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成就

一、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成就

由于非通用语种自身通用程度的差异，其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规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与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规模相比，其中的差距是非常自然的。这是从通用与非通用语种类外语辞书编纂出版的特点出发所做的横向比照。如果我们就非通用语种类辞书自身的发展做一个纵向的比较，那么，显而易见，其发展速度与规模也是同样地令人瞩目。下面我们就立足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自身发展状况做一个历时的描述和分析。

1﹒辞书编纂出版总量增长迅猛、种类不断丰富

如上文我们所做的简要历史回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总体较为缓慢，而且类别也较少。据相关研究资料的数字统计⁽⁵⁶⁾，1949—1977年的这个阶段，我国共编纂出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171部，编纂出版类别仅7个小类，所涉及的非通用语种种类主要有14种。这种情况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首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和开展初期的中外文辞书发展总体水平，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更是不尽如人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在1978—2008年的30年当中，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发展迅猛。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出现了总量快速递增且类别不断扩展的喜人局面，其中所涉及的非通用语种也大大增多，日趋丰富。这与新中国头30年的发展状况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这30年间，我国共编纂出版各类别非通用语种类辞书1 101部⁽⁵⁷⁾，编纂出版类别主要有5大类⁽⁵⁸⁾（21小类），其中非通用语文类辞书337部、非通用专科类辞书397部、非通用专项类辞书362部、非通用百科类辞书2部以及非通用外向类辞书3部，具体详见图1-12：

图1-12　1978—2008年中国大陆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出版情况（单位：部）

这一时期出版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所涉及的外语语种共有30种，包括较为常用的8种非通用语种和22种不常用的非通用语种，具体为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世界语、拉丁语、越南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缅甸语、印尼语、印地语、希腊语、泰语、挪威语、希伯来语、老挝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捷克语、蒙古语、克罗地亚语、瑞典语。

初步比照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各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数量和种类，两者的数据差异就能非常直观地说明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具体分析相关数据，改革开放30年，我国编纂出版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总量是新中国前30年的6倍多，编纂出版的种类和所涉及的非通用语种也大大增加。如果再考察一下这30年当中的三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总体发展速度与规模，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详见图1-13：

图1-13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出版趋势图（单位：部）

就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类别而言，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主要涉及5个大类⁽⁵⁹⁾，即非通用语文类、非通用专项类、非通用专科类、非通用百科类和非通用外向类。如果再进一步细化考察，非通用语文类辞书共有9个小类，非通用专科类有4个小类，非通用专项类有6个小类，非通用百科类有1个小类而非通用外向类1个小类，即总共有21个小类。因此，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种类扩展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辞书功能类别从新中国前30年的仅7小类扩大到21小类，而且辞书涉及的非通用语种类别也从先前的14种增加到了30种之多。当然，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这个小类划分主要是对所搜集整理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数据进行的描述性分类，其依据主要是辞书的基本表征形态，如：非通用语种—汉语类、汉语—非通用语种类、非通用语种—汉语双解类等等，因此并不涉及具体的辞书内容分类，如非通用专科类辞书的学科门类或非通用专项类辞书的功能门类等。具体情况详见表1-9：

表1-9　1978—2008年出版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类别描述性分类情况

而且，就我们的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30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种类的扩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详见图1-14：

图1-14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种类扩展趋势图（单位：种）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各30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无论在总体的数量还是所涉及的种类或语种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而且发展的速度也十分惊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伟大成就。

2﹒原创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水平大幅度提升

回顾我国外语类辞书（主要是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其滥觞所涉及的外语种类主要是除英语以外的当今非通用语种，而这显然是与当时中外交流过程中语言接触的历史文化语境特点有关。

