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研究

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研究

Thoranil Lilasellakul（林德成　泰国）安　然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　本文以汉语志愿者的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培训等作为解释变量，以社会文化适应情况和心理适应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围绕三个跨文化适应的相关假设进行验证的实证研究。论文主要从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针对两者的高低组合划分为四种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同时研究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状况随赴泰时间呈现出的不同趋向，以及验证跨文化培训是否对汉语志愿者适应情况产生影响的假设；最后提出改善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情况的建议。

【关键词】　泰国；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社会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正在迅猛增长。为了响应世界对汉语教学的需求，2004年中国教育部开始实施“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至今已派出近7 000名汉语志愿者到世界各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泰国已成为该计划的重要派出目的地之一，近年来赴泰汉语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多。

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汉语志愿者，除了具备综合素质（指个人修养、知识积累、沟通能力）与专业素质（指中文水平、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能力）以外，还要具备较强的独立能力和适应能力。汉语志愿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为了能够以最高效率把汉语传达给非汉语母语国家的学生，汉语志愿者首先要了解学生各个方面的情况、摸清学生的学习习惯，包括他们的学习方法、偏好、心理等，以便选择较合适的沟通方式及教学方法，以获得较高效率的教学效果，但是如果汉语志愿者自身未能适应异国他乡的文化，产生了跨文化不适应的心理压力，很有可能会影响汉语教学效果。

本文调查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程度，分别从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调查。

二、文献综述

1.有关跨文化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的综述

在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上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划分法，他们把跨文化领域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维度，例如：马登·门登霍尔和加里·奥德多（Mendenhall＆Oddou，1985）认为跨文化适应有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组成成分。科琳·沃德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划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Ward，1992）。沃德及其同事于1992年对社会文化适应提出了定义，他们认为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文化群体成员进行有效接触。另外，沃德及其同事还对心理适应提出了定义，他们认为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指向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Ward，1992）。到现在，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同了沃德及其同事的观点，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都通过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测量不同研究对象的跨文化适应程度，然后把他们划分为4种跨文化适应类型，分别是整合型、分离型、同化型和边缘型（Berry，1997）。

本研究主要参考了沃德及其同事提出的概念，从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维度调查赴泰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

2.跨文化适应时段性理论的综述

1955年，斯维勒·吕斯高（Lysgaard）对在美国的200个斯堪地那威亚福布莱特（Fulbright）学者^[1]进行调查，发现居住在美国不足6个月和高于18个月的学生之适应性比居住在美国6—18个月的学生的适应性好，从而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是个U型曲线模式（Lys‐gaard，1955）。1960年，卡罗尔沃罗·奥伯格（Oberg）把该理论的文化适应过程分为4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后来古拉霍尔（Gullahorn）夫妇在1963年根据对5 300名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研究他们的回归文化休克问题，研究成果肯定了吕斯高提出的U型曲线模式，他们总结并提出了W型曲线模型，他们的模型共分为7个阶段：蜜月期、斗争期、纠葛期、适应期、再纠葛期、归国前期以及归国后的冲击。但该曲线理论只单纯描述了旅居者的文化适应过程，并未对文化适应的机制做出说明。

U型曲线模式和W型曲线模式是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的早期经典理论。这两个模式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旅居者因居留在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下、遇到了种种不同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文化休克而使他们的适应程度降低。可见，文化休克对旅居者有很大的影响。至今有不少研究者对文化休克的概念进行解释与分析，中国学者安然认为若要从概念上去辨析，除了从权威词典中找答案，应该也必须仔细揣摩文化休克概念的提出者奥伯格的原始意义（安然，2010）。

