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守派到批判社会史学派

两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创伤，无论对于那些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还是对于那些被迫卷入战争的普通民众，都不是即可复原的。战后初期，悲观主义笼罩着德国史坛。在1945年后，对德国的过去进行考察的症结在于纳粹时期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意味着什么。对于像默斯(George Mosse)这类流亡国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来说，纳粹政权看来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事先进行长期准备的结果。而对于像梅尼克和里特尔(Gerhard Ritter)这类曾被迫“内心出境”的历史学家则强调1933—1945年期间代表着德国历史的中断。这种持有跟自由派观点相左的“中断论”观点的历史学家，被称作战后的保守派。

梅尼克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之一。他对历史的思考浸透着历史特殊论。战后他著有《德国的浩劫》，试图在晚年反思纳粹政权和德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1933—1945年的纳粹政权，无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跟德国传统文化无关，纳粹的上台及其倒行逆施，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和德国文化传统的中断，德国灾难发生的根源，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在于启蒙理性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观点跟他早先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和《国家理性的观念》中得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权力与道德之间具有某种紧张关系，权力超越道德就有可能带来恶果。

就梅尼克几部主要著作的探究方式来看，他仍主要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德国的浩劫产生的根源，而几乎没有深入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作具体考察。他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无疑是20世纪德国史学界为历史主义振臂高呼的顶点。《德国的浩劫》所持的历史“中断论”观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独特性。

除了梅尼克之外，里特尔也是保守派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里特尔与梅尼克一样，由早年主张德国与西方的对立转变为主张德国与西方的和解。1943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的形势下，写作了《权力国家与乌托邦》，转到了反对希特勒派的立场上来，谋求同西方妥协。1947年，他将该书第五版改名为《权力的魔鬼:对当代政治观点中权力问题的历史和实质的思考》，试图进一步调和大陆国家原理与英国国家原理。保守派史学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基本特点，即所谓的国家主义或国家崇拜，强调外交优先于内政论和政治优先于经济论。在哲学上则得到新康德学派的有力论证。同梅尼克一样，里特尔在《欧洲与德国问题》、《国家艺术与军事职业》等书中，表达出纳粹政权不是普鲁士国家思想发展的结果，而是法国的革命激进革命民主的结果。他总体上认为，德国的浩劫产生的原因是同西欧的疏离和军国主义，但不包括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新军国主义的源头需要到实证主义和历史进化论那里寻找^[25]。

吕森(Jrn Rüsen)在《史学理论的更新:历史科学理论研究》(Für eine erneuerte Historik:Studien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eswissenschaft)中指出:历史主义思想能借着建立传统，替社会的一些现状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它有使事物产生合理化的能力，却没有直接批判现状的能力。历史主义使价值的恒久性受到质疑，但也可以作为反对强权压迫的理论根据。梅尼克和里特尔之所以因其所持的历史主义立场被称作保守派，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们所持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削弱了对1933—1945年纳粹政权的批判力度。他们对纳粹政权虽然同样持批评态度，但同时又把这段历史与德国的传统孤立起来或分离开来，过分强调其特殊性，在自由民主派的思想家看来，他们无疑在历史反思方面不够彻底。可以质问他们的是:既然梅尼克和里特尔更多把纳粹的上台归结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归结为启蒙理性和法国大革命，归结为历史进化论，那么为什么纳粹的暴行没有出现在法国、英国或美国?而德国却成了重灾区呢?由此可见，纯粹以历史的偶然来解释纳粹的历史具有片面性。

梅尼克和里特尔更多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为纳粹的兴起寻找根源，他们的历史“中断论”也受到不少的批判，特别是来自“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批判。

菲舍尔(Fritz Fischer)是汉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代表着更为激进的历史理念，他主张“同过去的全面决裂”。1961年，他出版了《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该书一面世就引发激烈争论，书评、论文和相关著作相继问世。“菲舍尔大辩论”标志着德国史学的转折点。

菲舍尔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太多新意。他与传统历史学家一样，从档案文献入手，在此过程中，他着力对1914年9月9日有关贝特曼—霍尔维格首次制定德国战争目标的备忘录进行研究。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曾有意忽略这份关键文献。

菲舍尔提出的几点主张引发了争议:第一，在保守派历史学家看来，德国无发动战争的罪责，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没有改变欧洲边界和称霸世界的计划。但菲舍尔认为，德国是毫无疑问有意识地利用了1914年7月萨拉热窝事件，挑起对俄法两国的冲突。德国当局对战争的爆发当负有全面的责任。第二，在保守派历史学家看来，德国政府及其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奉行的是温和的战争目标政策，与泛德意志主义极端派的政策截然不同。而菲舍尔则论证了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到极右派在内的德国公众舆论都一致主张在欧洲和海外实行吞并政策。第三，在保守派历史学家看来，纳粹与普鲁士传统并没有任何历史联系，而菲舍尔则推翻了纳粹是德国历史中断的观点，认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历史具有连续性，如德国在1914—1918年奉行的吞并政策有其历史渊源，它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突然出现的，而是体现在战争之前，深深植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中，同时又表明这种政策一直到1945年的德国历史中仍保持着它的有效性^[26]。

1969年，菲舍尔出版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幻想的战争》，论证了大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的阶级利益是威廉二世扩张政策和反动内政的主要原因，指出德国统治集团早就认为德国应当动用武力摆脱同盟者，开辟通向世界霸权的道路。在后来发表的《19、20世纪世界政治中的德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历史形象》中，菲舍尔贯彻和发展了同样的思想^[27]。

