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极端尖锐而又无法解决的产物，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分化出来的最反动、最具侵略性的势力，它妄图通过对内建立专制独裁，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来挽救资本主义统治。它的出现是对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是对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利的巨大威胁，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是世界人民与法西斯势力的决战，是世界各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关系到世界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世界人民的命运是光明还是黑暗。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荡澎湃，形成了1918—1923年的革命高潮。芬兰、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不准干涉俄国”运动。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夺取工厂的运动，农民展开了夺取土地的运动。在亚洲，中国于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朝鲜人民于1919年举行了“三·一”反日大起义。印度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涨，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

1.德国十一月革命

德国人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近200万人葬身战场，连同被俘和受伤的大约共达700万人。国内经济凋敝，饿殍载道。1918年秋，德国败局已定。10月底，德国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出海同英国人决战。这种冒险行径引起人们极大愤慨。11月3日，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几天之内，革命浪潮席卷全德。汉堡、不来梅、卢卑克、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成了真正的政权机构，它们赶走了反动官吏，解除了反革命军队的武装，对一些企业实行了生产监督。德国垄断资本的政权动摇了。

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在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举行起义，粉碎了反动近卫军的反抗，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右派社会民主党首领艾伯特（1871—1925年）、谢德曼（1865—1939年）等人攫取了政权。艾伯特政府保留了全部旧国家机构，留任了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官员和将军。艾伯特政府甚至还纵容反动军官，搜罗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游民和堕落分子，组织了反革命武装，以对付革命的工人和士兵。

艾伯特政府为了消灭革命力量，还蓄意挑起工人采取反政府行动。他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埃赫戈伦的警察总监职务。1919年1月5日，愤怒的柏林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6日柏林爆发总罢工，走上街头的工人达50万。11日，调兵遣将完毕的政府开始进行疯狂镇压。政府宣布共产党员不受法律保护，许多革命工人被就地枪杀。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0—1919年）和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被捕后遭到杀害。

柏林无产阶级的“一月战斗”引起德国许多地区的广泛响应。4月13日，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以欧根·莱威奈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击败了反革命势力，宣告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人监督企业的制度，将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存粮分配给工人，成立肃反委员会，建立了赤卫队和红军。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5月1日，慕尼黑被反革命军队攻占。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了。

2.奥匈帝国的瓦解

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加剧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1918年，帝国境内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达到高潮。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对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知道，如果德、奥在大战中获胜，他们将继续受奥地利人的统治；他们的唯一出路，是指望德、奥在战争中失败，从而摆脱奥地利的统治。

1918年1月14日，当奥匈帝国政府宣布进一步缩减粮食配给量时，全国展开了抗议性的示威游行，然后发展为总罢工。罢工中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月，总罢工影响了军队：兵工厂工人罢工，舰队水兵爆发起义。6月，全国再度爆发总罢工。当时，奥军在特兰托以南发动的攻势遭遇惨败，伤亡和被俘士兵共达10万人，这更加激发了革命运动的开展。9月中旬，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巴尔干战线。10月，意大利军队突破防线，以致奥匈帝国的西南面门户洞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除工人罢工外，士兵拒绝执行任务，扔下武器，逃散回家。8月，已有10万名士兵逃亡，到10月增至25万名。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起来夺取土地，掌握政权。奥匈帝国统治集团陷于绝境。

1918年10月14日，捷克爆发了政治总罢工。10月28日，捷克资产阶级与地主政党领导的布拉格民族委员会宣布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两天之后，斯洛伐克民族会议通过宣言，宣布斯洛伐克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已经破产的奥匈帝国，再也无力镇压。布拉格民族委员会没有经过武装斗争就接收了全部政权。在1918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已被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马萨里克（1850—1937年）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新国家的领导职务都落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

在奥匈帝国的南部斯拉夫人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同时兴起。武装的农民队伍夺取了地主的田地，试图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于1918年10月初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人民议会，并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但人民议会的军队不能镇压住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于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求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请它出兵来安定国内的“秩序”。为了防止劳动者夺取政权，萨格勒布的人民议会于10月29日宣布所有南部斯拉夫人地区脱离奥匈帝国。同年12月，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独立国家——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10月3日，王国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

1918年10月，匈牙利革命风起云涌。10月29日，布达佩斯发生大罢工。30日，游行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许多战略据点，11月16日，哈布斯堡王朝政权正式被推翻，匈牙利宣布为共和国，卡罗利当选为总统。

革命运动席卷奥地利本土。10月30日，维也纳工人举行总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共和国。实质上是奥地利议会的临时国民会议，为了缓和工人的情绪，急忙让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奥地利统治集团原以为由新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便可以保存哈布斯堡王朝，但实际上彻底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使其处境更糟。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不得不于11月12日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

在战争失败和革命运动打击下，腐朽的奥匈帝国瓦解了。在原奥匈帝国的范围内产生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国家。奥匈帝国统治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同塞尔维亚联合，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3.意大利的革命形势

1919年，意大利统治机构风雨飘摇，政府更换频繁。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于1919年1月建立了人民党。为了诱使农民脱离革命运动，人民党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赎买地主领地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统治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主张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决心依靠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组织。

本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本是意大利社会党人，做过社会党报纸《前进报》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鼓吹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他被社会党开除党籍以后，接受法国资助，办报纸宣传他的参战主张，组织“参战同盟”。1919年3月，墨索里尼由大企业主资助经费，纠集游民和退伍官兵，组织了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经常进行欺骗宣传，如在法西斯运动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但法西斯势力在1919年没有赢得多少支持者，因而在这一年的竞选活动中遭到惨败，法西斯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

1920年，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4月，都灵爆发了总罢工。8月，五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主宣布同盟歇业，这激起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占领工厂运动。在北意大利的工业地区运动规模很大，都灵、米兰成了运动的中心。

面对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1920年6月上台的乔里蒂政府不敢动用武力，答应实行工人监督企业的法律，并提高工资10％—20%。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派把这些诺言说成是工人们的胜利，并不去揭露乔里蒂的欺骗活动。受骗上当的工人放弃了工厂。从1920年9月起，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意大利的先进工人认识到：必须建立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1921年1月，社会党在里窝那举行代表大会，左派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及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党的决议案被否决后，他们当即退出会场，宣布脱离社会党。同一天，他们举行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

占领工厂运动结束后，法西斯势力有了大发展。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怯于人民革命运动高涨，决定把资产阶级极右翼政治势力——法西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实行极权政治以巩固统治。法西斯党取得了大资本家的钱财资助，吸收了大批的资产阶级子弟、失业退伍军人和反动大学生等人，开始了所谓“集团行动”的恐怖运动，袭击工人集会和示威队伍。工人进行反击，意大利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对此表面上不加干涉地一旁观看，实际上纵容法西斯党徒对付社会党人、共产党人。

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徒赢得35个席位，墨索里尼进入议会。同年11月，墨索里尼组成全国法西斯党，党徒达15万之多。法西斯党积极进行夺取政权的准备。

1922年8月，由社会党、总工会等组成的“劳动联盟”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建立能对法西斯武装匪徒加以制裁的政府。但是，意大利统治阶级根本不想改变扶植法西斯势力反对革命运动的政策。法西斯分子在政府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罢工工人。9月至10月间，法西斯分子一个省接一个省地解散按法律选举产生的政府，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二）亚、非、拉美地区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亚、非、拉美地区爆发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在朝鲜出现的“三·一”运动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爱国的革命传统和坚强的斗争精神。“三·一”运动以后，朝鲜进入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级的新时期。

在印度出现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获得很高的声誉。人民称他为“圣雄”。1920年秋，国大党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企求以此达到印度自主的目的。这个计划规定了一系列有步骤的措施：第一，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第二，拒绝在法院和政府机关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第三，普遍拒绝纳税。国大党关于开展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受到了印度居民的热烈响应。国大党和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甘地的声誉益隆。国大党改组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除中央领导机构以外，在各地设立了支部。国大党活动家们在会上发表演说。许多人抛弃政府机关的工作，抵制法院，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广场上焚毁英国货。许多地方的人民拒纳租税。

在埃及出现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运动活动家柴鲁尔（1860—1927年）等人提出准许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在遭到英国殖民政府拒绝后，大学生罢课、工人和职员相继罢工，到处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很快演变成武装起义。农民卷入起义，夺取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袭击运载英军的列车，破坏铁路和电线。几乎整整一个月，殖民统治陷于瘫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掀起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1.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

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

1929年初，波兰、罗马尼亚等东南欧国家最先出现危机迹象。9月起，美国股票市场出现跌风。股票行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晴雨表。10月29日，美国股票市场出现的空前大恐慌，是这次危机的信号。这天，大批的股票被抛售，交易量突破了历史记录，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近40%，股票市场全面崩溃。

从这次股票恐慌开始，美国最先陷入了经济危机。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加拿大、日本和西欧等国，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日等国生产都急剧下降，贸易锐减，物价暴跌，工商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的损失1700亿美元，还多800亿美元。

这次危机对美国和德国打击最重，法国则拖延时间最长，直到1936年才下降最低点。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因而和历次危机相比较，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这次危机生产下降幅度大，失业人数多。以往的一些经济危机，生产下跌大约在10%左右，这一次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较，美国为53.8%，德国为59.8%，英国为80%，法国为69.1%，意大利为66.8%，日本（1931年）为66.6%。危机特别沉重地打击了重工业部门，使它的生产倒退了20年以上。1932年，德国钢的产量倒退了35年，美国倒退了31年，英国倒退了23年。

与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出现的是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在危机期间，失业总人数共达5000万人，各国失业率分别达30%—50%。其中美国失业人数为1700万，德国为800万，英国为400万。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半失业者和数千万破产的农民。

其次，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过去危机持续的时间一般是几个月，最长一两年左右，而这次危机却长达四年之久，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危机拖得最长的一次。从范围看，过去的几次危机一般只发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次危机波及到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部门。只有与加紧准备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部门成为例外。

再次，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同时并发，使得资本主义各国首尾不能相顾。

最后，这一次危机终止以后，世界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在只有少许的活跃和回升后，1937年，新的经济危机又爆发了。这与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的往复循环不同。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在危机期间，广大劳动人民处于饥寒之中，而垄断资本家为了稳住价格，保持利润，大量毁灭农业产品和工业生产设备。美国资本家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1/4的棉田在即将收获时被铲掉埋在地下。巴西一年就有2200万袋的咖啡倒入大海。美、英、德等国还拆毁大量高炉、炼钢炉等设备，所有这些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严重的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政治危机更加深刻化，激烈的阶级斗争日甚一日。法国在1930年爆发了1700次罢工，约有85万人参加。美国罢工斗争空前高涨，参加罢工人数由1929年的23万人增加到1933年的146万人。德国在1930—1932年间，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分别举行几百次罢工，英国还发生了水兵暴动。

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危机年代，由于宗主国的竭力转嫁危机，原料价格的急剧下降，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展开。

在危机年代，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关税战和货币战。从1931年6月—1932年4月，76个国家提高了关税率，实行了限额进口制和直接禁止进口。有56个国家货币贬值。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损人利己的政策，互相转嫁危机，加紧争夺，并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矛盾日益激化。

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士们的谎言，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的正确性。

经济危机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的出路。总的来说，各国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化对劳动人民的专横统治。各国情况不同，有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实行改良主义措施，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有的是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慌统治和疯狂的对外侵略政策，如德国和日本，它们先后形成了两个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2.德、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和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1929—1933年，深刻的经济危机给德国以特别沉重的打击。德国在20年代后期，经济虽有较快发展，但它是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为代价而取得的。因而，群众购买力的低下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加上德国在战后承担了巨额赔款，失掉了原有的殖民地，这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深刻程度。

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到了最高点，工业生产与危机前的最高点相比，降低了40.2%，倒退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危机期间，失业人数高达800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在农村，中小农民纷纷破产，拍卖土地达56万公顷，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告苦不迭。在危机时期，整个农业收入下降30%。

在经济危机期间，德国政府采取各种反动措施，把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它把劳动人民的纳税额提高了几十亿马克，同时大规模削减失业救济金，克扣养老金，降低职工工资。工人的实际收入在危机年代平均减少了1/3。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如此困苦，而垄断巨头大发横财，他们从国家获得了100亿马克以上的补助金和贷款，并维持垄断价，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在危机年代，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30—1933年，罢工运动重新高涨，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分别数百次罢工。其中较大的罢工有：1930年，柏林13万工人罢工。1931年1月，爆发了鲁尔矿区30万矿工大罢工，不久，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也纷纷起来响应鲁尔罢工，加入了他们的斗争行列。1932年11月，爆发了柏林交通运输工人大罢工。在斗争中，德国共产党走在前列，领导工人奋勇战争，他们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几次国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的选票迅速增加。

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使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府不断更选。1928—1933年仅五年间，就更换了四届政府：穆勒政府、布鲁宁政府、巴本政府和斯莱希尔将军政府。当垄断资本的统治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决定把最反动的势力法西斯捧上台。

德国的法西斯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建立于1919年，头目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他生于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军队当兵，后成为法西斯头子、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犯。

1920年，希特勒抛出法西斯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是一个极端反动而又充满欺骗性的政治宣言。《纲领》中公然宣布要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即所谓“第三帝国”，“要求土地和殖民地”，“彻底打击马克思主义”，“彻底消灭犹太人”，“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纲领》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还提出了许多骗人的口号，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严惩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等。希特勒认为只有《纲领》还不够，必须采取冒险行动，扩大影响。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发动政变，武装劫持正在这里举行宴会的巴伐利亚军政首脑，狂妄地宣布“全国政府已被推翻”。但是，当时希特勒在国内还没有多大影响，纠集不到足够的支持者。德国的垄断资本的主要决策人觉得在当时还需要在共和国的“和平”、“民主”的幌子下，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以便东山再起，不宜马上起用希特勒之流。为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了希特勒这次政变。希特勒本人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只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书中极力鼓吹种族优劣论，把日耳曼民族称为高等种族，污蔑其他种族都是劣等的，都应被日耳曼民族所奴役。他用这种理论从思想上煽动德国的种族主义情绪，驱使德国人追随他的侵略计划。希特勒狂妄鼓吹“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方突出，俄国必须从欧洲国家的名字中划掉”，以此来博取西方各国垄断资本家的欢心。当30年代经济危机袭击德国时，希特勒狂热的法西斯思想引起了德国垄断巨头的重视。他们认为在阶级矛盾如此尖锐的德国，需要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出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于是，法西斯开始在德国得势。

对于希特勒法西斯的危害，德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警告并进行了坚决斗争。1930年8月，德国共产党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1931年5月，德共制定了《土地纲领》。这两个纲领向德国人民指出，希特勒的道路必然导致战争和灾难，要改善现状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指出，劳动农民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农民的生活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得到改善。文件还揭穿了法西斯分子进行民族煽动的阴谋。这两个纲领在动员、团结群众同法西斯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1930年10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向德国工人阶级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地在企业内外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国共产党在当时成为领导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核心力量。

1932年春天，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兴登堡（1871—1934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法西斯党提名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提名台尔曼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曾多次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建议，共同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但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拒绝。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根据“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较小祸害论”，拥护兴登堡。针对社会民主党这种叛变行径，共产党给予了严厉批判，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第一轮选举结果，台尔曼得到500万张票，兴登堡得到1860万张票，希特勒得到1130万张票，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兴登堡当选。

根据兴登堡的提议，弗兰茨·冯·巴本组阁。巴本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联系，他上台后解散了普鲁士议会，并把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赶下了台。共产党建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举行总罢工，抗议巴本政府的蛮横决定。可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仍然拒绝反抗，反而污蔑共产党的建议为“挑衅”。德国共产党遂单独出来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在1932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全国举行了近1000次罢工。在1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约600万张票，而法西斯党比过去减少了200万张票。革命力量的增长，吓坏了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急忙出面要求希特勒上台。早在1932年1月7日，垄断资本家代表就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秘密会议，希特勒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法西斯政纲，发出了反共批苏和准备战争的叫嚣。他狂呼“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认为苏联是德国“经济上最严重的竞争者”，煽动德国人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宣扬“强权国家是改善经济情况的前提”。希特勒这些主张，正中垄断资本家的心意，他们决定把政权交给希特勒法西斯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样法西斯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在德国建立了。1934年，兴登堡病故。希特勒自封为国家元首，称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

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对内立即实行了反革命白色恐怖，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对犹太人横加迫害；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上台后头一桩事就是消灭共产党。1933年2月27日，法西斯二号头目戈林，指使其爪牙到国会大厦放火，然后诬告德国共产党是纵火犯。法西斯匪徒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逮捕革命者，1800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著名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和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台尔曼都在这时先后被捕入狱。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就这样，希特勒下令解散一切工会，没收工会财产，逮捕工会领导人，成立了由法西斯头子把持的“德国劳工阵线”来代替工会。6月，为希特勒上台卖过力的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许多党员被捕或被处死。7月，希特勒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希特勒建立了一支由特务头子希姆莱主持的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随意捕人、杀人，实行白色恐怖，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希特勒在血腥镇压共产党的同时，还疯狂地进行排犹运动。反犹太主义是希特勒对内和对外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他掌权期间，野蛮地屠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通过排犹，法西斯匪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掠夺。纳粹党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匪徒们被纵容抢劫犹太人财产，肆意杀人放火，为所欲为。那些法西斯头目和垄断资本家公开霸占吞并犹太人资产。许多银行、工厂和贸易公司，都因犹太业主被驱逐出国或被处死而落入德国法西斯头目和财阀手中。希特勒自己还因掠夺犹太人的印刷厂和其他企业而成为大富豪。

希特勒是垄断资本的忠实代言人。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其效劳，把垄断资本和法西斯政权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原则改组国民经济，并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疯狂扩军备战，把全国经济转入军事化的轨道，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做准备。

希特勒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之后，便肆无忌惮地着手对外侵略。为了取得侵略行动的自由，德国于1933年退出国联。1931年又撕毁《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陆军。1936年3月，进兵莱茵区。1938年，吞并奥地利。1939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行径使德国迅速走向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加紧与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的勾结。意大利法西斯企图在东非、巴尔干半岛一带建立其势力范围。1935年，意大利悍然出兵，对埃塞俄比亚实行武装侵略。1936年，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为了取得行动自由，意大利退出国联并加紧了扩充军备。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因此，反动气焰愈加嚣张。1936年底，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的旗号下，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1937年，意大利加入了这个协定，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战争乌云笼罩欧洲上空。

