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视新闻的视点剖析

第九章　当代电视新闻的视点剖析

一

电视新闻娱乐化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对于电视史而言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笔者曾在一篇简略解读电视历史的文章里，提出娱乐——新闻、浅表——深入、简单——复杂、一维——多元这样电视发展的过程模式。当时在手头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判断，近时观阅到更为广泛的材料，有了更复杂的感受。

我的观点的基本理念在于确信，电视新闻最能体现与落实电视传播的本体目标，即告知、传递、评析与监督这个世界。安德鲁·戈德温在论及电视新闻时就指出，诸多电视的新进展都是围绕或建立在新闻节目基础上的。^[1]电视存在的历史应当足以使人们适应它的传播方式，它以结构中的图像与词语形成涵义。电视新闻就以一定（具有新闻含义）的词汇和图像按一定的叙述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组成，词汇、图像和叙述结构共同完成上述目标的新闻指向。然而现实并不如此完善与合乎理想，电视虽然能以它独有的方式让人们从远处看到发生的事，它一开始就表明了现代技术的巨大力量，最早占据荧屏的却是“杂耍”、“喜剧”一类表演性节目的现场直播——这一表演和娱乐的简单接受习惯，已成为电视挥之不去的幽影。

实际上，在西方从电视出现至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新闻一直都不受欢迎，制作者与受众都对此缺乏认识，当时只是迫于有关方面规定，出于树立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形象，电视台才保留了新闻部。^[2]而即使新闻节目得以固定之后，它与传播和接受的娱乐性要求仍不间断地出现种种冲突，尤其当它与收视率联系到一起时。既然新闻节目已被认定不可取消，那么剩下可走的路线似乎就是将新闻娱乐化了（有趣的是，最近央视电影频道播放的一部影片《荧光幕后》触及的恰好也正是这一问题）。

中国电视近年的发展线索在这方面也并不例外，虽然新闻节目在电视媒体中已日渐得到加强，央视等的新闻频道相继设立，但与其他媒介比较（譬如当代报纸、书刊的表达愈来愈尖锐、开放，文字记者和写作者的视野愈加广阔，个体分析愈加强化与深入），电视新闻至今仍以平面与乏味著称（从技术与传播方式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奇怪），表现为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无个性与独立性、缺乏深度评析，等等。如新近有关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建议“人口准入”风波的报道，其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主要集中在纸媒体与网络，电视新闻则跟进缓慢。对这样充分表露中国社会结构和人的观念变化的事件缺少敏感与有力的表达，难怪对电视新闻肤浅的看法与抱怨似乎会一直跟随着电视新闻的历史蔓延。

二

同时，国内电视所张扬的一个现象，却是当新闻有可能代替娱乐归于电视传播本位的时刻，泛起了一股几乎是新闻娱乐化的潮流。像诉诸于受众窥看欲念的《美女说气象》、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媒体大搜索》、运用地方方言投合市民通俗趣味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以《阿六头说新闻》为例，它的特征被概括为“语言的地方化、新闻的软性化、编辑的故事化、主持的角色化、包装的娱乐化”，^[3]此五化的终极目标是无关痛痒的趣味性追求，让新闻节目完成娱乐节目的功能。在栏目设计者的眼里，中国的电视受众在意的永远是娱乐的趣味，而不会是对真实世界的知解。

最近看到上海王晓明教授主持的一堂有关东方电视台所谓新闻节目《媒体大搜索》的讨论课饶有意味，^[4]他们随机选定2004年某一星期这一新闻栏目所播节目，发现五天里的56条新闻，有33条是奇闻轶事。其新闻播出的倾向更明确地集中于娱乐趣味，譬如说事只说事情中有趣的一面，所有的事件都被说成故事，一律讲得幽默诙谐，哪怕是撞车、凶杀惨案，也让你哈哈一笑了事，当然不可能去分析与探讨事件所包含的深层内涵与社会文化寓意。如其中一则新闻讲述拆迁户跳楼事件，在这里全然被描述成一种奇事，电视的画面与言语都只关注跳楼，不涉及拆迁。以致分析者这样认为：“我们是不可能期望《媒体大搜索》把关注点投向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聚焦点之一的拆迁问题的。”

