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判学派主要流派

传播学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是现代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之一，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学术观点上，都与经验学派有着较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那么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等，围绕着传播的意义而展开。相较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注重从批判的学术立场，通过广泛联系的社会现象，以思辨的研究方式对其进行考察，侧重控制分析。

批判学派发源于欧洲，这既与欧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统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欧洲大众传播业的公营体制，更加强调传播事业社会服务的职能的特征。20世纪60—80年代，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大辩论曾经是传播学研究瞩目的焦点。经过这场大辩论，双方在方法论上有所接近，但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一、批判学派崛起

德国有着悠久的媒体和传播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哲学家如马克思·霍克海默和经济学家费德里奇·波洛克建立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正发源于此。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给予他们的名称，而这里的学者更倾向于被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这个名称是由他们的领导人M.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获得的。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传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并直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揭示学结合在一起，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学派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9年重新迁回日内瓦， 1934年又迁到美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据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①对于实证主义(关于真实的、“实证的”事实可以从观察和试验中获得的信念)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在价值中立的骗人外衣的掩盖下认可现状”(昆顿，1974);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也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这场革命将消灭异化和统治”(昆顿，1974);③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识，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导致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立场。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美国是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的主要居留地，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他们分析大众传媒的经典环境。由于对现代工业组织和民族即国家体制的运作抱有强烈的憎恶心情，他们对媒介的考察无疑受到了妨碍。他们在颂扬高雅文化的同时却贬抑大众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甚至公开质疑高压文化是否能够或应该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因此，他们的批判也仅仅停留在单纯否定性的批判阶段，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新颖锐利，对学术界启发颇深，尤其是它对于现代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批判具有颠覆性。它不仅把大众文化等传播现象同形态意识、社会控制联系在一起，开创了批判研究传播现象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批判学派的传媒和文化取向。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现代的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在结构主义、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针对大众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形态意识的关系等问题，它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做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1]。虽然传播批判学派并不一定都师承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有不少反对他们的观点，但是在反对科学主义、关注传播中的权利和不平等现象的核心观点上，传播批判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二、批判学派发展

如前所述，基于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从早期阶段就已存在。这些研究，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成了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批判学派，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世界传播学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课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一)政治经济学派

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人。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若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则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以后，默多克等人撰写了大量论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与阶级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例如，默多克和格尔丁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71%的日报和74%的电视台、78%的电影、70%的书籍以及65%的唱片发行是由各行业中5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的”，这种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在不断加剧。[2]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则移向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具有二律背反的功能:一方面，它以“不偏不党”或社会纠纷“仲裁者”、普遍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提高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过消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保证其对政治权力的支配;与此同时，则通过阻碍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过程而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简单地说，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第三，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 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

第四，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3]。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学派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三)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霸权”(hegemony)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A.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概念加以使用。葛兰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4]。

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做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句话说，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一些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把它表现为“正常的”、“无可争议的”、“人性的”产物，而把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僻的”、“无意义的”或“不可想象的”东西[5]。他们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宗旨，就是揭露这种“虚假的合意”，唤起受众的觉醒，推动社会变革。

(四)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J.哈贝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其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公共性的结构转换》和1968年出版的《传播行为理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贝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他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

批判学派中还有其他一些流派，在此不再逐一介绍。总的来说，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

第二，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总是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推崇。例如，文化研究学者D.莫利进行的关于社会结构与电视释码的“文化地图”分析等研究，就是系统地采用了经验调查的方法，被学术界称为“批判的经验性研究”[6]。

[1] 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1.

[2]参见G.Murdock，Patterns of Ownership，Questions of Control，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1977.转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3]参见S.Hall，Encoding/Decoding，Culture，Mediaand Language，Hatchinson，1980，pp.128138.转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4] 参见A.Gramsci，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1.转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5]参见T.O'Sullivan，Key Concept in Communication，pp.102104.转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6]参见D.Morley，The Nation Wide Audience:Structure and Decoding，British Film Institute，1980.转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