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出版的专业化

三、辞书出版的专业化

辞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它有着较为严格的专业化生产要求，其产品的质量保证主要依赖于其编纂与出版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辞书的编纂与出版进入了繁荣时期，各类辞书层出不穷，图书市场上的辞书产品可谓琳琅满目。然而，辞书市场空前繁荣景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辞书质量的下滑，如“王同亿现象”的出现。辞书出版的理念亟待全面更新，即“由原来追求数量的粗放经营向今后追求质量的集约经营的方向转化”⁽¹⁵⁷⁾。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实现辞书出版的专业化。

1﹒辞书出版准入制的出台

从理论层面来看，王岳（2006）曾撰文指出辞书出版坚持专业分工的理论依据有三⁽¹⁵⁸⁾：一是基于辞书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功能。辞书的特殊功能集中体现于它的检索性，并以权威性和典范性为依托，是与一般图书的阅读功能完全不同的。这是辞书出版必须坚持专业分工的基本前提。二是基于辞书编纂的特殊要求。辞书编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总体设计、选收词目、撰写释文、依据资料、把握平衡、处理交叉、配置图片、确定编排、安排附录等一系列程序，来保证辞书的编纂质量，远比一般图书严格得多、复杂得多。这是辞书出版必须坚持专业分工的基本要求。三是基于辞书编辑的特殊作用。辞书编辑除了应当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必须具备辞书编辑的特殊素养，掌握辞书编纂的基本规律，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专家、学者不能替代的。这是辞书出版必须坚持专业分工的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我们比较赞同王岳先生所提出的这三点理论依据。

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我们认为，辞书出版专业化在实践中的推行，还有赖于三个层面的努力：首先是国家政策层面，其次是出版社层面，第三是辞书编辑层面，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本小节中，我们着重讨论前两个层面，关于辞书编辑人员的培养将放到下一小节进行论述。

周明鉴先生曾经指出，辞书的工具书性质，决定了它在国家文化建设以及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辞书的影响非比寻常，对待辞书编纂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教化水准。”⁽¹⁵⁹⁾辞书编纂及出版的质量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来加以规范。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出版局）是我国辞书编纂与出版事业的领导部门，对新中国辞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出版局）曾于1975和1988年领导制订了两次国家级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使我国辞书事业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大发展，辞书的市场需求、辞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针对辞书出版事业中出现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现象，新闻出版总署十分重视辞书界的意见，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动着辞书出版准入制，强调具备辞书出版资格的出版单位才能出版辞书，以建立规范的辞书出版秩序，切实提高辞书出版质量。

参考周明鉴先生的《规范辞书出版秩序的重要决策——论〈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颁行》⁽¹⁶⁰⁾一文及我们搜集到的其他文献，我们对辞书出版准入制在我国的推行过程做了如下梳理：

（1）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王同亿现象”的泛滥，辞书学界就曾提出“辞书出版准入制”的问题。1994年2月24日，在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座谈会上，署领导就肯定了“核定辞书出版资格”和“辞书编辑持证上岗”的建议，并正确地指出：“还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舆论的手段、行业行规的手段，从各方面去引导，去规范。”

（2）2003年，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巢峰同志在中国辞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准入制”的问题，并于2003年11月24日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一文，对反对实行准入制的8种说法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辩驳⁽¹⁶¹⁾。

（3）2004年10月18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出了“新出图〔2004〕118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辞书出版管理的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辞书出版必须严格履行图书专业分工出版的规定”，“只有在出版范围中包括此类业务的出版单位才能出版，其他出版单位一律不得超范围安排出版单语或双语辞书”。

（4）2006年3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再次颁发的《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进一步重申，“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单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已出版辞书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质量检查为合格的，方可继续发行。正在编辑加工的辞书，一律中止活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同意增加辞书出版业务后，方可继续出版、发行。”本《规定》同样适用于由图书出版单位出版的与纸介质辞书配套的电子辞书、光盘辞书等。