拆迁户的惨痛跳楼被当做可观赏的一场影像表演，电视新闻节目如此的趣味认同，在一个日趋公共性的社会时代，作为公共性质的强劲媒介，难道不是电视的羞耻！？

为了收视率一味地将有趣作为表达目标，使这类电视新闻对这世界的视野极度偏狭与扭曲。一方面，它似乎在消解着所有深度与思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全然无观点。浅俗化、娱乐化疏离了事物原有的深度含义（也脱离了媒体存在的本意），同时它必然认同流行平庸的价值观。它会极力渲染“香港电影金像奖揭晓”这类新闻场面的欢乐耀眼，宣传什么“文化旅游节”的热闹气象也会不遗余力。时而它也会有一些无关痛痒的针对社会下层的“批判”，那是些不“有趣”的事，如某家幼儿园的小面包车装了60多个孩子，某市场小贩出售的水果篮有一小半是草纸，某流动油贩卖给一小饭店一大桶掺水的假油，算是对民生的一个居高临下的关怀，但也难保不被一些上流人士当做“趣味”享受。

我们且罗列一下这一被命名为“视野搜索”栏的某日节目标题：

（1）独特爱好，稻谷也能当零食。

（2）宜宾怪人，爱好吃土成嗜好。

（3）闻所未闻，蜂蜜酿在棺材里。

（4）风雨沧桑，古代县衙七百年。

（5）渔梁旧梦，见证徽商兴与衰。

（6）非比寻常，奇怪水杉似龙头。

这就是娱乐化新闻所追求的可看性，内容与话语方式都呈现典型的传统、陈旧社会结构中的市民观看模式。据知东方电视台对《媒体大搜索》的定位是“一栏以搜集各地新闻为主的综合新闻栏目”，其实际的内容却显然在歪曲世界的真实面目。这里没有广阔的视野，没有真正的关注与审视，更没有分析，它以趣味躲避观察与批判，以小批评掩饰更深的思索。而电视的制作者如此熟谙此道，更令人吃惊。

我们知道，电视新闻可能的不真实影像与偏见在信息传播中举足轻重，能够普遍地影响到人们对存在世界的判断与理解，直至世界的真实与否（这一影响还随着电视本身重要性的增加而加大）。电视新闻的客观性也不仅仅来自图像与声音的记录，更依据着对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敏感与显示，对其历史缘由与内在逻辑的揭示，意义的确定和探讨。一部电视机开着，就意味着世界正向一个人敞开其中的关联，这样通俗、趣味化的新闻方式以仅具感官刺激和快乐搞笑来消解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当人们对世界的印象实际上大致就是由电视图像组成，可以想见这种新闻方式给予人一个何其空洞的世界幻象。

三

回到开始的叙述，我能够理解安德鲁·戈德温为什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电视新闻描述方式的发展，和电视新闻本身可能引起的争议方面。

对于表达出世界的真实来说，偏见与不真实的来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包括商业与政治及经济因素引起的政治结果等等。尽管电视传播有其守则，^[5]电视新闻制作者的投机取巧与商业性等迎合仍比比皆是，如有意的简单化，忽略与无视重要或深刻事件，“后院篱笆原则”^[6]的普遍流行等。又由于所有这一切在具体的电视新闻制作中，都将转化为技术性的细节处理，像拍摄与播放场景的选择、画面的增与删、词语的运用、对采访人的挑选等，在这种情景里，一切变得微细而容易，新闻道德的规范与良知感觉的警示自然被搁置。