在我国双语辞书编纂史上，曾出现过三次较为繁荣和兴盛的时期，即唐朝、明末清初以及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三个双语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高峰期各有特色。唐朝时期是我国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萌芽期，当时佛教传播所需的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阐释佛教典籍“难词”的需求逐步催生了最早的一批梵汉双语辞书⁽⁶⁰⁾，如《梵语杂名》、《唐梵两语双对集》和《唐梵文字》等，而梵语在当时则是比较常见的外语语种。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西学东渐的高潮，我国的双语辞书编纂出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在这个时期，最早的一批双语辞书所涉及的语种也不是英语，而是与欧洲来华传教士所操母语密切相关的一些语种，相关双语辞书有《葡汉词典》、《西儒耳目资》以及《汉法拉辞典》等。⁽⁶¹⁾相比之下，英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在我国双语辞书史上出现较晚，最早是以1815年马礼逊的《华英词典》为起点的。此后，英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逐步发展成主流，而其他非英语类外语辞书渐渐边缘化，变成了非通用语种的学习和使用的辅助工具书。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除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语种在实际使用和学习方面的现实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一些使用面相对更广或频率更高的非通用语种，如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朝语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较之以往有了更好和更快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出版种类以及所涉及语种的快速增长和日益扩展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质量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原创比例持续占多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由于我国对外交流和开放的程度所限，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体数量就比较少，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就更少了。1978年之后，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发展迅速，而且原创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比例在出版总量中一直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比例。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改革开放30年当中，非通用语种类原创辞书共编纂出版了1 035部⁽⁶²⁾，占到了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出版总量（1 101部）的94.01％，其中非通用语文类原创辞书比例为88.13％（297部/337部），非通用专科类原创辞书比例为99.50％（395部/397部），非通用专项类原创辞书比例为93.37％（338部/362部），非通用百科类原创辞书比例为100％，非通用外向类辞书原创比例也是100％，详见图1-15：

图1-15　1978—2008年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原创与非原创数量及比例对比图（单位：部）

而且，从非通用语种类辞书30年当中的三个时期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原创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比例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符合总体发展的趋势，详见图1-16：

图1-16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原创性辞书出版趋势图（单位：部）

表1-10是三个发展时期的非通用语种类原创性辞书各类别的出版情况详细数据分析：

表1-10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类原创性辞书详细数据统计表（单位：部）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非通用语种类原创辞书中还出现了8部原创的汉语方言—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辞书，具体为《北京口语德语词典》、《北京口语俄语词典》、《北京口语法语词典》、《北京口语日语词典》（这四部均由李亚明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汉德上海口语词典》、《汉俄上海口语词典》、《汉法上海口语词典》、《汉日上海口语词典》（这四部均由李亚明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这一非通用语种辞书类别主要出现在外语类辞书快速发展和平稳发展时期，即1988—2008年期间，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中后期。这表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汉语非母语学习者或使用者对我国方言产生了新的学习或使用需求，从而也催生了新的外语语文辞书类别，即方言外语类辞书。

其次，非通用语种原创类辞书的功能及语种类别更加丰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发展水平、规模和速度都较为有限。这一时期所编纂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⁶³⁾（171部）包括语文辞书38部、专项辞书12部、专科辞书121部和百科辞书1部这四大类别。这其中编纂出版数量最大的是专科类辞书，此类辞书基本为体例结构比较单一的对照词表，辞书功能较为简单。在这个时期，编纂出版数量仅次于专科类辞书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是语文辞书，其编纂水平也处于初级阶段。再次，专项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数量也很少，功能类别也很不完善。编纂出版数量最少的就是非通用语种类百科辞书，仅有1部，其编纂类别功能几乎无法体现。以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俄语类专科辞书的情况来说，“建国后15年中国出版了一批数量较大的俄汉专科词典，其中大多数为词汇汇编，有些从俄语单语词典直接编译而成……汉俄词典的编纂明显落后。……10年‘文革’动乱使刚刚步入正轨的中国俄语类双语辞典编纂遭到致命摧残。……‘文革’期间出版的俄语类双语辞典只有《俄汉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等寥寥数部，陷入建国后的发展低谷”⁽⁶⁴⁾。如果从非通用语种原创类辞书的语种类别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代表性的语种为俄语和日语，数量也很有限。

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这一编纂出版落后状况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发生了巨大转变。这30年里，从辞书类型看，我国非通用语种类原创辞书的类别日趋丰富，覆盖了更多的辞书类型。如果从语种的分布来看，改革开放30年，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中，非通用—汉语类辞书涉及数量较多的语种有8个，即俄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和意大利语；汉语—非通用语种类辞书也涉及上述8个语种；非通用—汉语双向类辞书则涉及7个语种，即缺少阿拉伯语—汉语双向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汉语方言—非通用语种类辞书也涉及4个语种，即缺少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语和意大利语与我国汉语方言的双语辞书编纂出版。除了上述所涉及的8个主要的非通用语种外，还有另外22个不太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的少量辞书编纂出版，因此总共有涉及30余种非通用语种的辞书编纂出版。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后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原创种类由少及多，覆盖的辞书功能和语种日趋广泛，基本实现了独立编纂出版的自主辞书产业局面，能够基本满足我国广大非通用语种的学习者和使用者的主要需求。

