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辞书出版的战略规划研究

一、国家辞书出版的战略规划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辞书编纂与出版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繁盛的历史时期，而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方面取得的成绩与贡献尤为突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国家的辞书出版战略规划研究，或者说国家辞书出版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密切相关。在本节中，我们拟结合过去的两次（特别是第二次）国家辞书规划的实践状况⁽¹³²⁾，以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为例，来阐述我们对国家辞书出版战略规划研究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思考。

近些年，语言战略观逐渐引起国家相关部门和学界的极大关注，比如已建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对我国的语言资源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开发。很多学者都在积极从事着语言规划研究，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辞书作为记录语言的载体，“在国家语言规划里，辞书……（应）有一席之地，辞书与国家语言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¹³³⁾。学界已有的关于语言规划的相关理论阐述对辞书规划研究有着积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因此，在本小节中，我们将借鉴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对辞书规划研究进行初步的探索。

在当今时代，人们对“规划”一词已经不再陌生。然而，据我们的相关研究资料来看，辞书学界对于“辞书规划”的研究可以说是个相对较薄弱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基本上是一项研究空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巢峰先生就曾呼吁“加强辞书发展的战略性研究，着手制订新的国家辞书发展规划”⁽¹³⁴⁾。但遗憾的是，巢先生的建议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但从两次全国辞书规划对我国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及两次辞书规划期间辞书实际出版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来看，开展辞书规划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拟从辞书规划的定义、必要性、构成要素、方法、原则、未来外语类辞书规划展望等方面谈谈我们对辞书战略规划研究的理解，以求抛砖引玉，希望更多辞书学界的学者能够加入这项研究的探讨之中，为我国辞书出版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制订贡献智慧，提供理论依据。

1﹒辞书规划的定义

“预测未来，规划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都在进行的社会工程。这种在‘虚拟现实’基础上进行的社会理性操作，当今被称为‘发展战略’或‘发展规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¹³⁵⁾我们认为，辞书规划是人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开展的一项有计划地遴选辞书出版选题，具有前瞻性地调节辞书编纂与出版的活动⁽¹³⁶⁾。辞书出版规划的过程一般包括前期调研、选题评估、制订规划、实施与监控。制订、颁布与实施辞书规划的目的是要构建和丰富一个国家或一个出版机构的辞书出版体系，以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2﹒辞书规划的必要性

在语言规划的研究中，有学者将语言变化发展的形式归结为两种：非引导性变化和引导性变化⁽¹³⁷⁾。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力量的驱使下的自我调节和自由发展，称为非引导性变化；而引导性变化则指人们由于对语言的状况不满意而对语言进行干预所引起的变化⁽¹³⁸⁾。就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来看，其实也存在着这样两种变化。辞书出版的非引导性变化主要是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就我们对两次辞书规划期间的外语类辞书实际出版数量的统计来看，第一次辞书规划的10年期间，各种类型的外语辞书的规划与实际出版数量之差都在30部以内；第二次辞书规划的12年期间，各种类型的外语辞书的规划与实际出版数量之差更大，有些超出约50部，有些则相差几百部之多。这足可以说明市场调节和用户需求对辞书出版的影响。这种非引导性变化可以让我们看到辞书规划中未能准确预测的辞书需求，从而在下一次辞书规划时加以调整弥补。但完全放任这种辞书出版的非引导性变化带来的后果则是，出版社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辞书出版出现大量雷同、抄袭之作，导致辞书质量的滑坡。这时就需要国家来制订新的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来进行适当的干预，引导辞书向正常的轨道发展。由此可见，辞书规划的制订十分必要。

3﹒辞书规划的构成要素

借鉴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我们拟对辞书规划的主体（包括规划的制订者、执行者）与客体（包括规划的对象、规划的受益者）进行分析⁽¹³⁹⁾。