事实上，社会大众媒体由于其一向流行的一体性的大众化思维定势，很大程度上失去（或放弃）了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深度话语的运载能力，所造成的传媒公共领域已“由于缺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有效参与，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蜕变为一种伪‘公共领域’，比如明星的隐私（身高、肤色、星座、口红等），在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上炒得火热。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本来是民主平等地讨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空间”。^[7]在这样的场境中，大众传媒同时亦具有伪“大众”的性质（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人士本来也是大众的一部分）。这无疑对电视新闻的娱乐化观念提出了警示。

现在我们不妨再来审视一下近期颇受业内人士赞扬的“民生新闻”。有人给予的定义是“民生新闻，要以‘民’为本”，并提出了“民生化、通俗化、实用化”的走向原则。^[8]这个定义与原则比较抽象、笼统，但仔细分析，仍可体会到在这一话语表述中，“民”的概念依然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老百姓”，而不是现代公共社会的“公民”。

在这一表述中，“民生化”只是一个大理念，“通俗化、实用化”才是具体的方案。它导致这类节目在形态上与上述娱乐化新闻的靠近直至重叠，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娱乐性仍然是这类民生新闻的立足点，其实上述娱乐化的新闻节目有很大一部分也正是以“民生”自诩，并且张扬的。

将公众视为“百姓”，再将之观看的要求定格在通俗、实用之上，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这种等级意念的熟悉程度。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产生的“民生新闻”，以日常性与表面性掩盖公共性成为必然。《南方周末》不久前一篇题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的文章值得注意，^[9]它以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的节目为例，探讨民生新闻走向公共新闻的可能性。文中所举的主要例子是2004年江苏省的公推公选直播（“公推公选”是否真的体现中国特殊语境中的“政治民主进程”，还是只是一种原有干部选拔制有所革新的形式，就值得讨论。正如文中所引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所言：“做公民时代的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的达成，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国家公共意识的日益强化，二是现代生活中公共空间的形成。”根据这两点，江苏1860的“公共新闻”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它所依据的公共空间形成乃至公共意识的强化，无论在媒介内部或在接受者方面，都是一个有待推定的假设），电视直接使大众得以观看到干部被选拔的场面。这个节目被推崇的要点实质只在于“看到”——它并未能改变确定干部的原有程序与机制，作为电视观众（观看者）的大众并未因此真正介入，因此他们作为老百姓的身份未能被改变成公众；与此相对的倒是被观看的场面由此获得了表演的某些性质，这也就是之所以有时“公共事务比凶杀案更吸引人”的一个原因。

引起对电视新闻怀疑的另一方面其实正是这种日趋盛行的新闻的表演性或表演性质的新闻。随着电视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主体媒介，其自我表演的成分与兴致日增，自然也渗入了新闻的传播中。眼下自诩为关注民生的新闻类节目仿佛都有着充分的表演欲望，主要表达为对所述事件或人物的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及趣味化，一些法制类新闻、调查类与谈话类节目都有这个趋向，目标仍在于击中受众的娱乐兴奋点。对于这一点，麦克卢汉的担忧就不无预示性，他说：“电视……当它被表演和刺激加热之后，它的表现功能相对减弱，……”^[10]当电视新闻的策划、宣传功能在趣味、引人的基点上被过分突出，真实告知的理念就可能被遮蒙。

四

以新闻的娱乐化（包括对民生新闻理念的追求——即使只是形态上的）替代前一阶段纯粹娱乐节目走红，或许也表明了中国电视获得的一个进程——重视新闻和电视向本体回归的一步。但真实的符合本体意念的电视新闻之所以如此迫切、轻易滑向娱乐化，可能正好揭示了以下诸点：（1）我们的社会结构环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众社会，这表现在我们的城市化还处于结构性完善的过程中；（2）与之相应，真正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与意识到公民权利的公众群体尚未完全形成，这正是公共新闻而非娱乐化的新闻得以普遍接受的一个前提；（3）因此电视的本体意识有待建立，即无论观众或电视的制作者，都对大众传媒、对电视存在误解，视之为娱乐工具，却不是告之真实复杂世界的有效媒介。

