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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变迁

时间:2022-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西藏初步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城市既是商品的消费地,又是商品中转的集散地,更是城市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德庆、巴塘、理塘、墨竹工卡、江孜、帕里等城市则构成了西藏城市的第三层级,即地方城市。以各种小城镇、乡寨市场为基础的城镇则构成了西藏城市体系的第四层级。江孜和亚东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城市迅速发展,使得后藏地区的城市体系较为完善。日喀则作为后藏的中心城市,也是后藏的经济、政治、宗教中心。
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变迁_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清代,西藏初步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城市既是商品的消费地,又是商品中转的集散地,更是城市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城市按规模、人口、商贸发展程度等众多要素可分为不同的层级。城市之间的沟通依靠的连线是商路,它是商品等流通客体运动的承担者和连接流通主体要素的通道,其纵横交织广泛分布于各级城镇(乡)市场之间,由此形成了以城镇市场为中心的商业网络。清代西藏与内地商路条件的改善对西藏城镇商业网络的延伸与运行绩效具有重大意义。拉萨不仅是前藏地区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整个西藏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西藏城市体系中为第一层次的首位型城市。而以日喀则、昌都、亚东、噶大克、打箭炉为主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构成了西藏城市体系中的第二层级。德庆、巴塘、理塘、墨竹工卡、江孜、帕里等城市则构成了西藏城市的第三层级,即地方城市。以各种小城镇、乡寨市场为基础的城镇则构成了西藏城市体系的第四层级。

(一)前藏的城市体系

清代是西藏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西藏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关于前藏地区城市的文献比较丰富,从可信度来讲主要有以下三种:姚莹所著《前藏三十一城考》以拉萨城为中心,按方位和距离简述了前藏城镇的分布情况。“刺萨、扎什、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垂佳普朗城、野而古城、达克匝城、则库城、满撮拿城、达喇马宗城、古鲁纳木吉牙城、硕噶城、朱木宗城、东顺城、则布拉刚城、纳城、吉尼城、日噶牛城、楚舒尔城、日喀尔城、公喀尔城、岳吉牙来杂城、多宗城、僧郭宗城、董郭尔城、地巴达克匝城、伦卡布宗城、墨鲁茶噶城、达多城”[14]。嘉庆《大清一统志》也有前藏地区城市的记载:“拉萨、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垂佳普朗城、野而古城、达克匝城、满撮拿城、达喇马宗城、古鲁纳木吉牙城、硕噶城、朱木宗城、东顺城、则布拉刚城、纳城、吉尼城、日噶牛城、楚舒尔城、日喀尔城、公喀尔城、岳吉牙来杂城、多宗城、僧郭宗城、董郭尔城、第巴达克匝城、伦卡布宗城、墨鲁茶噶城。”[15]另外,日本人山县初男在宣统年间所著《西藏通览》中则记载了以拉萨为首府的前藏30城:“拉萨、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垂佳普朗城、野而古城、达克匝城、满撮拉城、拉巴随城、扎木达城、达拉马宗城、古鲁纳木吉牙城、硕噶城、朱木宗城、东顺城、则布拉刚城、纳城、吉尼城、日噶牛城、楚舒尔城、日喀尔、公喀尔城、岳吉牙来杂城、多宗城、僧郭宗城、董郭尔城、地巴达克匝城、伦朱卜宗城、蓬多城、墨鲁茶噶城。”[16]以上三种资料所记载的城市数量和城名基本上大同小异,各城之间在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表明在清代中后期,前藏地区的城市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为20世纪前期西藏城市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前藏地区为西藏城市主要集中区,表现在一是城市数量相对较多,二是城市规模相对较大,并拥有西藏规模最大的城市拉萨。

清代西藏前藏城市空间分布一览表

上表统计来自于《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集编》第6册,学苑出版社出版,2004年。

经纬度看,清代西藏,前藏城市主要分布在北纬27°~29°之间,西经23°~25°之间。主要是指雅鲁藏布江沿岸及其和年楚河、拉萨河相交汇的地区。清人姚莹在《西藏三十一城考》中写道:“余按前藏三十一城,其在西南者仅五城,在西者一城,余皆在东。”[17]拉萨是拉萨河流域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也是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其发展水平和发展历史在西藏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拉萨河流域的主要城市除了拉萨外,还包括德庆、墨竹工卡等,雅鲁藏布江沿岸的城市有泽当、拉孜等。

