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武士道也几乎成了东亚各国人民批判的对象而臭名昭著。但在日本国内，对武士道精神的追求并没有消失，就像虽然中国的儒家早已不存在，儒家文化虽经多次批判，却仍然滋生蔓延一样。日本人将武士道改装成民族文化，打扮成“国粹”，纳进传统文化继承和现代组织教育之中。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武士道这个词不再提起了，但武士道的内容，比如“忠”“勇”“信”，比如“奉献”“牺牲”“服从”，等等，仍然是全民族歌颂的品德。
二是不再提忠诚于天皇的口号，报效国家成为企业和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是员工忠诚于企业或集团仍然是天经地义的，服从仍然被许多正式组织和单位列为明文规定。
四是严于律己，追求极致，至今在日本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得到推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日本人不具有上述行为，则在日本被认为离经叛道，甚至很难自保。美国占领日本时竭力推行西方经济制度和西方文化，但不要说被改造的日本传统企业，就是新生的企业如丰田公司，尽管在公司架构上可能完全西化，但在公司运转上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日本传统模式。比如丰田公司的经营理念就是如此规定的：“①上下一致，至诚工作，产业报国。②致力于研究和创造，永远领先于时代潮流。③戒华美，追求质实刚健。④温情友爱，营造家庭般的和美氛围。⑤尊崇神佛，心怀报恩感谢之情而生活。”[9]一个新生的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以产业报国为终极追求，这样的企业纲领让美国占领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呢?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京瓷）的稻盛和夫曾经遇到过因为拖欠员工工资而遭到新招收大学生集体辞职的事件，当时公司墙壁上悬挂着的西乡隆盛的“敬天爱人”条幅给了他巨大启示。后来他在谈到确立“敬天爱人”为社训和公司经营理念时说：“‘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个经营理念的确立，既非圆技术者之梦，更非满足经营者的私心私欲，而是为员工，继而为社会、为世人——这就确立了公司的大义名分。”[10]
为什么稻盛和夫认为如果他这样做了，就能够让全体员工具有崇高感和大义感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崇高感和大义感就能够激励日本员工而不能激励其他国家的员工为企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奉献终生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营造家庭般”的基础，有了员工没有理由拒绝、反之就会被视为异类的崇高与大义，自然就有了“京瓷公司的全体员工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推进创造性的技术开发，继而多方面拓展事业”[11]。员工无法反对的正是人人皆知的一种精神，这种源于家庭而充满了大义的武士道精神和文化气息弥漫在环境中，明知对个人的诉求不利，却又无法摒弃，无法躲避，无法不用，就像空气。忠诚于国家，还是忠诚于天皇，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区别。他们首先需要一个忠诚的对象，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忠就是背叛的“家族”中，至于忠诚的对象是谁倒是次要的。
武士道作为一种“道”，在日本已经没有太大的公开市场，但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着作用，并且随着日本企业组织规则以及日本社会组织规则的衍化而变化。至少在没有改变武士道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之前，武士道文化大体在两个层面上正发生着变化。
在国家层面上，武士道文化正日益受到四个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公司股权多元化的冲击。历史上双系氏族的冲击，让勇士们由忠诚于母亲转向忠诚于家族集体。现代社会股权太过分散，让公司员工难以明确忠诚的家族对象，不得不向忠诚于企业转变。这是武士道的“忠”的思想在现代日本社会最大的变化。二是跨国公司的冲击。随着日本公司走向海外，多元文化和庞大的公司管理架构都对企业管理规则形成冲击，化解森严等级和界限壁垒需要员工更多的合作、各层面的协调，势必使得过去重视武士道个人的“勇”或高超技艺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武士道的精神将更多地侧重于转向团队拼搏，让团队合作成为个人奋斗的新衍化。三是现代技术的冲击。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必然带来个性张扬，以员工的“忠”“勇”“信”为基础的制度和规则受到强烈挑战。特别是日本年轻人，在现代网络开放的环境里成长，从小受到的泛家族文化教育远比长辈要少得多，对公司里严酷的等级制挑战也越来越多。尤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提供终身雇佣制，这种挑战也将越来越不可遏制。四是日本妇女的影响。