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

2．中国专制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

中国专制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与西欧的重商主义完全不同。其所以如此不同，是由于两种王朝的经济基础不同。在中国，前面已说过，由自然条件决定的治水和灌溉的必要，使大量农村公社遗留下来，对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已从某一方面说明重农———治水和灌溉———是很自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自始至终都能重农。下面将说明，王朝初建，是设法讲究水利，减轻税负，让农民休养生息，也就是重农的。但是，由于商业资本运动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它总是刺激地主和官僚的欲望，其结果是必然走向反面，即农业和农民受到地主、商人、官僚和高利贷者的侵蚀和欺压，到了某一点，就要抑商了。但是，规律是无法改变的。由商业资本引起的侵蚀作用，在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就只能引起农民造反。这种造反，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只是由于农民实在无法活下去，也就是由于官逼民反，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新王朝伊始，又重复一次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规律，是由王亚南首先予以揭示的。^[2]现简介如下：

王亚南指出，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制，是商业资本活动的温床；因为在消极的意义上，商业资本是需要社会落后的，但大落后或还逗留在前封建状态，它没有展开的可能；而在积极意义上，它又是需要社会前进的，但太前进或跨上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又没有占据支配地位的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是要服从于产业的。唯其封建体制对于商业资本特别有生死攸关的联系，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商业资本就像是一直在为了使中国经济滞留在封建阶段而活动，不止一次地以身殉王朝，与王朝同归于尽，而不想产业资本取代它而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是中国产业不发达，中国很久不曾走上资本主义旅程的一个重大原因。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兴起，差不多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大遭破坏的动乱之余，自秦以后的几个重要的王朝，如汉、晋、唐、宋、元、明、清都是这样。如果将生产力的破坏，看作是一个王朝灭亡的基本原因，那么，新的王朝组基之始，便必然会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促使生产力恢复。一切封建王朝的所谓明君贤臣，都是以便农利农作为它的要政，讲究生产技术，薄税敛，设置劝农力田官吏等，差不多千篇一律地被各王朝开国之君臣相率实行起来。

在封建贵族、领主、官吏是靠农业生产物维持的限度内，重视农业生产是必然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对于商业，在理论上，他们是要敌视的，并且在实际上，他们确也不断采行了敌视的和钳制的步骤，因为商业活动，是不免要分享一部分农业剩余生产物的。商业活动越扩大，所分享的农业剩余生产物就越多。所以封建社会的整个经济政策，总是把重农抑商作为它的骨干。

但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却从反面告诉人们：就是农所以特别要“重”，无非是因为前此把它看得太轻了；商所以特别要“抑”，也无非是因为前此让它太放纵了。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厚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是对这种事实的写照。原因何在呢？

王亚南指出：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和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换媒介的确定和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每个新王朝的统一局面，和由它在这条件下必然要做到的休养生息，以及改善民生的庶政，其主旨虽在增加农业剩余生产物，但结果却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商业通有于无的职能，在一定场合和一定界限之下，无疑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物的增殖与发展，但商业发展到一定限度，却把原来可以助成农业的作用，转化为破坏农业了，至少是越来越厉害的破坏作用，早把它原有的助成作用掩盖了。

封建社会的工业生产，只是当作农业的副业，全部商业的交换对象，差不多都是农产品，而且只是那些以地租赋税的名义，由农民提供给官吏的农产品，即这部分农产品是因政治原因而商品化的。这在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国家表现得最清楚。这样，商业越向前发展，通有于无的范围和作用越大，被交换和消费的对象越繁多，封建上层社会的消费欲望就越受到刺激，就越来越多突破肠和胃的限制，这样，农民以地租赋税的名义提供的农业生产物就越多，甚至侵蚀到必要生产物。租税不论是侵蚀到农民的生活费用，还是侵蚀到生产费用，结果都是农业再生产规模的缩小，一旦再生产不能维持，租税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在这场合，封建上层为维持不生产的消费性浪费，就只有两条途径可循：其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从而进一步破坏其寄生的经济基础；其二是用借债等方式，多方张罗其浪费所需的资金。无论是哪一条途径，结果都是土地向着商人豪民手上集中，农民则相率离开生产过程。

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无疑是得到由它转化而来的高利贷资本的协助，但资金由商业和高利贷业转到地产上去，那并不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而是它的进一步的扩大，因为投在土地上和投在高利贷业上的收入，还可以轮番地变为商业活动的本钱。这就是我们曾经论述过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这一三位一体公式的作用。

那么，这三者为什么不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所有者有一种远见，认识到将资金投到产业上，产业发展起来了，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将受到威胁，而是由于当前的厚利即由高利贷利息率调节的地租和商业利润，比起如果将资本用来办产业得到的利润要高些。中国在封建地主经济阶段，就这样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打转转，长期长不出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商业资本的活动，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大到财政领域，甚至影响政策；它的化身即商人，不仅因其富厚，交通王侯，而且还能借其通神的财力，借其具有实际经营的经验，相率利用各王朝财政空乏的机缘，直接担任起理财的政务，这就是“吏道益杂不远，而多用贾人”了。在这种场合，封建社会传统的抑商政策，便只好暂时搁置起来，而采用一种为商贾豪民所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了。其实，在实物地租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内，在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必然附有财富的积累与豪商发达的条件下，商人由抑商政策所受到的损失，最后必然要取偿于农民，农民在多方诛求之下，只好把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仅有的土地，以更恶劣的条件，贡献于豪商地主。

封建主义到了需要迁就豪商地主，需要对商业资本妥协，并需要由豪商参加政权，决定国家政策，到了这样的阶段，就必然会把对农业的有力措施，如治水，如改良农业设备等，放在一边，同时由于浪费和不生产支出的增大，以及租税收入因农民大批离村及豪商官吏们多方逃税贪污而减少，就必然对留在农村挣扎的农民，进行更残酷的剥削。到了这一阶段，天灾人祸及各种形态的瘟疫，必然更厉害地压榨饥饿的农民，使他们不能不到处流亡，不能不由于流亡而失去一切封建意识所加于他们的安分守己的精神枷锁，而选择铤而走险的道路。于是到处发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根本破坏，实物地租及货币关系的基础，均联带丧失无遗，不仅是贵族领主，封建地主，就连豪商猾吏也成为体现在王朝上的集权封建体制的殉葬品。

王亚南总结说：一个社会的本质不曾改变过来，那些支配这一社会，使其取得历史存在的一切规律，便不顾人们的意愿，而铁一般地贯彻其作用。商业资本的运动规律，是封建经济运动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中国历代商业资本兴衰存亡的演变关键，只有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才得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