辞书规划的制订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国家制定辞书出版政策并予以实施的职能部门，即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出版局）。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辞书规划的主体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古代，虽有许多官方支持下的大型辞书编纂工程，但也不乏许多个体行为，即出自个人的喜好而进行的辞书编写活动。此外，国内与国外也有别。就国外而言，一般多是出版社或出版机构的个体行为；而在我国，虽然也有出版社的参与，但辞书规划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多为政府职能部门。当然，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划规定并非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前期调研并参考了辞书学界学者们的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辞书规划的另一主体是出版社，它们是国家辞书规划的执行者，是实施国家辞书规划的主力军⁽¹⁴⁰⁾。同时，它们也是局部辞书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者，因为合理的辞书规划必然是总体规划与局部规划的多层次配合与协调。

辞书规划的客体之一是规划的对象，即各种类别的辞书。就外语类辞书而言，大体又可分为通用语种类辞书和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其实，这又涉及辞书规划中的语种规划问题。据我们对改革开放30年间外语类辞书实际出版状况的考察，英语类辞书的出版数量远远超过非英语类辞书出版的数量，这当然与市场需求有直接关系。但就国家辞书总体规划的合理性与长远性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适当增加除英语类外的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辞书的规划数量并注重其系列的完善。这也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有着密切联系。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设课教授的54种外语中，有欧洲语言25种、亚洲语言26种、非洲语言2种、人工语言1种（世界语）”⁽¹⁴¹⁾。然而据我们的统计，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涉及语种45种，实际出版辞书涉及语种仅16种，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涉及语种34种，实际出版辞书涉及语种24种。显然，目前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与实际教学中涉及的外语语种数量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辞书作为外语学习的重要资源，其规划与出版一定要考虑现实的需要，这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的积极引导。辞书规划的客体之二，其受益者是辞书使用者。辞书规划应以人为本，为读者而规划，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从“编者视角”向“使用者视角”转换的大趋势是相吻合的。

需要指出的是，辞书规划的制定者、执行者、对象和受益者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国外学者威甘德（Wiegand）曾以词典文本为中心，将词典的编者、词典研究者、词典使用者以及教师视为整个词典编纂活动的“四大主角（the four protagonists）”⁽¹⁴²⁾。借鉴威甘德的理念，我们可以说，辞书规划的制定者、执行者、对象和受益者四者构成了辞书规划的“四大主角”。因此，在制订规划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这四个主角各自的不同情况，采用科学的规划策略，使辞书规划成为一个“递进的长期的动态过程”⁽¹⁴³⁾。

4﹒辞书规划的方法

辞书规划的制订应当采取整体规划和局部规划相结合的办法。整体规划由国家职能部门作为主体，其着眼点应是规划大型重点辞书和完善国家辞书体系，坚持“大型项目规划、中型项目协调、小型项目开放的原则”⁽¹⁴⁴⁾，加强宏观指导。局部规划由出版机构根据自身的优势与特色来确立选题，上报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社应当对自己曾有的选题进行清理，努力避免选题的盲目性，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对我国30年来外语类辞书实际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时，我们曾发函向许多家出版社征询该社的辞书出版数据，遗憾的是，它们自己都没有相关的辞书出版数据的历史记录，可见目前辞书出版数据记录方面的无序局面。从辞书规划的特点来看，后一次的辞书规划要比前一次的辞书规划难度有所增加，因为它需要首先调查清楚到底出了多少辞书，存在哪些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辞书出版现状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辞书规划才能起到其积极的作用。因此，辞书规划的制订还必须重视统计调查的方法。