同时，远东战争策源地也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加强而逐步形成。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料依赖进口，经济危机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得早。1931年，就达到了危机的顶点。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32.4%，重工业下降了约50%，主要出口项目减少一半多。危机期间，垄断资本家疯狂排挤中小企业，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拼命地压榨广大劳动人民。主要工业部门的工资下降了25%—45%。1931年，有300万人失业。1931年比1928年罢工次数增加了1.5倍。农产品价格大大削减，大米价格1931年比1929年下跌一半多。农民负债累累，约2/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纷纷起来要求取消债务，减轻地租。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空前尖锐。

日本资产阶级为了解救危机，并且利用西方国家陷于经济危机，无力东顾的时机，企图立即占领中国东北。一方面独占这个庞大的市场和资源地区，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可作为侵苏和进一步鲸吞中国的基地。侵占中国东北，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日本军部、资本家、地主、政府的共同要求，但在如何占领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有分歧。军部内部一部分右翼法西斯分子，在最富有侵略性的久原、中岛等新财阀支持下，要求推行大规模的战争政策。但当时政府的扩军备战速度满足不了这些新财阀的要求，因此他们对政府不满。法西斯分子企图用刺杀、政变方式取得政权，加快侵略步伐。这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刺杀事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接踵而来。1930年11月，老财阀势力的代表人物滨口雄幸首相被法西斯组织“爱国社”刺伤，不久死去。接着，由若规礼次郎组阁。政府和军部为转移人民视线，大造发动侵华战争的舆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制造借口，对中国不宣而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初，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植了“满洲国”傀儡政权。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向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提出控诉。国联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侵略，却根据日本代表的建议，决定成立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了解情况”。李顿调查团直到1932年10月才向国联提出报告书。国联在1932年2月24日通过了报告书。国联决议中虽然宣告日本占领“满洲”是非法的，但不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任何制裁，只是建议日军撤出中国东北。在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时，英国代表西门公然卑鄙地声称，他不能同意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应该承认在“满洲”已经形成新的“现实情况”，还说什么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过多，十分需要“生存空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加紧了侵华步伐。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遭到我上海军民的英勇抗击，未能实现占领上海的目的。接着，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华北。1933年1月，日军占领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3月中旬又占领了长城各口，并包围了平津，步步进逼，必欲吞并全中国。为了放手侵略中国，日本以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借口，退出了国联。

日本开始发动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空前的大规模战争，卷入战争的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西斯发动这次战争是采取突然袭击，不宣而战的。这次战争中，既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又有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后者是支流，只起局部的作用；前者是主流，对战争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德国攻占波兰与“奇怪的战争”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了。德国法西斯吞并奥、捷之后，就积极策划以武力攻占波兰。1939年9月1日清晨，希特勒出动5个师，1500多架飞机，突然向波兰发动全线的猛烈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波兰政府反动无能，对战争毫无准备，到9月17日，波兰军队就被德国侵略军击溃。波兰政府仓皇逃窜，华沙居民进行了首都保卫战，因孤立无援，华沙于9月27日沦陷。这样，波兰因英、法的出卖，成为了德国法西斯战争的牺牲品。波兰被占领以后，波兰人民继续进行反侵略的游击战。

英、法当时虽然对德宣战，其实是宣而不战。德国进攻波兰时，英、法没有根据盟约提供一兵一卒去支援波兰。从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英、法与德国双方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西线可谓基本没有战事。在德法边境，双方军队只在阵地上互相射击。据统计，从1939年9月3日至12月9日，法国军队伤亡只有1432人，英国驻欧陆军队牺牲了3人，德军伤亡也只有数百人。所以这种有名无实的战争，被称为“奇怪的战争”。出现这种战争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当时英、法力图促使德国法西斯继续东进，希望借希特勒这股祸水消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

2.德国发动西线进攻与法国的崩溃

在七个月的“奇怪的战争”过程中，法西斯德国大肆搜刮波兰，但未敢立即进攻苏联，而是向西方国家继续开刀。经过一番策划之后，于1940年4月9日，德国侵略军采用“闪电战”，在两天内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又集中兵力突然攻打中立国荷、比、卢三国，在一个星期内占领了卢森堡和荷兰，接着迫使比利时军队投降。

占领比利时为德军提供了攻打法国的有利条件。5月21日，德军主力绕过德法边境的“马奇诺防线”，攻入法国北部地区，把英法防线切成两段，德国空军同时进行猛烈轰炸，使英法联军乱成一团。结果英法联军36万人被赶到敦刻尔克海边，这时英军27.5万人丢盔弃甲，狼狈撤回英伦三岛。

6月5日，德国集中120个师的兵力，向法国发动猛攻。法西斯意大利于6月10日对英、法宣战。法国这时还有兵力60个师，新型坦克1200辆，但在法国政府中，投降派占了优势，他们不想进行抵抗。结果在6月14日，德军没有遭到重大抵抗，便占领了巴黎。这时，英国建议成立一个英法联合国家，想借此控制法国的军舰、残兵和殖民地，法国政府没有答应。6月17日，法国组成投降派的贝当政府。6月22日，法国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宣布投降。投降书规定：法国北部地区（占法国的1/3）归德国占领，法军全部解除武装；法国南部规定为非占领区，由贝当在维希组成傀儡政府。但是，法国人民并未屈服。卖国政府投降不久，法国人民展开了抵抗运动。6月18日，戴高乐（1890—1970年）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法国官兵前往伦敦，参加他组织的“自由法国”运动。

3.英国的处境与德国侵苏的准备

法国在欧陆的溃败，使英国感到了压力。英军从敦刻尔克撤回伦敦。1940年5月，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要求美国给予支援。美国从私利出发，决定利用英国危急的处境，答应与英国成交一笔军火交易，共计步枪50万支，野战炮900门，机关枪8万挺。条件十分苛刻，除了支付黄金，还廉价收买英国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企业。同时美国提出，如果英国一旦失败，一定要把舰队交给美国。

1940年下半年，德国法西斯对英国进行海上潜艇封锁，同时不断进行空中轰炸，英伦三岛危在旦夕，英国再次向美国求援。9月2日英美签订协定，美国决定将超龄的驱逐军舰50艘转让给英国，答应给英国的货船护航条件是英国将大西洋8个军事基地租给美国99年。

德国对英伦三岛轮番轰炸，实行海上封锁，并不断叫嚣要攻打英伦，但却不见渡海进攻的动静。这是希特勒在玩弄阴谋诡计，一面对英实行逼降，一面以攻英为烟幕，积极准备进攻苏联。1940年7月—12月，德国参谋部着手制订进攻苏联的计划。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法西斯三国协定。接着，德国又拉拢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反动派加入柏林三国协定，并先后把德军开进这些国家。1941年4月，德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实行军事占领。这样，法西斯德国就已占领了欧洲14个国家，掌握了欧洲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取得了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阶段

1.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与莫斯科战役

1941年6月23日清晨，法西斯德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惯伎，撕毁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全线的突然进攻。苏联军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下，奋起自卫。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斗，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性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的阶段。

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来势凶猛。它出动了190个师的精锐兵力，配备飞机2.5万架，分三路向苏联边境突破：北路的目标是攻打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夺取乌克兰。希特勒狂叫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内打垮苏联。到9月底，法西斯侵略军的中路突入莫斯科州，南路打到罗斯托夫，北路包围了列宁格勒，许多城市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0月2日，德军集中了35个师的兵力，预定10天内要占领莫斯科。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德军的第一次攻势被粉碎了。在这次战斗中，苏联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有50万妇女和青年上前线修筑工事，有12万工人开赴前线参加作战。

11月15日，德国法西斯又投入51个师，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德军逼近莫斯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突击，但始终未能突进莫斯科市区。经过一个月的激战，苏军把德军打得一败涂地。当时空战也很激烈，德国飞机力图冲进莫斯科上空，发动飞机达8800多架次，但被打下1000多架。

莫斯科近郊的战役，是法西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大败。这一战，苏军消灭了德军35.5万人，夺得大炮3000门，坦克1300辆，还有其他装备。这一战，使德国法西斯的“闪电战”和“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破灭，使德国法西斯开始丧失优势，被迫后退300公里。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远东慕尼黑阴谋

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极端野蛮的。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无恶不作。由于蒋介石政府限制群众的抗日行动，妄图与日本侵略者达成妥协，结果在国民党战场上出现节节退败的局面。到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我国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

与国民党的战场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向华北和华中挺进，深入敌后作战；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敌占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把国民党丢失的广大沦陷区，变成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梦想。到1940年底，解放区达1亿人口，党领导的军队由4.5万人发展到50万人，打死、打伤日伪军40万人。由于抗日武装力量英勇作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对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地位构成严重威胁，造成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迅速恶化。因此，从1939年2月起，英、美的报刊开始散布“调解”中日战争的舆论，英、美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这是英、美妄图用牺牲中国，调整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当时，蒋介石反动派也力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投降活动。为了粉碎国内投降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政府的阴谋遭到破产。

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1940年9月23日，日军发动南进侵略，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美国感到日本对它在太平洋的殖民地是个威胁，于是9月26日宣布对日实行禁运，加紧巩固太平洋基地的军事设施。由于罗斯福的建议，1941年3—6月，美、日在华盛顿举行秘密谈判。美国提出的方案是：日军撤离中国，恢复中国的“门户开放”；蒋、汪两个政府合并；美国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提出不同的方案：美国必须承认法西斯三国柏林协定的“防御协定”；恢复日美贸易，停止禁运；日美共同保障菲律宾的独立。两个方案的实质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美日谈判是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当时，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以及美、日矛盾没能得到解决，这次阴谋也没有得逞。

3.日美矛盾恶化与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7月24日，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罗斯福接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建议日本同意印度支那为中立区，条件是保证日本在印度支那取得粮食和军事物资。日本对此置之不理。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金。同一天，英国也采取同样措施，并宣布废除英日商约。日本与美、英的关系此时更加恶化了。

8月28日，日本主动向美国提出建议，恢复了美、日在华盛顿的谈判。这是日本在玩弄狡猾的外交手段，搞假谈判。谈判被当做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烟幕。1941年10月，日本东条英机政府上台，它一面派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到美国协助谈判，一面却加紧收集美国太平洋基地的情报，调兵遣将，集中海、空军力量。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按原定计划，出动军舰23艘、飞机300多架和潜艇6艘，突然袭击了太平洋上美国主要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当时，美军处于毫无戒备状态，被打得措手不及。这次突然袭击，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被击沉军舰8艘，炸伤12艘，炸毁、炸伤300多架飞机，美军伤亡2.5万多人。

12月8日，日军在英属马来亚、美属菲律宾登陆。这样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接着，自由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也对日宣战。这时，蒋介石政府才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站在日本一边相继对美宣战的有德、意、罗、保、匈等国。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出动侵略军21个师，在太平洋和东亚各国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在5个月内占领了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还占领了中国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以及印尼等。被占领的国家和一些岛屿的人民，先后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大战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及太平洋和地中海。世界有4/5的人口直接、间接地卷入了战争。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从此更为广泛了。

4.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反法西斯联盟这个任务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提出来的。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人民都纷纷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声讨。1941年10月1日，美、英两国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三国协定》，保证在对德作战中采取联合行动，在9个月内美国供应苏联一些武器和物资，苏联则相应提供军备原料。这是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保证全力对德、意、日作战。这个宣言的签订和公布，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深刻矛盾，孤立和打击当时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侵略者，这一点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美、英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是迫于形势和抱有帝国主义目的的。例如，在1941年6月底，罗斯福给国会的咨文写道：“美国给苏联的帮助不是给予同情，而是作为一种国防手段。”美国上场“是要踢进决定性的一球”。1941年7月初，丘吉尔给海军大臣的信件也写道：“哪怕苏联支持到冬天也好，这对英国大有好处。”1942年6月，苏联与英、美达成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协议，但美英对此总是一拖再拖。根本的原因是，美英统治者都在期待苏德两败俱伤，然后踢进“决定性的一球”，以夺取世界霸权。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

1.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美、英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苏联一直担负着对法西斯德国作战的重担。德国法西斯不甘心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于1942年7月初，在苏联南方又发动了一次空前激烈的夏季攻势。德军投入兵力有237个师，其中有20个坦克师，还配备大量飞机。

在这次战役中，德军预定的时间表是：7月25日占领斯大林格勒，10月和11月攻下莫斯科。但苏军采取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使德军的计划破产。8月中旬，德军逼近斯大林格勒近郊。9月中旬，德军攻入该城西北部，战斗非常激烈。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德军为了攻下斯大林格勒，每天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轮番轰炸，在地面上出动大量坦克进行冲击。苏军坚守每寸土地，同德军展开白刃战，每天打退敌人约20次的冲锋。当时，在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下，苏军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死亡。由于苏军得到全国巨大支援，越战越强，希特勒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无法攻下这座城市。11月中旬，苏军开始从防御转入反攻，对德军展开猛烈的钳形攻击。5天间，歼灭德军14个师，包围22个师。1943年2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完全击败，被歼33万人，被俘9.1万人。这一战消灭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希特勒从此一蹶不振。

1943年7月，在苏联北部库尔斯克打了一次会战。希特勒出动新式坦克和大炮。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德军大败。

2.北非战局与意大利法西斯垮台

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的溃败，对非洲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非的战火是在1940年6月由意大利法西斯点燃的。当时，意大利力图夺取英国控制的埃及和英属索马里。意军发动进攻约半年后，就被英军赶出埃及。随后，英军从埃及进攻意属利比亚，从英属索马里进攻被意大利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奋起反抗意大利占领者。意大利法西斯连吃败仗，不得不向法西斯德国求援。

1941年3月，德国法西斯派了11个师，支援意军作战，英军受到沉重打击，战争又推到埃及境内，形成争夺埃及的拉锯战。1942年夏，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爆发，英军乘机发动反攻，战场又转到利比亚境内。北非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战斗。1942年11月，美英联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在埃及与阿尔及利亚两地，对侵占突尼斯的德意联军进行了两面夹攻，于1943年5月歼灭德军4个师。北非战争至此结束。

1943年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此时，意大利法西斯已无法继续打仗。意大利的国内局势令人堪忧，人民饥饿，士兵厌战，反法西斯的罢工和抗议运动不断发生。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迫下台，巴多里奥政府开始执政，并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对德宣战。这样法西斯集团便开始瓦解了。德军此时占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墨索里尼逃往德占区充当傀儡。意大利南部则被美英联军占领。

3.亚洲和欧洲各国人民的战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亚洲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先后积极展开抗日斗争。

在中朝边境，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早就开展了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通过“祖国光复会”在朝鲜境内开展反日斗争。

在越南，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并在越南北部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菲律宾，共产党人在吕宋岛建立了7万人民抗日军，其中也有华侨组成的战斗队伍，人民军不断对日本侵略者展开战斗，并建立了解放区的民主政权。

在马来亚、新加坡，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奋勇抗日，新加坡华侨还组织了“星洲华侨义勇军”，与马来亚人民并肩作战，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缅甸，日本侵略者入侵以后，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游击队不断打击侵略者，并建立了多处抗日根据地。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反法西斯斗争，并在日本傀儡军中发动五次起义。

至于欧洲被占领国，虽然法西斯到处建立残爆的统治，但是始终无法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先后联合爱国力量，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组织起武装队伍，对法西斯占领者进行了顽强英勇的战斗。意大利、法国的共产党和反法西斯党派，也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抵抗运动和游击战。

上述亚洲和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都从不同方面对法西斯侵略者给予了打击。全世界人民的英勇战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战时的国际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

1.布雷顿森林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3年以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在各个战场上都转入了反攻，并节节取得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日已经临近。反法西斯联盟各大国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对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安排方面。和平、民主、独立、繁荣，是各国人民普遍向往的境界。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不同，美、英、苏几个大国在绘制战后世界蓝图方面各有打算。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统治阶级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以领导世界的空前良机，因此很早就着手设计在全球建立一套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德黑兰会议以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美国政府加紧活动，力图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分别建立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为此，1944年下半年，在美国召开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霸主地位，并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政治领域，美国邀请英、苏、中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由美、英、苏参加，制定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案把该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会员国的资格、主要机构的组成和职权等。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初步形成。

建议案吸取了国际联盟在组织结构方面的经验教训，规定：第一，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是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同时，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负责。第二，大会和安理会在职权上作明确划分。大会主要有审议权和建议权，而安理会则有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行动的权力。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第三，大会决议无需一致通过。第四，美、英、苏、中、法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凡爱好和平之国家均得为本组织会员国。

美、苏、英在这次会上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安理会的投票程序问题。三大国虽都同意常任理事国一致，即大国拥有否决权原则，但对否决权的适用范围有争论。焦点是：当某一大国为当事国时，该国是否享有否决权。英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不应参加投票，美国支持英国。而苏联担心英美操纵安理会来反对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坚持常任理事国在一切问题上享有否决权。最后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二是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在会议中，美国提了八个没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作为创始会员国，其中六个是拉丁美洲国家。苏联认为这是美国在拼凑机械多数，而强调创始会员国应限于对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当美国固执己见时，苏联则建议把它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列为创始会员国。这个问题也暂时未能解决。

第二阶段由美、英、中三国进行讨论。中国代表团提了三条补充建议：一是在调解国际争端时，应依正义和国际法之原则；二是大会应提倡国际法之发展和编纂；三是经济及社会理事应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这三条意见经英美讨论并征得苏联同意后，作为四国建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筹建联合国奠定了基础。

2.雅尔塔会议

在1944年，各个战场都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重大变化。在苏德战场上，苏军组织了10次打击，向东欧和巴尔干快速推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人民的武装起义，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崩溃，使政权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在西欧战场上，巴黎于8月25日获得解放。两线作战的局面，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失败。但德国战败后如何处置却尚未落实。酝酿中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一再延期。丘吉尔在英国实力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主动促成了两个双边会议。

9月11日至19日美英政府首脑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丘吉尔和罗斯福讨论了英国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决定德国西南部为美占区，西北部为英占区，奥地利为单独的“实体”。

在10月9日至18日的英苏莫斯科会谈中，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了巴尔干“百分比”秘密谅解。根据这一谅解，苏联在罗马尼亚占90%，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80%，英在希腊占90%；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50%。英国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优势，也为自己争得了立足点。在这次英苏会议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波兰的问题。

美国总统罗斯福因国内大选在即，不能出国。但他很关心这次莫斯科英苏会谈。还在会议召开前夕，罗斯福就致信斯大林说：“我坚信我们三人，而且只有我们三人才能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经过多次磋商，三国终于决定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德国和日本仍在顽抗，三国在尽快消灭德日法西斯方面有共同利益，都希望能继续合作，因此在会议上达成许多协议和妥协。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德国问题。三国拟定了彻底打败德国的军事行动计划；三国决定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必须彻底消灭。

