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回顾

第二节　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回顾

正如本章前文所反复强调的，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状况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环境息息相关，而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必然结果则反映在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可以说，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是我国对外政策变化的一个晴雨表，而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水平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或者促进了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反之亦然。上一节我们结合相关数据所阐述的我国改革开放30年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情况便是很有说服力的验证。同样道理，我国改革开放30年间，随着与我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国家范围日益扩展，除英语以外的其他非通用语种的使用也逐步增多。相应地，与非通用语种相关的外语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新中国前30年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也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当中，我国在非通用语种的使用和学习方面，最受到广泛重视的语种非俄语莫属。这主要是受到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的影响。俄语曾一度取代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所有外语语种而成为最热门外语，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加之我国早期俄语人才培养的相对过剩等情况，这种局面逐渐由俄语一统天下转变为俄语和英语等多语种发展并重。据相关研究资料，“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深感培养一支多语种翻译队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64年）3月2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北外当时主要应办好英、法、西、俄、阿拉伯5种国际通用语，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注意巩固、充实和提高几年来新办起来的15种其他国家语文专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开设新语种，今后每年拟增加5种左右。10年内到20年内，争取将世界上主要语种都开办起来，即增加到74种外语”⁽⁵⁰⁾。

新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对非通用语种教育目标的设立主要体现在1964年10月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当中，即“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学习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德语的人数也要适当增加，学习其他非通用语种的人数也要占一定的比例”⁽⁵¹⁾。具体的发展指标为“增设新的语种。要求从1964年的39个语种发展到1970年的49个语种”⁽⁵²⁾。“根据教育部1966年3月的统计资料，全国高等外语院系共设41种外语。”⁽⁵³⁾然而，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外语教育事业遭到了重创，几乎所有的外语语种的教育工作都濒临停滞或完全停滞。

这种对外政策及外语教育发展状况的变化，在相关外语辞书编纂出版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据相关研究数据⁽⁵⁴⁾，在《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制订之前，即1949—1964年的15年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仅130部（主要是语文类、专科类、专项类辞书），平均每年编纂出版8.67部。此后，1964—1966年这短短三年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也有19部，平均每年的编纂出版数量为6.33部。考虑到辞书编纂出版的周期性特征，仅从这个数字来看，也应该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快速稳定的发展水平，这显然与这三年间我国对非通用语种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关。然而，从1967—1977年的10年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仅有26部，平均每年的编纂出版数量为2.6部，明显较前两个时期的年均出版数量有大幅度下滑，几乎到了停滞的边缘。因此，上述这三个关系到新中国头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辞书编纂出版状况变化的一组数字就很好地说明了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家相关对外政策及外语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或制约的。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的不同发展特点将有所帮助。

经过10年近乎停滞的艰难发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机中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我国经过拨乱反正进入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的外语教育业迎来了快速恢复和迅猛发展的时期”⁽⁵⁵⁾。在这样一个宏观发展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更容易理解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所经历的一个与新中国头30年完全不同的蓬勃发展的“新30年”。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当中，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同英语类辞书一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