除了U型和W型曲线模式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者对跨文化适应时段提出了模式，如杰克·马济洛（Mezirow）在1991年也提出了跨文化适应过程的10个阶段：面临新环境而产生的困惑；带有负罪或羞耻感的自省；对认识途径、社会文化及精神观念的分析和评价；认识到不满和变化的过程并非自己所独有，他人也同样经历类似的变化；对新的角色、关系和行为的可能性的探索；计划行动方案；掌握实施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对新角色的临时性承担；在新角色和关系中建立能力和自信；最后在新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重新整合（Mezirow，1991）。1996年，沃德等人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跨文化适应者体验的生活变化最大，可利用的适应资源最少，这个阶段的适应水平最低。

3.跨文化培训的综述

对于跨文化培训的定义，杰克·利维认为跨文化培训是为提高文化自我意识、培训正确的文化行为、反应、技巧以及正确对待他文化而设计的一系列活动（Levy，1995）。玛格丽塔·普施于1993年总结了各个跨文化培训的3个共同目标：理解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培养与异文化有效沟通的能力；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Pusch，1993）。威廉·古迪扎斯特、米切尔·哈默、理查德·怀斯曼（Gudykunst，Hammer＆Wiseman）认为跨文化培训要丰富被培训者的跨文化知识，训练他们的交际技能，提高他们的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Gudykunst，1997）理查德·布里斯林和吉田智子（Brislin ＆Yoshida）提出了跨文化培训的作用，他们认为跨文化培训能够让外籍人士了解文化差异、提供一个特定文化的信息及知识、减少情绪上的挑战（Brislin，1994）。斯图尔特·布莱克和马克·门登霍尔认为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将协助外国人适应主流文化，提高工作效率（Black，1990）。

中国学者范征认为有效的跨文化培训能够缩短U型曲线“危险期”的持续时间，减少对个人的冲击程度，从而顺利地过渡到“恢复期”和“适应期”的适应过程（范征，2003）。另外，他还认为跨文化培训的最重要培训项目就是“跨文化沟通技能”。

三、研究模型与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及假设

本研究将以汉语志愿者的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培训等作为解释变量，以社会文化适应情况和心理适应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从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针对两者的高低进行分类，以验证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同时研究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状况随赴泰时间呈现出的趋向以及验证跨文化培训影响汉语志愿者适应情况的假设。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1）关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关系的假设建立

自从1992年沃德及其同事提出跨文化适应可从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并认为两者存在着至关重要的相关关系之后，包括中国国内的越来越多研究者都参考他们的想法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他们都是从这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却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本研究是为了验证赴泰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是否相关。具体假设表述如下：

假设1：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有相关关系。

（2）关于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趋向的假设建立

时间因素跟跨文化适应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越来越多研究者参考吕斯高在1955年提出的跨文化适应U型曲线和1960年奥伯格提出跨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杨军红的博士论文《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来华时间比较长的留学生（12—16个月）的适应状况反而比来华时间较短的留学生的适应状况差，甚至越来越不适应。亓华及李秀妍的《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将跨文化适应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时间一至两年的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尤其是心理适应）程度最低，抑郁症状相对较重。而在京生活四年以上的韩国留学生基本上都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并且都把中国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本研究以赴泰汉语志愿者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赴泰时间长短与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关系，得出假设如下：

假设2：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同一趋向。

（3）有关跨文化培训的假设建立

志愿者中心要求汉语志愿者出国服务前，要接受志愿者中心组织的为期两周的业务强化和外事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对外汉语教师的基本素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知识（语音、词汇、语法）；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方法（备课、课堂组织、练习、测试）；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技术和材料的应用（网络、多媒体、声像）；外事礼仪、相关政策及注意事项；派往国国情简介及健康保健知识等。（国家汉办，2009）由此可见，志愿者中心培训汉语志愿者的内容里面最重要的是对外汉语的各种教学技巧，而派往国国情简介只是培训内容中的一个小部分，而且培训内容也没有专门为了给汉语志愿者自身加强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训项目（比如如何面对跨文化休克、跨文化交际技巧等）。

本研究将探讨跨文化培训跟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关系，以了解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对跨文化适应情况的改善有无积极作用。因而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有无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有显著差异。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信息，根据统计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及讨论。