三国决定分区占领德国，除苏、美、英各有一个占领区外，还从英、美占领区中划出一个法国占领区。决定在柏林成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苏联提出，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10年内以实物支付（拆迁设备、交付产品、强迫劳动），按贡献大小和损失多少的原则分配，苏联至少得一半。罗斯福同意以苏联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丘吉尔反对确定具体数字。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在莫斯科成立赔偿委员会，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进一步进行研究。

第二，波兰问题。会议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焦点是波兰政府组成问题。1945年初，即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不久，波兰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得到苏联承认。英美则只承认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经过激烈争论，三方达成协议：“现今在波兰执行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民主领袖；改组后的政府应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

会议还讨论了波兰疆界问题。关于波兰的东部边界，最后决定：“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公里到八公里的逸出。”关于波兰西部边界，最后达成如下协议：“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让予。”其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的意见”。

第三，联合国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遗留的两个问题解决了。

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三国根据美国的一项折中方案，达成协议如下：“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八章甲节（按指争端之和平解决）和丙节一款（按指利用区域机构和平解决争端）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

关于创造会员国的资格问题，美苏双方作了妥协。美国建议的八个国家都成为创始会员国。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会议还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

第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国军方估计，在德国投降后，还需付出100万人员伤亡和1年半的时间才能打败日本，因此迫切希望苏联能在打败德国后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美苏于2月11日达成协议，并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了《关于日本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40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甲、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该协定保密，直到1945年6月中旬才告诉中国政府。

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谈判，并于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两个换文”和“四个协定”。《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共同对日作战，互相支援，不得单独与日本停战媾和；对日作战终止后两国共同采取措施，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一方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集团。在换文和协定中，苏联同意给中国的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则同意外蒙古独立；中国长春铁路由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两国共同使用。

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实现了美国的如意算盘：争取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支持蒋介石政府。苏联虽然改善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但在政治上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个协定中，美苏以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作交易，划分了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美国让出了中国东北等地区的一些权益，满足了苏联的需要，自己却取得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这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突出表现，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严重侵犯。中国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国之一，是战胜国，但却成为美苏的分割对象。这是对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的侵犯和侮辱。

除上述四个主要问题外，雅尔塔会议还决定设立常设的三国外长会议，并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雅尔塔会议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三大国根据力量对比确定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影响十分深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美苏两国在欧洲、亚洲对峙的局面终于形成。这种局面通常被称为“雅尔塔体制”。

（五）德国败阵

1943年7月10日，美英军队开始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7月23日，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案。第二天下午，国王撤销了墨索里尼全部职务，并将其拘禁。巴多里奥元帅组织了新政府。9月3日，巴多里奥政府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美英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

希特勒迅速出兵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工业区和首都罗马，并派人救出了墨索里尼。在德国支持下，墨索里尼在德占区建立了一个法西斯“社会共和国”。国王、王储和巴多里奥逃出罗马后，在英美占领区建立了政府。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对德宣战，同一天，苏、美、英三国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一方。

1944年6月，美英进军罗马。

1945年4月25日，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动了武装总起义，解放了全部城市和广大农村。墨索里尼于28日在逃亡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死。

1945年春，苏联从东线、美英从西线发动了对德国本土的围攻。希特勒采取“东拼西让”的方针：一方面敞开西线大门任美英占领，并多次尝试同西方大国单独媾和；另一方面在东线构筑六道防线，布置百万兵力，阻止苏军前进。

苏联对英美企图与德国单独缔结和约的阴谋活动提出抗议和警告。3月22日，苏联警告英国：“以德国司令部为一方，以英美司令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国作战中肩负主要重担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个星期之久了。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美英政府担心，同德国单独媾和会导致同苏联的武装冲突。这在当时情势下，国际舆论绝对不会同意，何况力量对比也对他们不利。丘吉尔不得不转变态度，于4月25日写信给斯大林说：“毫无疑问，只能有一种投降办法，那就是同时向三个主要国家实行无条件投降。”罗斯福也致电斯大林，声称这是一场误会。

与此同时，苏联对德国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于4月25日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并进抵易北河西岸，同美英联军会师。在苏联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希特勒于30日下午自杀。海军上将邓尼兹被宣布为他的“继承人”。5月2日，柏林残余部队宣布投降。

5月8日深夜，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反法西斯的欧洲战场以德、意及其仆从国的败降告终。

（六）联合国的成立

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先后到会的共有50个国家，规模空前。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和通过联合国宪章。会议开始后，美国就操纵其仆从国家建议邀请阿根廷作为创造会员国出席会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虽未参加轴心国阵营，却一直暗中帮助德国。苏联和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反对美国的做法。美国开动表决机器，强行通过了立即邀请阿根廷出席会议的决议。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为了夺取世界霸权，已开始想要改变罗斯福的政策。

在讨论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时，各国代表提出了1200多条修正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许多中小国家认为，常任理事制和否决权是使“强权政治合法化”。他们要求取消或削弱大国的特权，扩大大会权力，使安理会从属于大会。对有关否决权的“雅尔塔公式”的解释，苏联和其他三个发起国也产生了分歧。最后会议还是按照“雅尔塔公式”，包括其中含糊的措辞，一字未改地通过了。

第二，关于国际托管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托管的最终目的。中国、苏联、伊拉克等国代表团要求把“独立”列为托管制的基本目的，而英、法、荷和南非等国代表团则激烈反对。美国的立场从原主张“独立”退到只主张“自治”。这是由于美国国际地位改变，军方影响增长，并和英国私下达成交易的结果。美国希望以这方面的让步换取英国支持它占领太平洋上的战略岛屿。最后，宪章采取了折中的提法，即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使托管领土上的居民有条件地逐步地“走向自治或独立”。

第三，大会职权问题。澳大利亚等中小国家主张扩大大会权力，认为大会应有权讨论“国际关系范围内的任何问题”。美国赞成，苏联反对。最后达成妥协：“大会得讨论本宪章范围之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或关于本宪章所规定任何机关之职权……”

在旧金山会议上各方争论虽然激烈，但由于对日战争尚未结束，各大国都不愿公开打破联盟关系，故而终于达成协议。6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由一篇序言和分为19章的111条正文组成。它虽然只是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但它的某些条款确认或发展了某些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因而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重要文献。根据《宪章》第1条，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间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合作，并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宪章》还规定：联合国设六个主要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6月26日，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首先签字。会议于当晚闭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宪章日”。

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

（七）波茨坦会议

德意败降后，苏、美、英三大国结盟的基础日益消失。在安排战后的国际关系体制的问题上，三国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4月12日罗斯福逝世以后，杜鲁门在对雅尔塔关于波兰问题上的措辞，坚持自己的解释，并力图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苏联则坚持自己的解释。这种对峙，使反法西斯联盟有破裂的危险。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在对战败国德、意、罗、保、匈、芬的处置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意大利和德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英美军队占领下以外，其他地区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为了协调对日作战行动以及处置欧洲战败国，苏、美、英三国首脑需要举行一次新的会晤。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举行了战时第三次首脑会议。因为英国大选，会议于7月26、27日休会两天。从28日起工党领袖艾德礼以新任首相的身份继续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想得到大量赔偿，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争取英美同意某些领土变更和承认东欧各国政府，保证边界安全。英国主要担心苏联势力的扩大，并希望得到美国经济援助和苏占区的粮食。美国既希望苏联兑现对日作战的诺言，以减少美军伤亡，又担心苏联因此而扩大影响。会议开幕前一天，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杜鲁门对苏态度渐趋强硬。但美国对原子弹的实战效果尚无把握，因而不能不有所克制。波茨坦会议是战时几次首脑会议中时间最长、争论最激烈的一次会议。因为战争尚未全部结束，世界舆论希望盟国继续合作，所以三大国还是达成了一些协议。

第一，德国问题。苏、美、英放弃了一度设想分割德国的方案。会议确定对德管制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是：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肃清纳粹化、消灭垄断集团等。会议就德国赔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苏联坚持原来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提案。英国反对，提出四国只能从各自的占领区索取赔偿的原则。苏联认为苏占区是农业区，破坏最严重，而主要经济区与军事工业都在西方占领区，苏联应从西方占领区取得一定的赔偿。最后商定：“苏联所提之赔偿要求，将以迁移德国境苏占区物资及适当的在国外的德国资产满足之”，“美国、联合王国以及有权获得赔偿之其他国家之赔偿要求，将自西方区域以及适当的在国外的德国资产予以满足”。此外，苏联还从西方占领区所拆迁的德国工业设备中，无偿获得10％，另用粮煤交换15％。哥尼斯堡（后改名加里宁格勒）地区移交给苏联。

第二，波兰问题。由于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已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在6月建立，并同英美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英美在会上除要求波兰尽快举行普选和允许西方记者采访外，已无计可施。苏联则要求英美同在伦敦的流亡波兰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并协助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接管流亡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把这两种意见都包括到会议公报里去了。

在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上，英美对于苏联在5月间把奥得河—西尼斯河一带土地交给波兰政府管理一事感到不满，认为此举是把波兰变成了第五个对德占领国。而苏联认为它是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行事的。苏联认为：从历史的、经济的和安全的观点看，波兰西部应以奥得河—西尼斯河为界；而英美只同意以东尼斯河为界。会议最后决定：自史温曼德以西的波罗的海，沿奥得河与西尼斯河的汇流处，再沿西尼斯河至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对此应不得视为德国苏占区的一部分。但“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确定应留待和会解决”。

第三，会议决定设立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准备同欧洲敌国的和约”。“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外长会议将受命准备对意、罗、保、匈、芬的和约”，“并就欧战结束时未解决的领土问题，建议解决方案”。

三国还决议：迅速审判主要战犯；“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当地的情况，在可能限度内，可以分别考虑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立即从伊朗撤退盟军；丹吉尔仍由国际共管；关于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应予以修改等。

在会议期间，7月26日，发表了由美国起草、英国同意、邀请中国参加的《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表示：“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日本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虽然苏联早已通知美国将对日宣战，但是杜鲁门却坚持背着苏联起草和发表这一公告，以削弱苏联战后对日处理的发言权。后来，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时，宣布同意美、中、英波茨坦公告。

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签字，共21项。其中14项以会议公报形式发表。

通过三国间的斗争和妥协，波茨坦会议终于达成了一些协议，维持了盟国间的暂时团结，巩固了欧洲各反法西斯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加速了日本败降。但在某些问题的处理方面，也存在强权政治的恶劣倾向。波茨坦会议后，美英同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

（八）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国投掷原子弹

在意大利和德国相继战败投降后，盟国可以集中全部兵力与日本进行决战。日本的败局已定。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坚持战斗，与盟军在日本本土决战；一派主张争取苏联出面调停，与美英议和，以避免无条件投降。1945年4月，铃木贯太郎组成“两栖内阁”，立即宣布废除《反共党国际协定》，并命前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会晤，命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约见莫洛托夫，还准备派近卫文磨为特使携带天皇亲笔信前往莫斯科。日本政府看到苏联没有参加签署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认为自己仍有一线希望，决定暂不接受波茨坦公告。苏联早在4月5日已通知日本政府，废除1941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并积极准备对日开战。

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为了削弱苏联参战的政治影响并为在战后讹诈苏联作准备，于8月6日在没有军事意义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造成了13万人死亡。7日清晨，杜鲁门在广播中威胁日本说，如不投降，还要继续投掷原子弹。

原子弹虽然在广岛造成很大的伤亡，但日本统治集团仍未下定投降决心。日本政府仍寄希望于8月8日佐藤与莫洛托夫之间的会谈。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时（东京时间是9日0时），莫洛托夫接见日本大使佐藤，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与此同时，苏联150万大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地区迅速推进，苏联海军也出动助战。苏联参战，使日本统治阶级陷于绝望。日本关东军由于部分外调，这时已不足百万。而且都是些老弱残兵，士气低落。苏军很快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战略要地。

8月9日，美国又把仅有的另一颗原子弹扔到长崎，造成10万居民伤亡。当时，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200多万军队，1万多架飞机，1千多艘舰只，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

美国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的参战，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九）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大反攻

苏联对日宣战后，8月9日，毛泽东及时发出号召：对日寇最后一战。10日，延安总部发布了全面大反攻的命令，通令日伪限期投降，不投降者，坚决予以消灭。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不顾蒋介石于11日发布的“就原地驻防待命”的错误命令，继续猛烈反攻，两个月内，收复约200座城市和众多村庄，面积达30余万平方公里，歼灭日伪军23万人。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帮助下，抢占了绝大多数战略要地和城市。9月9日，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了投降书。中国战区受降日军128万人。

美国在战争末期的对华政策逐步由援华抗日转为扶蒋反共，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作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美国为了争取苏联支持它的对华政策，与苏联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积极促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得到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大反攻阶段，同美蒋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抵制，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45年，亚洲各国人民也都转入大反攻。长期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领导下，同苏联军队协同作战，于8月中旬解放了朝鲜北部，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在解放六省大部分土地的基础上，发动了八月革命，解放了河内、顺北、西贡。9月2日，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菲律宾民抗军建立了拥有100万人口的解放区，配合盟军于2月攻占首都马尼拉，但遭到美军的袭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于3月27日发动总起义，配合英、印、美盟军于5月初解放仰光，迫使日军全面溃逃。印尼在8月17日宣布独立。亚洲各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建立了人民的武装，他们把反抗日本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十）日本败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

苏联参战，亚洲各国人民大反攻，使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看到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在8月9日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上，陆相阿南惟几、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长丰田副武提出，投降必须坚持四个条件：保证维护国体；战犯由日本自己审判；自动解除武装；盟军不占领日本本土。外相东乡茂德等主张只提一个条件，即维持国体。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天皇表示采纳东乡意见。接着，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中、美、英、苏发出照会，表示将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了一条“谅解”，说“上述公告不包含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要求”。美国以四大国名义答复说：“从投降时刻起，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这暗示在美军占领下，天皇制将予以保留。日本认为答复是可以接受的。8月15日，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

为了垄断受降和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于8月13日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同一天，美国把准备发给日本政府的“总命令第一号”通知各盟国，其中规定：中国（包括台湾）和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由苏联远东武装部队总司令受降；东南亚、北纬16度以南的印度支那和缅甸至所罗门群岛，由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和澳大利亚司令官受降；日本、菲律宾以及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由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受降；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则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受降。在这个命令中，美国只单独提到蒋介石的名字，其目的是为了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参加受降的权力。

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这一正义要求被美国蛮横拒绝。

8月16日，斯大林对“总命令第一号”提出了两点修正：第一，要求把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第二，要求把北海道北部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经过七天交涉，杜鲁门接受了第一项修正，而拒绝了第二项修正。实际上，苏军已从8月18日开始在千岛群岛，包括南千岛的国后岛、择捉岛和原属北海道的色丹岛、齿舞诸岛登陆。

1945年9月2日上午（东京时间），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方面的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盟国方面的麦克阿瑟和美、中、英、苏、法、荷、澳、加、新的代表，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参战的国家和地区达60多个，波及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参战人口20亿以上，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4/5。交战双方动员兵力约1.1亿人，直接军费开支约11070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军民死亡总数约5000万人，历时8年有余，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富侵略性、最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德、意、日发动的。就全局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反法西斯的、正义的、解放性质的。当然，英、美、法同德、意、日所进行的战争具有反法西斯和争霸的两重性，但是其主流还是反对法西斯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些影响和战争末期各大国通过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所建立的战后国际关系的新体制，都从不同的方面推动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一个崭新的时期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基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德国无论在经济上或军事实力上均已全面地超过英帝国主义或法帝国主义。可是，英法两国却占有广大的殖民地，而力量超过英法的德国所占之殖民地则很少。这样就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彼此间势力范围划分不相称的现象得以加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世界的领土均已分割完毕。个别国家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掠夺别国的领土。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认为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进行的势力范围重分对己不利，力争创造新一轮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机会，挽回并扩大自己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力量虽已不如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力量也不如军国主义日本，但是为了保证自己获得超额利润，不肯放弃已经抢到的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及投资场所，这就产生了世界领土再分割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平衡破坏了。结果从30年代中期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法西斯国家集团和英、美、法三大国组成的帝国主义集团。

这场世界战争的结局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就是思想政治因素和军事经济潜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利用思想政治因素和军事经济潜力组成强大力量来实现战争目标。从思想政治因素看，即在战争性质和人心向背上，优势完全在反法西斯一方；从军事经济潜力看，也是反法西斯一方比较强大。美、英、法和苏联都是强国，但都未强大到能够单独制止法西斯侵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联合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才能打败法西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反法西斯一方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整体力量。

法西斯在大战初期取胜的原因何在？在于一些附带因素暂时起了作用：（1）军队数量、装备和素质（主要是德军）具有暂时优势；（2）对战争作了充分准备；（3）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4）法西斯先组成了法西斯同盟，形成对一个个国家的绝对优势。这样，大战初期的形势就是反法西斯国家都是孤立地对付法西斯，没有联合起来，使法西斯能够得逞。

战争开始时，1939年8月，德国陆军270万，后备军100万，飞机1093架，海军差些。德军总人数达420万左右。意大利175万，素质差，装备赶不上英、法。1939年3月，日本陆军124万，空军飞机1000架，陆军素质好。欧洲德、意军队共600万。

英、法、美等国情况怎样呢？英国武装力量127万，加上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军队，共166万多，海军主要军舰373艘。法军267万多。美军54万，海军300多艘军舰。波兰军队43万多。加起来520多万。从兵力上看，德、意占优势，英、法、波三国军队共470多万，德军战斗力强。从力量对比看，不要说英、法、美反法西斯力量没有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也没有法西斯力量强大。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法西斯控制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战前，已经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占领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相当大一部分、希腊、南斯拉夫等。在亚洲，日本除了原已占领中国东北、华北以外，又占领了华中、华南、印度支那广大地区。法西斯在所占领地区建立法西斯统治的“新秩序”，把被占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搜集起来，迫害、屠杀人民，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以战养战，有的国家形式上独立，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在欧洲，各被占领国的设备、粮食被大量运往德国，大批劳动力送到德国。总之，德国的同盟国、被占领国、附属国和中立国，即人口超过3亿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源都被德国用于进行侵略战争。法西斯力量的增强，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1940年度，德国打败法国，英国岌岌可危。在对法西斯有利的形势下，德国准备对苏战争，拼凑反苏军事同盟，于1940年9月27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是瓜分世界的条约。三国同盟的建立，确实扩大了法西斯的势力，欧洲的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亚洲的泰国加入这个同盟，还有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两个傀儡，这个力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奥同盟的力量强大得多。法西斯德国侵苏之前已在欧洲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与德国交战的国家中，唯有英国未被完全击败，但它的国力已大为衰落。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已经开动起来的法西斯战争机器。

