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利意识形态视角
福利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它与社会权利的实现或福利体系的形成休戚相关。按照科尔的说法，当代的各种社会政策主张，基本上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衍生物。[25]著名福利研究者品克也认为，各种福利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福利体系有着模塑作用[26]，其实，早在福利意识形态出现之前，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就已经指出，“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27]可见，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制约着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同时，它也为研究社会权利或社会福利提供了政治视角和社会哲学视角。但是，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在社会福利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现有的研究中，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类型法、基本价值法以及个案分析法几种类型。[28]其中，宏观类型法是目前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主流。所谓的宏观类型法，主要是根据理想的规范、标准对社会福利类型进行横向或纵向归类，有的是将社会理论中各自的福利主张、观点进行归类，有的则将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进行归类（见表2-1），如艾斯平-安德森的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划分。在众多的类型学研究中，虽然表面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总体上以意识形态为其划分标准，有的甚至直接以意识形态命名，例如，乔治和威尔定划分的反集体主义、牵强的集体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有的则内含了意识形态的理念或其基本价值，例如，威伦斯基和勒博以及提特姆斯的划分，则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选择。正如品克评价提特姆斯的划分一样，提特姆斯关于社会政策的探讨都须在冲突的价值和目标之间做出选择，只不过这种划分过度简化了选择的困境，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自由经济市场价值与社会市场价值之间的问题，还包括混合经济市场价值。
表2-1 几种主要的社会福利类型划分[29]
续 表
如表2-1所示，迄今为止关于福利意识形态的类型划分虽然数量众多，种类各异，但总体上大同小异。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现有意识形态格局，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将两大意识形态分解为相对具体的价值观念或思潮、观点。例如，在赞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又可以进一步将提特姆斯的“残补型”、帕克的“放任主义型”、乔治和威尔定的“反集体主义型”、品克的“古典经济型”、密叙拉的“新右派型”以及哈贝马斯的“新保守主义型”归结到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提特姆斯的“工业成就表现型”、帕克的“自由主义型”、乔治和威尔定的“牵强的集体主义型”、密叙拉的“凯恩斯及贝弗里奇福利国家型”、威廉斯的“非社会主义之福利集体主义型”大致可以被视为干预的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在众多的理论中，乔治和威尔定的划分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除了其类型涵盖了西方一贯政治谱系的划分，即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其主要思想和代表人物大部分具有代表性（见表2-2）。正因为如此，泰勒古比将其《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一书视为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我们将以他们的分类详细阐释福利意识形态及其与社会福利的关联性。
表2-2 乔治和威尔定的福利意识形态类型
二、福利意识形态的四种类型
（一）反集体主义[30]
反集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也可称自由资本主义或保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其大致思想如下：
1.在价值观上，反集体主义认为，自由和个人主义以及不平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自由位居各个价值之首，有时候甚至可以与反集体主义交替使用，是判断一个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也是免受政府或其他人干预的主要依据。[31]即使一个人由于不利的工作导致饥饿，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强迫其他人或机构（通过征税）来资助他。在反集体主义看来，提倡自由价值不仅仅因为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是人类不断积累知识、扩张视野以及进行市场交换的需要。反集体主义同样重视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与自由价值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只有个人主义才能使个人免受国家和社会的干预或强迫。对个人主义的强调还在于，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理解社会必须从理解个人开始，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是源于自然的力量和社会自然演化，而是个人的力量，尤其是少数精英。[32]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有利于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更好地承担责任，是社会保持自发秩序与和谐发展的保证，作为政治信条，个人主义较国家更容易发现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在反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当中，不平等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反集体主义者看来，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不相容的。弗里德曼曾经明确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反集体主义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不能没有“不平等”，相反，对平等的过度强调会导致“集体的贫穷”和社会效率的低下，由于反集体主义反对的主要是结果平等，所以，“法律上平等”“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依然是他们信奉的政治信条。
