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语研究

1．3．1　汉语新词语研究

汉语新词群研究是建立在汉语新词语研究的基础上的，是汉语新词语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们在综观汉语新词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汉语新词语研究与其词群研究的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促进和提高对汉语新词语词群现象的研究。

近100年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形成了三次高峰，第一次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二次是新中国建国时期，目前正处于第三个高峰期，即改革开放至今。汉语新词语研究以1984年吕叔湘先生的《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和陈原先生的《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头所见所感》等文章的发表为开端。自此，汉语新词语逐渐引起语言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王铁昆先生如此评价：“吕叔湘、陈原的这些开创性研究，引导语言学者‘关心’‘重视’新词新语这一类语言变异现象，同时在调查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为其后更多人的普遍调查研究作出了表率，因而具有方向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王铁昆，1991）也正因为此，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汉语新词语进行了研究，汉语新词语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1．3．1．1　本体研究

1）汉语新词语语音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从音节长度和音节数量发展趋势等角度对新词语进行了专文探讨。田宇贺（2003）在《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构成方式及音节发展趋势》一文中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当代汉语新词语的音节发展趋势是由双音节向多音节方向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双音节词语占优势的说法在新词语中并不适用。汉语新词语的音节构成向多音节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据性”的观点。这些研究以音节长度作为观察新词语的切入点，视角较新，研究结果的取得大多建立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根据刘晓梅（2004）在《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长考察》中的计量分析，当代汉语新词语词长的分布状态，既有特殊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它是以双音节为主导的复音化局面，它的词长极限是1-12个音节。文中也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周有光先生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单音节词是一个“稳定量”，而复音节词则有无限增长的可能性，是个“无定量”。（光明日报，1987-11-10．）

我们认为，音节三音化趋势是语言发展丰富化规律和简化规律共同作用的体现。但是从总体来说，现代汉语仍然是以双音节为主，并以双音节为主要发展方向。汉语新词语内部由于出现了大量单音节词素加双音节词的构词现象，因此呈现了三音节增多的表象，这也正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仍是以双音节为主的现状。

2）在新词语词汇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丰富，较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论文多对汉语新词语词汇的产生方式和途径、构词特点以及与修辞学的联系等方面进行探讨，成果颇丰。在构词方面多与修辞学相联系，如沈孟璎（1988）《修辞方式的渗入与新词语的创造》，姚汉铭（1989）《新词语修辞造词探微》，周洪波（1994）《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沈玉（2004）《比喻式新词语多产原因浅说》等都是从修辞的角度探讨新词语的创造，这也正是新词语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

比较广泛地探讨新词语产生途径和方式的有，朱永锴和林伦伦（1999）在《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一文中对新词语进行了分类，总结出其特点和产生渠道，这些渠道包括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旧词语的新义新用、方言词语的吸收。在《当代汉语新词语造词法的考察》一文中，刘晓梅（2003）从词产生的动态过程角度对新词语的造词法进行了探讨。在运用李如龙的造词法系统并加以补充的基础上，她认为有语素合成、修辞转化、语法类推、音义相生、字母造词四种造词方法。其中语素合成法中又包括：以旧造新、以新造新和类推仿造。此外，类推仿造方面的研究还有孙大军、孙艳等。孙大军（2001）在《类推仿造-新词语仿造的一种新手段》一文中从类推仿造新词的可接受性与构成该词的结合能力、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等几方面初步探讨了汉语结构规律对仿造词的可接受度，对当前新词语的产生固化之成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艳（1998）在《试论类推机制在新词语构造中的作用》中指出，类推机制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机制之一，讨论了类推机制从语音、语法、语义及语用等各方面，对现代汉语新词语的构成产生影响。

我们认为，类推机制存在于语言的词汇体系之中，研究语言的类推机制对于我们揭示语言的内部构造及语言形成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词汇体系内部存在类推机制，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这是汉语新词语内部出现大量词群的内在原因之一。

3）在新词语的语义研究方面，较早对之进行探讨的有赵金铭（1985）的《新词义与社会情貌》；沈孟璎（1986）的《新词语词义之概貌》等。这些论文不单纯探讨词义，而是把新词语的意义和社会情状相结合，从互动的角度来对新词语的语义进行探讨。此外，徐晔松（1998）的《新时期新词新义探微》论及到词义扩展的两种方式，即比喻引申和借代引申；马琳（2003）的《词义的联想因素与新词语的构筑》等从心理联想的角度对新词语的语义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认知角度对新词语语义的内在生成机制进行研究，如张荆萍（2004）在《隐喻在汉语新词义产生中的生成机制》中，探讨了隐喻在新词义生成中的特点与功能等。

我们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已由范围的广泛性向理论的深入性方向发展，这也是目前新词语语义研究的一个趋向和热点。我们认为，汉语新词语语义方面的探讨还可以更加的细致和全面。不仅要以词义的变化作为一项考察内容，还要把词素义的变化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将传统的意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的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相结合，这种研究视角有利于我们对汉语新词语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1．3．1．2　其他方面的研究

1）汉语新词语的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此方面的论文颇多。赵世开先生（1988）《当前汉语中变异现象》，用“变异理论”对新词语进行分析，较有开创性的意义；王德春先生（1990）的《汉语新词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把社会形态与新词语现象结合起来，对于新词语产生的外部原因等方面的探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此外，陈建民（1998）的《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曾祥喜（2003）的《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对汉语新词语的影响》等，都是在“共变论”（布赖特，1964）视角下，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宽对新词语研究的广度。正如吕叔湘先生（1980）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文中所说：“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现在研究的范围更扩大了，研究工作者的事业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