1941年夏，法西斯集团作了进一步的战争准备。当时，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有近6500个企业为德国生产军火武器，军需订货达46亿马克，德国工业从其他国家吸收的工人达310万，利用欧洲的人力、物力加强德国国家机器，如罗马尼亚供给德国所需燃料的60%，匈牙利提供粮食和铝土矿，保加利亚成为德国的农业附庸，德国还从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取得各种战略资源。1941年6月，欧洲侵略集团军事力量达1040万人。其中德军占70%，意军占17%，加上边防军及其他军事组织，总共约1300万人。1940年底，日军总人数达170万。整个法西斯集团的军队约1450万。与法西斯对立的国家还没有建立联盟。这时，有些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已感到，如果不联合美、苏这两个强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就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丘吉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时，英军人数327万多，海军军舰只比原来增加几十艘，美军加增到180万，比原来增加近3倍，海军军舰达340艘，英美两国兵力合起来约500万左右；苏联军队有537万左右。英美苏三国武装力量超过1000万，比德、日、意法西斯集团少不了多少，问题是它们没有联合起来，没有形成联盟，力量优势仍在法西斯一方。到1941年年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虽然具有强大潜力，但还处于分散状态，联合的趋势才刚刚出现（英国援助法国，美国援助英国），整个反法西斯力量的组合过程还未完成，各国反法西斯斗争处境十分艰苦并遭受挫折、失败。因此，德国发动对苏战争后，苏联十分被动，受到严重挫折，其重要原因是反法西斯力量没有联合起来。

不应忽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即英、美、法统治集团执行复活德帝国主义、对德、意、日侵略者纵容和退让的绥靖政策。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日本首先在亚洲燃起战火。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2—1936年，侵占上海、热河、察哈尔、河北、绥远等地。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尽管国际联盟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但它仍然能够从西方“民主”国家美国进口石油。

1931年4月，西班牙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左翼共和党、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民主力量组成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西班牙地主资产阶级对此极为仇恨。7月17日，西班牙驻摩洛哥殖民军将领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即蔓延到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意两国进行了武装干涉。英、法、美等国宣布“中立”，实行“不干涉”政策。

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并肢解捷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根源，固然是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德帝国主义为什么很快就恢复元气并且变得更强大了呢？为什么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在世界不同地区所进行的侵略活动，明明使英美法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英美法却袖手旁观，节节退让，一步步把自己的阵地奉送给侵略者呢？这是因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存在着苏维埃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因素。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相互作用下发展的。这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一方面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力图消灭苏联，以巩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此，英美法统治集团不仅在政治上纵容德意日侵略者，而且通过贸易渠道，在经济上供给它们大批战略物资，不断给它们输血。待到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德国由于得到它们的帮助而力量大增，英法一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它们的时候，英法更是加紧推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妥协、让步的办法，牺牲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德国进攻苏联，使世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战争超出了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苏联近2亿人口，领土占世界的1/6，具有很大的政治、经济潜力，它参加战争给反法西斯一方增加了很重的砝码，预示着战争会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变化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这时，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条件已完全具备：（1）苏联反对法西斯、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2）苏联在德苏战争爆发后，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谈判，争取建立联盟，纠正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采取了正确的立场。（3）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如丘吉尔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当晚就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坚决支持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他不愧为资产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比英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敌视社会主义苏联，但也比英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早地认识到必须与苏联结盟反对法西斯。丘吉尔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4）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这些变化使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1942年1月1日，26国发表联合国宣言，是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942年5月26日签订《苏英条约》和1942年6月11日签署《苏美协定》，不仅确定了在战争中的互助合作，并规定了今后三大国的继续合作，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建立了。这个联盟不仅有同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成联盟，还有原来互相对立的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结成联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联盟，它是法西斯国家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和法西斯势力以外的一切力量的最广泛的联盟。世界上拥有巨大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各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行全面合作，这就使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这时，与法西斯对抗的，不再是一些分散的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联盟，是组织起来的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力量。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联盟，那些有利于法西斯侵略的暂时因素，都不再起作用了。

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是与政治、经济潜力相联系的。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对生产、分配都实行监督和控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战时经济的加强。德国的战略是速决战、闪电战，而英、美、苏一开始就准备长期打下去。英、美、苏的政治、经济潜力对德具有绝对优势，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他国家对战争也做出了贡献。如拉美国家虽没有直接与法西斯作战，但提供了粮食、战略原料给美、英，特别是给美国。古巴提供了镍、铜、锰和甘蔗等，秘鲁提供了石油并供应铜、钒，墨西哥提供了银，哥伦比亚供应了咖啡、矿产原料和橡胶，巴西供应了战略原料、农产品和橡胶等等，这一切均增加了反法西斯力量的优势。从主要原料的对比看，美、苏、英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煤炭开采超过法西斯国家5成，钢产量超过1倍，生铁超过1.3倍，石油超过19倍。1942年秋到1943年春，力量对比进一步变化，反法西斯力量居绝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也发生在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役、太平洋战役都取得重大胜利）。到1943年4月，反法西斯联盟的军队2760万，法西斯1610万，比例是1.7∶1；反法西斯联盟与法西斯的飞机是47300架对14100架，比例是3.3∶1；反法西斯联盟与法西斯的军舰是1113艘比842艘，比例是1.3∶1。^[1]以上是就几个大国的力量对比说的，如果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力量和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力量，反法西斯联盟一方的力量优势就更大了。法西斯面对着三个强大敌人：社会主义苏联，英、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国和被占领区的人民。这是三条打击法西斯的战线。

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号召和鼓舞下，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出现了巨大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形成了一场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战争，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正如江泽民对中国抗日战争描述的那样：“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思想文化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前线的和敌后的，种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以及适合不同地形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战和水上游击战，种种战争手段灵活运用，形成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的局面。人民是战争舞台的真正主人，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捍卫自己神圣权利的反抗，哪里就注定成为侵略者的坟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在这场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战争中，各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制定和实施了战胜法西斯的正确战略、策略，牢牢掌握着历史的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的中坚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法西斯力量，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

世界人民战争体现了发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国家的整体力量。依靠反法西斯的所有国家和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彻底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势力。

正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一样，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奴役、求得自身解放的重要里程碑，为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各国人民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说明，不管法西斯侵略势力如何猖狂一时，世界终究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世界人民热爱和平，追求进步，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最终战胜了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邪恶法西斯势力。

法西斯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胜利，一度对世界整体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阻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主要表现为：（1）战争使主要参战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交战双方以各种手段打击对方的生产和交通运输，严重损害了交战双方经济的发展；（2）法西斯国家对被占领国家的种族灭绝和残酷掠夺的政策，造成被占领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牺牲和破坏，使被占领国家社会发展停滞，历史出现倒退；（3）战前世界的经济贸易秩序被破坏，两大集团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交往和联系完全中断。

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巨大进步。（1）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的相互联系和团结互助大大加强，它们在政治上互相协商，在经济上互相支援，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在人员上互相交流，使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形成一个整体。正是这个整体的强大力量才最终战胜了德、日、意法西斯集团。（2）社会主义苏联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各国共产党赢得了本国人民的信任，战后各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欧、亚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大大推动了它们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3）战争期间，英、法、荷等殖民地的工业品输出增加，对后进国家农矿产品的需求也扩大了，从而促进了后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殖民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积极投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4）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深化了国际分工，扩大了国际合作，促进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5）大战后期开始建立各种国际机构，如建立联合国，它的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如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签订关贸总协定，虽然美国是为了实现它的世界经济霸权，但是这些体系和协定暂时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长期的无序状态，推动各国削减关税和消除贸易障碍，有助于建立比较稳定的金融货币秩序，有助于世界贸易的扩大和各国之间的交往，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除了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资本主义身上的毒瘤，增加了世界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的信心。它“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辟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浩劫，也教育了世界人民。世界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进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说明，世界人民已经觉醒，并日益团结起来，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侵略扩张、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世界进入一个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发展，世界要和平，社会要进步的新时期，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世界整体发展的进程，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第三世界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今天已成为影响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巨大推动力。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已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并形成了以欧美工业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2]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亚、非、拉地区生产和出口食品和原料，而占人口少数的欧洲、北美和日本生产、出口工业产品，前者完全成为后者的农业附庸、原料产地以及商品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从属地位及其与西方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并没有导致世界整体发展的解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是发展中国家革命运动的起始阶段，其中包括从海地革命开始的拉美独立革命、古巴和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中东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中国太平天国革命、非洲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独立运动。尽管斗争的浪潮如火如荼，但却没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都没构成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革命性挑战。1914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斗争只是一种力量悬殊的抵抗，是未来大革命浪潮的酝酿阶段。

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著名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把20世纪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在短短的30多年里见证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所有的强国都参与其中，并将30多个国家卷入进去。这场结束于1919年、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使约1000万人死亡，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但是，20年后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战争，约54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了40000亿美元，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20世纪的战争就其全面性和破坏性而言都是大规模的战争，其残暴程度对人类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有关战争起源、变化、影响以及如何防止战争的重大问题。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战争频繁爆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民族国家是否有能力制止战争行为？人类社会摆脱战争的出路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问题成了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并由此推动了联合国的建立和欧洲地区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武器系统进一步更新换代，核武器的出现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使美苏紧张对峙的关系在危机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有所控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因而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冷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悲惨的灾难和惨痛的教训，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维护世界和平并保障各国人民安全的办法，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遏制战争，联合国于是在世界和平运动和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中诞生了。

（一）集体安全的理念

联合国是根据集体安全的理念建立的。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是“直接涉及关于怎样才能导致和平问题”的一种自由主义理念。简单地说，这种安全理念建立在“以众对一”的基本假设之上，即认为任何侵略行动都将遭到其他力量的联合反击。集体安全与联盟政治不同，因为集体安全反对所有的侵略行径，而不事先预设任何特定的敌人，这是与事先设定敌人的集体防御的主要区别所在。另外，集体安全还假定，被侵略者总是能够获得集体安全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拥有比侵略者更大的力量。

集体安全是一种自由主义理念，因为它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后已经普遍相信世界和平是值得付出努力去追求的，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都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各国愿意努力维护现状，从而维护世界的稳定。各国相信维护现状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并坚信集体安全体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这是实现集体安全的“主观性条件”。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说，在为追求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中，“集体安全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尝试。传统的国际法对于受害国是否执行国际法规则听其自然，而集体安全则设想由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执行国际法，无论他们在特定的事件中是否受了侵害。因此，可能的违法国家必须随时想到自己有可能与由所有国家组成的共同阵线处于敌对状态，这个共同阵线自动采取捍卫国际法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理想，集体安全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确实提供了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解决国际法执行问题的理想途径”。

集体安全的构想并不否认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但认为管理和控制权力的关键不是均衡力量，而是通过建立国际制度和普遍遵守的规范。集体安全理念认为，最重要的规范就是要求各国放弃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要改变现状或解决争端，只能通过和平的谈判，而不能诉诸武力，或发动侵略战争。集体安全理念还认为，各国应该成为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所谓负责任的国家，就是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考虑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另外，集体安全理念相信，民族国家之间应该相互信任，这是集体安全体系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这三个规范原则中，信任最重要，是前两者的基础。

（二）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制止战争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并展开了积极的实践活动。1920年1月，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建立，它是战胜国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集体安全组织。《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该组织的目标是“为提倡国际协助及达到不持武力而保持国际和平与稳定”。国际联盟成立后，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在裁减军备，防止军备竞赛，依靠仲裁、司法程序或和解等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国联的会员国缺乏世界性，其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不能真正体现当时各国的力量对比，其制止侵略的手段也严重缺乏，致使国际联盟虽影响深远，却无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无力制止冲突和侵略，最终也无法遏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国联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使民族国家集体维护安全的合作理念深入人心。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的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就发表了尽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成立大小国家均得加入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普遍安全宣言》，提出了战争结束后建立联合国的主张。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准则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及与人类福祉相关的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社会成员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尊重。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了联合国及各成员国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的诞生，表明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集体安全理念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因两战期间国联失败而放弃集体安全体制，而是仍寄希望于通过集体安全取代传统的军事结盟政策，制止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新成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五个常任理事国，赋予大国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责任，给予大国否决权，希望通过大国一致的决策原则维护和平与防止战争。大国一致原则的确立虽没有脱出大国安排世界秩序的窠臼，但反映了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宪章确立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意味着各会员国负有同等的义务和责任，还表明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国内管辖权不受干涉。

“联合国宪章”为战后民族国家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恶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很快被淹没在冷战之中，军事联盟政策故态复萌，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了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两极体系。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频繁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很难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

尽管如此，联合国毕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代表广泛的国际论坛机构，是进行多边外交的理想场所，是缓和国际冲突的重要渠道。冷战期间，联合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进程，还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改善人类的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联合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会员国才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会员国已经从最初的51个增加到了189个。

冷战期间，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未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美苏之间的严重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了较之战前完全不同的变化，美国和苏联成为了左右世界局势的两大力量，战前的欧洲主要大国力量严重衰落，没有能力与美苏相抗衡，国际体系出现了两极对抗的局面。

（一）世界形成两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地区作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虽依然如故，但是舞台上的主角却发生了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打败了发动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战胜国中的传统大国英、法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战争结束后，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两大超级力量——美国和苏联。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额的60%。1947年，美国的出口总额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32.5%，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4.5%。军事上，美国不仅陆、海、空三军全面发展，还独家拥有原子武器，并在海外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致使美国的政治野心随其实力的增长而迅速膨胀。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后，一再声称，“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战后的世界秩序需要美国的领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社会主义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包围，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的人民生命财产及苏联的经济在战争中虽遭受严重破坏，但其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扩大了影响。中东欧国家在战后纷纷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一道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自身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军队人数达到1136万，战后仍保留287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宗主国的压迫和统治，它们倾向社会主义，追随苏联，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二）美苏的相互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以为依照其所拥有的实力，应当是世界秩序当然的领导者，也有意愿按照自己的设想安排世界。但是，在建构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它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苏联。

美国将苏联看成是它领导世界野心的最大障碍。因为美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敌人。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阐述了他对苏联理论、意图、政策等重要问题的看法。1947年，凯南被提升为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用X先生署名在美国重要杂志《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进一步阐明他在“8000字电文”中表述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思想的支配，“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它只有在“遇到某种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会停下来”。因此，凯南建议，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并准备随时使用这种力量，以此来避免与苏联“摊牌”。并且“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以免苏联势力向这些地区扩张。凯南提出，美国必须把苏联看成是政治上的敌人，而不是伙伴，应该遏制苏联。凯南的报告和文章为战后美国对苏实行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演讲中，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底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后面坐落的中欧和东欧的古城“无一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的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信号，是公开号召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在美国的领导下反对苏联。

战后初期苏联寄希望于维护与美英的战时联盟关系，以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国内经济上面。斯大林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美国舆论界一再叫嚣对抗的情况下，斯大林仍然表示，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有可能继续合作，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苏联有合作的愿望。

尽管如此，苏联也对战后美国的意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46年9月27日，苏联外交官诺维科夫从华盛顿发回的电报，强调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是追求世界霸权，分析了美国国内决策层主张与苏联合作的人物失势，而“具有某种保守倾向并政治上不稳定的人物”杜鲁门总统的上台，使美国的媒介充斥了反苏言论，形成了一种反苏运动。这种公众舆论上的反苏运动，主要是为了使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较高的军事预算。诺维科夫认为，美国正在为未来与苏联一战而进行准备，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美国通向世界霸主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斯大林对战后初期的战争形势估计得比较严重，认为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他在1946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往事重演有所准备”。这种严重的估计成为苏联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

（三）两极体系的形成

战后世界形成了两个强大的力量——美国和苏联，它们对世界的看法有着严重的分歧。美国要领导世界，将资本主义扩展到世界各地，而苏联则扩大了影响，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了美苏之间矛盾的发展，并迅速导致双方组建军事联盟集团，形成对抗的两极体系（Bipolar System）。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宣称希腊正在遭受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希腊一旦“陷落”，将给土耳其和中东地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地位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美国应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选派军事人员前往执行任务。杜鲁门宣称，世界已分成了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杜鲁门将这项针对希腊、土耳其的政策称为“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项政策宣言被称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

1947年5月，美国援助希、土的法案经参众两院批准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半个月后，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该项计划是杜鲁门主义在欧洲地区的直接运用，主要是为了避免西欧经济的崩溃，以便将其顺利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接着美国一边推动西欧国家成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一边督促国会授权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可以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缔结军事联盟。1949年4月，在经过近一年的谈判，美、英、法、意等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8月，公约正式生效。北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的成立，标志着美欧跨大西洋共同防务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付“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军事同盟的建立，1947年9月下旬，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召开了成立情报局的会议。会上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告，世界已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1949年1月，苏联又同其他五个中东欧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便经济上互相协作，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1955年5月，随着美英等国家正式通过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巴黎协定”的批准，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八国在华沙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又称《华沙条约》），并根据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WTO）。至此，东西方之间最终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两极体系的形成，使战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深受美苏两极力量结构的影响。对抗的两极关系导致国际局势紧张，东西方危机频繁爆发。美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争夺，又使各种各样的代理人战争不断。所幸的是，美苏两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并没有走向战争，“冷战”（The Cold War）始终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四）“冷战”形成的原因

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恶化，致使欧洲迅速分裂，并且很快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了两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意识形态全面对立的集团。各个集团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构筑军事同盟，确定军事战略。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这种局面极易导致全面战争。美国学者范斯盖茨（Jonh A. Vasquez）在其《战争之谜》一书中，对1816年以后规模较大的战争所形成的原因进行过分析，并总结出易于导致战争的国际系统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在国际系统中分布着多种力量；第二，多种力量通过结盟演变成两个对峙的集团；第三，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压倒的力量。范斯盖茨指出，在这样的国际系统中，导致战争爆发还有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地缘上的接近以及领土上的纠纷；第二，领土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合作谈判，而是通过加强军备，构筑同盟体系；第三，对立的同盟之间接二连三地卷入危机。一旦这三种情况齐备，战争也就不远了。按照范斯盖茨的观点，两极对抗体系是一种极易导致战争的国际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在领土和势力范围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意识形态上，双方互相攻击，对立严重；在组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后，危机更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如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但这种局面并没有导致大的战争，两极格局反而成了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