第三，非通用语种原创类辞书研编水平进步明显。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各类原创辞书独立研编的水平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进步明显。非通用语种原创类辞书研编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非通用语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与相关目的语国家的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强和深入。具体来说，这30年当中，我国非通用语种原创类辞书研编水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较为常用的非通用语种（俄、法、西、阿、德、日、意、朝［韩］）辞书中出现了一批研编水平较高的作品，代表了较高的编纂理论水平，比如《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2001）、《俄汉详解大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新汉日词典》（商务印书馆，1991）以及《新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2000）等。

《大俄汉词典》和《俄汉详解大词典》堪称我国改革开放30年当中非通用语种类原创辞书编纂出版的代表性优秀成果，这两部大型原创双语语文辞书先后荣获过我国首届（1995年）和第三届（1999年）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的殊荣。《大俄汉词典》最早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集体承担编纂任务，以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1962年版）为基础，前后历时10年研编完成，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词典“共收集十五万七千个词条。除收入大量新词外，还增加了词的新义与新的用法、成语、常用的缩写词，词典尽量反映现代俄语发展的新现象。……释义力求简明。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对常用词，特别是中国读者感到困难的词语均附有选自原著的例证。为避免因俄汉两种语言词义的差异而引起误解，对一部分词汇做了必要的注释。在虚词的释义方面……参考了苏联俄语语法界近几年来的新发展。”⁽⁶⁵⁾时隔16年之后的2001年，《大俄汉词典》（修订版）问世，这部大型俄汉双语词典的修订反映了与时俱进的一些新特色，“它反映了现代俄语的面貌，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变化。该词典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色：①内容在原版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多方面的修改和更新。②总词条达158 000条之多，增收新词2 000余条。③释义更趋完善，例证严谨、典型。④译文准确，语言规范。⑤体例科学，编排合理，便于查阅。⑥附录实用，涉及面广。”⁽⁶⁶⁾目前，该词典的修订版也已经出版10年之久，据悉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启动该词典的第二版修订工作。相信这部优秀的俄汉辞书将在编纂质量和创新性方面有新的超越。

另一部能够反映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俄语类双语辞书编纂重要成就的是《俄汉详解大词典》。“90年代最引人注目、令人叹为观止的俄汉词典是1998年问世、由俄语界50余位资深学者呕心沥血13年编纂的力著——《俄汉详解大词典》（以下简称《详解》）。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双语词典，世界上规模如此庞大的双语词典也屈指可数。《详解》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双语词典的编纂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已故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语言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В.Солнцев在为《详解》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词典》（指《俄汉详解大词典》）不是一部一般的词典……而是中国俄语研究史上最大的一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大事，是中国俄语学家的巨大成就……这部词典不仅具有很大的实用意义，而且也有很大的科学意义。’他在给编者的信中称‘《俄汉详解大词典》是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四卷本《汉俄大词典》的姐妹篇’，是‘有世纪意义的词典’。”⁽⁶⁷⁾这部代表我国俄汉双语词典编纂高水平的力作有着“多种不同的释义方法，多层次的语义结构，书证的大量采用，这几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⁶⁸⁾。因此，“这两部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俄汉双语词典，极有可能是同时并存、互不替代的两部词典”⁽⁶⁹⁾。同样，于2005年启动的《俄汉详解大词典》修订版工作的成果也非常值得期待。

《新汉日词典》（商务印书馆，1991）曾于1993年获得我国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代表了改革开放30年间比较高的日语类双语辞书的编纂水平。“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商务印书馆又有编纂汉日双语语文词典之议。同仁等鉴于文革前的商务《汉日词典》收词与释义均已不敷应用，同时，多年来汉语语词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有必要加以吸收，乃决定另行规划，重新编写。新编稿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所编《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同时参照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黎锦熙《国语词典》、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加以补充，包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词、词组、熟语、成语以及一部分科技词汇和常见的方言等，共收八万余条，例句亦不下六万，命名为《新汉日词典》”⁽⁷⁰⁾。这部日语类双语辞书的编纂宗旨，如其编纂内容简介所述，“刻意追求的是如何把现代汉语的基本词义用现代日语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以为新时代中日两国读者更好地服务”⁽⁷¹⁾。当然，由于我国日语类辞书编纂起步较晚，特别是汉外类的编码型辞书，其编纂水平仍处于相对初级的水平，即“可以说大多还不具备汉日词典的性质，甚至可以说目前我国汉日词典的编写及出版工作尚未进入科学、正确的轨道”⁽⁷²⁾。因此，汉日编码型辞书编纂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需要日语工作者今后的继续努力。