(1)德庆,濒拉萨河南岸,距拉萨约60公里,为通川之要驿,地多候馆,往来行人,多栖息之。绕道而下,40而至采里,俗传即《西游真诠》所记之高老庄云。

(2)墨竹工卡,在拉萨河支流乌苏河右岸,西距德庆120里。东接川康驿道,水驿通皮船,为交通之要冲,卫东之门户也。

(3)泽当,在拉萨之东南,滨雅鲁藏布江南岸,水上交通允称便利,为前藏之一名城也,其地土壤肥沃,物产富饶,所产果实,尤称丰美;村落稠密,人口繁昌,大小寺院夹江棋布,僧侣甚多也。

(4)曲水,以河流蜿蜒得名,在拉萨西南170里,土地平坦,土质肥沃,阡陌纵横,物产丰富;曲水西南15里,渡雅鲁藏布江,有铁索桥,名曰朱力桥,甚为危险。

(5)白地,在曲水西南140里,滨羊绰雍湖之北岸,为有名之市镇也。自白地西南50里至达鲁,有歧路,一由江孜,一由然巴,为春夏商贩必经之所,冬以大雪封途,多所阻滞,自清季戊申西征之征,改由浪子噶子后,今遂因之。

(6)旁多,在拉萨之东北,当通甘大之要驿。其西南有达隆,东北有勒整,皆小市邑也[18]

(二)后藏城市体系

清代前中期后藏有16个大小不同的城市,除后藏首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外,还有林奔城、纳噶拉则城、拜的城、拜纳木城、日喀则季阳则城、乌尔科灵喀、丁吉牙城、罗西噶萨城、帕里宗城、盆苏克裘城、济隆城、尼娅拉木宗城、尚纳木林城、韦拉则城、章阿布林城[19]

晚清以降,随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危机加剧,西藏地区被迫开辟了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处通商口岸,其中两处在后藏。江孜和亚东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城市迅速发展,使得后藏地区的城市体系较为完善。

后藏城市主要分布在北纬27°~29°,西经26°~32°之间,主要是雅鲁藏布江沿岸以及年楚河沿岸地区。因为该区地势低平,农牧业相对发达[20]。日喀则作为后藏的中心城市,也是后藏的经济、政治、宗教中心。参见下表。

后藏城市一览表

续表

上表统计来自于《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集编》第六册,学苑出版社出版,2004年。

日喀则,也称扎什伦布,因有扎什伦布寺,故名之。“其地位于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合流之处,背山临河,形势险要。附近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扎什伦布寺,为班禅喇嘛坐床之所,位于日喀则之西南,筑有城垣,城周3里。寺内藏有宝贵器物甚多,寺僧约3700人,专念经修道,一日3次,就大釜煮茶,以号角为号,各僧饮茶时甚为喧嚣,亦为藏中之奇观也。扎什布伦寺与日喀则之间设有广大的广场,商业颇称繁盛,只不及拉萨而已。住民约9000人,但僧侣尚多,总计约有2万左右。[21]

后藏地区除了政教中心日喀则之外,还兴起了多个重要的地方性中心城市,特别是晚清开埠通商以后,亚东和江孜的崛起,使后藏城市体系日益完善。

(1)江孜,一作季阳则,盖季阳同江,则同孜,为译音之异也。城在日喀则东南年楚河之畔红河谷内,海拔较高,红河谷的最低海拔约4010米,城北稍高大约4050米。东至拉萨约500里,西去日喀则城约300里,南达亚东约360里,扼藏境交通之要冲,印人入藏也多取道于此,故为西藏南部之要隘。清代曾设要塞于年楚河畔的崖壁上,派驻兵50名,以一武官率之,藏兵200名,以二武官统之。光绪三十二年,江孜与噶大克同时开为对英市场,贸易以与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22]