探讨外因的文章立论焦点集中于以下两点：（l）从广义的社会存在的角度总说外因论。（2）从广义的社会存在中单独抽取“社会心理”这一角度论证其决定作用。前者较早的研究有赵金铭（1985）的文章，文章辅以语言事实证明，词汇发展变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社会风云的变化，必定在词汇上有所反映。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新词新义的涌现要比常时迅速。再如沈孟缨（1986）、李振杰（1987）、张家太（1988）、梁兵（1991）、苏锡育（1994）、刘晓红（1998）、朱永楷、林伦伦（1999）、鲁启华（1999）、周永惠（1999）等人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共变”论的印证。后者有徐幼军（1988）作出了新的尝试。作者指出，在当前一段时期，人们创造并使用新词语、新用法时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社会心理：求新心理、求雅心理、类推心理。这些社会心理影响和制着人们对新词义的创造和使用，换句话说，人们在进行这种创造性劳动时，不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

外因是语言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内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外因为新词语的产生提供契机，内因则为新词语的产生提供条件。外因和内因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我们认为，对于新词语，特别是其内容之一——新词语词群研究来说，应把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因为外部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需要、民族语言融合和语用心理基础；内部原因主要包括动态平衡体系、自我调节功能和内在类推机制，汉语新词语现象才得以产生。

2）汉语新词语的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新词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刘大为（1997）的《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分析了隐喻性语义泛化的三个动态过程，并考察了语义泛化对社会的反映功能和传播功能。江傲霜（2004）在《新词语隐喻化的特征及方式》一文中从隐喻理论出发分析新词语隐喻化的特征及方式，建构原义和新义之间的认知结构。鄢春艳和刘建立（2006）在《原型范畴理论与新词构筑》一文中，结合实例探讨了如何运用原型理论对新词语构筑的深层机制做出解释，提出基本等级词是创造新词的“骨干力量”，新词构筑是新增或约定俗成的基本等级词原型意义（一个或多个）衍生的结果等观点。这些论文都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汉语新词语所做的有益的尝试，为汉语新词语研究拓宽了思路。

我们的观点是：对于汉语新词语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语义的变化。很多新词语是在原有词语转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原词语语义扩大的结果。对其转义的类别、过程、类型等进行分析是探索意义变化内在机制的必要研究内容。同时还应把语义变化深层化，由词义深入到词素义，由义位到义素。意义变化和构词法相结合，对词汇体系的发展起到理据的作用。

3）汉语新词语的预测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如徐国珍（1995）在《从空符号到新词—论词汇系统的特点及发展轨迹之一》一文中指出，新词的产生受着内部的结构机制和外部的语用条件两方面因素制约的。这也正部分地反映了词汇系统内外交错的结构网络模式，论证了由于词汇体系是开放有序的动态系统，为仿词的预测提供了可能。王希杰（1996）的《略论语言预测学》指出了语言预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语言预测作出了理论的阐述。周洪波（1996）的《新词语的预测》，主要从新词和新义两方面入手，根据已经显现的词语来反推尚未出现的词语，重点讨论潜在词语的预测策略问题。

我们认为，预测是一种普遍的科学方法。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要建立在了解其总的发展规律以及其组成成分的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掌握了规律才能做前瞻式的估计和推导。对新词语进行预测，首先要通过现象，在语言发展一般规律的统摄下总结发展规律；同时要研究语言内部的两大组成部分——潜语言和显语言的交替发展情况。通过预测可以对汉语新词语词群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科学的估计，使语言的规范从落后走向超前，对汉语新词语进行前瞻式的引导。

4）汉语新词语规范方面的研究。姚汉铭（1995）在《试论新词语与规范化》中指出，规范是动态的，并提出了填空性、明确性、效率性、互补性等规范的原则。王保东（2000）的《新时期新词语及其规范》提及了新词语规范的必要性问题。王林鱼（2006）《新词语的规范问题探析》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说明新词语的规范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指出词汇规范的任务在于研究词汇的变异，做出优劣的评价，采用引导的方式来促成规范的形成。除上述专题性的探讨之外，大多数文章也都把规范问题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来进行探讨。

语言规范是动态的，是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我们认为，应该也可以对汉语新词语进行一定的规范，但规范也必须考虑人们的使用情况，不能进行强制的规范。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给可能出现的新词语以发展的空间。对于新词语规范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对外汉语教学、翻译以及词典编纂等。

5）汉语新词语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90代中期，汉语新词语研究发展到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汉语新词语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包括赵永新、汤志祥、常志斌、蔡绿等。赵永新（1996）的《新词新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等，为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两者的关系给予了初步性的但属于开创性的研究；汤志祥（2002）的《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等就汉语新词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涉及的有关课程规范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指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在讲授和学习汉语新词语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常志斌（2007）的《留学生汉语新词语课的建设问题初探》等介绍汉语词汇新变化的新兴课程作为专门课程开设的建设性探讨；蔡绿（2005）的《试论对外汉语报刊阅读课中的新词语教学》，以“吃”短语为例，尝试将语用频率的数频统计方法、意义泛化理论等与报刊阅读课中的新词语教学结合起来。这些论文都对新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们看来，将汉语新词语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是一项新的内容，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留学生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有选择的教学方面有待于充实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