（5）2007年12月26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次署务会议通过《图书出版管理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的第三章“图书的出版”第二十一条指出，“出版辞书、地图、中小学教科书等类别的图书，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出版单位须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业务范围出版”。辞书出版的资格准入制度再次被重申，而且此次对实行资格准入制度的范围由原先辞书为先导的状况扩大到了地图、中小学教科书等图书类别。

关于辞书出版准入制，还有一点值得赞赏的是，它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即目前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如满足如下条件，可以申请增加辞书出版业务：（1）必须具备足够的编辑出版力量，原则上需成立专门的辞书编辑室，辞书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不少于五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不少于一名；（2）辞书编辑室的编辑人员，必须通过汉语、英语等相关语言学专业学习，获得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参加过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辞书出版业务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持证上岗资格；（3）在图书质量方面，五年内无被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处罚的记录。此外，新闻出版总署还在《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里明确了自己的监管责任，“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出版业务范围中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由新闻出版总署对其进行辞书质量检查。对辞书质量不合格或所出辞书中存在抄袭、剽窃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出版单位，可以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其辞书出版业务两年或直接撤销其辞书出版业务的处罚”。

由此可见，在辞书出版专业化的“严进”和“严管”上，新闻出版总署积极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建立规范的辞书出版秩序，切实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然而，辞书出版准入制是一个通用性的规定，同时面向汉语和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我们认为，具体到出版社和辞书编辑层面，结合外语类辞书出版的特点，似还可以对准入制做进一步的细化完善。

“出版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辞书出版的主体，控制着辞书出版的生杀大权，他们的决定直接对辞书市场产生影响。”⁽¹⁶²⁾就外语类辞书出版状况而言，在出版社层面，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出版社看好外语辞书市场大、利润高的特点，纷纷利用双语辞书的出版谋求经济利益。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提到的，据《2007年中国出版者名录（图书分册）》，我国大陆有578家图书出版社，改革开放30年当中，实际参与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出版机构多达514家，约占到88.93％。然而，这其中大部分的出版社并不具备外语类辞书出版的资质，它们涌入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市场，导致目前市场上粗制滥造、不规范的外语类辞书屡见不鲜。

我们认为，外语类辞书出版机构除了要满足“辞书出版准入制”的基本条件外，还要具备如下的专业化视野：（1）在出版社内部设置专门的负责辞书编纂出版的部门，组建结构合理的编辑出版力量。（2）制订科学的辞书出版局部规划。出版社要想在外语类辞书市场上立足，必须要创立受使用者喜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辞书体系（高、中、低阶）。一定要注重市场调研，结合使用者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辞书出版规划和设计理念，从而避免与其他出版社出现选题重复的情况。（3）正确处理引进辞书和研编辞书的关系。在辞书的引进上，应当避免盲目跟风，国外的辞书并非都适合国内读者的需要，需要向双语词典学界的专家、学者咨询。辞书引进以后，如果要做双解或双语版本，也不是随便找一批懂外语的人来做翻译那么简单，词典的翻译有其特殊性，否则会造成漏洞百出，错误连篇，难免误人子弟。虽然自主研编双语词典耗时费力，有时也难免会出现词典编出来以后竞争力不及“舶来品”的洋词典。但我们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未来的辞书出版市场必然逐步开放，得益于相关政策，国外的辞书出版机构将不再需要通过国内的辞书出版机构来做双解版本，他们完全可以自己销售原版辞书，抑或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自主开发双解词典，甚至是双语词典。如果我们国内的出版机构在这方面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将很难在未来的外语类辞书市场上寻求立足之地。（4）要具备与时俱进的辞书出版理念。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辞书出版的载体已由单一纸质媒介向数字时代的全媒体多元并存（纸质词典、芯片电子词典、光盘版词典、在线词典、手机词典等）的方向发展。外语类辞书出版机构应当尝试新型词典的开发与设计，否则我们又将被甩在数字化浪潮之后。

