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吴忠民，所谓社会政策“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129]。社会政策的外延除了前面提及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外，还包括人口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区域政策等。如果说，社会保障旨在被动化解或者矫正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后果，防止其危及正常的市场和政治秩序，那么社会政策旨在积极主动地追求社会共享的公平理念。
（一）经济化的社会政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制度的形式存在的，是一个具有从属性的，而没有自己独立价值理念的制度。依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经济性过剩，而社会性或公平性不足。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为17%，企业和社会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党政部门中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亿元。[130]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建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131]。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教育产业化的倾向越来越显著，而其作为社会政策的底色则越来越模糊。
2013年，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3.5%，其中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89.6%。[132]对这种现象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种倾向于将之看作一个积极现象，说明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巨大成果；另一种倾向于将之看作一个负面现象，说明我国在住房保障方面的严重缺位。本书支持后一种主张。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一是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国由福利住房制度转向商品住房制度的关键点。文件出台的背景是1997年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由防通胀转变为防紧缩。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和官员，把住房建设当作克服通货紧缩的一剂良药向中央推荐。加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开始向中央政府集中，多数地方政府感到手头拮据，迫切需要开辟财源。”[133]二是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大幅增长，如果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这一举动会显得非常突兀，因为在之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严重不足，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的供应比例与我国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布结构存在较大偏差。“房价高，住房难”这样的抱怨不绝于耳。住房制度改革甚至成为2004年以来第三次改革争论的主题之一。[134]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11月政府就确定了其后三年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总投资[135]，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项专门的保障性计划或者说是民生项目，其动机仍然是经济性的：“加大住房保障投资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明显”，“稳定当前下滑的房地产投资形势”，“给房地产市场投资注入‘稳定剂’”。[136]
与此相应，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长为293.2%，12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共有350万辆公车，一年耗费为3000亿元，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用于失业保险的也只有190亿元。[137]从财政数据看，中国仍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发展型政权或者经济发展型政府。陆学艺等人在谈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时评论说：“在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长方面，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像宏观调控经济的经济政策那样的明确而自觉的社会政策。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所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138]
（二）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政策的去经济化
社会政策视野下的社会保障与作为经济政策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我国长期以来是在后一个层面上理解社会保障的定位和功能的：“一方面，大多数人简单地将社会保障视为社会安全网和稳定社会的工具或手段，将社会保障投入视为一种负担或代价，这样的认识便不可能真正重视社会保障并将其确定为民生保障或民生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即使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财富分配的工具与手段，也将其功能限定在再分配环节，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服从于初次分配，其力度必然有限。”[139]依据王绍光，社会政策的去经济化出现在2000年左右。[140]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策开始不再限于社会保障的范畴，也不再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附属的形式出现，而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政策定位和逻辑，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不再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证明，而是出于社会公平公正的理念来建构的。
作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均衡战略，在实施了数十年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差距。胡鞍钢曾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形象地描述当时中国的区域差距。[141]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再受类似于“涓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等学说的影响，而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区域战略来矫正已经过于悬殊的地区差距。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先后成为国家战略。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体制的后果，城乡差距的负面效应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或“四农”（加上农民工）的一揽子举措先后出台。这些措施包括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向农村延伸、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逐渐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来保障社会政策的去经济化。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定位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经济指标在官员政绩考核占了最为重要的地位。根据2006年我们对天津市某区县所进行的一项调查，针对各镇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考核，经济指标所占权重最大，在100分的总分中占了42分。而且经济指标是定量指标，属于所谓的“硬指标”。考核机制中的加奖则全部是经济指标。[142]这样的考核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机制保证，党政干部不论是从职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收入的角度都有着非常强的发展辖区经济的动力。然而，在实施了多年后，这样的考核机制也带来广泛的问题。就本书观察来说，它造成了官员将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政策和经济领域，而偏废了社会政策和社会领域。近年来，中央有意降低经济指标在官员考核中的权重，突出了对官员的综合考评，这有望激励地方官员将更多资源投入社会保障领域，推动我国社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冯仕政：《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学海》，2014年第3期。
[2]依据民政部1998年所作的分类，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之前则统一称作“社会团体”，简称为社团。民政部门是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部门，但各地的具体叫法略有不同。民政部目前负责社会组织管理的部门是民间组织管理局，而在天津是社会团体管理局，江苏则叫社会组织管理局。本文在大体相同的意义上使用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社团）这三个概念。
[3]参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1993—200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3/26/content_17504790.htm。
[4]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5]陈光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及演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3期。
[6]《2004年中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7]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8]［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2页。
[9]同上，第14页。
[10]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2，No.2，1887，pp.197-222.
