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年概述

第一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概述

“大约公元前2340年，阿卡得征服了苏美尔，是这种征服导致了世界上最原始意义上的‘辞典’诞生。”⁽¹⁾就世界范围内的各国辞书发展史来看，外语类辞书或者说双语辞书的编纂通常会早于母语单语辞书的编纂。这是双语辞书作为不同语言使用者语际交流辅助工具的特殊本质所决定的，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往往离不开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流。考察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历史，非常有必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特别是涉及语言接触的情况。同样道理，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历史也往往被语言接触史研究者们高度关注，作为记录语言接触状况的重要文本或史料。对此，陈辉在其著作《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语言接触的‘早期’，界定为两种语言从初遇到该两种语言间的首本双语辞典问世这样的一个初始时间段。”⁽²⁾的确，外语类辞书或双语辞书的问世是两种异域异质语言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过程中的产物，而这其中外语的学习、使用和教育等交际需要无疑是最好的催化剂。英国语言学家哈特曼（R.R.K.Hartmann）和斯托克（F.C.Stork）曾将语言接触定义为“说不同语言的人经常相遇所引起的语言上的相互影响”。⁽³⁾他们认为，“语言接触的特点有双语现象、借词和语言演变”。⁽⁴⁾同样，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在谈到语言文化接触现象时就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和交换。”⁽⁵⁾可见，这种语言接触是全面的现实需要，包括精神与物质的层面。而最能体现这种语言接触交际需要的最基本载体则是形形色色的词汇，因此，外语类辞书或双语辞书就成为记录这些语言文化交际需求最基本元素的最佳载体。我们回顾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历史，应该考虑到有关语言接触及发展进程中的多种影响因素。

所谓外语类辞书，是相对于母语类单语辞书而言，主要是指涉及非母语语言的各类辞书，包括单语辞书、双语辞书和多语辞书。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就是指外语单语辞书和外汉或汉外双语或多语辞书。根据词典史的相关研究，我国汉语辞书史的滥觞是对汉语古典文献的训诂实践，从其源头或传统来说是对经典文献中的字词训释，属于单语辞书（最早是字书）的范畴。汉语单语辞书的历史，如果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周宣王时代的《史籀篇》，则约有3 000年的悠久历史。而涉及异域外族语言文字的辞书编纂则是在最早的汉语辞书萌芽的1 300多年之后，发轫于北齐时代中印佛教交流过程中的经书阅读需求，有着鲜明的对外宗教文化交流色彩，体现了涉外辞书的典型特征，即语言学习和使用与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尽管时空变化，但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本质属性始终未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与蓬勃发展，外语类的辞书编纂出版也顺潮流而动，有了持续的长足发展，可谓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趋势。1978—2008年，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就受到整个社会和时代大环境的重要影响。

1978—200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极为快速的一个时期，主要归功于这30年间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30年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已经使中国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新的历史飞跃。”⁽⁶⁾这波澜壮阔的30年，巨变与飞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思想历程。我们要回顾这30年巨变与飞跃的过程自然首先要从其潜藏的思想变迁入手，方能厘清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脉络。正如《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一书所述：“我们这里研究的思想史，是各类思想的同一、整合。它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五个主要方面。以此来阐发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思想上对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反映。”⁽⁷⁾而我们回顾这30年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对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验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思想史研究对这30年的历史分期来考察并概述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各阶段或时期的相关情况，使其更具合理性，符合思维决定存在的哲学理据。

根据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的相关研究，这30年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邓小平理论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和奠基时期（1978—1992）；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和丰富时期（1989—2002）；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时期（2002—2008）。”⁽⁸⁾而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国家辞书规划工作相关的历史分期，同样也可以发现其中看似巧合的历史默契。我国国家辞书规划到目前为止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75年，规划周期是1975—1985年，第二次是在1988年，规划周期是1988—2000年，而新世纪以来的8年（2001—2008）可以视为第三次辞书规划前时期。由此可见，这一依据辞书规划历史进行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三分期的情况与整个改革开放思想史演进的三个时期比较接近，前后相差不是很多。所以，当我们要对这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历史进行分阶段描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参照这一思想史的分期来思考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分析其中的相关社会历史动因。

如果我们以两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为基本坐标，参照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发展的脉络，那么，这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初步发展时期（1978—1987）；（2）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快速发展时期（1988—2000）；（3）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平稳发展时期（2001—2008）。这三个发展时期的划分，其主要目的在于让我们更好地考察改革开放30年外语类辞书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特征，同时也便于我们思考这些历史时期相应的发展特征背后的多元参数，特别是国家级辞书规划的作用、各专业出版机构的局部辞书规划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关要素的有效介入，因为辞书的发展离不开其微观与宏观的历史语境。或者，换言之，我们可以从辞书发展史来考察或印证国家相关语言文化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时代的发展变迁。

回顾和反思我国外语类辞书30年发展的不平凡历程，除了要结合这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语境来进行历时的纵向对比研究外，还应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横向比较，即对英语类辞书和其他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发展情况的横向对比研究。如果说前者的研究思路有利于我们看清外语类辞书30年发展的历时演变轨迹，那么后者的比较分析将使我们对整个30年各外语语种分支所涉及的辞书发展有更加全面均衡的了解。两者是互补的，相得益彰，也就避免了研究思路的单一和片面。具体来看，我们将外语类辞书初步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英语类辞书，二是非通用语种类辞书。而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中，我们还将对常用的几类非通用语种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如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朝鲜语等语种的辞书。同时，我们也将对其余相对不太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发展情况进行基本概述分析。这样的描述将从多个维度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外语类辞书30年发展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