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洋咏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

8．金洋咏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

1976年，也就是爱德华·霍尔出版《超越文化》那一年，韩裔美国学者金洋咏（Young Yun Kim）获得西北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基于对芝加哥地区的韩国移民的一项调查，从此，她开始对跨文化适应现象的科学调查，关注美国移民、难民和少数族群，包括日本人、墨西哥人、东南亚人和美国印第安人，还得到美国卫生部赞助，展开对伊利诺伊州印度支那难民的研究（1978—1980年），促成了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和支援整个美国难民的适应项目。之所以一直以此为思考重心，是因为她把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看作是“移民迟早会更加好地去理解规范和价值，从而效仿主方社会中主流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的现象。在后来的研究中，她扩展了对文化适应的看法，认为文化适应还包括移民、旅居者或者商人成功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所建立的“跨文化身份”（intercultural identity）。跨文化身份是用来标识个体超越自身原有文化、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对两种文化的另类见解的能力，传播则被描述为推动从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的中间过程。在她看来，“传播对于文化适应至关重要，它为个体提供了能认识他们所处的新环境的基本方法”，而“在人类传播的诸多形式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消费是文化学习过程中最显著的形式”。^[64]与此同时，金与古迪昆斯特围绕“陌生人”（stranger）的概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使这一概念扩展为“来自于不同群体的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人”，从而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置于跨文化交流的场域之中。^[65]

与贝利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理论相呼应，金认为移民与他周围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是一个连锁的“推和拉”（push and pull）的互动过程，而传播和适应就贯穿其中。文化适应不仅发生于移民，还发生于主方文化社会，因为文化适应是在某一文化中社会化了的个人转移到另一文化的自然调试的过程。这个调试过程不仅让个人更加适应新文化，同时也把旧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带入了新文化，改变了新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的多样性让主方文化变得不同了。而后来的移民或者旅居者进入的则是一个已经改变的并在不断变化中的新的主方文化环境。随着对自身跨文化身份的认同，社会比起与移民、旅居者和国际商人互动以前要成熟了。这种“推和拉”使得个人和主方文化环境不断地进化，而不必抛弃前文化。^[66]

在这个“推和拉”的互动过程中，金注意到个人在跨文化身份转变过程中的现象，由此提出跨文化转变理论，假设个体在跨文化遭遇中的成长是一个“压力-调试-成长”的动态过程（stress-adaptation-growth）。该理论认为个体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反应的体系，“当它不断地与环境互动（一个由多个个体系统组成的超系统）”，它能够自我观测，自我更新。当接收的信息与期望不符，个体的平衡（equilibrium）就被打破，造成个体感到压力，从而采取调整措施以重新达到平衡。每一次不平衡的体验对个体都是一堂实验课，让他们的压力逐渐变小，在将来的类似遭遇中变得更加灵活，因为他们在之前的压力解决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认知、行为和情感能力。^[67]

2001年，金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形成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试图解释所有人进入新的陌生的文化环境时所要经历的转变过程。它假定：人类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并遇到对抗环境的时候有努力达到平衡的本能，这种体验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文化群体或者国家，而是一种普遍的概念，是人类在面临新的挑战性的环境时要作出努力的基本的倾向；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多阶段过程；在新的环境中一个人只有在与其他人产生交流的情况下才会去适应；融合依赖于与主方文化社会的互动，个人调节的程度取决于与主方社会成员交流的数量和特性；所有人类都出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并且成长为某种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叫做“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即在成长过程中对母文化环境的组织、整合和调整，伴随着个体在与母文化环境不断互动时的内在变化；个体适应新文化的过程即是“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它把人导向“同化”（assimilation），也就是陌生人最大可能地与当地人从内在到外在相融合的状态，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因为与新文化接触时间的长而更加容易达到。^[68]

刚开始进入跨文化传播研究时，金曾认为最痛苦的分离就是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69]如今，她制作了一副集各种功效于一身的理论止痛剂，试图解除人的文化分离之痛。其药方看上去很周全，只是疏于考虑社会内在的痛——人的权力欲与权力竞争，到头来，止痛剂很容易变成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