3.样本选择与测量

（1）样本选择

本研究在样本的选择上，范围限制在由汉办派出的目前在泰国进行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在样本的获取途径上，笔者争取到了一些汉办老师及汉语志愿者的支持，协助笔者向赴泰汉语志愿者收发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形式有纸制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

（2）问卷设计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参考了相关量表设计出一套初始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此部分共有12个选择题，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的基本情况，题目包括汉语志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讲授课程、赴泰的时间长短、跨文化接触的背景、语言能力（英—泰）、对泰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出国前的跨文化培训内容［参考了陈国明的《跨文化交际学基础》所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之维度，（陈国明，2007），再加上跨文化休克、泰语及泰国文化］及汉语志愿者对跨文化培训的态度。

第二部分：调查对象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本部分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对当地社会文化适应的情况。本项调查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设计与研究方法综合了亓华和李秀妍（2009）在他们的《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以及沃德和肯尼迪（Ward＆Kennedy，1999）提供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为了更适合本研究，笔者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改动。

第三部分：调查对象的心理适应状况。本部分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汉语志愿者在赴泰期间的心理适应情况。本项调查的心理适应量表设计与研究方法综合了亓华和李秀妍（2009）在他们的《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以及曾代·威廉（Zung W.W.K.，1965）提供的自评抑郁量表SDS。为了更适合本研究，笔者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改动。

（3）小样本调查

小样本调查的样本是在泰国各地的汉语志愿者中随机选取的。此次调查在2009年11月中、下旬共发出问卷60份，回收问卷52份，回收率达到86.7%，其中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96.2%。

由于本问卷第一部分属于客观可观察的项目，不会发生稳定性问题，故只针对第二部分“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第三部分“心理适应”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通过SPSS16.0测算，“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心理适应”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781和0.798，都超过本文要求的标准（0.7以上），可靠度较高，可认为这两个量表的各个项目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内部一致性较好。

四、实证研究及讨论

1.大样本调查

（1）数据收集

大样本调查同样以目前在泰国任教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为调查对象，并同样是得到汉办老师及汉语志愿者协助收发调查问卷开展调查活动。大样本调查在2009年11月底至2009年12月底期间进行，共发出问卷250份，回收问卷196份，回收率为78.4%，扣除无效问卷13份，有效回收率为93.4%。再次使用SPSS16.0对大样本调查的数据进行测算，得出结果如下：“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量表的信度值分别为0.870和0.798，可靠度较高。

（2）基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以下将依据汉语志愿者性别、年龄、学历等的分类基础，将样本的基本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在性别上，据调查所知，在183名汉语志愿者里，男性占19.7%，女性为80.3%，占大多数。在年龄上，20—25岁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80.3%，26—30岁的占15.9%，31—35岁的占2.7%，36岁以上的占1.1%。在学历上，在读本科生占0.5%，所占比例最小；本科毕业占74.9%，为绝大多数；在读硕士研究生占15.3%；硕士毕业占9.3%。

在专业背景上，具有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汉语志愿者为较小的部分，占总数的32.8%，而非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占到67.2%，这些专业大体上有汉语言文学、教育学、英语等。据调查结果，需要讲授汉语课程的赴泰汉语志愿者占96.72%，其中有9.29%除了需要讲授汉语课程以外还需要讲授其他专业课程，只有3.28%只讲授其他专业课程不讲授基础汉语课程例如中国音乐、导游汉语、商务汉语等。可得知，有一部分非对外汉语专业背景的汉语志愿者需要给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课程。

在工作年限上，74.3%的汉语志愿者赴泰工作时间少于1年，初任的汉语志愿者占了大多数；赴泰工作了1—2年的占21.3%，而工作了2年以上（即留任了2次）的汉语志愿者仅为4.4%。83.6%的汉语志愿者没有过出国经历，占了绝大多数；出过国、但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少于3个月的占11.5%，而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多于3个月的汉语志愿者仅为4.9%。