2﹒专业辞书编辑人员的培养

一部优秀外语类辞书的出版，其背后绝离不开优秀的辞书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辞书编辑所发挥的作用是专家、学者不能替代的。一名出色的外语类辞书编辑除了应当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必须具备辞书编辑的特殊素养，要具有中西兼备的文化知识结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辞书的编校质量。鉴于此，辞书编辑人员的培养就有着重要的意义。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中对辞书编辑人员的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通过汉语、英语等相关语言学专业学习，获得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参加过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辞书出版业务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持证上岗资格。”

结合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的要求，我们认为，一名合格的外语类辞书编辑人员必须具备复合型的知识背景，具体来说包括外语语言文化知识、汉语语言文化知识以及词典学理论知识，可以从编辑加工到索引编制、版面设计、印刷、校对、出版等各个环节参与到一部新词典的研编工作，而不仅仅是负责对词典成品的编辑工作。此外，一名合格的外语类辞书编辑人员还应当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外语类辞书编辑人员的培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高校培养。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设有词典学研究方向，培养词典学人才。但遗憾的是，受限于专业设置，词典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又缺乏出版编辑方面的知识，难以一毕业就胜任外语类辞书编辑工作。为此，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目前正计划利用南大综合性高校的优势，安排词典学方向的研究生选修出版编辑方面的课程，拓展学生知识背景，同时让他们适当参与词典编纂项目，增加实践经验。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相关出版机构合作，建立双语词典学专业人才的定向推荐培养模式，让研究生参与一定的出版实习任务，以锻炼实际工作能力。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储备作为一名外语类辞书编辑所需的复合型知识背景并培养未来专业化工作所需的实践工作初步经验，这样的专业化人才才真正具有就业的竞争力，也一定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二是在岗人员的定期培训。在这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已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从2006年起每年都开展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以提高辞书编辑出版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培训内容一般包括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辞书编撰与修订业务、编撰质量控制、语言学等知识；培训师资多是来自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有关高校、研究单位、出版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培训方式为脱产集中学习。在考核发证方面，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培训人员需要参加考试和考核，均合格者可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的《辞书编辑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辞书编辑上岗的证件（在全国范围适用）和参训人员所在单位申请辞书出版业务的依据⁽¹⁶³⁾。

典，典范也。辞典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规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辞书出版专业化的推进需要国家及时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提供体制上的保证，并且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需要专业的辞书出版社和专业的辞书编辑人员来对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各个环节实现专业化的管理和参与。唯有此，辞书编纂及出版的质量才能得以保证，辞书的权威性、严肃性才能得以维护。辞书出版的专业化对于实现我国辞书事业现代化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与出版研究三个角度对外语类辞书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行了回望与反思，试图总结我们已取得的重要成就，更希望能揭示我们还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我们的建议。作为中国辞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语类辞书未来发展的状况对我们实现辞书强国之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初衷也是尽可能从客观的角度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相关研究进程，以期能承上启下，对我国未来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正如王铁琨教授所指出的，“……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仅从参与过辞书编纂的人数、辞书出版的品种和发行数量而言，中国可以说已经开始步入‘辞书大国’的行列；而如果从辞书事业发展现状、辞书编写质量、辞书编纂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以及辞书理论研究、辞书市场的成熟程度等指标来看，中国远非辞书出版的强国”⁽¹⁶⁴⁾。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的相关研究。

【注释】

(1)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理论扫描——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双语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8页。

(2)在“双语词典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一节中，我们会对曾经发生过的（双语）词典学的学科地位之辩作简要回顾，此处不再赘述。

(3)陈楚祥，浅议现代词典学的发展及词典编者的素养，《辞书研究》1998年第6期，第8页。

(4)陆谷孙，《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序一，见王馥芳《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5)我们所依据的数据来源有《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1—2007）（何华连、方宝花，连载于《辞书研究》2002—2008）以及《〈辞书研究〉篇目索引（2001—2008）》。

