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制度

(三)中国专制制度

1.中国专制制度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成三种类型：由一人主政的君主政体，由少数人主政的贵族政体，由多数人主政的民主政体。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相联系，中国古代的政权形式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武力做后盾，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对人身实行严密控制等。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与炎帝战于阪泉，三战而后得其志。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西周规定，诸侯如果不定期朝贡，将受到严厉惩罚：“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滕文公下》)

在中国专制制度下，由于有武力做后盾，君主历来可以为所欲为，滥杀无辜，荼毒生灵，“朕即国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被完全漠视，“治民”不过就是“制民”而已。

夏商周三代的政体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宗法贵族君主制，而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政体是封建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就是集权政治。皇帝集权的法律形式是“口含天宪”，言出法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法律不过是帝王手中随意捏揉的面团。人治压倒法治甚至取代法治，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共同特征。而中国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从历史发展来看，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

秦始皇当政时，“天下大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大权独揽的格局一直保持到封建社会末期。清代康熙皇帝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历经近两千年，而两句话如出一辙：皇帝成为封建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家长”。

当然，皇帝实行专制统治，不能仅靠个人，还需百官辅佐。而这种由皇帝和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决策的格局，因君主专制的本性所决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真正的决策系统。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总是在想方设法独揽大权，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朝议制度和谏议制度等，但不可能形成对皇帝的否决权，它们实际上只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已。

在专制统治下，人身受到严密控制。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大惑不解：皇帝坐在宫廷里，便能有效地控制每一个百姓。原因正在于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严密控制百姓的网络，对人身实行严密控制。

首先，中国实行的户籍制度、里甲制度以及对土地的控制，往往把人们牢牢地附着于土地之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的国家。早在周朝就设有大司徒，专门掌管“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司徒》)。而秦代则制定有成年男子登记法，男子成年后必须到官府登记，以使官府照册安排徭役，如果隐瞒不报或者弄虚作假，就要受到严厉处罚，而且株连同伍之人。中国很早就有一种“什伍”的组织，把百姓编入什伍之中，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后来商鞅变法与此一脉相承，制定连坐法，百姓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用户籍把大家组织起来，要求相互监督，相互告发，规定同罪连坐，告发者有赏，一家藏奸，与投敌者一样处罚，而其余九家若知情不报，一起法办。旅客住宿需有官府凭证，旅店若收无证之人，与“奸人”同罪。这些严密的法令制度，使人们丧失了流动的可能性，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郡县、乡里、什伍征赋税、徭役、兵役，帝王的诏令也很容易传达到每个家庭。

其次，统治者还采用控制生计的办法，把农民牢牢地附着在土地上。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土地的管理，“民以食为天”，管住了土地，也就管住了人民。“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汉书·食货志》)商周时期的井田制，秦始皇的“令黔首自实田”，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法等等，无不包含着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目的。久而久之，中华民族自然养成了安土重迁的性格，正如屈原诗中所唱：“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

2.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宗法制度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文化，专制制度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文化。

宗法与专制制度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表现为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向往“内圣外王”的境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这种传统，在先秦便已形成，以后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改造和发扬，虽在外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其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在“内圣外王”的矛盾中找到了理论框架，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制度作为其基础，从而组合成一个严密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可能打破，中国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