在语言能力上，可以用英语进行“自由交流”和“一般性交流”的汉语志愿者分别占43.2%和54.6%，仅有2.2%存在交流的困难，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汉语志愿者的英语可以应付日常交流。而汉语志愿者的泰语水平情况则与英语水平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可以用泰语进行“自由交流”和“一般性交流”的汉语志愿者分别占6.0%和52.5%，而认为在泰语使用中存在“交流有困难”和“完全不能交流”的分别占37.1%和4.4%，这说明有超过40%的汉语志愿者存在较严重的泰语交流障碍。

在赴泰任教之前，占1.1%和3.3%的汉语志愿者认为对泰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分别为“完全不了解”和“非常了解”，剩下的29.5%和66.1%则分别选了“不太了解”和“一般了解”。

参加过泰语、泰国文化、心理调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技巧这四项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人数超过一半，其中参加过前两项培训的分别占到92.3%和94.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语志愿者都接受过泰语和泰国文化相关知识的培训。

图2　有无参加各培训项目分布图

2.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1）关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关系的假设检验

表1　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用相关分析来检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B）与心理适应程度（C）之间的关系，从相关分析结果整理可知，Sig.值为0.520，大于0.05表明双尾检验不显著，即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假设1的验证结果“不成立”：即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没有相关关系。可见，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向不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当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高，他们的心理适应程度可以同样高也可以相反。进一步研究汉语志愿者中不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的分组情况，在跨文化适应模式的研究中，以“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两个维度，通过K‐Means的聚类分析可得以下四种跨文化适应模式。

表2　跨文化适应模式的聚类分析结果

贝里在1997年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濡化策略，他认为通过参考移民者在异文化的环境下保留原有文化的程度和接受新文化的程度，可以把移民者跨文化适应的态度及行为区分为4种：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 J.W.，1997）笔者参考了贝里的观点，根据赴泰汉语志愿者的实际情况，把根据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维度来划分的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的类型分为4种：整合倾向型、同化倾向型、分离倾向型和边缘倾向型。具体分析如下：

通常以分值“3”作为Likert量表“1分”到“5分”记分法的中心值对问卷数据进行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中心值为（3，3）。然而，经过分析后发现，本研究统计数据的中心值向右上方偏移了一个单位，即为（4，4）。这是由于中泰文化比较相近，使汉语志愿者进行跨文化适应的时候要调整的程度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微度的调整而不是大范围的调整，他们遇到的文化差异没有东西方文化差异大，所以在赴泰期间总体来说在很多方面汉语志愿者都适应得比较好。再加上按照汉语志愿者计划的规定，汉语志愿者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包括住宿、补贴、医疗保险等方面，此外在生活方面也有孔子学院的中方负责人、带队队长或是各个学校的相关老师进行管理。因此，汉语志愿者赴泰期间的跨文化适应程度都是比较高的。

由上文的数据可绘制出跨文化适应模式图。在图中可看出，以（4，4）为原点，以x＝4、y＝4为横、纵两轴，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至第四象限分别对应本研究重新命名的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类型之“整合倾向型”、“分离倾向型”、“边缘倾向型”和“同化倾向型”。集群Ⅰ为低“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70）与低“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38）。若把该群体跟其他3个集群相比，该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算是比较低，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该群体的平均分数并不低于3，也就是适应状况属于“一般”至“好”的范畴，不适合把该群体归到贝里所提出的“边缘化”，因此本研究重新将其命名为“边缘倾向型”。该类型的集群人数较少，一共只有9个。集群Ⅱ为低“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80）与高“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30）的“分离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44个。集群Ⅲ为高“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60）与低“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3.58）的“同化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52个。集群Ⅳ为高“社会文化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70）与高“心理适应”（中心平均分为4.28）的“整合倾向型”，该群体的人数为78个，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图3　赴泰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模式图