(2)亚东又名芽屯,据藏地南境突出之一角,介不丹、锡金之间,为西藏极南之门户,通印之咽喉。亚东的海拔为3500米,其间虽峻岭深谷,交通不便,但由印度极北的铁路车站大吉岭,至亚东80里,“凡各商站,均驻有英国官兵,保护通商,较之内地之至西藏,行程数月,备受艰苦者,不知容易数十倍矣。出品以羊毛、麝香、羔皮、食盐、硼砂、沙金等为多,输入品以米、茶、果、黑呢布、棉布、手巾、烟草、糖、染料、武器及各种杂货如火柴、洋伞、镜、胰皂等为多”[23]。光绪十九年(1893)所签《藏印条约》规定将亚东开为商埠,为西藏开放之最早者。清季曾设亚东关与靖西关于此,亚东关属于北京总税务司监督,靖西关乃隶四川总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1905—1906),藏印贸易总额达290余万元,当时江孜与噶大克均未开放,商埠仅亚东一处,其盛况可想而知。待到此两处开埠后,亚东的城市商业有所衰落。

(3)帕里,一作帕里克,亦作帕里宗,为春丕峡谷中之重要城市,人口约2000。其他当通大吉岭大路之要驿,北经达拉岭通江孜,南经吉勒布岭通亚东,东经巴车布拉岭通不丹,与亚东同为藏南之门户,国防之重地,故在其高60尺之坵阜上,特设坚固之要塞,置有炮台,驻有守军,到晚清签订《藏印续约》,乃撤除炮台,废置防军,门户洞开,成为重要商务孔道。

(4)聂拉木,在日喀则西南780里,埃佛勒斯高峰在其南界上,南越高山通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后藏与尼泊尔往来之孔道,边界之咽喉,军事之重地,故行旅往来,检查颇严。住户约300户,入境贸易者外商以尼泊尔勒布人为最多,其俗驯良,与西藏交通最久,且能安分守业,一直维持着与西藏的对外贸易。

(5)拉孜,亦名章拉则,在日喀则之西,是雅鲁藏布江之南一小都会也。地当交通要冲,东通日喀则、江孜,西通萨噶、噶大克,南通协噶尔、定日、聂拉木,故亦设有要塞,驻兵镇防;境内有喇嘛寺,甚为壮观。

(6)萨噶,地当萨噶藏布河之曲,为多克乍勒州之首邑,有大喇嘛庙,呼图克图驻锡于此;市街宽广,贸易兴盛,商贾则以尼泊尔属之尼瓦尔人为多。

(7)干坝,在江孜之西南,人口约1000,为藏南之一小都会也,但以其地当印藏交通之要道,清时尝驻兵于此,以资镇守。

(8)济隆,在聂拉木之西北,为后藏南部一小都会。其地气候适宜,土壤肥腴,农产物年可两获,青稞豆麦,生产颇丰,住民约400户,贸易亦尚兴盛。

(9)定日,在聂拉木之东北,年楚河之上游,朋楚河之右岸,为藏南之重地,清时于戍兵外,特设一汛,置汉兵,驻守备,使统辖之,住户约250户,平日颇为荒凉,唯开市之期或当有事之时,附近人民,辐辏于此,帐幕布满街衢,荒凉之区,忽变繁盛之市矣。[24]

(三)康区城市体系

康藏地区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按照交通的走势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形成的,最主要的交通商贸通道便是由四川沿康藏通往藏区的道路。清季,昌都是康区的政治、宗教、经济中心,但民初以后,因长期的战事导致昌都衰落,故而打箭炉取而代之,成为康藏区域的中心城市,昌都、巴安次之,察雅、硕督、宁静又次之,另有安良、雅江、理化、思达、嘉黎、大昭等城市。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供应。四川与西藏商贸关系密切,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汉藏贸易兴起。“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郎铁图等往打箭炉地方,监督贸易。”[25]自此,打箭炉商贸中心正式形成,各地商人云集。商务日趋繁盛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打箭炉成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1718),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5000里,共有安台84处,安汛13处。”[2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打箭炉旧地设康定府,隶川边安康道。除康定外,康区的重要城市还有昌都、巴塘、泸定、甘孜等,各城市之间除政治联系外,经济、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

