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冲突发展的趋向

中国社会冲突发展的趋向_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　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

（一）中国社会冲突的两种表征

随着改革的发展，触发社会冲突的体制要素，如大规模的城市化及由此而来的征地拆迁，随着国企改制改组而来的工人下岗，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向农民汲取过高税费引起的税费抗争……这样触发点在日益减少，这很容易诱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推论：它可能意味着中国终于通过了这道坎，“维稳”到了“刀剑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或者说，“维稳”体制为中国赢得了通过政治整合与吸纳、社会的再组织、建立某种形式的福利体制、强化社会主义法治而最终彻底化解或者节制社会不满的时间，从而走上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冲突制度化道路，即国家控制社会群体组织化的节奏和方式，避免在制度具备足够的承受能力之前让社会冲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能够相对从容地、逐步地向社会开放政体。

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冲突治理制度可能没有迎来真正的“大考”。蔡永顺的调查发现，那些没有遭遇过官民矛盾的受访者中有11.8%的人说他们如果与官方发生冲突，会选择忍耐（no action），但那些真正与官方发生过冲突的受访者中有26%的人选择了忍耐。在农村中，那些曾经遭遇过官民矛盾的人选择忍耐的比重高达39.5%。^[99]这表明，既有冲突治理制度具有的高成本和低成功率可能阻碍了民众将他们的不满诉诸公共制度，这类潜在的不满会寻求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近年来，我国各地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向我们昭示出这类行动的能量。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民众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之前选择忍耐的人群也可能借助变得更加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将他们的不满（既有的及新生的）诉诸公共领域和制度中。另一方面，新型的社会冲突在中国已经初露端倪，并显示出快速增长态势。一是邻避运动^[100]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增多，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与老一代的农民工和国企工人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101]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以高级蓝领工人的身份在工厂就业，这些都预示着中国旧有的以国企下岗工人为主体的抗争政治逐渐会为新的“工人政治”^[102]所取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12月的一份报告，以沿海地区的调查为基础，披露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发生的重要转向：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仅仅于从先赋性的乡缘和亲缘关系中获得支持，业缘网络在农民工的组织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这被归咎于新生代农民工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同时，劳工NGOs、帮派团体成为农民工借以开展集体抗争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力量。报告最终判定：“农民工中的积极分子、劳工NGOs、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社会力量之间正在初步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103]三是新的主体加入集体行动行列。迄今为止，我们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多集中于失地农民、下岗工人这类弱势群体上，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中国的社会冲突研究变成了底层的争议政治研究，然而，这显然并非社会冲突的全貌。群体性事件已不再仅仅是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发起的针对传统议题的抗争，而逐渐为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或议题所广泛使用。最为典型的当属2003年发生在陕西的油田案^[104]及2009年发生在山西的针对煤矿兼并重组的抵制。这两个案例的共性在于，当地政府试图单方面改变企业的产权属性，由此引起私营企业主的集体抵制。此外，近年来在厦门、成都、昆明、大连、宁波等地发生了针对PX项目的“散步”，上海市民针对磁悬浮的“上街购物”^[105]，医护人员因为不满在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中成为受伤害的一方而要求惩治暴力伤医者，2014年11月黑龙江肇东市中小学教师因为不满工资与福利待遇而罢课，^[106]甚至国家干部也身处其中。^[107]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冲突的底层政治色彩。在这些案例中，我们隐约看到了社会冲突扩散的迹象，即由传统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扩散到了社会的中间层，在地域上由国企改制集中的“生锈地带”扩散到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在议题上由纯粹的经济诉求扩展为更为复杂和综合性的诉求。

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两种情形何者会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都是尝试性的。社会科学长于解释，却不善于预测，这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做任何有关预测的工作时都必须非常小心。到目前为止，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中国社会冲突的总量会继续增加，但冲突的属性有可能改变。