(6)Béjoint，H.，Modern LexicographyAn Introduction（《现代词典学入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7)有些论文中涉及多种语言学理论，但某一种理论是探讨的重点，我们就按这种被重点探讨的语言学理论来归类；如果是该论文兼论多种语言学理论但论述的比例较为均衡，则归为综论性质的论文。还有一些论文涉及语言学领域的问题，但难以明确归入哪种语言学理论中，我们按“其他”处理。此外，这里所统计的论文数量，并不包含历届双语词典学年会论文集里的论文，在下文中我们会对其做单独讨论。特此说明。

(8)此外还有“综论性质”的论文22篇，“其他”论文3篇。这些均未反映在图3 2中。

(9)魏向清，词源信息与双语词典，《辞书研究》1996年第4期，第15—16页。

(10)“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正式通知。

(11)导致这一情况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将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有关的论文放在“计算机技术进步与词典学新兴研究”一节去做统计分析了，感兴趣的读者可对这一小节加以关注。

(12)王馥芳，《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3)冯志伟，《语料库与计算语言学研究丛书》序，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D.11—12页。

(14)第八届全国双语词典学年会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2009年10月），因论文集尚未出版，且不在1978—2008年的时间跨度内，我们在正文中所做的相关统计并未包含本次年会。

(15)在对相关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论文情况的数据进行统计时，我们并未囿于有的论文集原有设置的“语言学理论与词典研究”抑或“理论探索”等板块，而是从是否侧重从语言学理论高度探索双语词典本体问题的角度对入选论文逐篇进行甄别，而后加以统计分析。

(16)黄建华，《双语词典研究》序言，载曾东京主编《双语词典研究：2003年第五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毛荣贵，英语语言学的发展与《英汉大词典》，《辞书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8页。

(18)在本书稿行文过程中，我们对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概述基本转述自学者本人的叙述，以求客观。必要时，我们会适当加入自己的评论。

(19)该书于2001年出版了修订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黄先生在书中辟有专节谈论“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并有专章论述“双语词典”，修订版中还增加了附录“西方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

(20)黄建华，《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序言，见徐海《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21)在《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一书中，作者在探讨语言学理论与词典编纂问题时，采取了全面的观点，即二者之间存在“借鉴的双向性”，值得提倡。

(22)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章宜华于2009年推出了另一本研究语义理论与词典释义的新著《语义·认知·释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进一步“探讨当代词典释义的理论体系和语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构建新型词典的科学释义原则和方法”（见该书前言）。诚如作者所言，《语义·认知·释义》与“2002年出版的《语义学与词典释义》属同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出于保证资料信息及时性的目的，我们特加此注。

(23)参见该书后记，黄建华先生对此项研究的评语。

(24)据悉，第五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已于2009年11月在威海召开。第六届“全国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将于2011年春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25)《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前言，曾东京著《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这方面，孙迎春教授在2009年又推出了新作《译学词典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这一可喜的后续成果。正如该书前言所指出的，该著作“所论内容，涉及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各个方面，诸如译学词典的性质、对象、功用、类型、编纂原则、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学科定位、编研结构、过程与行为、价值与评价、译典方法论等”。

(27)黄建华，《交际词典学》序言，见雍和明《交际词典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28)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载张柏然主编《双语词典研究：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1页。

(29)兹古斯塔著，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页。

(30)林雱，跨学科环境下的现代词典理论与实践，《辞书研究》2008年第6期，第9页。

(31)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7页。

(32)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理论扫描——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双语词典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3页。

(33)我们所依据的数据来源有《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1—2007）（何华连、方宝花，连载于《辞书研究》2002—2008）以及《〈辞书研究〉篇目索引（2001—2008）》。需要说明的是，对数据来源参考文献中同一作者的内容相同但发表刊物不同的论文，我们在统计时未做重复统计，即仅按1篇统计，且算入较早的年份内。