2.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反集体主义首先承认冲突：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社会目标上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们相信个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相反，它恰恰是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其次，反集体主义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组织的维系作用，他们认为这是自由的“法律支配社会”与没有自由的“目的社会”的明显差别。再次，反集体主义将经济体制视为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个体的知识和技术，而且只有市场竞争才能使得复杂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助于调整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反集体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富人奴役穷人，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市场才能使得穷人有机会在市场中获取利益，从而摆脱物质上的不利地位。在反集体主义眼里，健康的市场往往与公共开支的标准密不可分，因为税收是增加公共开支的保障，过高的税率不仅使得市场主体丧失动力，而且还会损害产业资本。最后，反集体主义特别重视民主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民主是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和方式，还可以让每个人享有决定权，保证自由的实现。[33]关于经济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反集体主义者毫不避讳地指出，前者是后面两者的基础和保障，而且，在现有的民主国家中，政府市场化的倾向正在侵蚀社会肌体，破坏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需要指出的是，集体主义从不否定国家的作用，相反“自由经济需要强大的国家”[34]，对国家的不信任不是其权力的强大而是权力边界的无限放大。
3.在政府角色方面，反集体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对政府的角色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行动威胁了反集体主义的自由价值。弗里德曼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的每一个干预都是对个人自由空间的直接限制，也间接影响了个人对自由的坚持。[35]二是政府依赖的人类智慧是无法超越市场自发秩序的，因此政府行为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三是政府的干预往往因为社会过高的期望值以及最终权威的失落而破坏了社会的组织。当然，“政府之手”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市场面前无所作为，只要没有逾越法律允许的范围，它可以在保障自由市场自发功能发挥方面、垄断性经营方面及与社会合作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4.在福利国家态度上，与对市场的信奉、对政府的怀疑相比，反集体主义对福利国家充满了敌意。第一，福利国家对个体自由是一种威胁。“在英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福利国家正从同情沦为政治镇压的工具。”[36]一方面，由于高税收，大部分人实际负担不起对个人的救助；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往往为了多数人的福利而强迫少数人纳税。与此同时，政府提供的福利项目往往一厢情愿，违背了福利的“需求导向”。第二，福利效果值得怀疑。反集体主义者认为，在民主体制下，政府对福利的投入未必能真正帮助有需要的群体，相反，可能为了政治选举的需要倾向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一旦政府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拥有干预市场自发秩序的合法权利，它就有权在福利政策上倾向支持自己的任何一个群体”[37]。同时，政治忙于福利事务而无力或疏于制定市场规则和履行市场的裁判职能，从而最终导致自由自发机制的丧失。第三，福利政策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反集体主义者认为，福利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源于资源利用和再分配的政治化倾向。很多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社会冲突正在由于福利政策而被激化，因为它正在利用政治程序来决定资源再分配，虽然它是由代表机构做出的。事实上，这些代表很可能受到政治资助。”[38]第四，福利规定无法回应福利主体的真正需要。在福利供给过程中，决定福利需求的不是实际需要者，相反，它们往往由代表一定利益群体的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决定。实际上，只有市场最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实物和服务供给，包括医疗服务应该满足个体的实际偏好”[39]。第五，福利供给缺乏效率。反集体主义认为，由于国家在提供福利时缺乏像自由市场一样的回应机制，不考虑供给成本和需求偏好，势必导致福利供给模式的僵化。“个体自由选择、私人企业相互竞争将有助于提高契约的效率，满足福利主体多元化的需求。”[40]第六，福利国家容易导致其他社会资源在福利供给中的失败。在反集体主义者看来，家庭、志愿者和市场这些传统福利渠道和路径在福利国家正趋于没落。“在过去，子女赡养父母既是亲情也是责任，而现在他们帮助别人父母则是缘于强迫和害怕。前者有利于维护家庭关系，而后者则削弱了家庭纽带。”[41]最后，福利国家也不利于个体的成长。反集体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不仅弱化了家庭功能和责任，同时也会让个体丧失独立性、责任感、进取心和创造力等宝贵的个体品质。所有这些正在腐蚀整个社会向往体面生活的道德组织体系。[42]
（二）牵强的集体主义
牵强的集体主义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概念。一方面，它由于缺乏对市场的绝对信任而有别于反集体主义；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主张私有企业，拒绝接受平等又与费边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凯恩斯、贝弗里奇等。他们的核心思想大致如下：
1.在社会价值观上，牵强的集体主义与反集体主义一样，崇尚自由、个人主义和不平等，其中，自由是他们的基本价值理念。他们认为自由有很多种类，既包括财产自由、言论自由、教育自由和学习自由以及政治、集会自由，还包括职业选择和个人收入选择的自由。由于个体创新和改革离不开个人主义，所以，牵强的集体主义者同样视其为重要的价值。“所有新的观念和模式都源于个体的智慧。”[43]在对待不平等的态度上，牵强的集体主义者明显有别于费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承认不平等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不平等现象。与反集体主义不同的是，牵强的集体主义还坚持实用主义原则。在基本价值观上，他们从来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相反，他们特别重视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并且认为，限制国家的理由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上，而应该立足于具体事例，“这里不可能存在政府干预程度和方法的不变规则，所有这些主要取决于环境”[44]。正是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们在论及自由优先性上，承认一部分自由可能较另一部分自由更具有优越性。同时，为了追求其他目标，对一些自由的限制也是可以接受的。牵强的集体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是分不开的。从凯恩斯到贝弗里奇，他们一直关注市场对个人所带来的伤害。“社会的最高任务是追求幸福、和谐以及驱逐痛苦、紧张、悲痛和无所不在的无知。”[45]
2.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牵强的集体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体制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是最好的体制，但是，它也存在内在的缺陷，如无法自我调节、浪费和无效、错误的配置资源、无法自行消除社会不公和贫困以及可能会滋生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等。[46]凯恩斯明确表示，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是不可靠的，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市场进行干预、规制。
3.政府角色方面，牵强的集体主义相信，政府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来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他们可以有计划地消除威胁体制的各种因素。至于干预的广度和深度，则取决于现实需要，它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边界。但是，牵强的集体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国家的权力是无限的，甚至对国家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作为激进派，我害怕国家控制公有制，虽然它们对于治愈各种‘丑陋’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我宁愿反对它而不是支持它。”[47]贝弗里奇的这种态度，在他论及就业时更加明显，“政府行为只有在它比其他公共机构或私人组织做得更好时才是必要的”[48]。很显然，牵强的集体主义在对待国家（中央政府）态度上面与其实用主义哲学有关。
