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专制王朝的形成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政治统一并最早确立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时间，成文史与考古材料提供的信息却不一致。根据晚后埃及史家马奈托的年表，美尼斯是统一埃及的国王。他原是上埃及一个以孟菲斯城为中心的诺姆的国王，可能先局部统一了整个埃及南部，然后在公元前3150年左右攻占下埃及，完成了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以提尼为首都，史称第一王朝或提尼王朝。

但马奈托的记载属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三千多年之后的追忆，无法验证真伪。考古史料中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美尼斯的痕迹。现代埃及学家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把在希拉康坡里发现的有关国王纳尔迈的文物看作是美尼斯的替代者。

有关史料“纳尔迈调色板”证明纳尔迈曾征服三角洲地区。“纳尔迈权标头”显示他俘虏了12万下埃及人、40万头大牲畜和120万头小牲畜，并娶下埃及的一位公主为妻。图刻正面的纳尔迈头戴标志上埃及的白冠，背面的纳尔迈头戴象征下埃及的红冠，显然是上下埃及之王。

自第一王朝开始，古埃及开始按当政的国王纪年。每一王朝包括若干国王的统治期，这些国王有可能没有任何亲缘联系，来自不同地区与城市，以不同方式获取王位，这点与出于同宗同族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分类法有所不同。整个古埃及共有30个王朝。其中第一王朝共有8位国王，统治250多年；第二王朝约10位国王，统治二三百年。两个王朝被后来的埃及史家划归一个大阶段，即早王朝（约公元前3150—前2686年）。

整个早王朝时期，埃及的统一还不巩固，南北似分作两个行政大区，如税收分别收存在南北两地的仓库中，称白仓与红仓。在第二王朝的国王哈谢海姆的雕像基座铭文上刻有杀死下埃及敌人4万多的字样，说明内战的残酷性。

早王朝在统一不久即进行对外扩张，把南部疆界扩至第一瀑布，奠定了埃及南疆的基础。该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则进一步扩疆至第二瀑布。

在早王朝时期，埃及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和王权世袭、王权至上的政治理念，出现为国王权威服务的政府机关。

早王朝时期国王的高度权威体现在庞大的墓葬规模上。古埃及人是最重视葬俗的古代民族。他们认为人生短促，来世永恒，人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终止，而是来世生活的开端。人在来世将死而复生，复生的前提是保存完整的尸体，这样灵魂才能重新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为了来世复活，古埃及人发明了木乃伊制作术，并在生前便尽力准备好来世的住所——坟墓。

早王朝的国王与贵族的大墓称马斯塔巴，在地表呈现长方形立方体状，地下有墓道和数量不等的墓室。国王的马斯塔巴往往占地数百平方米。这种大型马斯塔巴是接踵而来的大金字塔的雏形，虽高度不及金字塔，但地下墓室的规模却毫不逊色于金字塔，殉葬品数量、质量为其他陵墓不可比拟，更有大量人殉，有的多达二三百人。这是王权高度权威、可以调动与操控巨大资源与人力的证明。

早王朝之后，埃及文明史进入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包含第三王朝至第六王朝，此间遗下的史料可供重建较为清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这一制度下，君主个人拥有支配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无限权力，在埃及专制君主被称作“法老”^[5]。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自称“拉神之子”。拉神是古埃及的主神太阳神，拉神之子意味君权神授。在古王国以来的铭文中，凡国王的名字都被框在一个椭圆形中，椭圆的右侧有一道象征土地的竖线，意谕法老是神佑护下的大地之主。

君主需要宗教工具来维护统治，所以历朝君主都会扶持和利用神庙与僧侣集团，使僧侣成为古埃及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政权方面，国王总揽朝政，自称“上下埃及之王”，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朝仪：臣下觐见国王要下跪，吻国王脚前的尘土。吻国王的脚被视为莫大荣耀，第五王朝的贵族普塔赫舍普舍斯是驸马，因国王让他吻脚而受宠若惊，把这一殊荣刻写在自己的墓志铭上。

古王国时期国王处理日常政务虽有一套班子，但无成熟、系统的中央政府官制，常常因现实需要而随时创设新官职。通常政府由宰相（维西尔）代行国王权力，管理行政、司法、财政、工程、档案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但宰相无行政最高决定权，且往往由相对可靠的太子担任，直接对国王负责。

中央政府之下的行政区划是州或斯帕特，显然由过去的斯帕特或诺姆转化而来。州长由国王直接任免，具有地方行政、司法、赋税征收、征兵等职能。

古王国时期已有常备军队，驻扎在首都、地方城镇和边境。国王是军队最高统帅，战争期间常常御驾亲征。各级军职由国王任免，宰相无任何军权。地方行政官也有一定的军权，可率领临时征召的民军。

