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结构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区分了“革命的代数学”和革命的“算术”，这类似于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的确，他有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代数学”，而且他相信自己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战略，是依赖于马克思在（相似的）情形下为1848年德国革命制定的战略的（参见以上第七章）。他一直认为，同算术相比，代数学是抽象的，因此坚持同一革命视角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才可能长时间地认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政党，即使当他们因为战术的不同而决裂的时候也是如此。

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代数学”比较复杂。与国际社会主义者一样，他的最终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会表现为一系列的民族的或地区的革命的形式，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历史情况要求进行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历史前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特征决定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因对资本主义不利的专制环境而加剧。为了取得资本主义最快速的发展，专制主义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必须被推翻。

尽管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样的一场革命将会开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但他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将确保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的人数将会增加，素质将会提高。为了文化的发展，剥削将得到控制，民主自由将有助于组织的成熟。因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符合自己的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

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的副手并不是令人向往的事情。尽管在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有其客观利益，但是，它也会把革命限制在满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的范围内。欧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革命动员城市大众反对旧制度时，工人的直接收益是很小的，革命以一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方式受到了制约。尤其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中，他坚决主张，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不能再重复这种情况。所以，无产阶级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推动资产阶级继续前进，否则的话，革命将会朝着其它方向发展。他设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成反对专制的同盟，但在这个同盟中，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打击来自于两个阶级“各自”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且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同盟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由此承担了“民族阶级”的角色。

尽管普列汉诺夫确信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直接的目标是不可行的，但他也相信他所追求的那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日益增加的政治保守性充满了鄙视。正如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表明的那样，这些判断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存在的缺陷，不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盲目乐观，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对资产阶级的理解仅限于政治行为层面造成的。普列汉诺夫的战略的关键之处在于，尽管资产阶级充满怯懦和犹豫，但是，它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利益冲突。但是，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他的经济分析中，他集中关注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他并没有对工业发展动力学进行过类似的分析，但他却赋予城市资产阶级革命的角色。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的一般理论范畴和欧洲资产阶级的行为，审视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他没有从俄国工业化面临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创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资产阶级政治学。

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很明显的就会是，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会使人怀疑它没有能力完成赋予它的那部分任务。经济中城市工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主要由国家的军事需求和补贴提供帮助，由因沙皇政府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而变得可能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注入推动产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此外，不太清楚的是，在工业与专制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无法以进化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来解决的冲突。当然，工业资本会偏好更少独裁色彩的政体，扩大与政府的联系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进行。但是，在俄国，在1789和1848年引起资产阶级不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对专制的不满与一个年幼的家庭成员类似，渴望发挥更大的影响，但是，又囿于他一直以来成长于其中的环境。这正是列宁根据1905年革命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资产阶级赞同“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重建旧制度，而无需推翻沙皇专制（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他更加乐观地认为这样的进化道路将会失败（参见以下第十二章）。与托洛茨基相比，列宁对这种道路的前景的思考更为认真。

普列汉诺夫没有对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作出经济分析，因他分析农业资本主义时的一个重大疏忽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有所涉及。普列汉诺夫没有认识到，在制约自由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上，在确保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受制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上，符合农村业主利益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非农民农业受到了政府财政政策特殊的照顾。因此，甚至是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地主，也仍然保持着对专制政府的依赖。正如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复制18世纪末法国中产阶级的行动一样，俄国的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踏上17世纪中叶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选择的道路。在俄国，缺乏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经济基础，然而，普列汉诺夫的战略适合于他们政治上模仿的信念。

从而，列宁认为的俄国现代化的“普鲁士式”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在俄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之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矛盾在于，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列汉诺夫证明了。他说明了从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晚期自上而下地进行的重建是如何展开的。列宁看到但普列汉诺夫没有觉察到的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预示了新的历史篇章。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深深地困扰着列宁，这使他断定彻底的民主革命将要求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反对资产阶级同盟（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此外，这样一种同盟不一定必然成功，另外的演化的方案正在形成，它可以“普鲁士式”的方式完成俄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这必然会在党的组织层面巩固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的立场确实可以在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意识的分析中找到其理论基础。

列宁的战略填补了普列汉诺夫经济学中的另一项空白，尽管直到1917年，当促成他的革命战略发生另一个根本性变化、并使他的立场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时，列宁才意识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为资产阶级革命制定了两大目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普列汉诺夫意识到，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因为资产阶级将会把革命局限于第一个目标；而工人阶级将着眼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然而，至少是在1905年之前，普列汉诺夫不相信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第二位的；革命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利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发挥其未来的作用的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缩短工作日、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管制等），并不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维持相适合。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认真思考的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相适合的改革，将可能需要借助于政治上的改革来实现，也没有考虑政治方面的措施具有的经济方面的含义。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设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理所当然地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得，不只是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抵制无产阶级（并且普列汉诺夫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有兴趣这样做），将会出现发生第二次内战——在第一次内战中——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将被迫行动起来，既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专制统治。无产阶级的成功将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含义，因为物质生活将必然根据非资产阶级的原则来重新组织。因此，寻求实现普列汉诺夫“两阶段”革命方案中第一阶段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被迫超越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普列汉诺夫对有关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让自己受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的说明是不中肯的。像批评家通常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工人阶级将必然要求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在于普列汉诺夫理解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措施引起了政治上的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又带来了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在“不断革命论”中，资产阶级革命将嵌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结果就是“革命的代数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