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有哪些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与框架_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和对一些话语分析路径的偏见研究分别是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角度对语言偏见问题进行的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两者在哲学基础、研究目的、情景关系、对象范围、研究角度、动态性与静态性、研究假设、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步骤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有利弊。

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采用数理统计或计算机辅助方法对研究对象中的变量进行测量，并借助于数学模型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或发现社会事实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确定其因果关系。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实地调查、控制实验和内容分析。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称质化研究、质的研究)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以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研究活动”。^[59]其优点是研究在自然情景中进行;能获取关于研究问题丰富和全面的资料;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比较深入、系统，能够挖掘出其背后的隐藏意义;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解释和阐释的空间较大。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如研究强调参与性和主观性;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研究的质量和价值;比较偏重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可以根据资料收集之后的定性分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基于个案的方法。包括生活史、现象学、民族志和个案研究等，这些分析以归纳为主。(2)基于编码的方法。如扎根理论。(3)基于言语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受语言学的影响较大，包括框架分析、叙事分析、会话分析和话语分析。^[60]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差异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事物的‘质’进行研究”。^[61]它们之间可以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具体的结合方式有:(1)将定性分析作为形成假设的途径，然后通过定量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设;(2)同时收集定量与定性的资料，两种方法互补使用;(3)用定性资料来帮助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4)对定性资料作量化分析。^[62]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社会科学家意识到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仅仅依靠定量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定量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大规模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但是不适合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不利于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特别是当当事人的看法和研究者不一致时)，也很难对研究者不熟悉的现象进行调查。定量的方法不仅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地数量化、凝固化，而且忽略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63]由此，定性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理论构建和分析方法上发展迅速，成果显著。

对于传播学而言，定性研究主要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语言或符号及其使用的语境进行双向、辩证和动态的研究，以挖掘语言或符号所隐含的内在含义和社会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达到揭示传播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控制功能，以及传播与社会发展与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目的。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虽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同时存在，但是国际跨文化传播的主流研究方法却是定量研究。“由于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非常关注个人在跨文化(intercultural)或交叉文化(cross-cultural)环境下的交际和认知行为，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定量分析方法。这些方法探求的是交际行为和文化价值中各种变量之间的种种关系，或这两类变量在不同文化集团成员间存在的差异。”^[64]导致定量研究主导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与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研究传统相一致，经验学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定量研究。有研究表明，在倡导理论与方法创新，有影响力的美国传播学期刊中，量化研究的比例高达92.2%，而质化研究则很少。^[65]二是美国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占据先发和主导地位，代表了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向。

在跨文化传播中，偏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产生机制错综复杂。所以，对偏见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在一个可控变量的实验环境中得出数据和结论(这也是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的局限性)，对其研究不能与主体、客体以及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再者，由于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主要是通过话语得以产生和再生的，作为定性研究方法之一的话语分析就自然成为理想的研究路径了。通过权衡几种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诺曼·费尔克拉夫所提出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融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社会文化分析于一体，为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武器，也因此被选定为本研究的研究路径。本研究拟将他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与各种相关理论结合起来，以三个分析维度为基本架构，即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来全面审视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问题。

当然，在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用定量研究对语言偏见进行分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语言范畴模式、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以及运用话语分析进行偏见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将被吸收进来，以扩大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本研究与批评性话语分析配合使用的另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case study)。其目的有二:一是通过选择和分析典型个案来证实和深化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对跨文化话语偏见问题研究的有效性;二是发现并试图解决批评性话语分析在实际个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拓展现有理论和方法体系(如借鉴其他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增强其解释的能力。

本书包括七个部分，除绪论以外，正文部分由六章构成(第六章代结语)。

第一章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从概念、特征、形式、功能、成因、研究趋势等方面进行概述。不同的文化群体间既存的偏见导致了偏见的语言使用，而表征偏见的语言形式的选择要受到传受双方心理、动机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所以，对跨文化话语偏见的研究不能脱离其表征的对象——偏见。

