则诬。故今日以六种族包括中国史内之人民，诚不免武断挂漏之讥。”^[44]

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注释】

[1]标题中的“人种”具有“民族’的含义。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页。

[6]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

[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9页。

[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页。

[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2页。

[1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页。

[1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页。

[1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4页。

[1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页。

[1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1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16]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1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1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1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2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2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2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2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4页。

[2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5页。

[2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2页。

[26]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3页。

[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页。

[2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2页。

[2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2页。

[30]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2页。

[3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0页。

[3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页。

[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页。

[3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页。

[3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页。

[36]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页。

[3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页。

[38]详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4页。

[3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5页。

[4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3页。在20世纪头十年，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又常常用“种族”这个概念来表达民族的意义，这是需要根据文意认真辨析的。

[4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3页。

[4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3页。

[4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4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