“冷战”的相对和平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构筑了一种特殊的军事力量相对平衡的局面，任何一方都不拥有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冒核战争的危险，从而有效地制止了战争的爆发。在两大军事集团的力量对比中，华约对北约始终拥有常规武装力量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则以核武器的优势抵消华约的常规力量优势，从而使双方力量达到了相对平衡。随着苏联战略核力量的发展，美苏之间战略核威慑又在欧洲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平衡”。

核武器的出现，使决策者对战争行为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最后一篇国情咨文中这样说道：“未来的战争将是一次打击就能使几百万人丧生，就能摧毁世界的大城市，就能毁灭以往文明成果的战争，而且将破坏通过几百代人缓慢而艰苦地建立起来的文明体制。这样的战争不是理智的人可以选择的政策。”在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也提出了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他指出，在核恐怖的现时代，“战争只能是愚蠢的继续”。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出了不能再把国家间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迫切必要性，“因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了”。两大军事集团对核战争的认识，是使它们在危机爆发之时能够保持克制，做出妥协，并因此而建立双方行为规范的根本原因。

威慑政策（Deterrence Polic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发挥有效作用，也源于这种理性的认识。正如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说，在常规武器的竞争中，由于对军队、武装和战略水平进行评估的准确性是相对的，从而使常规威慑具有不确定性。“战争易于爆发，是因为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国家领导人陶醉于以可忍受的代价获取胜利的幻想之中。相反，当使用核武器成为可能时，战争构想的重点就不是放在胜利而是毁灭的可能性上了，因为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是极易设想的”，这样，“在常规世界里令人十分忧虑的威慑可信度问题，在核武器世界里便消失了”。正是核威慑的可信性，使两大集团虽剑拔弩张，但都能够忍而不发。

第二，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的“德国问题”（German Question）。如前所述，“德国问题”自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出现，主要是指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较大的德国与周边国家力量悬殊带来的安全问题。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往往以军事手段“修正”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是德国挑起的。因此，“什么样的德国适合于欧洲，以使它对欧洲的环境来说，既不过分强大，又不过分软弱”，始终是个问题。战后德国的分裂，以及分裂后东西两部分相继被融入两大集团之中，解决了德国在欧洲过大的问题，化解了德国给周边国家安全上造成的压力。50年代后，西德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德国问题”的解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两大军事集团填补了欧洲小国的安全真空，使它们在安全事务上“跟班搭车”，得以依靠集团力量维护自身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分解出众多小国。虽然这些小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没有什么发言权，但由于存在着极易导致纠纷和冲突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这些小国安全现状的维持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秩序的稳定。一战后，正是由于东欧各国的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致使欧洲安全秩序遭到了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使各小国的力量得以整合，任何一国的安全问题都被看做是集团整体的问题，从而使不安全因素相对明确。由于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对手，任何集团内部的潜在冲突也容易被化解。

第四，美国卷入欧洲，扮演了平衡欧洲力量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与往日英国在欧洲大陆扮演的角色极其相似，它成了平衡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不同的是，美国卷入欧洲，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英国所不能比拟的。以军事卷入为例，冷战结束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高达35万人。在所有设在海外的美国1600个军事设施和基地中，设在欧洲的多达1200个。美国通过北约主导西欧的安全事务，维持两大集团的力量平衡；通过支持欧洲联合和一体化发展，整合西欧各种力量，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通过遏制政策，率领西方与苏联集团对抗。

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霸权主导下的两极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对峙格局深刻地影响了地区安全机制的运行和构成，它使地区安全机制不再享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是从属于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因此，并非欧洲国家的美国和横跨欧亚大陆称不上是纯粹欧洲国家的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欧洲安全体系中扮演着比欧洲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海默所认为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出现的非常稳定的体系，是两个超级大国激烈竞争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两极体制对欧洲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西欧国家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全面一体化的进程。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起源问题在欧洲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1945年以后，国际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功能的日益复杂性，不仅使国家不可避免地深陷如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功能性国际组织的网络之中，而且单个国家独立行动的范围也受到这种集体决策行为的制约。正是战后国际政治的这一发展趋势导致了一体化组织的产生，而一体化组织一旦建立，其“外溢”效应又会导致一体化向新的领域蔓延。还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起源于欧洲联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特别是联邦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其实，从根本上讲，欧洲一体化只能是在民族国家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和发展，是民族国家体系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欧洲一体化和民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欧洲一体化“拯救了民族国家”。

（一）西欧一体化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虽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但舞台上的主角已非比寻常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昔日欧洲大国全部沦为了二等国家，甚至三等国家，“欧洲以自身均衡政治来约束欧洲局势的可能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逐渐明朗化的以美、苏两大国为主的雅尔塔体系”。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恢复经济、恢复往昔地位的任务，“可任何一个国家又都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处境，只有通过合作协调，共同努力，创造一个适合的国际环境并在美国的援助下，复兴才有可能”。欧洲各国要改变国际地位，重新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心必须走联合道路，这一点在战后初期已成为西欧各国政府的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欧洲国家感到必须寻求一个有效的途径解决战争问题。正如丘吉尔所说，“千年的争吵已使欧洲陷于衰败，并且几乎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现在该是结束这种争吵的时候了。旧账是永远算不清的，报复是代价最高、耗费最大的劳民伤财之举”。因而，要解决欧洲安全中至关重要的德国问题，采用老办法显然无法防止德国民族主义势力的重新抬头。只有从长远的利益出发，采用一种新的思路，改变过去那种防范和隔离德国的办法，把德国与西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彻底解决“德国问题”，关键是促成法德和解、并最终使西欧联合起来，对此，战后的西欧政治家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丘吉尔早在1948年年底就曾呼吁法国从切身利益出发考虑与德国和解的问题，他认为，法德和解可以“给法国在欧洲恢复自己的领导地位”带来机会。让·莫内则明确提出，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德国问题，“如果各国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进行重建，那么欧洲将永远不会有和平”。欧洲只有在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才有希望，而法、德联合是欧洲联邦的基本因素。德国总理阿登纳更清楚地认识到，始终不渝地争取和法国建成友好睦邻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德国“必须不顾一切困难、挫折和失望坚持这个目标，必须作出不断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法德之间如不建立友好关系，欧洲的联合是难以想象的，西方也就难以达到与东方进行谈判所迫切需要的那种团结一致，跟法国取得谅解乃是西方团结的基本前提”。

在西欧主要国家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法国于1950年5月9日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The Schumann Plan）。这一计划选择了将鲁尔的煤钢资源置于一个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的联盟机构之下，使之成为通向欧洲联合的突破口。“舒曼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质”。“重整军备首先总是从煤、钢的增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起舒曼所建议的那种机构，那么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够觉察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这对法国将起着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煤钢基础工业的联营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

在西欧各国看来，联合的必要性不仅关系到消除法、德因世仇引起的战争，还关系到欧洲的力量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力量空前壮大，东欧国家纷纷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东西方对立已成为定局。为了平衡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西欧只有像丘吉尔呼吁的那样，“忘掉过去的仇恨，丢开民族的怨恨心和复仇心，逐步消除那些使我们分裂加深和凝固起来的边界与关卡”，联合在一起。美国也出于遏制苏联、重建战后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经济目的，积极推动法、德和解，推动欧洲的联合。欧洲的联合正是在战后两极体制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恢复和重新确立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把欧洲建设成为世界上强大的一级力量，为了避免战争、争取永久和平，欧洲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体化进程。

（二）西欧一体化的独特性

西欧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自1951年3月签署建立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后，又于1957年3月签署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The Treaties of Rome），自此以后，西欧各国走上了一体化的不归之路。几十年里，欧洲一体化不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说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92年2月《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的签署，更使欧洲一体化朝着启动统一货币和建设政治联盟的方向迈进。欧盟的这种发展，不仅使德国牢牢地与西欧各国捆绑在一起，使法、德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而且它在经济、政治和制度化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略互动的层面，欧盟成员国之间战略利益高度一致；在经济领域，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和互惠关系，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稳定和共同繁荣、追求质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则相互渗透并培育了一种共同的欧共体文化和法律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发展，欧洲民族主义在国家层面上的激进发展遭到了遏制和缓解，经济上相互依存所取得的成就，也使它成为欧洲地区散发着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

欧盟巨大的影响力特别表现在它的几次扩大方面，欧盟发展史上前后已经进行了多次扩大。1973年，扩大对象是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三国。1981年，希腊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国。1986年，吸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三国加入欧盟。2004年，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2005年4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署了加入欧盟的条约。同年10月，欧盟启动与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12月，马其顿被纳为入盟候选国。当年，欧盟还启动了同波黑、塞黑关于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的谈判。2006年，阿尔巴尼亚同欧盟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将进一步扩大，有望成为一个拥有25—28个成员国的庞大联盟。

欧盟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地区的力量中心，除了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外，还与欧盟一体化发展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米沃尔德和索伦森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存在着三个关键的优势：首先，欧盟所达成的条约具有“不可逆转性”。1957年的《罗马条约》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没有规定时间限制，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它可以无限期存在，而这在国际条约中是非比寻常的。另外，《罗马条约》也没有规定成员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程序，这意味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为自己的发展断了退路，成员国一旦加入共同体，不会再做退出的打算。这两点不同表明，欧洲一体化为其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它的政策和协议一经制定，将会保证得到落实和遵守。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欧洲一体化虽步履艰难，但它总是能够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其次，欧洲共同体的优势还表现在它的“排他性”特点上。从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建立，这一组织就确立了排他性的原则，愿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只有全盘接受欧共体的条件才能获准加入这一组织。这一点不仅强有力地提高了欧共体自身的凝聚力，而且还使它在同外部力量打交道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一“排他性”特点，在欧共体的几次扩大谈判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再次，欧共体是以缔结国际法上的条约方式建立起来的，1951年的《巴黎条约》和1957年的《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个共同体，同时也创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框架。自此以后，欧共体的方方面面，从大政方针、组织机构、到决策程序以及各国的权利与义务，都依法行事，因此，欧共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法治”的一体化，或者说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高度制度化的一体化。

“不可逆转性”、“排他性”和法律基础上的制度化行为，是西欧一体化的重要特点，但是影响西欧联合不断向前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一体化推动了西欧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从而导致西欧各国的整体意识和聚合程度逐步提高，民族主义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以战争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变得不可想象。40多年里欧洲一体化风雨兼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95年，欧洲联盟已有15个成员国，总面积达3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7亿人。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按1995年价格计算），2000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97588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380亿美元，日本为54584亿美元。欧盟与美国占世界产值的比重各约30%左右。目前，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组织程度最高、法律制度最为完善的地区经济政治集团，其参与塑造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日益增强，是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独特的力量。

战后西欧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使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盟在经济上不仅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追求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发展模式。在政治上，欧盟正在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简称CFSP），特别是近两年来的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不仅如此，欧洲地区，特别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平衡成员国利益、协商谈判解决矛盾和争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化磋商机制，使欧盟形成了一个不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欧盟的发展，为民族国家体系注入了许多全新的内容，地区管理和国家间共治的概念成为主权概念之外的重要补充。

目前，欧盟面临着发展目标难以一致的挑战，各主要国家对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主张，欧盟应从现在的“国家联盟”最终过渡到“一个政府，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和一部宪法”的欧洲联邦。法国认为欧盟的发展应“既包含各个国家主权的内容，也包含联邦性质的内容”，最后形成一个全新的组织。英国则反复强调欧洲一体化应使欧盟变成一个“超级力量”，而不是一个“超级国家”。尽管各国在欧盟建设目标上有种种分歧，随着欧盟内部建设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领域，以及共同大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的建成与完善，再加上司法和社会领域第三根支柱建设的加强和申根协定的扩展，欧盟内部的同一性正在逐步加强，欧盟公民的身份认同也正在浮出水面。

必须强调的是，欧盟内部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改造了内部的民族国家关系，这种内部民族国家关系的改造将随着欧盟的东扩影响到中东欧国家和地中海一些国家。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欧盟与欧盟以外的区别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加深。欧盟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共享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欧盟成员国的所有公民将负有同样的纳税义务，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遵守相同的法律约束，负有在欧盟境内守土防卫的责任。欧盟的整体身份认同由于这一地区的高福利和安全稳定，将使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的内外区别进一步突出和拉大。正如著名欧洲一体化研究专家瓦莱士所说，“当代多边讨价还价的复杂性、经济上的规范和管理、贸易政策、移民控制和避难政策，所有这些强化了由清晰的边界区分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鲜明分野”。欧盟东扩的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也在加剧内外分别，欧盟内部认同政治的发展同样也在加剧这一趋势。从深层次说，欧盟在内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变化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上构筑着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也将对欧洲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三）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战后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发展，除了欧洲共同体之外，不仅应该包括1949年成立的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Council for Economic Mutual Assistance，它随着东欧局势的变化和苏联的解体已于1991年宣告解散），还应该包括1960年通过《斯德哥尔摩公约》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rea，EFTA），简称欧自联。这个联盟包括了当时的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七国，后又有冰岛、芬兰、列支敦士登等加入。但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从未超过七个，因为随着有的国家加入，有的国家则退出欧自联，加入到欧共体中。英国、丹麦、葡萄牙、奥地利、瑞典和芬兰都先后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加入了欧洲共同体，目前只剩下了瑞士、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等小国还没有加入欧盟。

欧洲地区一体化从一开始的三种发展路径——欧共体、经互会和欧自联，发展到90年代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以欧盟为强大中心、吸引外围加入其中的局面。欧盟不断地将欧自联成员国吸收进自己的圈内，这一过程从冷战期间的70年代就开始了。而欧盟向东扩展，吸纳中东欧国家，也就是原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目前这一进程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欧盟渴望在不久的将来扩大成为一个庞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欧洲，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新兴独立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于60年代和70年代纷纷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

在亚洲，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东盟成立后，队伍不断扩大，1984年1月，文莱的加入使东盟成员国增加到六个。东盟发展进入快速道主要是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结束后，随着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加入，东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总面积达到4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亿的大东盟集团。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还应该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于1964年成立的三国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在拉丁美洲，1961年6月，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巴拉圭等国根据1960年签署的《蒙得维的亚条约》成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哥伦比亚等四国于1967年的加入，使之成为一个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62年8月，由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等五国参加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1969年5月地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五国又成立了安第斯条约组织。安第斯集团（Andean Group）的实际发展主要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1973年4月，在圭亚那举行的第8届英联邦加勒比地区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成立加勒比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市场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在8月1日正式成立，此后，成员国逐渐扩大。80年代后，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发展。阿根廷与巴西两个南美大国自1985年开始了一体化进程，目标是首先建成两国的共同市场，然后吸收智利和乌拉圭等形成南锥共同市场，并向北逐渐推进。1991年3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四国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的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亚松森条约》，是向拉丁美洲一体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步骤。1986年年底，拉美“八国集团”正式成立，又称“里约集团”。它的前身是由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组成的孔塔多拉集团（Contadora Group）和阿根廷、巴西、秘鲁、乌拉圭组成的利马集团。现成员国增加到12个。里约集团是一个成员国之间进行磋商和协调的机构，每次首脑会议都将拉美一体化作为重要的议题，对推动拉美一体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非洲，1963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组织，相当于非洲的联合国。非统组织的作用主要是推动非洲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使非洲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1964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成立了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为日后的马格里布经济共同体打下了基础。1967年，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成立了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75年，成员国包括几内亚、尼日尔等16个国家，是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除此之外，非洲还有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等。这些组织虽成立的时间、背景、目标及其一体化程度和发展水平都不相同，但都属于非洲内部的地区性组织。90年代，非洲地区在向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1年6月，非洲统一组织在第27届首脑会议上签署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非洲经济共同体将在未来34年中分6个阶段逐步建立，到21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非洲共同市场。

战后，世界各地区经济一体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除欧洲地区外，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在60年代和70年代只是起步阶段，成果有限，有些地区和国家经济合作只限于表面机构的成立，缺乏实质内容。经济一体化进入实际发展阶段主要是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地区一体化的强大竞争力和模式的榜样力量，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导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竞争的加剧，对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并加剧了其紧迫性，这正是冷战后地区经济一体化广泛深入发展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浪潮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开始的，它共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全球革命浪潮（1914—1939年）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推动，发展中国家变成全球性革命运动的中心，遍及亚、非、拉三洲；第二次全球革命浪潮是从1939年开始的，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所推动的，大大超过第一次革命浪潮的广度和深度，导致了殖民体系的瓦解和100多个新国家的独立发展。可以说，殖民体系的崩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讲，决定战后殖民体系瓦解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宗主国殖民政策的调整。

在这方面，英国颇具代表性。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国际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的衰落、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及英属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使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发生了全面的危机，即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愿再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也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统治他们了。

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的严重性，在战后初期英属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争取民族独立大潮中充分体现出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烈火首先在亚洲熊熊燃烧起来。从1945年10月起，印度各地掀起了反英斗争高潮，缅甸、马来族独立运动也如火如荼。

战后初期，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一直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给殖民地独立；要么进行长期的殖民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还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法国和荷兰在亚洲所进行的殖民战争以及英国在马来亚和肯尼亚的经历给英国统治者以深刻教训。英国政府进行的殖民战争虽耗费巨资，却收效甚微，英属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声势反而越来越大，英国殖民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这绝不是使用武力就能镇压下去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又不允许这种局面长期维持。

1948年，殖民部的年度报告中明确指出：“英帝国殖民政策的目标就是引导殖民地国家的联邦内建立自治政府，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摆脱任何外来压迫。”1951年11月14日，殖民大臣奥利弗·利特顿在议会讲话中重申了1948年宣布的殖民政策，同时补充了新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与政治进步相一致”。其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政治上，有步骤地给予殖民地独立，由以前的直接政治统治转为间接控制，摆脱对殖民地承担的义务；经济上，保存和巩固英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在赋予殖民地“独立”权利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和扩大英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

英国殖民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殖民地附属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新老殖民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以及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力图建立美利坚帝国，但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处于日益加深的危机和瓦解状态中。因此，美国首先推出新殖民主义，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与英国为首的老牌殖民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老殖民主义，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最终取代老殖民主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英国为代表的旧殖民统治方式，多次进行猛烈抨击，并积极主张战后给予殖民地国家以“自治”、“独立”地位。罗斯福曾谴责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认为正是由于它们的贪得无厌，使得“印度、非洲以及殖民地化的近东和远东到现在还是那么落后”。共和党著名领袖威尔基在战时曾周游近东、中东各国，进行反殖民主义宣传，他说：“战争将推翻各个帝国和结束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美国的目的就是想借英、法等国殖民统治危机四伏的有利时机，依靠自己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军事力量，迫使它们放弃旧的殖民统治。战争期间，法国、荷兰、比利时处于德国的占领之下，它们的殖民体系岌岌可危，而美国却趁老殖民主义国家极度虚弱、自顾不暇之机，对旧的殖民统治秩序摆开了咄咄逼人的态势，矛头所向，理所当然地对准了大英帝国。