古埃及君主专制制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必然性。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长期普遍实行这一政体，至今没有绝迹，可谓文明社会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人类社会自我管理形式。

君主专制的产生与地域大国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最初的国家自氏族部落脱胎而来，原始民主制残余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新生的君主经济力量不足，调动全国资源的能力有限，因此在国家大事上难以独断专行，不得不征询贵族意见。然而，当小国间的并吞战争导致幅员辽阔的地域大国出现时，君主个人权力也随着战争所必需的集权和个人才能而得到强化。为了有效统治，君主需要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并任命大批官员。但古代世界具有难以克服的技术局限，就是信息传递与交通往来非常落后，无法有效监管地方政权，远离中央的地方官员极易产生分立倾向，最终引起统一国家的解体。因此君主必须把官员的任命权、军队的指挥权、资源的控制与使用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为了加强这种集中，国王又必须控制宗教，调动思想文化的力量，制造个人迷信与忠君的意识形态，从而创设出一套专制集权的体制。

君主专制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分散隔离的地区被政治纽带连接起来，促进经济文化的往来交流、民族融合，增强抵御外敌的能力，并有能力动员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进行大型工程建设，甚至出现古代工程的奇迹。当杰出的君主产生时，这一制度可以高度发挥效率并比较公平地分配资源，从而创造出短暂的盛世。

但君主专制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不受监督的权力使人腐败，这种权力越大，越使人腐败，其表现为君主个人专断，滥用职权，贪腐无度等弊病。而固有的世袭制并不能保证前代明君贤君的才智美德遗传给后代君主，这就导致专制制度难以自我调节与改良，历代王朝都逃不脱若干世而亡的周期率。

这样一来，君主专制便陷入了历史悖论：高度集权是为了大国的统一与稳定，却引起昏君暴君的出现，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与周而复始的王纲解体、天下大乱。这种悖论反映了人类能力的局限，难以设计出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国家与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业领域形成的经济关系决定了社会各方面关系。

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土地占有与使用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大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两种土地所有制的来源并不相同。大土地所有制来自氏族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初起时贵族与平民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状况，贵族通过剥夺共有地和村社农民的份地得以形成，小土地所有制最初来自原始社会末期土地私有化过程中的平均分配制度。

在古王国时期，大土地所有制表现为：（1）直属法老的大地产，遍布上下埃及，以王室农庄方式组织生产与经营，产品不进入流通领域，供王室消费。（2） 神庙所有的大地产，称“神的土地”，多由国王赐予，组成许多以神庙为中心的神庙庄园。由于这种地产的存在，僧侣贵族构成古埃及社会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3）官僚贵族占有的大地产。部分来源于国王赐予的禄田，这类土地的所有权长时间归属国王，占有者不能买卖与转让。另有官僚贵族的私田，通过继承、购买获得。三类大地产都使用奴隶和依附民的劳动。

古王国时期的中小土地所有制表现为小生产者的小农经济。小农须承担纳税与服劳役、兵役的义务，如被征集修筑堤坝、疏通河道、建造王陵宫殿等工程项目。

此外，古王国时期的埃及还存在规模不等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部门，包括金属冶炼、金属器制作、制陶、造船、家具制造、采矿、建筑、纺织等，但商业还很原始，没有铸币，商品交换或以物易物，或使用某种等价物如亚麻支付。

在这种经济关系基础上，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态：

塔尖是以国王为首的豪门贵族阶层，包括官僚贵族与僧侣贵族，构成统治阶级上层。

其下有中小贵族阶层，他们与豪门贵族合称古埃及社会的贵族阶级。

再下是平民阶级，包括成分复杂的中等自由民阶层，如建筑师、医生、小官吏、下层祭司、农庄管理员、书吏等，他们实际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在宫廷、政府部门、农庄和神庙中供职。其中书吏阶层比较特殊，因为古埃及的高官显贵除了出自王室，就是来自书吏。^[6] 之下是广大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古埃及语称“涅杰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是国家的统治与剥削对象之一。

社会最底层是奴隶阶级，他们在古王国时期数量不详，但不如小生产者多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集中在宫廷、贵族与神庙、农庄及贵族家庭当中，也被用于采矿场、建筑业。

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在整个农耕时代都没有多少改变，有所变化的只是某个阶级和阶层内部的调整，低层次的人上升到高层次，反之亦然。