4.在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上，牵强的集体主义对福利国家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并不把国家的福利行为看作改善社会生活水平和提高人们福祉的工具，只是将其作为纠正“市场失灵”的补偿机制。与此相关，他们认为国家的福利行为必须限制在矫正自由经济缺陷范围之内。总之，他们认为，国家福利行为主要是为了净化市场的无效和不公，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有潜力成为最有效的经济体制而不是现在所呈现出的颓废状态。
（三）费边社会主义
所谓的费边社会主义，是指19世纪后期在英国流行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49]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尼、提特姆斯和米契尔等。
1.在社会价值观上，费边社会主义信奉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平等、自由、博爱以及由其而衍生的民主参与和人道主义，是其基本价值观。在费边社会主义者看来，平等和自由相互依赖，其中，平等是自由的基础，离开了平等自由将不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推崇自由，与反集体主义自由观完全不同：其一，自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自由是一种支配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经济上必须平等”[50]；其二，自由观念与工作环境密不可分。在工作中，工人不但拥有发言权，而且雇主也无权任意制定规则以及解聘工人；其三，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消极不作为，相反，它是国家积极干预的结果。
2.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众多存在利益冲突的阶层、群体组成的。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阶级冲突是最重要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与此同时，费边社会主义者还认为，资本主义自发秩序存在诸多弊端，如私心过重、市场体系不公平、市场体系缺乏民主、市场体系效率低下（除非政府介入）以及国民生产分配模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等。[51]
3.在政府角色方面，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国家行动，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坚决反对“只有通过最小的政府干预才能保证自由”的思想。对于什么样的措施最有利于资本主义改造，他们的回答是，“生产与分配的国家化”。除此之外，他们非常强调公共参与的重要性，它不仅能够培养责任意识、减少权力集中，还能提高生产力。
4.在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上，他们视福利国家为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垫脚石，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由国家推动的公共服务，有助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以及减少公平。
（四）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价值观、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角色以及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集体主义几乎截然不同。但是，与其他两派相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发展理论框架内最大程度地检视自己的观点以及基本的理论信仰。[52]
1.在社会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一直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缺乏人道，认为它是工人阶级异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却很少直接论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对他们而言，价值课题不是与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关，就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而这两个恰恰是他们批评的对象。尽管如此，在他们关于收入分配原则和个人自由的观点中可以了解其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在收入分配方面，资本主义阶段是按照工作能力分配的，在社会主义阶段，是按照工作性质分配的，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则是按照个人需要分配的。由于按需分配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基本需要上按需分配，超过基本需要层次则按照工作性质或工作能力来分配。与费边社会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个人自由，而且认为它与平等密不可分。在实现方式上，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来实行自由价值，通过消除特权来实现平等追求。
2.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认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法律、政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它表现为和平演变还是暴力革命，则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由于国家具有阶级性，所以，它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秩序，其中包括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3.在政府角色上，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民主参与中的作用。首先，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生产和分配工具国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不仅会导致权力在经济领域中过度集中，而且还会影响政治领域。不过，国有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它并不能自动解决工业社会中的所有问题。但是，它能做的一切，将最大程度地消除掉解决问题的障碍，至少可以为构建一个理性、人道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53]。其次，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工业民主化道路。在恩格斯看来，缺少民主参与的经济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国有化本身就构成社会主义，“拿破仑和梅特涅就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了”[54]。
4.在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产生不是资产阶级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其次，资本主义也不能没有社会福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着资本积累和权力合法化两项职能，其中，社会福利是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民众的困难生活；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提高资本的获利能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不承认福利国家能够有效改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初衷是缓解矛盾，但是，福利国家造成的矛盾远比它解决的矛盾更多”[55]。最后，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福利方案的几项基本原则：①社会福利要以“需要”为前提；②社会福利必须遵循普遍性原则；③社会福利不能排除公众参与；④社会福利要做注重“事前预防”。