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破坏了以英帝国为首的旧殖民主义统治，使战后初期殖民地解放运动力量相对加强，为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鼓舞并有力地支持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自决权理论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苏联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打败了法西斯，在世界上声名大振；欧、亚一系列国家经过革命斗争，冲破了帝国主义的桎梏，建立了人民政权，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获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给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莫大鼓舞，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增添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决心。重要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实现其第一个宏伟目标——消灭古老的殖民帝国制度创造了条件。如果不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不建立几十个新的独立国家，社会主义也就不会存在”。因此，战后初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理所当然地把全力支持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解放看做是自己的国际义务。从联合国成立之初起，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坚决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在联合国同新老殖民主义展开斗争，捍卫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1946年10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外长提出印度的主权应与英国平等。他说：“印度是联合国成员国，印度与英国的关系应建立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已经获得独立（或不完全独立）的国家，苏联根据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与之建立友好的关系。苏联于1943年同埃及建立外交关系，于1944年同叙利亚和黎巴嫩建交，于1947年和1948年又分别同印度、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民族解放斗争采取了同样的支持立场。由此可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给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援，使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连成一气，显示了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第三，殖民地附属国自身的发展变化。

战争除了使大量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外，还促成殖民地附属国改变了畸形的经济结构。而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削弱了封建或半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破坏了宗主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同时，战时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殖民地附属国内部人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并大大增强了他们反对殖民统治的物质力量。这一切都有利于战后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与胜利。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殖民主义是一个外国强国主要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而用政治上的束缚，使殖民地从属自己的政策。”结果，从战后初期开始，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引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国际政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

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首先是从亚洲开始。40年代后期，中国、朝鲜和越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和菲律宾等实现民族独立，西亚的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也先后爆发了群众运动，要求英、法撤出这些国家，取消不平等条约，迫于形势的压力，英、法先后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进入六七十年代，亚洲先后有塞浦路斯、科威特、马尔代夫、也门人民共和国、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获得独立。这一时期，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表现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英勇不屈的反美爱国斗争，使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亚非会议后，随着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也趋于崩溃。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点燃了武装斗争火炬。接着，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独立。1957—1958年，撒哈拉以南的加纳和几内亚也相继独立。1960年，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成为举世瞩目的“非洲独立年”。1961—1968年，又有15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70年代，葡萄牙在非洲的顽固殖民统治被人民武装斗争所摧毁，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先后独立。1980年，罗得西亚人民又以武装斗争粉碎了殖民统治，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非洲的民族独立，少数是通过武装斗争形式、多数是采取和平斗争形式取得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刚果（后改称扎伊尔）、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肯尼亚、桑给巴尔（后与坦噶尼喀合并称坦桑尼亚）等都是经过武装斗争而获得独立的。而其他许多国家经过人民群众的合法斗争，以宪法改革和议会选举等方式，迫使殖民当局承认实行半自治、自治，直至承认独立。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在开始时还是不完全巩固的。但是，尽管独立的方式、程度有所不同，它毕竟是这些国家人民长期反帝、反殖斗争的胜利成果，是对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它标志着几个世纪以来非洲各族人民听任西方殖民者宰割的辛酸历史，至此基本结束。

至于拉丁美洲，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古巴革命为起点掀起了震动世界的反美风暴。在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中美洲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等国在60年代初都爆发了反美反独裁政府的武装斗争。60—70年代，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很大的成果，有10多个殖民地相继取得独立，拉丁美洲独立国家达30多个。

总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共有80多个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终于在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冲击下彻底崩溃。^[3]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因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由列宁提出。1919年12月，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用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通过和平共处，可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与经济技术合作，这样不仅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对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重大发展，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联合国组织建立的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将和平共处作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写入宪章。然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随后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争取和平、发展经济、反对强权政治的斗争，呼唤和平共处思想和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到50年代中期，亚非地区获得独立的国家已达30多个。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巩固独立成果、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维持安全与稳定的良好环境，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国的地位是它们获得发展的前提和目标。为此，亚非拉许多新兴国家在独立后选择了独立自主、和平中立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成员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在会谈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写进了1954年4月29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里。这项协定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了中印之间某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万隆的亚非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必然。^[4]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尚未彻底摧垮，新殖民主义妄图取而代之。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可是，美国却在亚、非地区组织军事集团，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国家渴望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冷战，走和平中立之路，促进彼此间的友好合作，发展独立自主的亚非国际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做出有益的贡献。

1954年，中印、中缅宣布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它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为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所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表达了亚、非国家希望建立国家间平等友好新关系的强烈要求。亚、非国家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开始凝聚成一种新国际力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惊呼，这是必须加以制止的“危险趋势”。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54年12月28日，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会晤，决定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国等25国与会。会议旨在促进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

对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决定，世界为之瞩目，国际进步舆论为之欢呼，但是自大洋彼岸也纷纷传来了冷言微词。美国《圣路易邮报》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1955年4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要求国会通过新的援助计划，企图对会议施加影响。美国并未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却派遣了最大的代表团，它由70名记者组成，有些人实际上是华盛顿的“秘密使节”。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应邀致开幕词。他说，“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必须从世界上铲除”。他热情洋溢地欢呼新亚洲和新非洲的诞生，呼吁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在大会一般性发言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就会议的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反映了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

4月2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着重指出，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周总理的一席话，为会议圆满成功消除了最后障碍。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就是和平共处的真谛，求同存异的真谛。这种宝贵精神不仅表现在会场内，也体现在会场外。亚非会议经历了曲折，经历了风暴，经历了令人揪心的时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高举团结反帝反殖的旗帜，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坚持协商一致原则，为会议成功举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各国代表团的共同真诚努力下，4月24日，亚非会议在全体会议通过最后公报后宣布胜利闭幕。

翻开历史巨册，亚非会议是史无前例的，它第一次集中了这么多不同种族、民族、肤色、语言、文化乃至服饰的国家的代表，却又连一个西方殖民国家的代表也没有。29个亚非国家面积占全世界土地面积的将近1/4，拥有全球约2/3的人口。它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意识各异，彼此间还存在着隔阂，却在短促的一周内，求同存异，使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5]这是人类历史上代表性最大的一次会议，是被压迫民族史上空前的盛事和奇迹，是战后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战后集团政治的盛行，使新兴独立国家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这种状况促使它们逐渐走上了反帝、反殖、不结盟的联合道路。

不结盟运动（The Non-Aligned Movement）的发起国有五个，它们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尼赫鲁领导的印度、苏加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恩克鲁玛领导的加纳共和国。1960年9月，五国领导人趁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便举行会晤，形成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关于在国际事务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集团造成的战争威胁的号召，在亚非拉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响应。1961年6月5日至13日，有21个国家外长和大使参加的不结盟首脑会议筹备会在开罗召开，会上制定了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基本标准：即与会国必须采取和赞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政策；与会国必须一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

1956年7月，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拥护和平共处原则，坚持民族独立，反对加入军事集团，主张各国进行经济、文化合作，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嗣后，他们又和苏加诺、恩克鲁玛进行了会谈。第三世界领袖的会谈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有25个国家出席，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正式形成，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和《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宣言表示全力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指出只有根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持久和平，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代替冷战和可能发生的全面核灾难的唯一办法。宣言认为，和平的不结盟国家的存在和活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更加重要的因素之一，不结盟国家应该参与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宣言也强调要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加强与会国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有效合作。^[6]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1964年10月，不结盟运动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议，共有来自亚非拉和欧洲47个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1970年9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了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有54个国家出席，会上通过了《关于和平、独立、发展、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卢萨卡宣言》以及《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的宣言》等文件。此后，不结盟运动进入发展新阶段，不仅首脑会议每三年定期召开一次，而且在斗争目标上更加明确。在政治上，它的主要矛头由初期的指向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转向主要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它的斗争也逐渐从政治领域深入到经济领域，特别是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目标。

不结盟运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作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第三种力量的出现，对两极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体系的瓦解，追求成为第三种力量的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也受到了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其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不结盟运动开展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年，至今已有了很大发展。截至1995年10月第十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哥伦比亚召开，成员国已达113个，几乎占世界独立国家的2/3，约17亿多人口，是地跨亚、非、拉、欧四大洲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多年来，不结盟运动的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令人瞩目的是，在第九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五个北约组织成员国和六个华约组织成员国的代表团作为来宾首次列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和平民主的潮流，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格局和进程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92年5月，在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一致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观察员。长期以来，中国高度赞扬和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斗争和事业。广大不结盟国家也一贯给予中国宝贵的同情和支持。共同的遭遇、斗争和使命把中国和不结盟运动联系在一起。现在，不结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今后，中国将为不结盟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七十七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是第三世界力量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在1961年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联合行动的问题。1963年，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在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问题时，73个亚、非、拉国家和南斯拉夫、新西兰共同提出一项联合声明，当时称为“七十五国集团”。后来，肯尼亚、韩国、越南加入，新西兰宣布退出，共有77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发表一个联合声明。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又一次发表《联合宣言》。由于在这个声明中签字的有77个国家（地区），故被称为“七十七国集团”。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和在经济领域里斗争的深入开展，“七十七国集团”日益壮大，至今，其成员已经增加到将近130个，但是，七十七国集团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

“七十七国集团”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的产物。它建立以后，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

中国不是“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但是一贯支持该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并且以“特殊来宾”的名义参加了该集团的一些部长级会议。1992年，中国已正式成为七十七国集团的观察员。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表现之一是60年代后出现了许多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7]这类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同非殖民化运动的进程紧密相连的。新兴独立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以共同维护其政治独立与民族经济的权益，这也是现代区域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60—70年代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组织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美洲共同市场”、“非洲—毛里求斯共同体”、“安第斯条约组织”等。按其主要的功能，可以分为一般性政治、经济组织和专门组织两大类。

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成立于1963年5月25日，是在非洲独立运动高潮中诞生的。31个最初的成员国中许多是在60年代刚获独立的。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目前其成员国几乎包括了整个非洲的独立国家。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保卫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根除殖民主义，提高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非洲国家与国际间的交往和合作。最高机构为首脑会议，常设机构是秘书处。非统组织成立不久，1964年9月，非洲国家合办的互助性、区域性金融机构“非洲发展银行”也宣布成立。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是一个主张中立和不结盟的区域性组织。它的前身是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于1961年成立的“东南亚联盟”。东盟成员国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盟的宗旨，一方面强调加强地区性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促进同亚太地区国家的交往，一方面强调努力使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和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它反对美苏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争夺。它在处理地区性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伊斯兰会议组织是根据1970年第一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决定，于1971年5月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成立的伊斯兰国家联合组织，带有明显的宗教限制色彩。截至1976年，共有42个成员国。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宗旨，强调对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支持，保障穆斯林民族的合法利益，并设有通讯社、开发银行等实体。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两个性质相同的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分别成立于1960年9月和1968年1月。它们的主要宗旨是，协调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共同发展石油工业，维护成员国利益，从产、运、销及价格方面采取联合行动，同西方国家的石油垄断集团进行谈判。类似的区域性、专业性的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还有许多，如“国际铝土协会”、“铜矿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非洲国家咖啡组织”、“可可生产者联盟”等。

1962年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1965年成立的非洲—毛里求斯共同体、1969年成立的安第斯条约组织属于一般性的区域经济组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常设机构，宗旨中都含有共同开发区域经济，开展内部平衡协调的条文。不同点在于，中美洲共同市场合作层次较高，共同市场内部互交关税，对外统一关税；安第斯条约组织的经济一体化尚处于起步时期，非洲—毛里求斯共同体的实质性宗旨则更少。这类区域性经济组织还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等。

所有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标志之一。这些组织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三世界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兴起。这些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地位后，纷纷加入联合国，并在联合国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联合国180多个成员国中，近78%的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在联合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兴独立国家带着希望和乐观情绪开始了发展进程。60年代被联合国定为第一个发展年代，它为不发达国家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和经济增长指标。发展中国家也积极组织起来，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1963年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召开贸易与发展会议的问题，75个发展中国家发表联合宣言，从而形成了“七十五国集团”。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会上七十五国集团发展成为77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宣言谴责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提出了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义主张。1974年4月，在发展中国家呼吁下，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原料与发展问题，会后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是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公正平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所做努力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同时，加快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它们中的有些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推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8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尽管发展中国家加入改革进程的国家进一步增加，但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说50年代至7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的年代，到70年代后，这种相对乐观的情绪便逐渐消失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在这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64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16∶3∶1扩大到51∶7∶1。据有关资料统计，占全球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3/4，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不到1/5。因此，80年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所谓“失去的10年”，或者说是“危机的10年”之称。90年代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多数人甚至比30年以前更穷。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关于《1999年最不发达国家情况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正在越来越被排斥在经济发展进程之外”，它们“越来越边缘化”。

（一）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局部战争

如前所述，战后美苏两极世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相对和平的时期，历史上又称为“冷战”时期。所谓“冷战”，意为美苏之间关系高度对抗，军备竞赛逐步升级，但是双方对峙僵持，并没有引发热战。但需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对抗虽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但是由它们引起的、或背后由它们支持所造成的各种危机不断，局部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对抗和冲突导致的严重危机主要有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而局部战争则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有美国或苏联一方参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另外就是有超级大国在背后间接插手的印巴战争，中东地区的几次战争，安哥拉内战，等等。这里各选取两次典型的危机和战争加以分析，以便总结冷战期间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与两极格局的关系。

1.柏林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关系从盟友走向对抗，德国也由分区占领变成一分为二，柏林市也随着德国的分裂划分成东西两部分，一分为二的柏林变成了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焦点和冷战的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的严重对抗曾经导致在柏林地区的两次严重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48—1949年，以柏林封锁为主要特征。第二次则发生在10年后的1958—1961年，持续时间较长，以柏林墙的建立为主要特点。

第一次柏林危机主要是因为战后初期美苏为首的东西方矛盾日益尖锐，德国问题成为双方角逐的重要场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将德国变成抵御所谓苏联威胁的前沿阵地，在政治经济上公开实行分裂德国的政策，于1948年6月宣布将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区合并，并实行币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宣布，为了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和保护该区的经济利益，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道实施交通管制，封锁了西方通往西柏林也即柏林西占区的所有陆上交通，之后又封锁了水上交通，此即所谓的柏林封锁，历时11个月。

柏林封锁期间，美苏都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式，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双方在紧张对峙的过程中又似乎都留有余地，苏联始终没有禁止空运，因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没有强行迫使苏联解除禁运，而是对西柏林进行了持续的空运，将西柏林所需的能源、粮食和各种日用品运送进去。在长达11个月的封锁中，美英等国共飞行19.5万航次，运送140多万吨生活物资，实际上打破了苏联的封锁。1949年5月12日，柏林封锁被解除。

柏林封锁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加速了北约的建立和德国的分裂。1949年8月20日和10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宣告成立，欧洲的分裂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年的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一个公开讲话中指出，西方大国正在利用西柏林作为前哨阵地，对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侵略行动，苏联绝不允许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局势必须“正常化”。所谓正常化，在苏联随后给西方国家的照会中做出了解释，即苏联准备就将东柏林权力移交给东德政府问题与其进行谈判，苏联建议西方三国美、英、法结束西柏林的占领状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联合国控制下的非军事化和独立的自由城市。赫鲁晓夫还发表讲话说，西方国家如果在6个月内未能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那么苏联将单独采取行动。

西方国家拒绝了苏联照会的建议，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这次危机持续了较长时间，以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建立为标志危机达到高潮。这一天，华沙条约组织发表声明，建议民主德国在西柏林边界“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当天夜里，一道铁丝网沿东西柏林分界线拔地而起，几天以后又建起了混凝土墙。西方国家在一片抗议声中，并没有采取极端手段，而是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苏联也在10月份从原来坚持的立场上退了下来，这样持续近三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得以结束。

2.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苏联在古巴秘密建造导弹发射基地，由此引发了冷战期间美苏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为了改善苏联在美苏对峙中的战略地位，并征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同意，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秘密将导弹运送到古巴，并相应在古巴建造导弹发射基地。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空中侦察的密切关注，美国U-2间谍飞机于10月14日第一次拍摄到了苏联正在古巴建造的中程导弹基地，美情报部门也探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SS-4和SS-5导弹。美国在肯定了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之后，迅速做出了强硬反应。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苏联的举动是对整个美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公然威胁，是对美国的有意挑衅。他在讲话中指出，美国将对所有驶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加强对古巴本土的监视，宣布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都会引起对苏联的全面报复。美国三军随后进入戒备状态，美国海军部向古巴附近海域派出了40艘军舰和2万名海军士兵支持对古巴的封锁行动，在佛罗里达等邻近各州，美国还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美国大有和苏联展开一场全面战争的架式。

对于美国如此强硬的反应，赫鲁晓夫有些始料未及。他先是加快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的速度，后来看到肯尼迪毫不动摇的姿态，不得不退却，命令运送武器的苏联船只在“隔离”线前停驶或改航。美苏最高领导人一方面信件往来不断，一方面派人私下接触，商谈解决办法。美苏在相互指责的同时，双方都表示了通过谈判解决危机，避免因危机陷入世界核大战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苏联从古巴撤走中程导弹和其他战略性武器，并保证今后不再将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美国则承诺不侵犯古巴，并同意今后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1962年11月20日，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此结束。中国研究冷战史的学者张小明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在这场危机之后，美苏没有发生类似柏林封锁、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严重的直接对抗，而采取较为缓和的较量方式，两国在地区冲突中更多地以支持第三方反对对方的方式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古巴导弹危机也促使了美苏军备竞赛的步步升级”。张小明从中还总结到，冷战期间美苏直接冲突的特点是紧张、激烈，而又不越过一个界限，冲突没有变成战争。它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防止军事冲突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