虽然，考虑到受众多元化的存在，任何时期的电视新闻都有必要保持它的多样性原理，无论简单的报道、连续报道、较单纯的新闻访谈或较深入的新闻谈话、新闻纪录、杂志型的新闻节目、追求趣味的新闻、现场追踪、新闻的评述与论析等等，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针对现实中电视传播浅俗、娱乐方式盛行的状况，对深度的、个性化的新闻方式探求，显示出了紧迫性。在信息泛滥、新闻简报与资讯娱乐倾向明显的当代，新闻的独立卓绝的声音也许只有在追寻深度与个性中才不至于湮灭。

非娱乐化的新闻节目同样可具有多种叙述方式，如选择有特色的事件与表达角度，对有价值的新闻作深入综合的追踪报道，从广泛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讨论，跟踪现场与重现现场，锐利的提问，客观呈现，细微的把握与提示，解释与重述，赋予或获取意义等等。在这样的新闻叙述中蕴含着对世界的观察性，由电视音画显现的对物象的观照，它显现出自然、文明、历史、现实、个人和制度的真实和新鲜质地。它既是独立又是参与的，它对社会事务与事件以至对整个世界具备洞察力，它有能力揭示、评说、解释与监督，能够不时有所发现。它敏锐，富有个性，具备独特的形式感，注重图像价值与视觉力量。它不会长久地游离开现场，不排斥与掩盖多方面的话语，对复杂事件能进行更广阔时间与空间的联合展示。它将肯定时尚感，肯定充分使用电视方式的包装，以显著性实现重要与及时的特性。它更关注专家与专业的意见，而不会一意迷恋于常识。能够盘剥背景与历史，同时珍贵幻想和预见。它同时呈现出记者与评论的积极方式，在具体事件上突出而不是遮蔽整个世界。它对世界的关注趋向全方位，在这方面它将愈益回归它的本质，无愧于它的技术含量。它不会回避商业意味，但也不再流于通俗粗浅，多元与多层次是它的新面目，从而具有更为坚实的收视率。它自觉于方式上的探讨，并吸引承受对于电视方式的批评的介入。它的确能把我们引向世界或存在的本来面目与内核、焦点。

由民生新闻进化至公共新闻，这应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在现实语境中，老百姓或大众如何进化为公众，其丰富的内涵如何得到充填与实现，这是一个前提。但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制作者素质（包括无意识的职业习惯和身份背景）的局限性成为不可忽略。由于在电视传播中，制作者是表述的主体，尤其在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变动的今天，媒介主体不应成为旧结构模式与旧观念的迎合者。因为在新时代中，电视新闻不仅是对世界与社会的一种解读，作为形象的事件，它可能是一个世界的意象，可将我们引导向整体生活方式和存在的意义。雷蒙·威廉斯说：“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总是十分必要的。”^[11]电视新闻事件的价值自然也应在这一意义上得到确定。

【注释】

[1]安德鲁·戈德温：《电视新闻：真的公正吗》，《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纬主编：《镜头里的“第四势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3]参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10期相关文章。

[4]王晓明等：《＜媒体大搜索＞，搜索到什么？》，《上海文学》2004年第11期，第80页。

[5]美国新闻界专业守则规定之一：新闻选择完全基于一则新闻的实际重要性，而且完全不受财务考虑的影响。见《镜头里的“第四势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6]在美国电视新闻的“拉瑟时代”，实行着强调与渲染感情因素和细枝末节的“后院篱笆原则”。电视新闻的内容和播送风格都像两位家庭主妇在后院的篱笆边聊天，这种自甘平庸的面容在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局限直至歪曲其所传导的世界的本相。

[7]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8]石常启·陈宏坤：《以民为本：民生新闻的精神内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第56页。

[9]《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D25版。

[1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见《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