【注释】
[1]汪行福：《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2]周沛：《社会福利体系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4]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俄国，今俄罗斯。
[6][美]约翰·B.汤普森著，高铦、文涓、高戈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7][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8]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哲学研究》1997年第9期。
[9][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10][美]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11]《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12]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36，p.69.
[13]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14][德]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0页。
[15]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6][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玫、邓兰珍、王洪勋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7]苏联，今俄罗斯。
[18][俄]科洛米采夫著、李国海译：《“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7期。
[19][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翻译：《布莱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周沛：《社会福利体系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
[21]Tom Burdon.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A Clear Guide，London：Pluto Press，1998.
[22]大卫·麦克罗夫：《社会福利：结构与实施》，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0年版。
[23]George Victor and Paul 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85.
[24]熊跃根：《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5]李明政：《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鸿业实业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页。
[26]Pinker，R.The Idea of Welfare，London：Heinemann，1979.
[27][英]理查德·蒂特马斯著，江绍廉译：《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2011年版，第12页。
[28]基本价值法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意识形态研究，只是抽取了意识形态中的价值理念。但是，由于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系统最为稳定和核心的要素，所以很多时候被归为福利意识形态研究范畴。个案分析法则着眼于某种福利制度或一段时期内政府某些政策或举措的分析，揭示其背后隐含的福利理念。
[29]本表参考李明政：《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鸿业实业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2页。
[30]George Victor and Paul 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85，pp.19—43.
[31]M.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1962，p.12.
[32]Hayek，F.A.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49，p.6.
[33]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0，pp.107—108.
[34]Gamble，A.“That cherism and conservative politics”，in S.Hall and M.Jacques（eds）.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Lawrence＆Wishart，1983，p.34.
[35]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32.
[36]Harris，R.and Seldon，A.Overruled o Welfare，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9，p.204.
[37]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0，p.40.
[38]Seldon，A.Wither the Welfare State，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81，p.40.
[39]Lees，D.S.Health Through Choice，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61，p.14.
[40]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186.
[41]Ibid，p.135.
[42]Ibid，p.149.
[43]Harris，S.E.“John Maynard Keynes”，Scribners，1995，p.75.
[44]Beveridge，W.H.“The pillars of security”，Macmillan，1943，p.118.
[45]Galbraith，J.K.The Affluent Society，Penguin，2nd edn，1970，p.280.
[46]George Victor and Paul 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85，p.50.
[47]Beveridge，W.H.Why I am a Liberal，Jenkins，1945，p.8.
[48]Beveridge，W.H.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Allen＆Unwin，1944，p.36.
[49]张长伟、周义顺：《从传统到现代：西方社会福利观的演变与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页。
[50]J.M.Winter and D.M.Joslin，R.H.Tawery's Commonplace Boo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22.
[51]George Victor and Paul 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85，pp.80—81.
[52]牵强的集体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观点主要建立在实用主义态度上。
[53]Miliband，R.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9，p.269.
[54]George Victor and Paul 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85，p.109.
[55]Gough，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Macmillan，1979，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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