第二章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进行概述，包括其社会背景、哲学思想、语言学理论基础、原则、对象和分析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方法。为了研究的针对性和相关性，本研究主要采用诺曼·费尔克拉夫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对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的研究，即文本分析、话语实践(生产、传播和接受)和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第三章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文本分析维度里，结合具体案例，对跨文化传播中表达偏见的各种语言策略(词法、句法、修辞、语篇结构等)进行语言形式特征分析。

第四章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实践维度里，从新闻文本生产的制度性特征(媒介功能、新闻价值观和议程设置)，以及互文性与新闻文本的生产和理解过程来考察跨文化话语偏见。

第五章对话语偏见进行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实践层面的批评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是心理归因、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的反映，反过来这些话语偏见又维护和巩固着既存的社会结构。本章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其他的批评理论，如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重点分析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与跨文化话语偏见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六章(结束语)首先对上述各章研究进行归纳，再以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即一方面强调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解放的话语”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结合起来，探讨如何消减跨文化话语偏见，从而促进偏见本身的消减。本章的探讨是尝试性的，还需要做更多的后续研究。

【注释】

[1]父亲、母亲和我，/姐姐和姑姑说/所有像我们的人是“我们”，/其余的人是“他们”。/“他们”生活在海那边/“我们”生活在路这边/但是——你相信吗?——他们将我们仅仅看作/是一群某种“他们”!我们用牛角柄的刀叉吃猪肉牛肉。/吞吃棕叶包饭的他们/吓得要死;/栖居在树上以幼虫和黏土为盛宴的“他们”/(这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将“我们”看作/是一群简单的、令人厌恶的“他们”!我们吃厨房烹制的食物。/我们使用有门闩的门。/他们在无顶的茅屋下/喝牛奶和鲜血。/我们付钱去看医生/他们出钱去请巫医/(多么粗鲁的异教徒!)他们将“我们”看作/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他们”!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同意，/所有善良的人都说，/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好人是“我们”/其余的人们是“他们”;/然而一旦你们穿洋越海，/而不是在路的那一边，/就不会再把(想想它吧!)“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

[2]［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21页。

[3]转引自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Ruscher，J.Prejudiced Communication.New York:Guilford，2001，pp.2-3．

[6]转引自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世纪传播集团，2007年版，第190页。

[7]Schnake，Sherry B，and Janet B.Ruscher.“Modern Racismas a Predictor of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7，No.4.1998，pp.484-491．

[8]参见［英］理查德·克里斯普，里安农·特纳:《社会心理学精要》，赵德雷，高明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0-162页。

[9]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8页。

[10]转引自［台湾］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民国83年版，第123页。

[11]Qtd.in Richardson，John E.Analysing Newspaper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6．

[12]［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9页。van Dijk的中译名较混乱，除“冯·戴伊克”，还有“梵·迪克”等，本书依照目前通用译法译为“范·迪克”(笔者注)。

[13]Allport，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Reading，MA:Addison-Wesley.1954．

[14]［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4页。

[15]Ruscher，J.Prejudiced Communication.New York:Guilford，2001，pp.143-144．

[16]本研究有时使用“话语”(discourse)来代替“语言”(language)，以便与本研究所持的语言观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相一致，即“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语言的意义更为宽泛。

[17]［荷］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18]Semin，G.R.，and Fiedler，K.“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Categories in Describing Persons:Soc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pp.558-568．

[19]Semin，G.R.，and Fiedler，K.“The 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Its Bases，Application，and Range.”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Vol.2.1991，pp.1-30．

[20]Fiedler，Klaus.“The Implicit Meta-Theory That Has Inspired and Restricted LCM Research.”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7，No.2，2008，pp.182-196．

[21]该表以Maass，Anne and Daniela Salvi.“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No.6.1989，pp.981-993.里提供的Semin and Fiedler's(1988a)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为基础，略作改编。

[22]该图表源自:Fiedler，Klaus.“The Implicit Meta-Theory That Has Inspired and Restricted LCM Research.”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7，No.2，2008，pp.182-196．

[23]Tajfel，H.，and 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The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 ed.)．Ed.S.Worchel，and W.G.Austin.Chicago:Nelson-Hall，1986，pp.7-24．