[11]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12]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13]《内地已查出近8万名“红顶商人”，5.5万人被清理》，《京华时报》，2014-9-27。
[14]方可成：《退休官员发挥“余热”，到企业唱响“秋天的故事”》，《南方周末》，2011-6-17。
[15]《首次清点中国2532家上市公司还有多少“官员独董”》，《南方周末》，2014-7-17。
[16]《广东行业协会商会引入竞争机制，或不再一业一会》，《羊城晚报》，2012-8-2。
[17]《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方案成形》，《法制日报》，2014-2-13。
[18]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上海、江苏、山东三地商会发展调研报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网站，http：//www.acfic.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qggsl/yjs_dybg/201004/19012.htm l。
[19]Eun Kyong Choi，The Politics of Fee Extraction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1996-2003，The China Journal，No.62，2009，pp.79-102.
[20]例如，肃北县2007年公布了《关于对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的若干规定》，根据此规定，挂牌企业得到的保护包括：“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部门（含省市驻肃部门）不得擅自到挂牌保护企业进行抽查、检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以任何形式侵害投资者的权益，不准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敲诈勒索、吃拿卡要现象发生。各部门（含省市驻肃部门、执法部门）不得随意对挂牌受重点保护的企业宣布停建、停业、停电、停水；如需查封重点挂牌保护企业账户和财产，应依法进行。重点挂牌保护企业，有权拒绝乱收费、乱罚款”。参见http：//www.subei.gov.cn/Read－News.asp?NewsID=504。
[21]《一场有围墙的开放大会“财富”入川》，《南方周末》，2013-6-13。
[22]秦晖：《福利的高低、正负与中国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13年10月号。
[23]张振华：《增长联盟：分析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关系的一种理论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4]参见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参见吴剑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府俘获行为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2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27]［美］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28]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张曙光、金荣祥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9]《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30]《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3-2-26。
[31]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年第1期。
[32]弓联兵：《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2页。
[33]Theda Skocpol，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Political Society，1973，4：1，pp.1-34.
[34]这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反对者会偏好街头政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些地方，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权力差异不像制度政治内那样悬殊，对这些人来说，街头要比立法机构是一个更好的博弈场所，胜算的可能性更大。另外，街头政治与制度政治所遵从的游戏规则不同。在街头博弈中胜出的关键在于规模、控诉、坚持，而在制度政治中奉行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它以辩论、妥协、文件、游说、等级、会议等为特征。人们愿意进行街头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以及外部人更擅长街头政治的游戏规则。
[35]《1993年全国首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36]《全国工商联2013年决算公开》，http：//www.acfic.org.cn/web/c_00000001000300010001000 3/d_34584.htm，2014-7-18。
[37]《2004年中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38]黄冬娅：《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
[39]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第94~95页。
[40]参见［美］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1]http：//www.internationalpropertyrightsindex.org/.
[42]http：//www.heritage.org/index/ranking.
[43]Craig Richardson，China’s New Landed Centry：Foreigners，Barron’sWeekly，2008-10-27.
[44]Minxin Pei，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 Aut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2.
[45]SeeYashengHuang，SellingChin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During theReform E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46]Mary Elizabeth Gallagher，Reform and Openness：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54，No.2，2002，pp.338-372.