支持笔者得出前半段预测的理由是，结构性因素是社会冲突发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尽管触发社会冲突的结构性因素在表面上有所减少，但新的触发要素在不断涌现（最为典型的是环境议题），旧有的结构因素在新的条件下也在“变异”，以新的方式引发了冲突。如前所述，社会冲突并非简单地由结构性因素的“病变”所引发，社会冲突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变得更加有利而“繁荣”。近年来，容忍社会冲突的情景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是执政者对于集体抗争变得越来越宽容，承认依托集体抗争所表达出来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也更少愿意动用强制性力量来予以压制，这大大减少了集体行动者的成本，增大了其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动可能是推动中国民众更加愿意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二是如后面的章节要指出的，中国冲突治理的策略，尤其是所谓的“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抓大放小”的策略反而成为推动中国民众升级冲突的动力。三是如同新社会运动或符号运动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构成更大程度的挑战一样，中国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尽管依旧是利益导向的，但其建构利益的框架发生了改变。正如陈峰等人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所指出的，工人建构其诉求的基础可以分为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和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益，道义经济则是一种混合了上述两类诉求基础的特殊类型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次发生了如下三种类型的劳动冲突：早期国企工人抗议以道义经济为基础，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生活补贴和养老金，主张对工厂资产拥有部分所有权，以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话语和生计伦理为基础来建构其主张，主要的行动方式是示威、请愿、静坐、堵塞交通、占领工厂，政府的回应是出台特别的救济措施、劝阻，以及武力驱散；以权利为基础的劳动冲突主张法律上规定的工资、被拖欠的工资和加班费，工伤补偿等；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来建构其诉求，主要的行动方式是寻求仲裁、诉讼和集体行动，政府的回应是司法处置，包括仲裁和判决，提供法律服务等；以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冲突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以经济上的正义感来建构其诉求，主要方式是罢工，政府的应对策略以现场沟通协商和强制驱散为主。^[108]陈峰等人尤其强调最后一种抗争样式的重要性。以伦理经济为基础的劳工冲突随着国企改组的结束而趋向衰落，以法律权利为基础的劳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了，因为这些权利是法律上赋予工人的，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而以利益为基础的劳工冲突，其诉求没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同时，以利益为基础的要求只能以集体的形式来表达和实现。中国工人孱弱的组织能力又不足以令三方体制、集体谈判等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有效运作，因此它可能在将来触发更多的集体行动。^[109]

（二）中国未来社会冲突的属性：阶级政治抑或公民权政治

在预测中国社会冲突会持续增加后，下一个问题便是对社会冲突属性的判定。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不大可能会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尽管阶级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会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目标，但它决然不会发展到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那样强的地步。

从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和阶段看，一是技术取代产业工人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让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减弱了劳方相对于资方的谈判能力。二是中国的工业化在更早的阶段被接入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增强了资本的流动能力，让传统劳资关系发生的情景由民族国家放大到全球化的范围内，这同样会减弱中国工人的力量。三是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社会向着阶级政治方向发展的机会窗口似乎正在逐渐关闭。阶级政治最有可能出现在工业化向着重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重工业的发展需要有技能的工人，相对于早期的苦力劳工，他们的替代性更小，又相对聚集在有限的工业城镇或地区，因而在这个阶段，阶级政治最有可能形成。但是随着工业化的重心向后工业化方向发展，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一个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最重要部门。第三产业被称作服务业，它的雇佣方式和劳动特征非常不同于第二产业，一是它的专业管理岗位更多，换言之，白领工人或者中产阶级岗位更多；二是它的雇佣规模普遍较小，这使得劳工队伍日益小型化和碎片化；三是后“福特制”生产成了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外包等劳动用工模式变得更加普遍，这些都有助于削弱劳工团结的基础。

从政权管理劳动冲突的效果和意图看，中国政府颇为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一方面集体行动权在法律层面上始终没有合法化；另一方面，它积极地满足工人个体层面的需求，这使得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工人权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减弱。正如一位工会实务工作者所指出的：“对当前中国的企业而言，资强劳弱是不争之事实，这种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劳工罢工权的赋予加以平衡的。在中国，我们没有追寻这样一种路径，而是试图从法律制度的倾向性、法规政策的导向性、基本社会保障的完善性、基层企业、团体、组织中的民主建设性这几个方面来平衡这种关系。”^[110]换言之，中国劳资关系的基本格局并不是劳方和资方相对力量对比和长期对峙与斗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有意识塑造的产物。一方面，由于将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最为优先的战略，有助于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私人经济部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国家要确保他们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战略的工具，而避免其发展成为压力集团，危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先占性的举措，如通过再分配来提高退休者的工资，通过立法来保护工人的个体权利，通过合作主义的工会来防止工人发展出独立的集体行动组织和能力，这阻碍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发展。

具海根对于韩国工人运动的研究表明，韩国工人缺乏欧美同行那样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而这种传统曾经为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坚实的道义和社会基础。^[111]在韩国这类历史上曾经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手工业工人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生产各种奢侈品，由于需求有限，他们在数量上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在儒家的等级序列中，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农民，并不能因为掌握着稀有的工艺技术而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并因而获得自豪感和荣誉感。缺乏手工业传统使得韩国大多数时间的工人运动只能将矛头指向各种经济议题——工时过长、工作条件恶劣等，而不能像欧美同行那样，将其经济议题建立在强大的道义和团结感基础上。具海根对于韩国工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在诞生伊始，尚未形成独立的意识之前，就受到政党的操控。工人运动的策略、时机、议题等都经过了政党的精心设计与策划，工人群体自身并无多少集体斗争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相对优越地位的获得也并非工人斗争的“果实”，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这样的历史也成为中国工人政治走向勃兴的障碍。