[24]Maass，Anne，and Daniela Salvi.“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No.6，1989.pp.981-993.原文是:“□people will tend to encode(and to communicate)favorable in-group and unfavorable out-group behaviors at a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than unfavorable in-group and favorable out-group behaviors.In particular，the same socially desirable(e.g.altruistic)act will be encoded at a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when performed by an in-group member than when performed by an out-group member.On the contrary，a socially undesirable(e.g.aggressive)act will be encoded at a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when performed by an in-group member.These patterns of behavior are termed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25]Maass，Anne，and Daniela Salvi.“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No.6.1989，pp.981-993．

[26]Maass，Anne，Angela Milesi，and Silvia Zabini.“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Differential Expectancies or In-Group Prote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8，No.1，1995，pp.116-126．

[27]Maass，Anne，Roberta Ceccarelli，and Samantha Rudin.“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Evidence for In-Group-Protection Motiv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71，No.3，1996，pp.512-526．

[28]Maass，Anne，and Daniela Salvi.“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No.6，1989，p.992．

[29]Ibid.p.991．

[30]Hewstone，M.，and J.M.F.Jaspars.“Social Dimensions of Attribution.”The Social Dimension: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Ed.H.Tajfel.Vol.2.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79-404．

[31]关于“含蓄动词因果性”理论(Implicit Verb Causality)，很多学者都有相关论述。笔者对其总结参照的是:Anolli，Luigi，Valentino Zurloni，and Giuseppe Riva.“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Vol.13，Iss.3，2006，pp.237-255．

[32]转引自Anolli，Luigi，Valentino Zurloni，and Giuseppe Riva.“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Vol.13，Iss.3，2006，pp.237-255．

[33]Semin，G.R.，et al.“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3，39(2)，p.142．

[34]Sherry B.Schnake，and Janet B.Ruscher.“Modern Racismas a Predictor of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7，No.4，1998，pp.484-491．

[35]Ng，Sik Hung.“Language-Based Discrimination:Blatant and Subtle Form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6，No.2，2007，pp.106-122．

[36]Cole，Tim，and Laural Leets.“Linguistic Masking Devices and Intergroup Behavior:Further Evidence of an Intergroup Linguistic Bia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7，No. 3，1998，pp.348-371．

[37]Gorham，BradleyW.“News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6)2006，pp.289-308．

[38]Anolli，Luigi，Valentino Zurloni，and Giuseppe Riva.“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Vol.13，Iss.3.July，2006，pp.237-255．

[39]单波，刘学:《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传播与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期。

[40]转引自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6页。

[41]Widdowson，H.G.“Discourse Analysis:A Critical View.”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Michael Toolan.Vol.III.Long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32．

[42]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6页。

[43]转引自［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44]杨信彰在为Gee，James Paul.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一书所做的“导读”中，将话语分析分为五大类。

[45]该定义的原文见:Paltridge，Brian.Discourse Analysi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0，p.2．

[46]［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4页。

[47]Dijk，van Teun.“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 Michael Toolan.Vol.I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117-118．

[48]［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5页。

[49]［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3页。

[50]Dijk，van Teun.“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 Michael Toolan.Vol.I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119-120.另综合了一些例证。

[51]［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4-145页。

[52]［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0-171页。

[53]Wodak，Ruth，and Bernd Matouschek.“We Are Dealing with People Whose Origins One Can Clearly Tell Just by Looking.”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Michael Toolan.Vol.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236-261．

[54]Teo，Peter.“Racismin the News: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ing in Two Australian Newspaper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Michael Toolan.Vol.IV.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360-404．

[55]辛斌:《英语语篇的批语性分析刍议》，《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56]张延续:《批评语言学与大众语篇——对美国新闻周刊的批评性分析》，《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57]徐涛，贾丽莉:《转述话语背后的意识操控——对两篇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58]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1页，吴冠军为“话语分析:理论与中国”部分所做的“编选导言”。

[59]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0]参见支庭荣，张蕾主编:《传播学研究方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6页。

[61]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3期。

[62]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2期。

[63]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3期。

[64]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外语教学》，2005年，第4期。
需要指出的是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对象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反映在其中文译名“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上。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发源地美国，通常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很显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范围现在已经扩大了很多，不仅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流，还包括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交流。(笔者注)

[65]李贞芳，韦路:《传播学量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前沿》，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媒介”会议，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