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编纂的标准化

三、辞书编纂的标准化

“标准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是规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制度”⁽¹¹⁷⁾，“标准化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¹¹⁸⁾。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辞书编纂与标准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国内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逐渐加深以及现实中辞书编纂暴露出的问题，术语学界和辞书学界的学者们开始重视辞书编纂标准化的问题。辞书编纂标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可以推动辞书编纂和出版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辞书的出版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实现与国际的接轨。1986年4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¹¹⁹⁾辞书编纂分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辞书编纂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开启。二十多年来，该委员会在制定辞书编纂标准时往往能够兼顾汉语类和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实际需求，对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质量标准掌控的导向作用。在本小节中，我们拟对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标准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梳理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所需遵循的原则，分析辞书编纂标准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特征，并对未来研究工作的开展进行展望。

1﹒我国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虽然我国的现代标准化研究历史仅有不到30年的时间，但在古代却早已出现“术语标准化”的朴素思想，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正名”的主张，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语出《论语·子路》）。后来，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正名”的思想，著有《正名篇》，提出许多独到的观点，如“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自汉代以降，《尔雅》（西汉）、《抱朴子·仙药篇》（东晋）、《缀术》（南北朝）、《水经注》（南北朝）、《一切经音义》（唐朝）、《全芳备祖》（宋朝）、《营造法式》⁽¹²⁰⁾（宋朝）、《本草纲目》（明朝）、《天工开物》（明朝）、《农政全书》（明朝）、《格致镜源》（清朝）等这些经典著作陆续问世，无不闪烁着术语规范化的思想光芒。至近代，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这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的致力于统一学术名词的机构。

就国外的标准化研究而言，也不过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事情，真正全面起步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体而言，192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成立，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活动。194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在伦敦成立，并取代了前者，其下分设有许多技术委员会，其中第37技术委员会是专门从事术语标准化的机构（ISO/TC37），这个机构的工作内容中，包括关于辞书编纂的标准化问题，并设有相应的分委员会。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标准化研究也开始起步。1950年，在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1978年，我国重新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术语委员会（TC37原则与协调）的P（积极）成员。1984年初，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把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研究作为本单位的正式研究项目，并配备了专职研究人员。同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学术会议，讨论术语标准化原则与方法。这是我国语言学、逻辑学和辞典编纂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界有关学者（包括少数民族学者）首次相聚一堂，共同研究当代术语学理论和术语标准化问题。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为我国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开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年10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杭州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它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术语学技术委员会（ISO/TC37）对口，这标志了我国术语标准化工作进入了全面推动的阶段。目前，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面设有4个分技术委员会，即术语学理论与应用分委会、辞书编纂分委会、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分委会和少数民族语言分委会。其中，辞书编纂分委员会由我国若干主要辞书编纂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士组织筹备，于1986年4月在上海成立，这个分委员会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术语学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ISO/TC37/SC2）对口，标志了我国辞书编纂领域中标准化工作的开始。

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经常邀请来自汉语辞书和双语辞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辞书国家标准。目前，已制订或修订了如下与辞书编纂直接相关的推荐性国标⁽¹²¹⁾，即GB/T 11617—2000《辞书编纂符号》、GB/T 15238—2000《术语工作·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 15933—2005《辞书编纂常用汉语缩略语》、GB/T 19103—2008《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23829—2009《辞书条目XML格式》（请见表3-6）。在这些标准的研讨与制订过程中，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很多关键性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对这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质量标准掌控的导向作用。

表3-6　我国已制定或修订的与辞书编纂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

续 表

执行国家标准对辞书编纂实现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对国家标准的理解不能仅限于那些与辞书编纂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陆嘉琦先生的观点（1998），“专门适用于辞书编纂的国家标准，当然是必须执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标准是‘通则’性的，它们虽然并不是专门为辞书编纂而制定的，但是其基本内容也适用于辞书编纂。因此，这些‘通则’性标准也是辞书编纂应该参照执行的”⁽¹²²⁾。常见的通则性标准，如涉及数字的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涉及量和单位的GB/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等，涉及排序规则的GB/T 13418—1992《文字条目通用排序规则》，以及其他涉及语种、学科及其他代码的标准。