3.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被划分为北、南两个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由美军和苏军分别进驻。之后，由于美苏关系恶化和双方战略目标的严重分歧，美苏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帮助它们建立了政权，从而使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统一的朝鲜变得十分困难。尽管苏美军队先后从朝鲜半岛撤了出去，但是它们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此，朝鲜战争虽始于内战，但很快就演变成为东西方之间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派兵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了以美军为主、14个国家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并迅速扭转战局，向北逐渐扩大战争，试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美国将战火引向中国边界的事实，导致10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命入朝参战，配合朝鲜人民军将战线推回到三八线附近。苏联为了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冲突，没有给予直接的军事支持。在朝鲜战场上，有少数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作战，但都进行了伪装，极为秘密。

1951年春，随着战争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拉锯状态，美国政府在朝鲜转而寻求恢复战前现状，不再试图通过武力统一朝鲜。为了实现这一有限目标，在战场之外，美国试图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1951年7月10日，由中朝为一方，“联合国军”为另一方的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打打谈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战后两极政治导致的结果，是美苏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并进行争夺的结果。朝鲜被分裂以后，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都会带来严重的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了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战争加剧了两极局势的军事对抗性，1949年成立的北约组织迅速装备起来，苏联也加强了与中国和北朝鲜政治和军事同盟，并很快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朝鲜战争中，尽管苏联有限间接卷入，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美苏关系的对抗性加强，冷战进入十分紧张的阶段。

4.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冷战期间发生在亚洲地区的另一场有限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直接参与，而另一方则通过其他形式间接卷入，双方避免了正面冲突和热战，但是战争又体现了双方在该地区的争夺。

越南战争的起始时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开始于50年代，有人认为是60年代，直到1973年结束，历时比较长久。

越南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给予了法国支持。随着东西方冲突的加剧，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强有力支持，美国也从东西方冲突的角度看待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抗法战争中的胜利，认为一旦胡志明取得胜利，就是共产党在东南亚的全面胜利，会导致共产主义影响不断扩大。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提出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防止包括越南在内的印度支那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并最终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先是通过支持法国和越南保大政权，干涉越南事务。法国失败之后，又开始取而代之，直接卷入越南事务，扶植南越政权，通过军事援助和派出军事顾问等手段，扩大干涉行动。到肯尼迪总统1961年上台，美国在越南已经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越南战争在肯尼迪总统和随后的约翰逊总统两任之内，不断升级，全面展开。美国主要通过实施战略轰炸和地面部队参战的形式，帮助南越政权同北越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作战。苏联从60年代中期开始向北越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重武器的提供，因此，到这个时候越南战争带有严重的东西方对抗的色彩。

尼克松上台以后，一方面针对美国国力下降、国内反战运动高涨提出了在亚洲收缩战略的“关岛主义”，并开始通过谈判寻求解决越南问题；另一方面为了所谓“体面”地结束战争，大搞战争升级，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经过努力，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南越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从越南全面撤军。

越南战争被美国学者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战争。美国为战争“付出了1360亿美元和46000条生命。美国在这个亚洲小国投下的炸弹远远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个战场的投弹总数。战争杀伤了几百万越南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且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如果从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主要是在美苏之间爆发的，或者是美国或苏联有一方直接参与的。而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主要是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运动的兴起。70年代初以后，美苏之间出于自身利益和霸权主义世界战略的考虑，它们之间直接参与的严重危机日益减少，美、苏在欧洲等地的势力范围已经基本上划定，再加上它们各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向对方挑衅并轻举妄动。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尽量避免迎头相撞，正面冲突，而是转嫁危机，间接对抗。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它们从未克制过自己的行为，或是直接卷入战争，或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支持代理人，在第三世界各地进行激烈争夺，因而造成从亚洲、非洲到拉丁美洲地区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正如著名学者陈忠经在其《国际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战后40年以来虽然没有发生大战，但是死于战争者已有1600万人，平均每天有1000多人、每年就有约35万人死于战争。这就在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上提出或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和实际情况：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发动的世界大战，实际上被长期分散地‘转化’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连绵不断的‘小战争’，造成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断增长的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二）两极体系瓦解

1985年3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接替契尔年科成为苏共总书记、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极大的勇气领导着苏联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改革触发了苏联的种种社会和民族矛盾，造成了全面的社会动荡与危机，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消亡。苏联的改革和变化导致了东欧的迅速变化，并为两个德国的统一提供了机会。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以及两个德国的统一，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两极体制彻底瓦解，国际关系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几年之间，苏联共产党这一具有90多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的大党顷刻之间失去了执政党地位；苏联这一拥有2.8亿人口、有着69年历史的国家转瞬之间土崩瓦解，分裂为15个国家，独立国家联合体变成了维系这里联系的松散纽带。从苏联到独联体的变化速度之快，世界为之惊愕与震撼。苏联的改革和变化震动和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东欧国家，它们在苏联改革的影响下纷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1989年，东欧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强烈的“政治地震”，示威游行和罢工风潮迭起，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各国争先恐后地修宪更名。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东欧国家纷纷宣布采纳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东欧的变化之速、动荡之烈，也是国际社会所没有预料到的。

1.苏联迅速解体

在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统治晚期，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危机。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陷入停滞状态，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暴露无遗。政治生活方面，教条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管理效率低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民主生活。从国际环境看，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之中，消耗严重，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政策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阶段，并导致其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另外，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也日趋强硬，特别是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后，苏联在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面前已深感力不从心。这种情况表明，苏联不仅在国内不能继续满足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而且在国际上也难以同美国继续争夺霸权，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此，苏联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地步。

1985年3月，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很快开始了对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全面改革。他于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比较完整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改革思想。该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苏联改革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下篇则主要阐述他对当代世界、美苏关系、苏欧关系以及第三世界的看法，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构想。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核心，是他的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思想。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需要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当代世界时代特征的判断，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当今世界正处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在核时代，人类的文明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遭受着巨大的威胁，一旦发生核战争，将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人类文明将被彻底毁灭，一切生灵将从地球上消失。

第二，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尽管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正在逐渐加深，世界已经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第三，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诸如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粮食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能只靠哪一个国家加以解决，而是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

根据这些判断，戈尔巴乔夫对战争与和平以及战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军备竞赛和安全问题、对于两个体系的对抗性和统一性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思考和观点。他指出，由于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传统的战争观念过时了。战争已不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任何目的的手段，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因果联系不复存在了。在军备竞赛中谋求优势如同希望打赢一场核战争一样是荒谬的。实现安全的唯一道路是谋求政治解决，通过谈判达成裁军。安全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不考虑别国的安全，就不可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因此，国际安全结构应遵循“利益平衡”的原则，照顾到每个国家的合理的安全利益。由于当今世界已经联结成了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斯大林时期提出的那种两个对立世界并存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为了解决核战争的威胁和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人类超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以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要从根本上确立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的关系，改变过去只把“和平共处”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有效手段”的思想，消除与西方的冷战，创造缓和局面，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的手段，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问题。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国际关系将日趋人性化，并最终导致“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建立民主化的、人道主义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外交战略与政策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苏联在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裁军方面对西方国家做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让步，促成了《中程导弹条约》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达成，推动了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减进程的向前发展。其次，为了使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戈尔巴乔夫追求与美国的合作，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渴望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支持。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戈氏奔走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每年与美国总统的最高级会晤。在他的努力下，美苏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双方以对话和缓和代替了以往的对抗和关系紧张。美苏关系的改善主要是因为苏联方面的让步，而且随着戈氏在国内改革的失败及其地位的逐渐衰弱，他对美国的让步幅度也越来越大，美苏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也就越来越突出。再次，苏联还积极谋求与欧洲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改善关系，摆脱其因扩张主义带来的困境。戈氏一改苏联传统的欧洲政策，提出建设“全欧大厦”的主张，强调通过经济合作加快欧洲东西两部分的合作与一体化，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共享安全的原则下建设统一的欧洲。为此苏联要改变对东欧的政策，变东欧这一过去的隔离带为通向西欧的桥梁。为了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苏联承认历史上对某些东欧国家的政策是有严重错误的，并宣布从东欧国家撤军，不再干涉东欧国家内部事务，并敦促东欧各国进行改革。对发展中国家，苏联不得不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卷入，在处理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采取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积极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政策，特别是完成了从阿富汗的撤军。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一厢情愿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有立场，而是千方百计地谋求西方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的普世化与自身的特殊利益。一方是强压紧逼，一方是步步退让，加之国内矛盾，苏联的解体便不可避免了。

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始终在极端困难当中向前推进，特别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戈尔巴乔夫却逐渐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在戈氏“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口号提出以后，潜伏已久的苏联民族矛盾迅速爆发出来，一些民族之间由群殴、械斗发展到武装冲突，并逐渐失去了控制，演变成一股强大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

从1988年年初开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崛起。最早是位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内的纳卡州要求分离出去，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从而引发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纷争和分离主义运动。纳卡州80%的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和隔阂很深，纳卡州要求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使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族际关系如此紧张，并逐渐发展演变为一场持续的武装冲突。

正当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纷争愈演愈烈之时，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要求独立的风潮又起。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立陶宛独立”的法令，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苏联采取武装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迫使立陶宛于6月宣布暂停执行关于共和国独立的法令。1990年5月初，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分别更换国名，将加盟共和国改为独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首脑还在塔林会晤，签署了三国在独立运动中相互支持的合作宣言。

正当苏联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俄罗斯的做法加速了危机的发展。6月12日，俄罗斯“人代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俄联邦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俄罗斯联邦拥有“绝对主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俄罗斯的举措引起了广泛的效仿。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一些共和国之间还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相互签约，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联盟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时刻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为了遏制联盟分裂的势头，戈尔巴乔夫提出起草旨在使各共和国获得更多主权的新联盟条约的建议，并组建了新联盟条约筹备委员会。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这个新联盟条约对旧的联盟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强调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以及各自在其境内拥有全部国家权力，新的联盟将是“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尽管如此，各加盟共和国对新联盟草案反应很不一致。特别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核心对条约的态度极为冷淡，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更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签署新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能否得到各加盟共和国的签署，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1991年开始，新一轮民族动乱再起。立陶宛因政府决定提高食品价格而引起骚乱，并继而引发了新的独立风潮。俄罗斯与联盟中央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戈氏与叶利钦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和表面化。莫斯科街头自3月份开始经常出现示威游行的队伍，支持叶利钦的队伍喊出了“不要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戈尔巴乔夫下台”等口号。

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存苏联问题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80%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4%，反对的占21.7%，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官方反对全民公决，但仍有一部分人参加了投票。4月23日，戈尔巴乔夫趁公民表决结果产生的有利形势，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克服危机的声明，也就是所谓的“9+1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除强调采取措施恢复宪法秩序外，提出克服危机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全民投票结果签署各主权国家新条约。7月12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获得通过，条约文本分别提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8月15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正式文本。经过协商决定，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开始由各共和国分批签署。

但是，就在新联盟条约即将顺利签署的关键时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以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停止其履行总统职责，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国家的全部权力。虽然两天之后，“政变”失败，戈氏又重新“完全控制了局面”，但这一事件给苏联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事变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乘机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了攻击。苏共不仅被迅速排挤出国家政权体系，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生存权，组织上也被彻底瓦解。叶利钦威望倍增，并乘势下令将联盟中央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所有。其他共和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也各自采取措施，将联盟在各共和国境内的海关、边防部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收归共和国管辖。各共和国在加紧攫取政治、经济权利的同时，独立运动已成势不可挡之势。

1991年8月20日、22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乘局势混乱之机，分别正式宣布独立。接着，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25日，白俄罗斯独立；到11月底先后有11个共和国宣布独立。至此，戈尔巴乔夫、俄罗斯联邦和中亚各国仍希望维持联盟的存在。但是，12月1日乌克兰举行的全民公决和总统选举，对戈氏和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沉重的一击。乌克兰90%的选民赞成脱离苏联成为独立的国家，并选举乌克兰苏维埃现任主席克拉夫丘克为总统。他在12月5日宣誓就职后，立即宣布他不准备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

12月7—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会晤，并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又称《明斯克协定》。协定宣布三国已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及波罗的海三国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又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言再次强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独联体参加国决定，由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宣言确认，独联体不是国家，仅仅是一个国家联合组织。阿拉木图会议后，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职位也已不复存在了。

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将核电钮交给了叶利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总的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以往可以任意剥削压迫的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使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正视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并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发展。但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原殖民地国家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资金严重短缺、基础薄弱，许多国家只好举债发展。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困难，主要是由于严重的债务负担造成的；再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以及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地位。

2.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

冷战期间的东欧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由于雅尔塔格局将欧洲一分为二，西欧各国追随美国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东欧国家则追随苏联成为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因此，东欧并不是指欧洲的东部地区，而是指位于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的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八个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特别是其对东欧政策的重大调整，使东欧国家过去所面临的苏联严格控制逐渐解除。1989年，东欧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强烈的“政治地震”，示威游行和罢工风潮迭起，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各国争先恐后地修宪更名。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东欧国家各新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布采纳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并在外交战略上选择回归西方。

1989年东欧剧变的动荡程度之激烈、变化速度之迅速是国际社会所没有预料的。但究其原因却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当时这些国家的国内外各种因素决定的，特别是与苏联红军帮助这些国家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胜利分不开的。随着欧洲的分裂，地缘上本属于西欧的东欧各国成为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一部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形成了冷战形式的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在冷战期间始终处于两大力量的挤压之中。西方从“遏制政策”到“解放政策”、“和平战略”、“人权外交”，再到“超越遏制战略”，可谓对东欧除武力手段外，竭尽“和平演变”之能事，以“软”的一手争夺东欧这块阵地。苏联则不但将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了东欧，而且还把自己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搬到了东欧。当这些机制运转不灵，东欧各国想要加以改革的时候，苏联就以高压手段、甚至出动坦克部队前往镇压，不允许东欧另起炉灶，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始终没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平强烈不满。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发挥和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而且声誉受到很大的影响。从70年代开始，在东欧各国内部，反社会主义思潮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和发展着，并受到西方的鼓励和支持。东西欧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强烈对比，又使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缺乏免疫力。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吹起了强劲的“新思维”之风，东欧国家从过去受到两种从两个不同方向的挤压的力量，变成了向一方力量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东欧自然而然地在倾诉几十年的强烈不满中改弦更张，倒向西方。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是从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中开始其社会变革的。匈牙利从“新思维”在苏联出台后，就出现了大批的反对派组织，要求对1956年事件重新评价，给纳吉平反。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和集会迫使执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各反对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社会党，修改党纲。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宣布实行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围绕着是否应该重新评价1968年“布拉格之春”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数以万计的学生和群众接连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派推波助澜，反对执政的捷共继续掌权。最后，捷共在强大的压力下下台，捷联邦议会举行“自由选举”使反对派领袖哈维尔当选为总统。新上台的捷联邦政府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对斯洛伐克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致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激化。1992年6月新一届大选后，获胜的执政联盟两大党——捷克公民民主党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就联邦组阁问题举行谈判，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6月20日，两党领导人同意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11月25日，联邦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终止法》。据此，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分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波兰自1980年团结工会崛起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国内政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88年随着波兰经济形势恶化，罢工风潮迭起，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戈氏“新思维”的影响下，加速了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1989年1月，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为实行多党制和团结工会合法化创造了条件。在重新进行自由选举后的波兰议会于12月底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波兰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占领导地位的条文，将波兰改名为波兰共和国。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90年1月宣布放弃马列主义，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在1990年底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波兰的政治变革至此才告一段落。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都于1989年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保加利亚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动荡中不得不宣布实行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保共也更名为社会党。罗马尼亚是1989年东欧剧变中变革最为激烈的国家。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了异常猛烈的骚乱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最后导致执政24年的罗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与夫人被处决，罗共瓦解。新上台的罗救国阵线委员会立即宣布取消一党制，将罗共财产收归国有，建立多党制和自由经济体制，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罗马尼亚国。民主德国的变革是和柏林墙的拆除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民主德国，敦促东德领导人尽快改革，引发了民主德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实行政治多元化。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东柏林人疯狂涌向边界，拆毁了柏林墙，进入西柏林。柏林墙的坍塌，就像当年它被一夜之间建造起来一样，令世界为之一惊。民主德国在柏林墙的倒塌中发生了转变，并迅速被西德所统一。

1989年民主德国发生的变化，为德国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机遇。1989年11月9日，两德边界开放，当时正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科尔立即中断访问，返回西德召集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准备迎接德国统一。两个德国的内部统一可以说从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开始，到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历时不到1年。在统一的过程中，西德提出民主德国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政府”，作为两个德国统一“绝对必要的前提”。为此，1990年3月8日，民主德国举行了人民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等西德支持的党派上台执政。由此，联邦德国要求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民主德国政府产生，西德出台统一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18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波恩签署了《货币、经济、社会联盟条约》，又称德国统一的第一个国家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民主德国的货币不再流通，建立了以联邦德国马克为共同货币的货币联盟。对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引进竞争机制，实现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以便双方的经济统一。同时，为实现社会和司法统一，民主德国直接引进联邦德国的法律法规，并引进失业、疾病、养老和工伤事故四大保险制度，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8月3日，两德代表在柏林签署了《统一条约》，又称为德国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民主德国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这一天，民主德国各州分别加入联邦德国。在柏林帝国议会的大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集会和升旗仪式。统一后的德国仍称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仍沿用联邦德国的国旗和国歌，定都柏林。

1990年9月12日，美、苏、英、法四大国和两德外长签署了《关于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对统一后的德国领土、边界、武装部队和军备等做出了规定。10月1日，四大国又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外长会议上，签署了一项终止战胜国对柏林和整个德国权利和责任的文件。至此，德国自统一之日起就成为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国土面积35.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0万。德国的统一所产生的影响，如同战后初期德国的分裂一样，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意义深远。

3.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美、苏两极体系的瓦解促使国际力量在动荡和变化中重新分化组合，构筑了新的力量格局。在新的形势下，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调整战略，力争抢占21世纪的优势地位。冷战结束后，各种形式的外交，诸如首脑外交、大国外交、经济外交、多边外交等空前活跃；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带动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的倾向不断加强，使各国面临一个更加充满机会和风险的世界；高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知识经济的降临导致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冷战的结束，尽管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发展，但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矛盾和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地区危机和冲突，甚至战争；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在加强自身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国际犯罪、毒品走私等全球性问题增进了共识，加强了合作，所有这些构成了90年代国际关系的总体特征。

第一，海湾战争与国际安全形势。

1990年8月2日凌晨，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出动军队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入侵、占领了科威特，举世震惊。

科威特在数小时内被伊军控制，与两国军事实力悬殊有关。伊拉克军队是阿拉伯世界武装精良、训练有素、且兵力较多的军队。拥有现役军人上百万的伊拉克军队经过八年的两伊战争，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科威特的2万军队根本不足以与其抗衡。另外，两国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科威特是今属伊拉克巴士拉行省的一个县。20世纪20年代，伊科两国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两国的边界并未做过明确的划分。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科威特也于1961年获得了独立，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未予承认。尽管在两伊战争中，科威特站在伊拉克一边给予其援助，但伊拉克朝野在观念上始终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