菲舍尔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引起世界性的反响，他的观点削弱了保守派史学的基本主张，同时也说明了像梅尼克和里特尔那种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找纳粹兴起的根源的历史主义论证模式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虽然菲舍尔在书中没有系统启用新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他无疑指示了应该到威廉二世时代去追溯纳粹政权的根源。另一方面，菲舍尔的著作对促进新自由派史学的兴起也功不可没。

随着德国社会的逐步稳定和改革进程的推进，德国大学进行了机制改革，原有历史协会作了人事调整，各种新的历史协会纷纷建立，这些都表明德国史学界自由民主的氛围在扩展，这对历史学家解释历史无疑也会发生影响。埃德曼(Karl Diedrich Erdmann)创办的德国历史教育协会刊物《科学和教育中的历史学》(1950年)和罗特菲尔德(Hans Rothfels)创办的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刊物《现代史季刊》(1953年)对于自由派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1957年起，席德尔(Theoder Schieder)开始掌管著名的《历史杂志》，自1958年起，罗特菲尔德当选德国历史协会主席。

罗特菲尔德是新自由派的创始人，他的《德国的反希特勒派》和《论现代史》奠立了新自由派的基本理念。而他的学生康策(Werner Conze)、席德尔、埃德曼等人则将罗特菲尔德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借助“工业社会”等概念来给历史分期，并用来分析德国的近现代历史。他们认为，联邦德国的成立，标志着纳粹制度的消亡和“多元开放工业社会”的建立，终于克服了国家和社会的矛盾^[28]。在方法论上，新自由派主张多元论、结构史和社会史，虽然极端的观点主张完全抛弃历史主义，但不少学者仍然主张结构史与历史主义的综合。新自由派给予经济结构问题持续的关注，他们强调对工人运动史中国家和工人阶级的调和，这些无疑更有利于他们给联邦德国的政策合法性作说明。

新自由派后来也出现了分化。其中大多数人主张需要重视传统的思想、精神和政治史过程，即所谓的转向“新历史主义”:在“事件史”和“结构史”的基础上复兴个别化方法和政治史。而另一派以韦勒(Hans-Urlich Wehler)和科卡(Jürgen Kocka)为代表，他们主张与德国传统历史主义的方法彻底决裂，形成了所谓的批判社会史学派。

其中，以希尔格鲁贝尔(Andreas Hillgruber)、希尔德布兰(Klause Hildebrand)、尼佩代(Nipperdey)和加尔(Lothar Gall)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表明，尽管在德国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史的学派开始兴盛，但传统的历史主义依然非常强大。作为同样从新自由派史学衍生出来的派别，批判社会史学派与新历史主义发生了争执。比如韦勒的著作就受到尼佩代的尖锐批评。而尼佩代所著的《德意志史》论述了自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德国历史，德国历史学界常把该书与韦勒的代表作《德意志社会史》相提并论。当然，社会史的兴起也迫使新历史主义学派进行自我修正。希尔格鲁贝尔与希尔德布兰就提出了“现代政治史”的主张，以区别于传统的典型的政治史，而更加注重借鉴结构史的模式。

批判社会史学派与新历史主义学派不同，他们主张对德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此外，他们更激进地主张彻底消除新自由派中残余的历史主义因子。一方面是历史主义的历史特殊论无法达到社会批判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源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比历史主义大得多的阐释空间，而且这样做也更能把握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剧烈变革的脉动。1975年创办的《历史与社会》杂志，标志着该学派的形成。

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核心人物是韦勒。其主要著作有《俾斯麦与帝国主义》(1969年)和《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1973年)等。以他为代表的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基本主张有:批判自己的自由派的老师忠心于德国史学的唯心论传统，只有在不威胁历史主义基本方法的前提下才接受社会科学的方法。而社会史学派把社会史看作是结合为一定形态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现象的历史，主要课题是研究和描述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构，它的基本方法论是从跨学科原则出发^[29]。批判社会史学派的特点是重视理论，给予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以空前的重视。韦勒强调，历史连续性和社会政治连续性是统一的，如果不深入研究1866—1871年到1945年的密切联系，拒绝统一和连续的德国史，就可能煽动民族主义，低估了纳粹的根源^[30]。

科卡是该学派的另一重要成员。他也是著名的“比勒菲尔德学派”的中坚力量。他的主要著作有《1847—1914年西门子公司的企业管理和职员:关于德国工业化中资本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关系问题》(1969年)、《战争中的阶级社会:1914—1918年的德国社会史》(1973年)等。科卡对近百年时间里西门子公司白领雇员同资方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进一步使官僚化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同档案研究结合起来。而在《战争中的阶级社会》中，科卡企图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脱离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辨方面)的冲突论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进程。科卡的这一著作超越了菲舍尔及其弟子的研究，也胜于探讨经济利益集团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上述两派都曾继续依赖按文本解释的传统方法去理解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主要人物的决定，而不是探讨变化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31]。

批判的社会史学派极力强调研究社会经济过程，研究权力结构关系，抛弃传统历史主义的方法，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就德国自身的特点而言，即使像批判的社会史学派那样的流派，它跟同时期其他国家的社会史所关注的主题和历史侧面还是有差别。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更多关注前工业时代的中世纪时期，而德国的社会史学派一直着重关注德国的工业时代。这与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密切相关。另外年鉴学派更关注社会的物质的和经济的结构层面，而德国的社会史学派更关注政治和权力的层面。这一定程度上是德国的政治史传统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