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发展的主要问题

上文我们主要回顾和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快速发展的历程和总体状况。应该说，这30年里，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同样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细致地观察和分析相关统计数据，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的角度，将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发展状况与英语类辞书发展状况做些横向的比较，那么我们也会意识到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分析探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将有利于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未来的总体健康平衡发展。

1﹒总体编纂出版规模相对较小

由于非通用语种自身的语种使用特殊性，其总体发展规模一般都会小于通用的英语类辞书的发展规模或速度。但是，就我国目前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及未来趋势而言，非通用语种辞书的总体需求较过去有很大增长，特别是几个主要的非通用语种，如俄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和意大利语等。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各行业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及层次也体现出新的特点，即非通用语种的使用更趋频繁。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一些主要的非通用语种类外语人才供不应求，炙手可热。“媒体于2009年6月报道：根据中国就业蓝皮书唯一作者‘麦可思——中国大学就业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排行榜，外语院校的就业情况是相当乐观的。……从专业来看，法语、德语、俄语3个外语专业都进入了2008届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最高的本科专业前10位。其中，法语以4 043元位居第一。’”⁽⁷⁷⁾由于这种人才供需关系的变化，我国目前非通用语种类的人才培养也在迅速地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既包括全日制的正规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也包括大量的社会办学渠道所开展的专业培训。就前者而言，“刘曙雄先生在《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和人才培养》一文中谈到：关于我国非通用语种的基本情况，有4个数字很重要，即语种45个，专业点225个，教师数约450人和学生数5 000人”⁽⁷⁸⁾。因此，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国非通用语种类外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发展速度与规模显然与现实的需求不相适应，总体规模较小。今后应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使用需求，改变目前有些非通用语种教学和使用发展迅猛而相关辞书奇缺的现象，如西班牙语辞书。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到一些冷僻或不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的使用需求，因为这些语种的辞书在相关的范围内也是有一定需求的，而且还非常必要。

2﹒编纂出版类型分布失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不断广泛和深入，非通用语种，特别是一些较为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的使用和人才培养也发展得很快。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非通用语种辞书编纂出版数量也在急速增长，种类日渐丰富。各主要的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机构积极适应市场的需求，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各出版机构的体制及运作方式日趋灵活自主，更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良好局面，客观上也给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辞书编纂出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相关利益驱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种类分布的极不均衡。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解码型辞书较多，编码型辞书太少。根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改革开放30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中，以解码功能为主的外汉双语类辞书共编纂出版了785部（包括语文类187部、专科类314部、专项类282部、百科类2部），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1 101部）的71.30％。相比之下，以编码功能为主的汉外类辞书共编纂出版了174部（包括语文类66部、专科类52部以及专项类53部），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1 101部）的15.80％。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改革开放这30年当中外语类辞书发展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则会发现这两类辞书的发展变化特点。在1978—2008年期间，初步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非通用语种外汉类解码型辞书235部（包括语文类39部、专科类139部、专项类57部、百科类0部），快速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351部（包括语文类93部、专科类127部、专项类130部、百科类1部），而平稳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199部（包括语文类55部、专科类48部、专项类95部、百科类1部）。相比之下，初步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非通用语种汉外类编码型辞书23部（包括语文类11部、专科类1部、专项类10部以及外向类1部），快速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95部（包括语文类37部、专科类29部以及专项类29部），而平稳发展期共编纂出版了56部（包括语文类18部、专科类22部、专项类14部以及外向类2部）。详见图1-19：

图1-19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解码型和编码型辞书出版数量对比图（单位：部）

如图1 19所示，非通用语种类解码型辞书的编纂出版数量和编码型的编纂出版数量的变化与改革开放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特点相符，即在快速发展期发展最为迅猛，平稳发展期有所回落。但是，对比两组数据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任何一个发展时期，解码型辞书的编纂出版数量总是大大超出编码型辞书的数量，就总计的数量来看，解码型辞书（785部）是编码型辞书（174部）的近5倍。显然，这两者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与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学习者和使用者不断发展的编码型辞书使用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外语类人才的培养及外语的使用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非通用语种类方面来说，对外交流与合作需要更多积极的编码型语言活动，涉及的语种面也越来越广。然而，从我们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看，改革开放30年当中，少数主要的非通用语种类⁽⁷⁹⁾辞书发展较快，规模较大，而其他⁽⁸⁰⁾多数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发展较为滞后，也应该引起重视。详见表1-11的三个发展时期主要非通用语种和其他非通用语种的语文类、专科类、专项类辞书出版相关数据对比：

表1-11　三个发展时期主要非通用语种和其他非通用语种辞书出版数量对比图（单位：部）

续 表

（2）内向型辞书占绝大多数，而外向型辞书极少。根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大发展过程中，就出版类型而言，内向型外汉辞书占到了绝大多数，外向型的汉外类辞书则非常少，这种情况与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情况是类似的。1978—2008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经历了从初步开放到广泛交流合作的不断变化，越来越走向深入。在我们日益深入了解国外语言和文化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对汉语语言及中华文化逐步感兴趣并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国家和人群也日益增多，出现了所谓的“汉语热”现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国确立了汉语国际推广的语言发展战略并采取了多元化的汉语教学措施。但是，由于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源非常缺乏，难以适应汉语国际推广需求，而外向型的汉语辞书，特别是学习型辞书更是凤毛麟角般奇缺。这在非通用语种类相关的双语外向型辞书方面也同样存在，而且情况更不容乐观。具体来看，改革开放30年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达到了1 101部，而外向型辞书编纂出版了3部，占总量的0.27％。如果再仔细看一下三个辞书发展历史分期的具体数字，就可以看出改变这一状况的紧迫性了。详见图1-20的对比数字：

图1-20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内向型和外向型辞书出版数量对比图（单位：部）

由此可见，在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辞书的功能及语种类别分布均存在失衡的现象。此外，由于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总体发展规模较小，在专科类辞书的学科类别分布以及百科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方面也不够健全。

3﹒辞书编纂出版的理论研究水平及技术手段较为滞后

与英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相比，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相对较为薄弱。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过程而言，除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早期俄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较受重视以外，大多数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发展都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较慢。这一方面主要是非通用语种类辞书自身的语种使用局限性所致，但在另一方面更大程度上也是受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力量的制约。目前，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还存在另外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辞书编纂理论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和辞书编纂出版的技术手段急需现代化转型。前者主要表现为有关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理论研究很不足，受重视的程度不高，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利用语料库和计算机辅助的辞书编纂系统进行的实践几乎处于空白的阶段。这两方面的相关细节问题，我们将在以下专门的章节有所涉及，这里就不详细分析和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