(34)其中不包含“计算机与汉语单语辞书编纂”研究领域的论文。特此说明。

(35)在哈特曼和詹姆斯主编的《词典学词典》（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2001：26）中，他们也列举了其他和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同义的术语，例如computer‐based lexicography，computer‐enhanced lexicography，computerised lexicography等。在本书中，我们一律使用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来指称“计算词典学”。

(36)章宜华，《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7)同上。

(38)Ooi（奥伊）（1998：30），“In brief，there seem to be three goals，not necessarily separable，for 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1.the techniques of automating dictionary construction：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ic tools are needed for creating，maintaining，and developing lexicons as well as for the transfer of lexical information etc.；2.the development of lexicon construction for machine use；and 3.the development of lexicon construction for human use.”

(39)王馥芳，《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40)Atkins，Building a Lexicon：The Contribution of Lexic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4（3）：167 204.

(41)章宜华，《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42)同上，第15页。

(43)M.Rundell，夏立新、朱冬生译，语料库词典学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趋势——语料库数据在学习词典中的显性应用，《辞书研究》2009年第3期。

(44)“1997年年底，《综合英汉大词典》进入攻坚阶段，商务印书馆建议暂时改变编写计划，插入一部单卷本的编写，这样既可以配合语料库这个双方另一共建项目的完成，推出相应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又可以总结经验，继续去完成那项大部头的最终成果。”（参见《新时代大词典》编者絮语）遗憾的是，《综合英汉大词典》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至今未能面世。然而，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的老师们锲而不舍，目前正积极利用CONULEXID升级后的NULEXID语料库继续着大部头的英汉双语词典的自主研编事业。

(45)李德俊，《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46)Carr（卡尔）（1997：209），Cyberlexicography is Definable as“Employing the Internet to Compile or Create a Dictionary.”

(47)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不可以动辄以“学”去为某些研究冠名。把“网络词典学”这一提法放在这里与大家探讨的初衷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以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48)俞剑，新词典 新观念——关于网络词典的思考，《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第56页。

(49)也有学者使用诸如web dictionary或者cyberdictionary来指称在线词典。

(50)De Schryver（2003：151）提出，所谓在线词典，是一种“全球使用者利用手提电脑或台式电脑检索的、存储于在线服务器上”的工具书。（Lexicographers’dreams in the electronic dictionary 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2003，16（2）：143 199）

(51)我国学者高永伟和李洁曾提出“词典的网络化”和“网络化的词典”这两对概念来界定“网络词典”的内涵和外延（高永伟、李洁，因特网与词典编纂，《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

(52)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36页。

(53)例如，“维基百科（wikipedia）”的运作就是这种“自下而上”词典编辑方式的典型范例。

(54)Carr（卡尔）（1997：214），“‘Bottom‐up’editing may prove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f cyberlexicography.”

(55)国外的单语在线词典网站由于技术成熟加上多依托质量较高的纸质词典文本，相对要好得多。

(56)关于词典的修订，陆谷孙先生的《英汉大词典》（第2版）出版后，就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网站上推出了网络讨论区，不失为网络环境下探索通过网际编读互动实现词典修订的有效尝试，这也应当成为网络词典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朱绩崧，网际编读互动——《英汉大词典》修订的新维度，《辞书研究》2008年第5期）

(57)在2009年的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篇基于用户的在线词典使用进行调查研究的论文，即胡远银、周瑾平，英语专业学生在线词典的使用现状与辅助英语学习，《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58)王东海、王丽英，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初探，《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