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法语类辞书的编纂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汉词典》（1978年）是我国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后出版的辞书，“《法汉词典》1978年问世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广大学习、使用法语的读者常备的中型综合性语言词典”⁽⁷³⁾。经过20年之后，为了使这部辞书推陈出新，更符合广大使用者的新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了1998年的修订工作。到了2000年，新推出的修订版《新法汉词典》在收词的规模和编纂的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次修订，增加了不少新词条，着重吸收经济、法律和科学技术（包括电脑、信息科学和生物工程）等方面的新词语。与此同时，删去了一些陈旧的、法语中型词典大都已不收的词条，以及一些带有特定时代印记的例证。此外，还对相当数量的词条在释义和用法上作了改动或补充，在体例上也作了一定的修改，并根据语音发展的趋势采用了较新的注音规则。修订后的词典共收约六万五千个词条，容量比原词典有所增加。”⁽⁷⁴⁾《新法汉词典》的修订宗旨在于使该词典“成为一部更准确精当、更切合实用的中型词典”。2001年，《新法汉词典》荣获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也说明该词典编纂水平的不断进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荣获“2006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的《外研社·现代意汉汉意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这是“一部中型双语双向词典，全书分意汉和汉意两个部分，共收词目6万余条，包括了意、汉两种语言中最基本的词汇和短语，并尽可能地收入了有关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法律、科学技术、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新词语。为便于读者正确掌握和使用意大利语和汉语，……不仅注上了汉语拼音，意大利语部分还标上了重音。此外，还收有世界各国的国名和首都译名，意大利主要城市和主要山脉及河流的译名，度量衡计量单位，中国历史年表和意大利语动词变位表等附录，以满足中外读者多方面的需要”⁽⁷⁵⁾。这部词典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双向功能的设计，而且通过版权输出实现了其作为双向双语辞书的出版价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出版该词典的“外研社”这一品牌，将在我国双语辞书逐步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先锋作用。我们希望今后在国际辞书市场上有更多的中国原创品牌积极参与竞争而形成中国辞书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2）在其他相对不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方面，编纂出版的数量和类型都有明显的增加，水平也有所提高。改革开放30年期间，根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除了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和意大利语这8种相对比较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其他另有22种不太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的辞书编纂出版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较以往相关辞书资源较为缺乏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观，编纂水平也有所提升。具体来说，1978—2008年，这22种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共编纂出版了70部，其中语文类44部，专科类19部，专项类6部，百科类0部以及外向类1部。尽管从总量和功能类别的分布上来看，这些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还远远不够，但如果从三个历史发展时期来纵向考察，则可以看出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详见图1-17。

3﹒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外语辞书的编纂出版从无到有，功能类别由单一到比较丰富，语种覆盖面逐步扩大，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那就是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这30年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果主要体现为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直接或间接引进方面，其具体的编纂出版模式主要有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引进出版、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双语翻译出版、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双解或半双解合作出版以及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编译出版这四种。这种日趋活跃的多元化辞书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丰富了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市场需求，而且也引入了国外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内同类辞书产品研编的创新求变。

图1-17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各类别辞书出版对比图（单位：部）

改革开放30年间，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原版直接引进出版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总量达到了18部（包括语文类7部和专项类11部）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1 101部）的1.63％。原版引进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双语翻译（指外汉、汉外及双语双向）出版总量共13部，均为语文类辞书，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的1.18％。原版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双解合作出版共35部（其中语文类20部、专科类2部、专项类13部），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的3.18％。如果综合上述几类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数字，这30年间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共涉及66部各类别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占到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出版总量的5.99％。如果按年度来统计，改革开放30年当中，平均每年直接或间接引进国外非通用语种类辞书2.2部。尽管总的数量和所占比例不是很高，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三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具体数字，就可以发现，我国这一时期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总体趋势是日趋活跃的，详见图1-18：

图1-18　三个发展时期非通用语种辞书各类别引进出版趋势图（单位：部）⁽⁷⁶⁾

如图1-18所示，在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在原版引进或间接引进方面总体数量基本呈不断大幅度上升趋势。其中，非通用语文类辞书的引进力度最大，共40部，占引进总量（66部）的60.61％；非通用专项类辞书的引进力度次之，共24部，占引进总量的36.36％；再次是非通用专科类辞书，共引进2部，占引进辞书总量的3.03％；非通用百科类和外向类均无引进。由此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非通用语种类辞书总体上引进了主要辅助外语语言学习的语文类和专项类以及极少量的非通用专科类辞书。从三个历史分期的引进辞书规模来看，初步发展期为7部，快速发展期为27部而平稳发展期则为32部，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这种局面显然对我国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水平的逐步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