[47]张振华：《三星丑闻的土壤》，《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9期。
[48]胡晓林等：《经济全书（17）》，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49]朱镕基：《大力推进企业改革，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1997年1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50]《2004年中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51]《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南方周末》，2013-11-7。
[52]《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摘要）》，《中华工商时报》，2009-3-26。
[53]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6年第00期。
[54]《632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和下放，今年再处理200多项》，2014-9-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0/c70731-25633218.htm l。
[55]参见中国机构编制网，http：//spgk.scopsr.gov.cn/。
[56]《行政权力清单开晒》，《广州日报》，2013-12-1；权力清单目录可参见广州市政府网http：//qlqd.gz.gov.cn/。
[57]张振华：《利益集团与社会管理：挑战与出路》，《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58]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59]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中共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60]林尚立：《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
[61]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2]Kenneth W.Foster，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The China Journal，No.47，2002，pp.41-65.
[63]Kenneth W.Foster，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The China Journal，No.47，2002，pp.41-65.
[64]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制度经济学》，2003年第1期。
[65]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66]刘秋实、王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基础》，《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3期。
[67]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4期。
[68]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69]《民间组织历年统计数据》，http：//www.chinanpo.gov.cn/web/showBulltetin.do?id=20151&dictionid=2201&catid=。
[70]刘培峰：《扩展中的公民结社权》，载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71]《各地新社会组织党建调查：让每个党员都能找到家》，《人民日报》，2011-6-21。
[72]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关于福建省行业商会与异地商会的调研情况报告》，http：//www.acfic.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qggsl/yjs_dybg/201004/19012.htm l。
[73]《2004中国房地产关键人物之五：任志强“我反对”》，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04-12-21/145057250.html。
[74]陈家喜：《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版，第51、17、63页。
[75]Kellee S.Tasi，Capitalistswithout a class：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9，November 2005，pp.1130-1158.Gordon White，Jude Howell and Xiaoyuan Shang，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Clarendon Press，1996.
[76]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60页。
[77]对这种现象存在另一种解释。Timothy Hildebrandt对于中国艾滋病和同性恋团体的研究发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通常来自于国外基金会。当这些团体未登记时，国际资金通常是先拨给中国疾控中心，再由后者拨给地方政府机构，由地方政府机构来决定哪一个非政府组织获得资金支持。这种拨款模式给地方政府创造出染指善款的机会。而如果这些非政府组织登记了的话，它有资格独立去争取外部资金，而不用再经过地方政府的“中介”，这就减少了地方官员从中渔利的机会。因此，对于一些非政府组织而言，不登记，但是与政府密切合作可能是在中国筹款的最为有效的办法。See Timothy Hildebrand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8，2011，pp.970-989.
[78]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4期。
[79]《民政部：公益慈善类等3类社会组织有望直接登记》，《京华时报》，2011-5-24。
[80]课题组对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的调研（2011年7月27日、8月1日）。
[81]《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估机构不予评估：（一）未参加上年度年度检查；（二）上年度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基本合格；（三）上年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四）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五）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参见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mjzzgl/201101/20110100129934.shtm l。
[82]王兴彬、郑超：《完善评估机制的重点是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组织》，2014年第14期。
[83]廖鸿：《2013年度社会组织评估：在不断规范化与标准化中扎实推进》，《中国社会组织》，2014年第10期。
[84]王名、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中国非营利评论（第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85]王中汝：《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理论参考》，2006年第2期。
[86]索延文：《社会中介组织的崛起与壮大：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李惠斌等主编：《中国调查报告：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与执政党的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7]束锦：《江苏省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问题及对策研究》，《探索》，2008年第2期；严宏：《近年新社会组织党建研究述评》，《学习论坛》，2009年第11期；刘雅文：《辽宁新社会组织党建经验的调查与思考》，《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88]何建宇、王绍光：《中国式的社团革命》，高丙中等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89]Christopher Earle Nevitt，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The China Journal，No.36，1996，pp.25-43.类似的研究还包括David L.Wang，Private Business，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Chinese Affairs，No.33，1995，pp.55-71.Joathan Unger，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47，1996，pp.795-819.