2﹒辞书编纂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原则

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辞书编纂本身的标准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有关的标准，从而为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和辞书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机制保障。严庆龙曾指出，关于辞书标准化问题，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误区是，虽然长久以来辞书与“标准”似乎相伴而生，但“这个‘标准’是指符合各有关学科标准的内容在辞书中的反映，是辞书反映它们，并非辞书（通过编纂者）对各个学科的名词术语等主观地给以标准化的规定，各个学科有关的标准化问题，是它们自身的事，辞书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越俎代庖、代为审定的”⁽¹²³⁾。

据王人龙和赵福成的观点（1987），辞书编纂自身的标准化问题大体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1）编纂的原则与方法；（2）编纂工作中的术语；（3）种类的划分；（4）规模的划分；（5）（按种类和规模的）词目选择要求；（6）（按种类和规模的）释文撰写要求；（7）正文编排的规定；（8）图表、符号和格式的排列要求；（9）文献收录注明出处的要求；（10）检索方法的要求等。⁽¹²⁴⁾1996年，连真然就与双语词典有密切关系的辞书标准化问题，也提出了十个方面，即：（1）辞书编纂符号标准化；（2）汉语使用标准化；（3）汉字使用标准化；（4）汉语拼音标准化；（5）科技名词术语标准化；（6）标点符号标准化；（7）数字用法标准化；（8）计量单位标准化；（9）地名标准化；（10）人名标准化⁽¹²⁵⁾。从几位先生的观点来看，辞书编纂标准化确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它涉及许多细节的问题（如标点符号等），由此可见一项辞书编纂标准出台的背后相关工作者所需付出的辛苦劳动。

辞书编纂标准化作为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有效地开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就是要基于大规模的调研。“标准化的目的是，以最合理的概括形式将纷杂的情况加以区别和归类，从理论上阐明各自的特点，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工作质量，达到最佳效果”（王人龙、赵福成，1987：4）。也就是说，辞书编纂标准化工作只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才能科学合理地将调查结果进行分门别类加以归纳，以更好服务于辞书编纂实践的开展，使辞书编纂者编有所依，减少差错，从而保证辞书的质量。其次，要有严密细致的作风。标准的确立涉及许多细节的问题，唯有严谨的态度，方能将可能产生的遗漏问题降至最低程度。第三，需要坚持两个方向的合作。一是国内标准化制定部门与辞书学界的通力合作，二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委员会的及时交流与沟通。第四，要体现中国特色。“国外的标准，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国际标准中与我国辞书编纂实践经验相符合的部分，我们更宜重视研究或采纳。然而由于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东西，例如汉字与西方文字不同，因而在辞典编纂中需要解决的符号标准化也必然与外国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国的辞书界、术语界和标准化工作者共同来研究和制定符合我国辞书编纂实际的符号标准。将来，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国辞书编纂符号标准一旦制定出来，这对国际辞书编纂符号的进一步的完善、修改和发展等可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¹²⁶⁾

3﹒辞书编纂标准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特征分析

历经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的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也呈现出自身研究的一些特点。

从理论层面看，虽然至目前，该领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及辞书学其他的研究领域，但就已发表的论文的历史价值来看，却是意义非凡，它们推动了辞书编纂标准化在中国的进步。2010年8月13日，我们以“辞书＋标准化”、“词典＋标准化”、“辞典＋标准化”为搜索关键词，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相关论文（1978—2008）数量进行了统计，后经人工审读后，共发现了20篇涉及辞书编纂标准化的论文。从时间上看，尚丁的《术语标准化与辞书编纂：一个辞书现代化的议题》（《辞书研究》1984年第6期），是首次就辞书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准化问题进行专门性学术探讨的文章。1987年，《辞书研究》在第4期推出了“辞书编纂与标准化研究专辑”，这是我国学者对辞书编纂标准化进行研究的第一批成果。1997年，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以集体名义在《辞书研究》第1期发表了《中国辞书编纂标准化探索与实践》一文，对辞书编纂分委员会过去十年的工作做了回顾，是对我国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相关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此外，在进行相关论文数量统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从有关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文章分布的期刊来看，《辞书研究》占据首位，有13篇之多，占全部论文数的65％。其他期刊，诸如《外语与外语教学》、《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编辑学刊》、《科技术语研究》等也有相关论文刊出。除研究性论文之外，1988年，在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辞书编纂分委员会组织和主持，翻译出版了《现代术语学与辞书编纂》一书，该译文集收入介绍国际上术语学四大学派有关术语学、术语标准化和辞书编纂理论等的文章25篇。虽属译介性质，但这本书在当时对于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还比较陌生的学界而言，无疑起到了普及知识的良好作用。