(59)据王馥芳（2004：158），与传统词典相比，在线词典的最大特点是其“认知词典”（或称“心理词典”、“内在词典”）特性。所谓“认知词典”特性，主要是指在线词典以义聚类的宏观编纂原则，即在线词典是一个基于心理语言学原则的机读数据库，其信息组织是基于用户在词汇记忆和产出等认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义类原则，即词以义聚的心理语言事实，而非字母顺序原则。

(60)“数字化阅读流行喜耶忧耶”，http://www.wenming.cn/zt/2010 05/10/content＿19739559.htm，检索时间：2010年8月7日。

(61)朱桂龙等，刍议跨学科研究的界定，《科学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3页。

(62)章宜华，《辞书研究》与新时期词典学理论和编纂方法的创新，《辞书研究》2010年第1期，第62页。

(63)胡壮麟，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第403页。

(64)雍和明，《交际词典学》前言，《交际词典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5)王馥芳，传统主题下的新思考——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辞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61页。

(66)这里指冯春波博士的《英语词典插图研究》（2009，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该书主要叙述英、美、中三国英语词典的插图历史，对词典插图进行了分类，借鉴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理论探讨了图画与文字的关系，提出配置插图的场合，并对配置插图应考虑的因素和应该避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67)徐飞，《科学交叉论》序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68)郑述谱，专科词典编纂的学科依托——术语学，《辞书研究》2008年第6期，第3页。

(69)有时也用terminological lexicography来指称术语词典学。

(70)哈特曼（R.R.K.Hartmann）、詹姆斯（G.James），《词典学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71)张金忠，对建构汉俄科技术语词典编纂理论的思考，载《双语词典新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72)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2页。

(73)雍和明，《中国辞典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页。

(74)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2—33页。

(75)黄建华，《双语词典研究》序言，载《双语词典研究：2003年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国内已发表的关于比较词典学的论文，如章宜华，学习词典释义结构与释义方法初探——英、法、汉语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外国语》1999年第3期。

(76)作者在修改书稿期间收到鲁东大学于屏方和杜家利两位老师惠赠的新作《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在汉英比较词典学方面所做出的这一贡献值得祝贺和学习。

(77)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页。

(78)在此之后，依然有学者发表相关论文阐述自己对“词典学”学科地位归属的见解，可见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79)当然，认同“从属论”观点的学者有的也认为词典学隶属于词汇学。

(80)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议，载《双语词典研究：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页。

(81)同上，第8页。

(82)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议，载《双语词典研究：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10页。

(83)同上，第5页。

(84)同上。

(85)周荐，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页。

(86)鉴于本书的时间跨度是1978年至2008年，因此本表中并未包含2009年和2010年国家社科立项中涉及的外语类辞书编纂项目。出于保证资料的及时性的目的，我们拟把2009年和201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外语类辞书研编项目也列于此：建构《俄汉平行对照语义关系词典》的理论与实践（负责人：张家骅，一般项目，2009年）；基于词典生成系统的“新一代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研编（负责人：章宜华，一般项目，2009年）；《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汉英文化词典编撰研究（负责人：刘泽权，一般项目，2010年）；“希伯来语—汉语”双向词典增补和修订研究（负责人：阮项，一般项目，2010年）。

(87)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7—458页。

(88)林申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辞书学教育，《辞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9—141页。

(89)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曾引进出版了《现代词典学入门》、《英语学习词典史》、《词典学教学与研究》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适合研究生研读的著作。

(90)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8页。

(91)姜治文、文军，设置词典课 对学生加强词典用法的指导，《辞书研究》1998年第6期。

(92)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9—460页。

(93)万江波、凌秋虹，在高校非英语专业开设“大学英语词典使用”课，《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

(94)张柏然，“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议，载《双语词典研究：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11页。

(95)雍和明，《中国辞典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0页。

(96)在本书书稿写作准备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田兵与陈国华联袂撰写的《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顾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该书对英语学习词典的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它不但光有各词典的横向对比，而且有同一词典不同版本纵向评述，‘时’与‘空’的交错综合阐述，给读者展示出一幅英语学习词典的全景图。”（黄建华语，见该书序言）因此，虽然本书不在我们讨论的时间跨度（1978—2008）内，但出于该书的学术分量，我们仍愿在此提及，以求做到信息的及时性。