古王国时期在历史上又被称作“金字塔时代”，因为目前矗立在尼罗河西岸的大金字塔群都是在约公元前2700—前2200年间修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王朝时期建造的乔赛尔金字塔和第四王朝期间建造的吉萨金字塔群，尤以后者为代表，它们是法老至高权威的体现。

吉萨大金字塔群及古代墓葬区坐落于当代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西南16公里处，是目前世界上近乎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大型建筑，历经4500多年风雨沧桑，仍旧巍然屹立在茫茫沙漠的边缘，见证人间世象的变迁，显示古埃及文明的伟大与不朽。

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形状为底方、上尖的角锥体，似中文的“金”字，中国学者因此将它形象地译成“金字塔”。

金字塔的建造与马斯塔巴的建造原因相同，都是为来世的重生所做的安排。目前在埃及全境遗留下来的金字塔有90余座，多数只剩下依稀可辨的痕迹。吉萨金字塔群靠近东岸的古都孟斐斯。它的建设有一个过程。最初的王陵只有地下墓室，没有地上建筑。后来出现长方形的平顶墓“马斯塔巴”。在平顶墓基础上，建筑师又设计出高大的层级金字塔，既表示王权的至高无上，又可体现法老与天上神灵的密切联系。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法老斯尼弗鲁建起第一座角锥体金字塔，确立了金字塔的基本形制。继他之后几百年时间，各朝法老争相为自己修筑来世生活的“宫殿”，尤以胡夫、哈夫拉、孟考拉祖孙三代法老的金字塔最为壮观，组成吉萨的金字塔群。

在三大金字塔中，胡夫金字塔规模最大，哈夫拉金字塔次之，孟考拉金字塔最小。每座金字塔周围还有一些附属建筑，主要是王室成员、臣下的陵墓和举行祭典的庙宇，标示死者生前死后均附属于法老。

胡夫金字塔原高146.5米，因岁月剥蚀，现已减至137.20米。它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原底边长230.38米，底面四角构成完美的直角。塔身倾斜度为51°51′，四个斜面正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整个塔身用230万块平均重2.5吨的石块铺设，共250层，最重的一块达50吨左右。每一石块经过加工磨平，石块之间不施灰浆，靠石块本身的重量紧压在一起。塔的四个表面原覆盖白石灰石板，现已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斜面。这样的建筑要求很高的数学计算和规划施工能力。

胡夫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也体现出设计与建造的精妙高超。塔内有三间墓室，一间在地下30米，两间在地上。法老的墓室在最上层。三间墓室有长长的墓道相连，入口开在距地面18米处。这种复杂的空间结构要承受几百万吨的压力，却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安然无恙，可谓建筑史上的奇迹。

哈夫拉金字塔的高度仅次于胡夫金字塔，形制与胡夫金字塔基本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塔边屹立着一座威风凛凛的狮身人面像，用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雕刻而成。孟考拉金字塔是三座大金字塔中最小的一座，建造得较为粗糙，内部只有一个不大的墓室，塔旁的附属建筑用砖草草建成。此后，金字塔的规模日渐缩小，表明金字塔的建造走向衰落。

古代没有机械设备，像金字塔这样设计精密、规模宏大的建筑是由谁建造、怎样建造的？古埃及人用什么方法把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吨的巨石搬运到塔顶？千百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解释。20世纪后半叶埃及考古工作者在吉萨地区发现金字塔的建筑工人墓葬，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在墓葬中，出土了众多计量、加工石器的工具。在墓地附近，还发现工匠居住区和集体宿舍等生活设施遗迹，包括面包房和啤酒作坊。当地行政官员的住宅遗迹也被发现。对遗迹的测算表明，有大约2万名工人参与了金字塔工程。考古发掘还证明，金字塔的建筑石料均产自埃及。塔内部所用石料采自附近的砂岩，外框所用石灰石由尼罗河东岸运来，甬道和墓室所用花岗岩来自960公里外的阿斯旺地区，长途运送石材的工具是平底驳船。

金字塔的建造利用了坡道技术。坡道建在塔的一侧，其余三个侧面分别堆起具有脚手架功能的墙，以便挪动石块。工匠们先用船和木橇把石材运到工地附近加工，然后顺着坡道拉上正在建造中的金字塔。随着塔的升高，坡道逐渐延长，“脚手架”也越垒越高。当金字塔全部建成后，将坡道和高墙拆掉。

金字塔是古王国初期强大的中央集权、雄厚的经济基础、丰富的文化积淀的产物，也是君主专制穷奢极欲的体现，又是埃及人民伟大创造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