（2）关于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趋向的假设检验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将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的数据按汉语志愿者赴泰时间长短分为的三个组进行统计，如表3、图4所示。

表3　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的不同情况

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随赴泰时间的散点图分析。

图4　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情况散点图

我们可以用莱丝戈德提出的U型曲线文化适应模式和奥伯格对该理论提出4个适应阶段来解释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情况。汉语志愿者赴泰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蜜月期”。第二阶段视为“危机期”，第三阶段汉语志愿者的适应情况恢复良好我们可以把其视为“恢复期”。笔者在此无法肯定如果有第四个适应阶段汉语志愿者的适应状况会如何，但是按照U型曲线的理论，他们的适应程度应该会比第三个阶段好，作为“适应期”。

虽然在第三个阶段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已经恢复良好，但是从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曲线所示，我们得知随着赴泰时间的增长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程度却一年比一年低。在此，笔者用相关分析来检验赴泰时间（t）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B）及心理适应程度（C）之间的关系，可以验证该因素的变化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及心理适应程度的变化是否相关。经测算，相关分析结果整理如表4。据表可知，（t）与（B）变量、（B）与（C）变量之间的Sig.值分别为0.766 和0.824，双尾检验不显著，即赴泰时间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假设2得以验证：即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呈现出不同趋向。

表4　赴泰时间与跨文化适应的相关分析结果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心理适应随赴泰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赴泰时间（t）与心理适应程度（C）之间的关系，可以验证随着该因素的变化，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势呈现何种变化。

表5　赴泰时间（t）与心理适应程度（C）的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上表，可得出线性方程为：（C）＝4.170－0.095（t）

尽管拟合出的方程中（C）的Sig.值较大，而可决系数为0.992，大于0.8，说明该方程的拟合优度甚佳。因此，仍可以认为该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从方程中可看出心理适应程度（C）与赴泰时间（t）呈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赴泰时间的增加，汉语志愿者的心理适应程度呈现递减趋势。

（3）有关跨文化培训的假设检验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通过SPSS的T检验考察有无参加过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与他们跨文化适应程度（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心理适应程度的平均值）之间的关系，可以验证有无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是否有显著差异。经测算，T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据表可知，各项目的Sig.值都大于0.01，表明方差检验不显著。换句话说，就是有无参加过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假设3不成立：有无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之跨文化适应状况差异不显著。

表6　跨文化培训各项目T检验分析结果

有无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跨文化培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①跨文化培训师的水平不到位。②跨文化培训的时间太短。③跨文化培训的内容制定不完善。④跨文化培训的方式不够生动。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三个假设的验证，分析了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的四个模式，并探讨了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程度随赴泰时间增长的呈现趋向，最后研究了跨文化培训对跨文化适应状况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首先用相关分析来验证汉语志愿者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双尾检验不显著，表明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假设1的验证不成立，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可依“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模式，与贝里在1997年提出的跨文化适应濡化策略基本一致，但本研究的跨文化适应濡化策略类型为“整合倾向型”、“分离倾向型”、“边缘倾向型”和“同化倾向型”。研究发现，本研究统计数据的中心值向右上方偏移了一个单位，四个集群的中心值均大于3，说明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普遍较好。原因可能是因为中泰文化比较相近，再加上汉语志愿者的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验证假设2的随赴泰时间长短跨文化适应情况散点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文化适应曲线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心理适应曲线是一直下降的趋势，两者的发展趋向不同；进一步用相关分析验证了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假设2验证不成立。

在假设3的有无跨文化培训的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有明显差异的验证中，发现有无跨文化培训的差别不显著，说明跨文化培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2.对提高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建议

（1）提高对跨文化培训的认识

首先，应该有一批对跨文化适应有深刻体悟的培训师。笔者认为目前国内的跨文化培养比较看重表象的文化形式差异比较，而缺乏对深层的文化普遍性的深刻理解。对教材教学重视而忽略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对自身跨文化认知水平与能力的调整与提高。