(97)于海江，《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前言，《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98)这一点虽未在表3 5中体现，但却无疑是双语词典借自单语词典最多的地方。

(99)张柏然，老枝发新芽 新桃换旧符——《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代序，《外语界》2006年第6期，第75页。

(100)雍和明，《中国辞典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1页。

(101)张柏然，《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编者絮语，见《新时代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02)至今，在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内，早期编纂词典时人工抄写的一张张泛黄的卡片，被分类归整在一个个木匣内，整齐排放在资料架上。每当非词典学专业的人士路过办公室的窗口，我们总能听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惊叹声：“快看，药架子啊，这里是研究中药的吧？！”伴随着计算机相关技术被运用到辞书编纂中，这一张张卡片也许就永远地尘封于屋内的某个角落了，但它们却见证了中国辞书编纂由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身，记载着前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人员的辛劳与汗水。让人不禁感叹现代电子技术给辞书编纂手段革新带来的深远影响！

(103)李宇明、庞洋，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语文研究》2006年第3期，第6页。

(104)这几个阶段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而是处于一种交错更迭的发展态势。此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人为地做了切分。

(105)兰多著，章宜华、夏立新译，《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11页。

(106)同上，第312页。

(107)麦志强，多媒体技术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1994年第6期，第121页。

(108)同上，第122页。

(109)鉴于本书的时间跨度是1978年至2008年，因此此处并未包含2009年和2010年国家社科立项中涉及的外语类辞书编纂项目。出于保证资料的及时性的目的，我们拟把2009年和201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且与语料库应用相关的外语类辞书研编项目也列于此：基于词典生成系统的“新一代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研编（负责人：章宜华，立项时间：2009年）；《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汉英文化词典编撰研究（负责人：刘泽权，立项时间：2010年）。

(110)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15页。

(111)我国第一个英汉平行语料库是香港科技大学于1994年建成的“HKUST中英平行语料库”，内容较为单一，语料来源为当时可收集到的香港法院的记录材料。

(112)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国内词典编纂者借助语料库选取例句时，方法还是比较滞后，即在语料库中，通过中心词的输入，等待电脑屏幕“共现”例句，然后逐条检索或随机检索。据Rundell介绍，国外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一种称为GDEX（例证自动选择算法）的软件，该款软件可以根据教学的适用性自动从语料库中挑选例证，并利用一些启发程序（包括句子长度、句中其他语词的频率以及句中某些代词或指示词的使用等）来剔除那些可能导致阅读困难的句子（见Michael Rundell撰，夏立新、朱冬生译，语料库词典学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趋势（下）——语料库数据在学习词典中的显性应用，《辞书研究》2009年第4期，第89页）。

(113)《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序一。

(114)王立非，《应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多维视角》导读，见康奈尔（Ulla Connor）、厄普顿（Thomas A.Upton）编《应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多维视角》，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

(115)魏向清，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与语料库的深加工，《外语研究》2009年第5期，第88页。

(116)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页。

(117)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致辞，http://www.cnis.gov.cn/bzygk/200706/t20070606-1524.s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12日。

(118)http://www.cnis.gov.cn/zdly/jcbzh/ylyff/，检索时间：2010年8月12日。

(119)据悉，“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目前已更名为“全国术语与语言内容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该部分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该委员会王渝丽老师、程荣老师提供的相关信息与帮助，特致谢忱。

(120)由李诫撰写，其中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建筑标准。

(121)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网站介绍http://www.cnis.gov.cn/zdly/jcbzh/sy/yjcg/200806/t20080602-3874.s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12日。此外，出于保证资料及时性的目的，我们在此处也把2009年公布的“辞书条目XML格式”国家标准简介列于此。