关于词典编纂标准化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及杨祖希和徐庆凯主编的《辞书学辞典》（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这部著作对辞书术语的规范化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就外语类辞书编纂标准化而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0年引进出版了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主编的《词典学词典》（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虽然这不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据我们的了解，辞书学界特别是双语词典学界的学者们经常会引用其中关于词典学术语的定义，这也间接地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词典术语的规范化使用。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李明、周敬华编著的《双语词典编纂》一书的后面附有“英汉对照双语词典编纂常用词汇表”，姚喜明和张霖欣的《英语词典学导论》一书也附有“英汉对照词典学常用术语”，这些都是对规范化双语词典术语使用的积极尝试。但愿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双语词典学界的研究者推出类似的相关研究成果，来推动辞书编纂标准化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辞书编纂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基本上是采取了“先易后难”对策。回望我国辞书编纂标准化所走过的20多年的历程，大致经过了如下的阶段：（1）了解、学习、研究国外资料，从中获得启发与借鉴，这是中国辞书编纂标准化工作者起步时所必经的一个阶段⁽¹²⁷⁾。这一时期主要的工作是成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化研究机构，并组织人员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念，属于向国外学习的时期。（2）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研究和实践”⁽¹²⁸⁾。GB/T 11617—1989《辞书编纂符号》是我国关于辞书编纂的第一个国家标准，也是辞书编纂分委员会在广泛调查国内外具有权威性的汉语、外语的单语、双语和多语的语文、专科等50多部辞书基础上，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编制的标准ISO 1951—1973《辞书编纂符号（尤用于分类定义词汇）》，推出的第一项成果，标志着我国研究者在立足中国辞书编纂特殊性基础上探索辞书编纂标准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3）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活动，为世界标准化研究的发展贡献中国研究者的智慧。2008年，我国的汉语和外语类辞书研究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到了“ISO 11763辞书国际标准制定”项目工作中，这是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接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合作项目，参与国家有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南非等。我国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国之一，这方面的工作将大大促进我国辞书界与国外同行的密切合作，这对于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的国际化进程也是良好的开端，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与作用。

4﹒辞书编纂标准化研究未来展望

对于辞书编纂的标准化问题，王铁琨教授曾做出如下论述和期望，“由于历史原因，当前通用的国际标准大多是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参与制定的还不到千分之二。在西方企业巨头‘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标准策略的刺激、打压下，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局势。……今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目标是2010年实现基本建成重点突出、结构合理、适应市场的技术标准体系，2020年实现标准总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中文信息处理作为我国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的领域，被列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标准的重点创新’领域予以支持。而该领域的发展创新，离不开语言文字本体的研究和相应的规范标准建设。辞书行业作为与语言文字和信息处理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面对严峻的挑战要有紧迫感，在做好辞书编纂工作的同时，多为国家语言文字标准化事业做出贡献”⁽¹²⁹⁾。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辞书编纂也在向着电子化、计算机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方向迈进，新的环境必然给辞书编纂标准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未来的辞书编纂标准化活动的开展也应当积极配合这种趋势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已在做着积极的探索。据我们的了解，对于电子词典研发和设计的相关国家标准正处在论证和制订阶段，而且与电子词典设计相关的一些“通则性”国家标准也业已出台，如GB/T 17933—1999《电子出版物·术语》（该标准规定了电子出版物及其生产过程中的术语，适用于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制作、出版、复制、版权工作，其他涉及电子出版物的工作也可参照使用）以及GB/T 23829—2009《辞书条目XML格式》（该标准涉及各种辞书的编纂，提出了一个通用规范数据结构，适用于辞书内容信息，且不受出版媒介限制。该标准充分考虑了辞书的各种使用方式，特别是电子文档的超链接功能，以及建立单一的、充分结构化的辞书信息数据源或数据存储系统，使辞书的信息内容能够以不同的印制形式或电子格式得以开发利用）。此外，“大力应用高新技术，特别是数据库技术，是当今辞书编纂标准化的必要手段”⁽¹³⁰⁾。

“辞书工作者既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受益者、应用者，又是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的参与者、建设者。”⁽¹³¹⁾辞书学界应当一如既往，尤其是双语词典学界的学者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和词典学知识背景，追踪并及时译介国际上关于辞书编纂标准化的最新研究成果，立足中国辞书编纂的实际，继续积极参与到辞书编纂标准化的相关活动中，进一步大力推进中国辞书编纂标准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