日本历史上没有女性武士（个别例外）。作为公民，日本妇女受近代武士道的影响很大，二战期间的日本妇女也是为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牺牲的团体，让世界震惊。尽管如此，妇女身为母亲和妻子，过多的牺牲与奉献从表面上看符合家庭利益，其实不然。尤其是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不满家庭的禁锢，希望兼顾家庭的同时追求自身社会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的投票权也越来越影响到日本政局。这也是战后日本极右势力虽然猖狂却总是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基础层面上，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和社区组织中，武士道精神依然还大有市场，因为泛家族规则在基层也特别深厚。这些组织和企业却是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在这些企业和组织中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民族特性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养成的。
在这个层面，依据武士道文化的强弱程度，可以将企业和组织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武士道文化强烈的企业和组织，其特点是企业短期效益突出，而长期发展艰难，常常陷入孤注一掷的博弈，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这样的企业寻求的必然是超速发展，但超速发展是毁灭，不超速发展也是毁灭。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直到今天还经常可以看到这类流星式的企业，不胜枚举。
第二类企业和组织是依附于大企业或上级组织的，长期依托大企业稳定的订单或者上级组织的任务而存在。日本大企业上下游都有很长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上中小企业如葡萄串似的对大企业有着很强的依附性。这些中小企业本身无所谓自身文化，大企业经年累月向它们灌输着泛家族规则和文化，武士道文化不想听不想学恐怕也难。下级社会组织更是如此。
第三类是武士道文化比较弱化的独立企业和组织，其特点是发展比较稳健，能够吸纳其他文化精髓，也最能代表日本特色。这类企业和组织近年来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在企业内部对泛家族规则的抵制也越来越强烈，在文化艺术领域对武士道灭绝人性的规范也越来越反感。同时，这类企业更接近日本家庭和社区，现代日本家庭少子化趋势和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的趋势，以及社区和平主义的倾向，都影响和制约着这类企业和组织的泛家族规则的复制和衍生。反过来，这类企业和组织的存在，也影响着社区和平主义的发展。
总之，武士道文化在日本还有着根深蒂固的非制度性社会基础，还可能以别的面目出现，其自身受到的挑战和制约虽然越来越大，但在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精神支柱的同时，也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深刻影响日本国民生产和生活的文化因素。全盘否定或全盘继承都是要不得的，这一点只能寄希望于日本人民有区别地吸收和顺应潮流地扬弃了。[12]
【注释】
[1]松村明.大辞林[M].东京：三省堂，1988：2111.
[2]新村出.广辞苑[M].5版.东京：岩波书店，1999：2328.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918.
[4]《军人勅谕谨解》（军人会馆图书部1941年版）原文：“我国の军队は世々天皇の统率”，“朕は汝等军人の大元帅なるそされは朕は汝等を股肱と頼み汝等は朕を头首と仰きて”。
[5]《教育勅谕》原文：“一旦缓急アレハ义勇公ニ奉シ、以テ天壌无穷ノ皇运ヲ扶翼スヘシ。”
[6]石岩.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N].南方周末特刊，2005-09-01.
[7]《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报道，第一版。该报刊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大西门外创办，至1944年9月14日终刊。
[8]读卖新闻特别取材班.丰田传[M].李颖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1、114、197.
[9]读卖新闻特别取材班.丰田传[M].李颖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28.
[10]稻盛和夫.活法（三）[M].蔡越先，曹岫云，译.北京：东方出版，2009：66.
[11]稻盛和夫.活法（三）[M].蔡越先，曹岫云，译.北京：东方出版，2009：67.
[12]奚欣华.武士道的历史区分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分析[J].学术界，201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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