如果说中国未来社会政治范式不会以阶级政治为主导，或者最起码阶级政治在社会政治范式中的地位不会达到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那样曾经突出的位置，对于这样的预测我们尚有相对丰富的论证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社会主导政治范式的判断是更加粗线条的。依据本书的判断，中国未来的社会冲突属性可能是公民权政治。对于公民权政治，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但在我们看来，公民权政治就本质而言是对共同体正式成员身份的争取。共同体身份有两个维度：一是权利维度，即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公正享有共同体所提供的所有服务；二是参与维度，即在一些与个体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中，“我”应该有发言权。现在由某些方面（如企业主或地方政府）单独决定的事务，如“我”应该赚取多少工资，是否要加班，今年要不要加税等，应该与共同体成员一同分享决定权。

公民权政治在中国激活可能有两个触发因素。一个是庞大的流动人口的后代。与第一代移民不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甚至对户籍地完全没有生活的体验，自然也就不可能对于那里有多少的认同，更愿意认可他们的城市身份。但是现代城市依旧不承认这些人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排斥在外，得不到城市政府为其正式成员所提供的政府产品和服务。这些人也不再将回归农村作为在城市工作不顺利的替代品。因此，他们会有更大的激励来主张得到流入地城市的公民权。另外一个是对环境权的诉求，这是一个跨阶级的议题，得到各个群体的共同关注。我国的环境议题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它拥有了一套专有概念和术语来度量环境污染的程度（如pm2.5、外部性），明白了环境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和损害，认为环境不应该是一个政府或者企业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议题，民众在其中应该分享部分的权利。对于环境的补偿仅仅从经济角度作出努力也是不够的。对环境的关切有望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主要触发点，对环境公民权的争取也可能成为中国民众公民权意识萌发，并不断扩展公民权内涵与外延的一个基础。

【注释】

[1]王伟光：《利益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2]张振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群体与政府角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5页。

[3]［英］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4]转引自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年第1期。

[5]See Milovan Dijlas，The New Class.F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57.

[6]See Alvin 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and the Rise ofthe New Class，Seabury Press，1979.

[7]参见［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See 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9]这些研究所给出的阶级衰落或者死去的证据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投票比率在下降。参见T.N.Clark，S.M.Lipset，M.Rempel，The Declini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ofSocialClass，International Sociology，1993，8：3 pp.293-316.T.N.Clark，S.M.Lipset，Are Social Classes Dying?International sociology，1991，6：4，pp.397-410.对此的解释至少有三种：一是战后民主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工人阶级投票者将自己与传统的左派拉开距离，相应地冲淡了阶级的分野；二是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时，诸如性别、种族等新的社会分野的出现降低了阶级分野的重要性；三是价值日益成为影响投票选择的一个重要要素。Wonik Kim，Does Class Matter?Social Cleavages in South Korea’s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ism，Review ofPolitical Economy，2010，22：4，pp.589-616.

[10]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11]刘剑：《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4]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5]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2008年第3期。

[16]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7]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0~22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19]Victor Nee，A Theory of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5，1989，pp.663-681.

[20]Rona-Tas，Ako，The First Shall be Last：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1994，100，pp.40-69.

[21]转引自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22]Yanjie Bian and John R.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5，1996，pp.739-758.

[23]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4]Victor Nee，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Vol.101，No.4，1996，p.916.

[25]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7]同上，第9~10页。

[28]陆学艺的分类方法非常类似于戈德索普（Goldthorpe）的阶级分类。戈德索普首先依据雇用关系区分出雇主（购买他人的劳动力）、雇员（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自我雇用或者小资产者（既不购买别人的劳动力，也不出售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他进一步运用服务关系（service relationship）将雇员区分为专业阶级（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常规的非体力阶级（低级的办事人员或者销售人员）；工人阶级（体力工人）。J.H.Goldthorpe，Modeling the Pattern of Class Voting in British Election，1964-1992，in G.Evans（Ed.）The End ofClass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9]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30]《重点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人民日报》，2009-1-15。

[31]《南开大学校务公报（新生特刊）》，2013年第18期，2012年第16期，2011年第13期，http：//xxgk.nankai.edu.cn/?left=xwgb。

[32]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3]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4]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

[35]刘祖云等：《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6]参见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7]
参见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8]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9]［美］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3页。

[40]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41]参见田禾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2]朱光磊、周望：《重视产业工人阶层》，《瞭望》，2010年第25期。

[43]依据我国最新所做的统计分类，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不包括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参见《三次产业划分规定》，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301/t20130114_8675.html，2013-1-14.与此相应，学者们有时候会使用产业或生产工人、服务业工人的概念。

[4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4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46]朱光磊、周望：《重视产业工人阶层》，《瞭望》，2010年第25期。

[47]转引自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48]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49]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50]李静君分析了广州市国有企业工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集体无为和阶级体验，See Ching Kwan Lee，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Workers in Guangzhou，Modern China，Vol.24，No.1，1998，pp.3-33.