[90]刘培峰：《扩展中的公民结社权》，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91]《王兆国在中国工会十四大上的报告》，http：//14da.acftu.org/template/10001/file.jsp?cid=33&aid=2269，2003-9-22。
[92]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9月号。
[93]［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3页。
[94]陈骥：《新中国工会50年》，《工会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5期。
[95]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96]《工会现状及工会的改革》，《瞭望周刊》，1988-4-25。转引自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9月号。
[97]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98]游正林：《如何理解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责》，《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99]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100]Feng Chen，Between the Stateand Labor：TheConflictof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No.176，2003，pp.1006-1028.
[101]《全国工会已建法援机构七千余个》，《法制日报》，2011-09-28。
[102]Feng Chen，Between the Stateand Labor：TheConflictof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No.176，2003，pp.1006-1028.
[103]《2012年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状况统计公报》，2013-06-06，http：//stats.acftu.org/template/10002/file.jsp?cid=24&aid=229。
[104]《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更担忧的是政府的不理解》，《新京报》，2008-02-21。
[105]张仁望、张玮：《社会组织有了“孵化器”》，《南方日报》，2012-11-13。
[106]《什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青年报》，2013-10-28。
[107]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108]林毅夫、蔡昉、李周：《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改革》，1995年第3期。
[109]Joe C.B.Leung，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Issues and Prospects，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2003：12，pp.73-85.
[110]郑功成：《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社会保障制：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社会保障研究》，2008年第2期。
[111]Linda Wong and Kinglun Ngok，Social Policy between Plan and Market：Xiagang（off-duty Employment）and the Policy of the Re-employment Service Centers in China，Social Policy&Administration，Vol.40，No.2，2006，pp.158-173.
[112]《建立全国社保基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2001年12月17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301页。
[113]《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1998年3月25、26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14]《全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2002年4月9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11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问题》，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508页。
[116]《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1月2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117]《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1998年3月25、26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118]《在二〇〇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1月27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275页。
[119]《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1994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120]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1]《经济上要防范三个风险》，2000年4月1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3页。
[122]《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年度报告（2013年度）》，2014-6-30，http：//www.ssf.gov.cn/cwsj/ndbg/201406/t20140627_6063.html。
[123]Xinping Guan，China’s Social Policy：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of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Huck-ju Kwon，eds.，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2005，p.238.
[12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问题》，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508页。
[125]《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几个问题》，1997年7月30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页。
[12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7]Joe C.B.Leung，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Issues and Prospects，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2003：12，pp.73-85.
[128]《内地养老金占工资比重连降9年，跌破国际警戒线》，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1/01/30849836_0.shtm l。
[129]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30]《中国医疗改革大回转》，《南方周末》，2007-09-20。
[131]郑作时：《汤敏先生，扩招没有错吗》，《南风窗》，2006-02-23。
[132]《社科院：目前家庭住房自有率达到93.5%》，http：//finance.chinanews.com/house/2013/12-25/5660491.shtml。
[133]李剑阁：《中国房改：现状与背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134]张振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群体与政府角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8页。
[135]这一数据与住房市场化之前相比，仍有巨大差距。1981年到1988年间，政府用于住房补贴和住房投资的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最低是18.29%，最高为31.63%，数据参见况伟大：《房改动因与经济绩效——以北京市为例》，《改革》，2002年第5期。因此政府是住房商品化的最大赢家，通过市场化改革，它成功地将自己从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中脱身。
[136]《建设部启动9000亿住房保障投资计划》，《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1-13。
[137]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13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39]郑功成：《社会保障：调解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保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6期。
[140]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41]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析地区发展差距》，《中国经济时报》，2001-04-17。
[142]杨龙、张振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主义解释》，《亚洲问题研究论丛》（第8卷），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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