5﹒辞书规划应当遵循的原则

我们认为，一个科学完善的辞书规划的制订应当遵循如下四项原则：（1）历史承继性原则。辞书规划应当具有延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除第一次规划外，以后的辞书规划除为适应新形势布局外，还应对前规划做查缺补漏的工作。以我们对两次全国辞书规划的比对分析来看，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的制订更具专业性，而且是在对第一次辞书规划的实施结果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客观，有延续性。这也充分说明规划工作一定要建立在对发展现状有明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做得更好。（2）统筹兼顾原则。制订国家规划主要是加强宏观指导，这主要体现在对完善辞书类别和语种的规划上。据我们对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和实际出版情况的考察，外向型汉外词典、非通用语种词典、外汉学习型词典、外汉百科词典等类别的辞书亟须规划引导，加以扶持。（3）用户需求导向原则。辞书规划要有前瞻性，这种前瞻性主要还是要能预测不远的将来辞书使用者会有什么样的需求。以英语类辞书为例，随着英语教学在我国的大力普及，社会整体的学习水准也在提高，使用者对辞书的要求也由传统的偏重解码型词典转向偏重编码型词典。英语类辞书的研编也应当适应这种新的用户需求。正如高兴先生所指出的，“社会需求时刻都在主宰或制控着我们的辞书编纂出版”，“每当社会产生一种需求时，就必然会有适应这种需求的辞书问世，而这种适应社会需求的辞书也必然会受到社会欢迎”。⁽¹⁴⁵⁾（4）与时俱进原则。辞书规划要体现时代性。随着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辞书的载体已由单一的纸质印刷本转向多元化的载体。在前两次全国辞书规划制订的时候，这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的辞书规划还是以纸质辞书为主。但在未来的辞书规划建设中，应重点加强辞书编纂与出版的数字化与网络化。

此外，我们认为，辞书规划不应当仅局限于辞书数量和种类的规划，更应重视辞书规划相关的辞书编纂资源的战略规划建设。30年来，我们的外语类辞书编纂精品不多，只能跟在单语蓝本词典后面亦步亦趋，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我们对辞书编纂资源建设的忽视。而反观国外，尤其是英国，出版公司和科研机构对辞书编纂和基础建设都有长线发展规划，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语料库资源。我国目前可用于外语类辞书编纂的平行语料库屈指可数。正如华烨先生（2004）所指出的：“我们并不富裕，却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长期难于见到效果的机器翻译语料库的建设上；而见效快、影响大的词典语料库却未列入政府投资范围之内。许多出版社也不愿意大力长线投入建设语料库，即使有些投入，也难以形成规模。”⁽¹⁴⁶⁾大型语料库的建设，需要国家的扶持，单靠个人和科研单位的力量难以成事。未来的辞书规划也应当将辞书编纂资源的规划建设纳入考虑范围，以服务于国家辞书出版战略的长远发展。

6﹒未来外语类辞书出版战略规划展望

李宇明教授在谈到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之一的语言问题时，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外语教育的第一大国，外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技术问题，也涉及文化主权。……‘单一外语倾向’是个大问题。人们一提外语仿佛就是英语，一提与世界接轨仿佛就是用英语接轨。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地区）的语言我们并不了解。过去学外语，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而今天看来这样的外语学习目的太单一。当前必须从国家的高度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对外语语种作出科学规划。”⁽¹⁴⁷⁾诚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辞书与国家语言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国家语言规划里应有一席之地。因此，未来的外语类辞书规划应当十分重视语种的规划，以服务于国家的语言规划大局。具体来说，就英语类辞书的规划，重点应在英汉学习型词典和外向型汉外词典的规划。就非英语辞书的规划而言，应当从服务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适当增加其种类并注重其系列的完善。此外，外语类辞书规划应当注重对新型辞书（如在线辞书）的规划。辞书出版形式已进入多元化时代，辞书出版也应继续求实创新，把握时代机遇。辞书规划也应注意积极引导辞书编纂中现代化手段的运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实践明确告诉我们：辞书需要规划而且辞书可以规划。关于辞书规划的研究是辞书出版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却长久以来受到忽视。“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的辞书出版社与英美出版公司处在同一竞争平面上。因此，我们必须要制定与国际形势相适应的辞书发展战略。”⁽¹⁴⁸⁾借第三次辞书规划的制订即将启动之际，辞书学界应当加强辞书规划理论建设，注意辞书规划战略，从完善国家辞书体系、服务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高度，为第三次辞书出版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当然，在做好辞书规划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诸如辞书市场整合、辞书人才培养、辞书品牌培育、辞书扶优汰劣机制建设等⁽¹⁴⁹⁾，来构建科学合理的辞书出版战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