(122)陆嘉琦，浅议汉语辞书排检法的标准化，《辞书研究》1998年第6期，第97页。

(123)严庆龙，开展辞书编纂领域标准化问题的研究，《辞书研究》1987年第4期，第2—3页。

(124)王人龙、赵福成，试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辞书研究》1987年第2期，第4—5页。

(125)连真然，辞书编纂标准化，《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6期，第59—64页。

(126)严庆龙，开展辞书编纂领域标准化问题的研究，《辞书研究》1987年第4期，第2—3页。

(127)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中国辞书编纂标准化探索与实践，《辞书研究》1997年第1期，第95页。

(128)同上。

(129)王铁琨，规范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第4页。

(130)龚莉，中国辞书出版和辞书标准化，《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3年第1期，第31页。

(131)王铁琨，规范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第3页。

(132)关于两次辞书规划中涉及的外语类辞书详细情况，请参见本书第二章，此处不再赘述。

(133)李宇明，《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34)史洪，提高辞书质量 促进出版繁荣——新闻出版署召开的辞书出版质量座谈会侧记，《中国图书评论》1994年第3期。

(135)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外国语》2010年第1期。

(136)参考郭龙生，论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方法，《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3页。

(137)左秀兰，语言规划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局限性，《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2页。

(138)同上。

(139)参考郭龙生，略论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构成要素，《语言与翻译（汉文）》2006年第3期，第13—18页。

(140)在这一点上，辞书规划与语言规划不同，语言规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是一体的，但辞书规划的制订者与执行者是分开的。

(141)赵蓉晖，国家安全视阈的中国外语规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4页。

(142)转引自魏向清，《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143)同上，第268页。

(144)《新闻出版署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年）的报告》，载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编，《中国出版年鉴（1989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473页。

(145)高兴，从社会需求看辞书编纂出版，《辞书研究》1993年第2期，第81页、第83页。

(146)华烨，关于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的思考——问题·思考·对策，《辞书研究》2004年第4期，第75页。

(147)李宇明，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2页。

(148)华烨，关于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的思考——问题·思考·对策，《辞书研究》2004年第4期，第71页。

(149)同上。此外，除辞书规划研究外的其他几个方面，我们在本书稿中的相应位置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150)http://www.chinapublish.com.cn/syzx/dlcbygk/hg/200811/t20081126＿41399.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18日。

(151)遗憾的是，现有关于外语类辞书版权引进与出版的数据并没有权威机构做过统计，我们仅能依据我们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辞书版权贸易进行粗略的概述。

(152)赵晶，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发布，《新华书目报》，2009年9月15日，转引自http://www.cpin.com.cn/Article/publishingnews/200909/Article-20090915131013-26816.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19日。

(153)http://www.gmw.cn/content/2004-09/03/content-93664.htm，检索时间：2010年8月20日。

(154)http://news.sohu.com/20061010/n245698795.s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20日。

(155)http://www.chsi.com.cn/jyzx/200710/20071011/1382917.html，《从孔子学院到中国文化年 “中国风”正席卷世界》，检索时间：2010年8月20日。

(156)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第7页。

(157)杨德炎，新辞书、新理念、新市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辞书出版，《中国出版》2001年第1期，第128页。

(158)王岳，辞书出版坚持专业分工的理论依据，《编辑学刊》2006年第4期，第29—33页。

(159)张稷，市场经济条件下辞书出版的宏观监管与市场规范（下），《中国出版》2001年第12期，第33页。

(160)周明鉴，规范辞书出版秩序的重要决策——论《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颁行，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9日。

(161)巢峰，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中国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

(162)华烨，关于我国辞书发展战略的思考——问题·思考·对策，《辞书研究》2004年第4期，第66页。

(163)http://www.chinapublish.com.cn/qmrd/200701/t20070115-9909.html，检索时间：2010年8月23日。

(164)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