[51]Mark R.Beissinger，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

[52]［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53]Roy&Parker-Gwin，How Many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y and Society，1999，Vol.28，pp.203-237.

[54]See Burawoy，Michael，The Politics of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Capitalism and Socialism.Verso，1985.

[55]汪仕凯：《生产政治理论及其争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56]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12.

[57]裴宜理对于上海工人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域的工人有着不同的抗议组织机制。“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的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地带有防御姿态”，［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类似的研究还包括Chris King-Chi Chan，Strike and changing workplace relations in a Chinese global factory，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2009，40：1，pp.60-77.

[58]指的是成长经历、消费方式、居住形态、关系网络、信息技术使用习惯等生活形态对集体抗争模式的影响。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59]Elizabeth J.Perry，Shanghai’sStrikeWaveof1957，The ChinaQuarterly，No.137，1994，pp.1-27.

[60]Elizabeth J.Perry，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Farewell to Revolution?The China Journal，No.57，2007，pp.1-22.

[61]Xueguang Zhou，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8，No.1，1993，pp.54-73.

[62]Pierre F.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3]Andrew Mertha，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Quarterly，2009，Vol.200，pp.995-1012.

[64]王向民：《碎片化政府是公共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2期。

[65]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4.

[66]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3.

[67]Xueguang Zhou，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Modern China，2010，Vol.36，pp.47-78.

[68]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68.

[69]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70]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71]Yongshun Cai，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Political Science，2008，38，pp.4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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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Snow，David A.，and RobertD.Benford，Ideology，FrameResonance，and ParticipantMobi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1,1988,pp.197-217.

[74]Jiping Zuo&Robert D.Benford，Mobi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6，No.1，1995，pp.131-156.

[75]Piven an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Random House，1979，pp.3-4.

[76]［韩］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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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Feng Chen，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Resistance in China，Modern China，Vol.29，No.2，2003，pp.237-262.

[79]Feng Chen，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Resistance in China，Modern China，Vol.29，No.2，2003，pp.23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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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Kevin J.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 o.2，1999，pp.167-186.

[97]Yongshun Cai，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3.

[98]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3.

[99]Yongshun Cai，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The China Journal，No.59，2008，pp.89-109.

[100]谢良兵：《厦门PX事件：中国邻避运动的开始》，《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6期。

[101]参见《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 2_551585.html。

[102]汪仕凯：《转变中的工厂政治》，《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03]沈原、汪建华等：《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http：//www.aisixiang.com/data/81585.html，2014-12-6。

[104]张立伟：《陕北民间油井投资者陷入困境，数千家庭可能破产》，《财经时报》，2003年6月30日。

[105]上海至杭州的磁悬浮铁路延长线穿越居民区，影响到约160多万上海居民。由于担心电磁带来的污染会危及健康，从2008年1月起，上海接连出现以散步、购物为名的抗议活动。

[106]据媒体报道，之后两周内，黑龙江的双城市、依兰县、尚志市、宾县、巴彦县、方正县等地出现类似的教师停课维权事件。另据《河南商报》报道，2014年12月22日河南固始近千名教师罢课。参见《河南千名教师政府门前罢工：工资没涨反遭克扣》，http：//news.ifeng.com/a/20141222/42769799_0.shtml。

[107]《江苏灌云国税局干部职工因工资太低拉横幅维权》，2014-11-24，http：//news.youth.cn/jsxw/201411/t20141124_6111867.htm。

[108]Feng Chen and Mengxiao Tang，Labor Conflicts in China：Typolo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Asian Survey，Vol.53，No.3，May/June，2013，pp.559-583.

[109]Feng Chen and Mengxiao Tang，Labor Conflicts in China：Typolo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Asian Survey，Vol.53，No.3，May/June，2013，pp.559-583.

[110]施志刚：《资强劳弱的中国式平衡》，《南方周末》，2007-12-18。

[111]Hagan Koo，From Farm to Factory：Proletarianization in Kore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5，No.5，1990，pp.66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