昌都位于成都与拉萨交通线中途的一个节点,在清代是川藏交通要道上重要的枢纽和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雍正八年,建土城一座,内有粮台、游击及千把、外委各衙门。道光年间,昌都城后山上有喇嘛数千,山下土城为游击、戍兵及粮务驻所,城外藏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藏民杂处。清中叶,驻藏大臣松筠谈及昌都,认为此“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扼要之区”,“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为西藏门户”。意大利学者伯戴克在《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中也写道:“昌都是西藏东部交通的枢纽。”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在上书光绪帝时就奏称昌都“为入藏通衢”。清季,昌都“居民六七百户,大小喇嘛寺甚多。汉人居此者亦不少。设有军粮府治理之”。[27]人口的集聚带来与其相联系的商业的发展,昌都“贸易已达到了年8万英镑,主要是用鹿茸、麝香、黄金和白银来交换丝绸、棉纺品和家庭日用品”。[28],成为了康藏北部的商业贸易中心,汇集了来自江乍、同普以及三十九族,八宿类乌齐恩达等处的山货药材,青海玉树的食盐,云南的阿墩子和丽江的鸦片、粉条、木碗、黄糖、火腿,四川经康定运藏的茶叶、布匹、烟叶、绸缎、哈达,以及西藏内运的毛织物、纸烟等均经过昌都。“县城共有户500余家,昌都有居民两千余人,其中汉居十分之一”[29]

巴塘东接乡城、理塘县,南连得荣县,西隔金沙江与西藏芒康、盐井、贡觉县和云南省德钦县相望,北与白玉县交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置巴塘宣抚司,下辖7个土百户。光绪三十三年(1907),赵尔丰“改土归流”后始置县,次年设为巴安府治。1925年隶属西康特别行政区,有居民1万余人。商品输入的主要为四川、印度、西藏等地所产丝绸、烟及汉广杂货、布匹;输出的为药材、皮毛、褥子等。

泸定位于雅安和康定之间,界于邛崃山脉与大雪山脉之间,大渡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境,是进藏出川的咽喉要道,素有康区东大门之称。1911年,赵尔丰经略川边,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为县治。1930年县城商铺30余家,其中陕商有8家。“货物从四川输入的为纸、布、盐、茶、杂货,运至泸定再转销康定。”[30]

甘孜位于康区西北部,雅砻江上游,在清代属于扎撤、麻书、白利三土司领地。1911年,改土归流,取消三土司职权。1912年改甘孜直隶州。1913年改为县。输入商品主要为茶叶,从康定运来大部分经甘孜转销西藏,少部分就地销售。“1929年后则反由西藏运入英国的纺织品及日用品了”。[31]

从1912年至1934年,康区先后改设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别行政区、川康边防指挥部等,其府、署、行署、指挥部均设在康定。到1934年12月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在康定设立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6年夏,西康建省委员会迁往康定。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康定成为西康省省会,直至西康省撤并入四川。随着康定行政级别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1930年,康定仅有汉藏人口1108户,长期居住之男女仅4256人”[32]。但成为省会后人口骤增,1950年则有居民4万人,汉族人占6成,藏族人占4成。

(四)阿里地区城市体系

阿里地区地处藏西北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人口数量极少,因而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发展十分缓慢。阿里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与内地往来不方便,与西藏的中心城市拉萨也相距较远。

关于阿里地区的城市分布,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有以下记载:“阿里诸城:布拉木达克喇城,布不拉木之地,距拉萨西南二千五百余里,其所属有喀尔多木、日底二城。又古格扎什鲁木布则城,拉萨西南二千四百九十余里,其所属有冲龙、则布龙、楚木尔的三城。拉达克城,在拉萨西南三千七百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毕底城,在拉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鲁多克城,在拉萨西北二千九百余里。”[33]

清代,噶大克是西藏阿里地区最大的城市,位于象泉河畔。罗多克也是西藏阿里地区的重要城市,地处诺和湖的南面。“此外以四宗六本驻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城镇,这些城镇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同时,一些城镇也逐渐发展为季节性商业中心。”[34]

阿里地区除了噶大克外,重要的地方城市主要还有布拉木达克喇城、古格扎什伦博和鲁多克城[35]。然而各城规模皆小,即使有名的鲁多克也仅是西藏西北的一个小城镇,西北通拉达克,东北通新疆和阗,东南通前藏,大道四出。又如诺和城,在诺和湖之东北岸;札锡冈城,在印度河上游之南岸;泽布隆城,在萨特里日河之南岸,市况均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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