其次，笔者认为汉语志愿者跨文化适应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但必须建立在一种精神的基础上。首先要有一种精神，能力是精神的体现（安然，2007）。汉语志愿者应该意识到对自身跨文化适应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自己的认知空间，在自己认知拓展的同时，也丰富了整个社会知识，给人类知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再次，要充分认识到汉语志愿者在跨文化接触中所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策略，采取主动策略的会表现为文化整合和同化的趋势，采取被动策略的会表现为文化边缘和分离状态。而跨文化成功人士是要具备一些特点的，这包括开放的心态，包容的胸怀，在思维上体现出整合和独创相融合。

（2）对志愿者选拔环节的建议

相关部门在选拔汉语志愿者时，应该注重考虑专业背景的因素。尽管不能下结论说具有对外汉语专业的汉语志愿者比其他专业的汉语志愿者在跨文化适应上表现得更好，但他们在专业学习中涉及跨文化方面的内容会比其他专业的多，这点可以弥补汉语志愿者在出国前的跨文化培训时间和内容上的不足。同时，在选把的过程中严把汉语知识关，这样就方便调整培训方案，不用把近一半的时间、精力投在培训汉语知识中。

（3）对志愿者培训环节的建议

一是提高跨文化培训在出国前培训中的比重，并注重培训的实效。二是注重当地语言及当地文化的培训。三是增加“知己知彼”的培训内容。在培训的时候应该增加泰国学生的行为和心理特点及作为泰国教师应该具备的行为素质。根据研究结果可见，除了“整合倾向型”以外，大多数汉语志愿者还存在着跨文化适应程度不理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更加关注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尽量提高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程度。

（4）对中方在日常管理环节中的建议

尽管汉语志愿者是由工作所属学校进行日常的管理，但中方也应该开展更多的日常跟进活动。比如，前三个月每个月进行一次生活、工作等方面适应情况的调查，之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样可以及时掌握各个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情况，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可以缓解他们一些思乡、孤独的情绪。此外，汉办还可以设立一个慰问小组，到各个学校对汉语志愿者的生活进行实地调查，这样也可以掌握到他们真实的生活及适应情况。

（5）对泰方在日常管理环节中的建议

中方可以与泰方进行协调，建议泰方在对汉语志愿者的日常管理中：帮助汉语志愿者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尽可能让他们多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增强归属感；如果有条件可以集中一些汉语志愿者，为他们开设泰语及泰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汉语志愿者进行调查，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关注他们的适应情况。

3.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赴泰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到了一些发现和启示。本文在第二个假设的验证结果中发现汉语志愿者心理适应程度的发展趋向与早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汉语志愿者心理适应程度呈现递减趋势，虽然笔者认识的一些汉语志愿者曾经向笔者提出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但是此结果还缺少合理的理论来支撑，寄希望后续研究对此现象进一步深入分析。

对中国外派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也是目前有待研究的课题，不同派往国的汉语志愿者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全面地分析外派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本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小范围的尝试研究，只针对三个假设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为局限，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和思路，有待更深入、范围更大的研究对本文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及提升，相信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注：

●本文已于2010年6月19日在第16届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年会上宣读。

●本文已发表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1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安然：《“文化休克”译释探源》，《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2］安然：《双语教学能力培养模式探讨》，《双语教学专刊》2007年第5期。

［3］范征、张灵：《试论基于动态平衡模式的跨文化培训》，《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5期。

［4］国家汉办（2009）目前志愿者教师派出分布一览，http://www.confuci-usinstitute.net/college/article/2009-07/16/content_16020.htm，2009年7月16日。

［5］亓华、李秀妍：《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

［6］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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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Zung，W.W.K.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Arch Gen Psychiatry.12，63—70，1965.

【注释】

[1]福布莱特项目始建于1946年，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参与这一项目的学者被称为福布莱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