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是社会弱者特殊群体。弱者特殊群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泛指所有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方面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实际上，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个以残疾人和退休者为主的生理性弱者群体，以及以失落者、失业者为主的社会性弱者群体。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弱者特殊群体的规模在1.4亿～1.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一个如此庞大的弱者特殊群体的存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
由于弱者特殊群体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的相对弱势，它是我们党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如今，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逐步深入实施，现已进入了2001—2010年的第二期工程，其目标是力争“经过十年的努力，把全民健身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起码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动员和接纳人们参与其中，使全民健身计划的全民性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保证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指标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大量弱者特殊群体的存在，以及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还存在健身意识薄弱等问题，要真正实现全民健身任重道远。因此，关爱社会弱者特殊群体，维护他们健身的正当权利，唤醒他们健身的内在需求，摆脱目前他们参与全民健身的现实困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已成为全民健身第二期工程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1.构建和谐社会中关注弱者特殊群体健身的必要性
第一，关注弱者特殊群体健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相互协调，功能处于最大优化状态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方方面面都要为其做出贡献。体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体育应该是一项和谐、美好的事业。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体育中还存在不和谐的因素，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人们头脑中还根深蒂固。过分强调竞技体育而忽略群众体育的发展，导致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严重失调，而群众体育中的弱者特殊群体健身问题又是群众体育发展中最落后的一环。尤其是占全国总人口11%～14%左右的社会弱者特殊群体的存在，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关注和支持社会弱者特殊群体的健身问题，提高他们的健身意识，加大对他们自身的投资，既是我国进一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重要体现，又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要求。
第二，关注弱者特殊群体健身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作为人的属性所应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国际上的人权概念最初关注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随着国际人权的发展，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体育权作为人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社会弱者特殊群体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正常人一样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权利。然而，目前对他们群体的关怀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还只停留在尽量满足其最低生活保障上，对于弱者特殊群体精神上的帮助还缺乏认识。尤其是他们的健身权利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的健身状况还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在社会范围内还存在对他们的偏见。加之受传统思想影响，体育在弱者特殊群体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体育是有钱人的游戏”的错误观念还根深蒂固，对自身应该享有的体育权还没有充分认识。
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公民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而大量弱者特殊群体连基本的健身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这必将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第三，关注弱者特殊群体健身是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弱者特殊群体由于长期经济上的贫困和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物质生活不足，处境艰难，身体状况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文化生活匮乏、生活单调、精神状况不好，其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而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稳定、协调的社会。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弱势群体通过体育健身可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提高生命活力、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调节生活情趣、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同时，通过体育健身有利于培养自尊、自信、自强的人格力量，有利于塑造不屈不挠、不断进取的心理品质，提高心理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关注弱者特殊群体健身状况，对他们的全面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全民健身事业中存在“体育失衡”现象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这一段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产生了差异，形成了发达地区、中等水平地区及不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即使在同一地区由于经济收入、职业类别等方面的区别，个体之间的差异也逐步突显，使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社会失衡现象。[10]而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体育失衡现象。我们对体育失衡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朝着平稳、健康、和谐方向发展而提供理论依据。
1.体育失衡现象的形成原因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非均衡现象较为突出。中国复杂的发展历史以及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各种非均衡的状态，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与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别巨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投资、财政、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的政策与体制倾斜，人为地加大了东西差距。区域间差距的加剧，进一步扩大了固有差距（人群、文化、城乡、资源等差距）。并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环境良好的东部地区将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加之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拉大的趋势还将持续相当一个时期。
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的级别来分析中国人口的分布，我国人口呈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其中不足20%的人口分布在中央、省、市、区（县）及乡镇的各种性质、大小不等的单位中，80%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广大农村（行政村）。另外，由于我国在社会管理上，长期以来对农村和城市实行以两大行政制度因素为核心的管理体制：一是户籍壁垒，城乡居民被严格分为非农业和农业两种户口；二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社保、金融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一方面，使大量农民被限制在农业产业上，农业人口比重过高；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收入过低，贫困人口多，又加大了城乡差距。
由于历史与自然资源的分布，中国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加大，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不同地区的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水平也呈现显著差异，西部地区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
综上所述，体育失衡可以理解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中，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个体之间在体育发展方面产生的不平衡现象。当然，体育失衡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
2.社会体育失衡的主要表现
体育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区域失衡、城乡失衡、阶层失衡。其中区域体育失衡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对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及体育消费状况也不同。
第一，区域失衡。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加快，一些发达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及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体育发展。
一方面，体育事业经费投入的失衡。通常，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和社会投向体育的资金就会越多，反之亦然。因此，一个地区的体育经费的投入，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实力[11]。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的政府对体育事业经费的投入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见表3.1。
表3.1 不同地区的体育事业经费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和《体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1997》整理。
从表3.1可知，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高，其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也名列前茅。而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其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也相对较少。人均GDP水平，经济发达地区是欠发达地区的4倍，而人均体育事业经费水平也相差4倍。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体育事业经费的失衡有着直接的影响。
其次，体育场地建设水平的失衡。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相类似，一个地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水平，同样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实力，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见表3.2。从表3.2可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均GDP水平高，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水平也名列前茅。而贵州，陕西、甘肃、四川等人均GDP水平低，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水平也相对滞后。两类地区人均GDP相差4倍，而两类地区人均场地投入水平相差8倍，人均场地投入资金总额相差10倍。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体育场地建设水平的失衡有着重大影响。
表3.2 不同地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和《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整理。
第三方面，体育消费水平的失衡。经济收入对于体育消费有着直接的影响，见表3.3、表3.4。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体育消费状况亦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基本进入了小康阶段，人们的健身意识、消费观念及体育价值观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表3.3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2005年）文化娱乐消费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
表3.4 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2005）文教娱乐消费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经济实力对比悬殊，必然导致体育的失衡。“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个顺序一般是不会错的。体育虽然有益于健康，与生存联系紧密，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体育事业的发展属于第三层次即发展的层次。“当人们还在生存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苦斗之时，民生问题是最要紧的，解决衣食住是头等大事，体育投入在公共投入的顺序靠后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
第二，城乡失衡。
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体制性地产生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体育在城市有优先发展的空间，而农村在资金、人才、管理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同时，由于农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12]从目前现实情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山区体育发展滞后，体育场地设施相当匮乏，人均体育场馆仅有0.03平方米，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只有26.90%，与城市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还有较大差距[13]，见表3.5、表3.6。
从表3.5、表3.6可见，近年来农民的收入虽然不断提高，但城乡差异呈扩大趋势，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人均收入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上升到2005年的5746元，其中2005年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为723元，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体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表3.5 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及文教娱乐消费情况（20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
表3.6 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及文教娱乐消费情况（20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
第三，阶层失衡。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前平均的收入分配结构已不复存在，已形成不同的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对在体育方面的投资比较重视，他们追求丰富的文化生活，追求健康、文明，讲究科学锻炼，乐于参与体育消费。[14]但一般劳动阶层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从而缺乏在体育方面的投资。这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员，“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等），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的人，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当初退休时工资非常低。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久病、重病而无钱医治的人及其家属，以及天灾人祸中的受难者，城市建设中一些被拆迁的居民等，这些人在经济上面临贫困的处境，生活质量低、生存能力弱。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实际上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自然无暇顾及生活质量，更何况体育方面的投资。
从我国的经济整体和体育现状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经济收入、体育资源、体育观念等方面差异显著，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民生活从贫困经温饱、小康逐步走向富裕，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体育失衡现象也将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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