领导伊拉克的萨达姆心怀“大伊拉克主义”情结，幻想伊重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多次表示要重建阿拉伯帝国的辉煌，结束阿拉伯民族分裂为22个国家的状况。两伊战争打了八年，伊拉克的地区称雄梦想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战争使伊债台高筑，外债达700亿美元，其中欠科威特的就达120亿美元。占领科威特不仅可使伊拉克掠夺其丰富的石油资源，缓解其外债压力，还可以使伊拉克的海岸线延长300公里左右，大大提高伊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地位。1990年，正值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国际舞台风云变幻，萨达姆感到这是伊拉克称雄海湾地区的绝好机会。

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合法政府。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第678号决议，限令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完全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否则，安理会成员国将与科政府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第660号决议，恢复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也对伊侵科事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90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了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8月8日上午，布什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实施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他说明了美国此举的四个目的：迫使伊拉克军队无条件地全部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合法政府；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保护海外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1991年1月17日巴格达时间凌晨2点30分（北京时间清晨7点30分），由美、英、法、意、加、沙、科等国军事人员组成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境内和伊军在科威特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白宫新闻发言人向美国公众和全世界宣布：“解放科威特的行动已经开始。”海湾战争历时42天，以伊拉克的失败而告终。共有13个国家约75万军队直接参加了对伊作战，伊军参战兵力也约达60万。多国部队动用了2000架作战飞机、210艘舰只、7000辆坦克装甲车、4000门火炮。6艘航空母舰集结在海湾地区，构成了对伊拉克的绝对战略优势。在42天里，多国部队平均每天出动2000架次飞机，最高3000架次进行高强度超饱和空袭，动用60余枚军用卫星，充分发挥了通信、侦察、预警、导航、气象保障等多种功能，对空中作战予以支持。这次战争的高强度、高精确度、机动性、指挥系统的智能化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构成了对伊拉克的绝对技术优势。

美国收拾伊拉克，除了它自己宣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考虑，那就是要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时机，树立建设世界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和形象。在苏联急剧衰落之际，美国感到西方世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世界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确立权威的时候，也就是需要确立领导的时候。美国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使其感到充当“新”世界的领导非他莫属。而此时此刻能否对付伊拉克的挑战，直接关系到冷战后美国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因而，布什总统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看成是“冷战后的第一场危机”，美国如何行动，正如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所说，将“显示世界在冷战后如何行动”，也是考验美国能否实施领导的重要问题。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打响后向国会表示说，美国介入海湾，“绝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国，而是为了一个宏伟的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

海湾战争虽然以伊拉克在战场上的失败而告终，但伊悍然侵科预示着冷战后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关系的对抗性质较前大大减弱，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降低，地区和平进程有所发展。但地区冲突较之冷战时期爆发频繁，过去被长期压抑和掩盖的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并引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威胁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是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重要特点，世界并不安宁。

冷战后地区冲突明显增多，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所致。各种矛盾和冲突具体地说有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因历史积怨引起的，如印巴冲突；有民族分离主义恶性膨胀引发的，如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边界争端和领土、资源争夺导致的冲突更是愈演愈烈，遍布中东、亚洲和巴尔干等地区；宗教纷争、种族矛盾，不仅刺激民族分离主义的迅速蔓延，而且使地区冲突愈益复杂，旷日持久；大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插手干预，使地区冲突风云变幻、捉摸不定。冷战后国际安全问题复杂化，不仅表现在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各种原因导致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还表现在各国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来自安全方面的挑战，因为恐怖主义、走私犯罪、贩毒等活动日益集团化、跨国化和高科技化。全球问题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难民问题等，也日益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安全。因此，冷战后建构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秩序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当务之急。

第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结构中拥有优势和主导地位。

19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高达5.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23%。日本这一年的GDP为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4%，西欧经济最发达的德国GDP为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5%，英、法、德、意四国的GDP之和相当于美国的77%。美国对外贸易尽管连年出现逆差，但其对外贸易总额仍居世界首位。美国的产业结构经过80年代的调整，已经向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过渡，在高科技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在研究开发领域的投资，是世界上其他大国不能望其项背的。美国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除拥有超强的核威慑力量之外，还拥有一流的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美国的国防开支虽在冷战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2700亿美元左右，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7%。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实力，为其试图领导世界、建设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基础。

冷战后，美国一再提出要建设“世界新秩序”。1991年8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在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写的题为《世界新秩序》的序言中写道：世界所展示的机遇，使美国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要得到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世界新秩序的具体内容包括：保护稳定的地区性均势，以阻止大国追求地区性支配地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促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地区性冲突；促进发展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权、经济和社会进步最可靠的制度保障；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和防范威胁民主制度的侵略、颠覆、恐怖主义行动和非法行为。世界新秩序是美国在冷战后所追求的全球战略目标，其核心是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和美国价值观的扩展。

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上台，很快提出了实现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参与与扩展”战略。该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促进国外的民主。

加强美国的安全，主要是确定灵活有选择的参与战略，并以预防安排为主。在欧洲，美国致力于建设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结构，加速北约的职能转变，扩大北约成员国，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北约—俄罗斯常设委员会等组织建立北约的外围合作安全网络；积极协调与欧洲盟国的关系，促进欧洲盟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费用分摊和责任的承担。在亚太地区，美国强调其在冷战期间的前沿部署、海外基地和双边安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的同盟关系，根据新的安全形势对同盟条约进行了补充与修改。美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和安全论坛，试图使自己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信任和合作网络的领导核心。

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是通过确定国家出口战略，以政府干预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通过倡导自由贸易体制，谋求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通过推动区域贸易集团化，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加强单方面制裁的力度。在科技领域，加大政府在研究开发资金上的投入，以及政府对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加速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扩展民主方面，美国强调其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大家庭的基础之上。因此，美国的促进民主战略，是以“民主和平论”和尊重人权作为理论根据，以“西半球民主国家共同体”为核心，向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扩展民主，对非民主国家施加各种压力，以压促变，从而达到扩展民主的目标。美国、欧盟国家、加拿大、日本是扩展民主的核心，它们有责任积极参与和帮助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努力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作为霸主的美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秩序，规范各国的行为，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第三，多极化力量的发展。

冷战后美国的力量在发展，世界其他力量也在发展。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欧盟的东扩，联合的欧洲正在成为影响力不断加强的一极。日本作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大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走向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虽然目前面临着多方面困难，但它不论从幅员、人口、资源到科技、军事实力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大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再生能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持久地展开，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一，欧盟的力量发展。

冷战后，欧盟的发展速度令世人震惊。从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2001年年初为适应东扩需要签署的《尼斯条约》，欧盟一步一个台阶的正在推动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自2002年起，欧元正式取代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进入流通领域。2003年，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将完成组建工作，承担解决欧洲地区危机处理、维护和平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目前，欧盟人口3.77亿（美国和日本分别为2.74亿和1.26亿），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00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7588亿美元（按1995年价格计算），高于美国的90380亿美元和日本的54584亿美元。总体上看，欧盟与美国各占世界产值比重约30%左右。仅从经济数字上看，欧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与美国鼎足而立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欧盟还正在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科索沃战争使欧盟看到了自身与美国的严重差距，推动了欧盟加快建设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这一共同政策的建设始于1998年年底。1998年12月3—4日，英法首脑在圣马洛会晤，会后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联合宣言”。宣言表达了英法两国对欧盟共同安全政策存在问题的严重关注，并提出欧洲必须全面加强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尤其是必须寻找出一条简便易行的方法加强欧洲自身危机处理的能力。圣马洛英法首脑会晤被认为是“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它触及了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禁区。

1999年6月召开的欧盟科隆理事会主要解决欧盟的行动能力问题。会议发表的“关于加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宣言”指出：“欧盟成员国决心要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全面作用。为达此目的，我们要赋予欧盟必要的手段和能力，使其承担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有关的责任。”这种必要的手段和能力主要是指欧盟将拥有可信的军事能力和适当的决策机构，从而能够从事“彼特斯贝格任务”，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危机处理和维和行动。这次会议确定，欧盟军事行动能力与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欧盟领导的使用北约资产的行动，一种是欧盟领导的不使用北约资产的行动。不使用北约资产的欧盟行动，由欧盟各成员国先期指定的部队和多国部队承担，它们应该做到“可部署、可坚持、可协调、灵活性和机动性”。科隆会议较之马约和阿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欧盟决定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力量和决策机构。

1999年12月召开的赫尔辛基会议，在科隆会议基础上对欧盟行动能力做出了更为具体的明确规定。第一，欧盟成员国将在2003年前建设一支5—6万人的快速部署部队，这支部队能够做到60天内完成部署，并连续坚持1年的时间，它必须能够全面执行彼特斯贝格任务。第二，建立理事会指导下的常设政治安全委员会（PSC），处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所有方面。第三，全面发展欧盟与北约之间的磋商与合作的关系，并保证这种关系的透明度。第四，将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证非欧盟成员国但却是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或其他有兴趣的国家参与欧盟的危机处理行动。第五，欧盟将建立非军事行为的危机处理机制，以便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可以有更多更有效的各种各样的民事手段可资利用。从2000年3月开始，设想中的欧盟政治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参谋总部的临时机构已开始工作，法英联合司令部也已于1999年年底开始负责指挥欧盟领导的军事行动。赫尔辛基会议还提出了每个欧盟成员国向快速部署部队提供军队数目的“重点目标”（headline goal）。2000年6月，欧盟在葡萄牙菲拉（Feira）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对各国可提供的军队数目尽快做出适当的评估安排。2000年11月20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能力承诺会议”（Capabilities Commitment Conference）上宣布了这项评估安排的结果，欧盟各成员国可提供的军队和装备数字已大致确定。

1998年以后，欧盟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发展表明，欧盟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锋，而且它正在成为欧洲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欧盟只承担处理地区危机和维和人道主义求援任务，不发展与北大西洋联盟公约第5条规定的集体防御有关的使命，因此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是有严格限制的。另外，欧盟承担的危机处理任务也是有条件的，即“欧盟只从事北约作为整体不想参与的军事行动，是北约而不是欧盟负责提供欧洲的集体防务，这一点没有改变”。另外，欧盟还将建立并逐渐加强与北约的直接联系，而过去欧盟与北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两个组织间的直接磋商与合作将大大加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盟正在成为取代美国或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的一种力量。科索沃战争中暴露出来的美欧之间巨大的能力差距，并非是短期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欧洲各国冷战后国防经费支出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技术上的追赶绝非一日之功。1998—1999年度美国的国防开支为2700亿美元，北约的欧洲盟国加在一起才1700亿美元。欧盟15国的国防开支约等于美国一国国防开支的2/3，欧盟的实际行动能力更差，其在北约域外的行动能力约是美国的1/5。自1992年以来，欧洲各国为了满足马约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严格要求，一直在削减国防预算，致使国防开支下降了22%。而且已经花掉的大多数费用并不是用在了新技术革命和训练上面，而是用在了短期征兵、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养老金的发放上面。特别是欧元发行后的持续走软，致使美国的军事技术对于欧洲来说都十分昂贵，同时也加剧了欧洲国防产品出口的竞争难度。

欧洲盟国在军事技术革命方面的投资一直难以和美国相比。1998/1999年度，美国的研究开发投资为360亿美元，比欧洲盟国的投资约高出50%左右。欧洲各国自1987年以来，军事采购预算持续下降了1/3。其研究开发经费也严重不足，在某些特殊领域的投入更是无法和美国相比。欧洲在精确制导武器技术、信息情报与通信指挥系统方面的落后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同欧洲盟国协同作战的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说法来描述这种情况，“美国在国防信息技术上日趋发展的先锋地位，意味着与盟国的共同作战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可以坦率地说根本就是不方便的”。“在10年内，我们在技术层面上绝对没有办法谈到一起。”

由此来看，欧盟虽然正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于美国的力量。正如北约现任秘书长罗伯逊爵士所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战略上的‘独立’简直是不可能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委员彭定康也指出，那种认为欧洲快速部署部队将在一天之内成为北约的候选力量，甚至可以取代北约的想法是过于天真的。我们“不希望出现其中任何一种局面”，“说得更准确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这样一种局面都是远非现实的”。欧洲建设快速反应部队，用彭定康的话说，“不是搞什么相互防御，而是在处理危机和不稳定的形势时，特别是当它们发生在我们周边地区的时候，扩大一种可供欧盟进行选择的范围”。欧洲“正在变成一个更加依赖的伙伴，准备与美国肩并肩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彭定康的话表明，欧盟在政治上将作为美国的强有力的伙伴，而不是作为挑战美国霸权的独立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其二，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

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特性和特殊地位的国家”。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尽管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37万平方公里，但到1968年日本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甚至一直到20世纪末，日本经济虽历经困难，但仍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约达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除此之外，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它所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也居世界首位。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自5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由首相吉田茂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有关。吉田茂主义规定：第一，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第二，日本的武装应维持低水平，并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第三，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第四，日本的外交应该摒弃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因此，日本在经济上的突出地位，是与其在政治上的依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战后很长时间里，日本在政治上始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这种依赖，从负面的角度说，阻碍了其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责任，而日本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日本军事力量加以保卫的义务，这实际上规定了美日之间的一种保护性关系。

冷战结束之初，日本积极追求在建设“世界新秩序”中发挥大国的作用。日本的“世界新秩序”与美国有所不同，主要是希望建立日美欧三极体制的世界秩序。1990年1月9日，海部首相致信布什总统，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1990年3月，海部首相在日本第118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障和平和安全，维护自由和民主体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确保繁荣，建立以对话和协调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关系。

为了实现日、美、欧三极体制的稳定发展，日本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首先，日本于1991年9月在联合国第四十六届联大上，表达了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并在此后将改组联合国、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作为日本外交的一项重要目标。日本希望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组织的合法性谋求扩大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其次，日本积极出兵海外，以显示其军事存在，并愈加重视亚洲，希望在建立亚太地区区域合作和亚太地区安全体制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1992年以后，日本积极寻找各种机会向海外派出自己的自卫队。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为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舰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自卫队在战后首次走出日本。此后，日本还向莫桑比克、柬埔寨、波黑等地派出过自卫队。冷战后，日本还积极参与主导地区秩序的建设，通过政府经济援助计划和推动地区安全对话进程等手段，试图充当亚太地区的带头人。

日本企图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建设日美欧三极体制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说明冷战后“日本人的自信膨胀到了过剩的地步”。但日本国内主流势力认识到，追求脱离美国、实现与美国和欧盟三分天下的“政治大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日本只有在同美国的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为此，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特别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加强日美联盟关系上。1996年4月，日本利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期间，双方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重要文件，重新强调了冷战后新安全形势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首次把“日本周边事态”加入日美安保体制的正式文件中，扩大了日美安保体制的范围。1998年，日美更进一步制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日本参众两院通过了与“新指针”相关的三个法律《周边事态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修正案》，并为共同开发研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达成了协议。日美一致认为，日美同盟是所谓“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对于美国来说，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安全关系符合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符合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要求。日本应该成为美国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全球性伙伴。对于日本来说，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仍然是日本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一极力量还有待时日。

其三，冷战后的俄罗斯。

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红旗被俄罗斯的三色旗所取代，俄罗斯正式成为苏联的继承国。尽管俄罗斯的实力和苏联无法相比，但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其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然资源丰富、科技潜力巨大、人口素质较高。俄罗斯自独立后，历经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尖锐、社会问题成堆等种种困难，特别是“休克疗法”导致了俄经济负增长以及199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俄综合国力严重下降。

在对外战略上，俄罗斯为摆脱衰弱状况，复兴大国地位，“西化派”和“欧亚并重派”先后登场，占据了俄罗斯的外交舞台。冷战结束之初，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致使俄罗斯内部的“西化派”占了上风。“西化派”又称为大西洋主义者，以俄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为主要代表。科济列夫认为，俄的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就是说，要实行一种能够把俄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中去的政策。这是因为贸易的增长可以给俄带来长期好处﹐从短期看﹐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援帮助俄度过困难时期。为此，科济列夫一派主张在外交政策上安抚西方国家，追随西方，与西方合作为主。他在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俄罗斯，生存机遇》一文中安抚西方道﹕“戈尔巴乔夫仅仅试图改造共产主义﹐而叶利钦则推翻了共产主义﹐因此西方不必担心对俄的援助会被用来重建一个失败了的压迫人的共产主义体系。”

科济列夫的观点在俄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一直占据上风﹐但是到1993年后受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其中以叶利钦的外交政策顾问斯坦科维奇的批判最为深刻、严厉。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俄应把战略的重点放在俄的近邻地、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西南亚、太平洋地区。斯坦科维奇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有人称他点燃了俄罗斯几百年来关于西方第一还是斯拉夫主义第一的传统论题。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解体引起的俄罗斯社会上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对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斯坦科维奇本人并非拒绝西方文化﹐反对重新走扩张主义的老路﹐相反，他支持改革﹐认为忽视西方并不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1993年后﹐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就是主张欧亚并重的欧亚主义观点开始压倒科济列夫的观点。这一派对西方的俄罗斯政策的动机持怀疑态度﹐认为西方正在别有用心地利用俄暂时的困难，破坏俄经济、政治利益，加强其在全世界的战略地位﹐强化其全球统治。因此，俄罗斯应该寻求重建其国防地位和军事力量﹐重振其大国地位。1993年发表的俄外交政策概念文件和同年秋天发表的俄军事指导思想，都反映了欧亚主义的观点。由于俄罗斯地位的严重削弱，俄对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怎样最大限度地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

对于俄罗斯，美国和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着不信任。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通·卡特曾在其颇具影响的《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四种俄罗斯可能的发展前景，其中三种前景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这四种前景分别是：第一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景，俄罗斯继续奉行冷战结束后一直坚持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合作的、“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态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正常的欧洲主流国家。第二种也是最坏的一种，俄罗斯对外发泄自己的不满，重整军备，再次与西方对抗，从而引发某种形式的冷战。第三种前景是俄罗斯追求和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虽然它可能不与西方正面交锋，但它有可能通过其破坏西方安全目标的能力，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寻求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加自己的影响。“它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一个‘坏孩子’。”第四种前景，即俄罗斯有可能由于内部分裂而土崩瓦解，使从波罗的海和乌克兰边境一直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陷入混乱之中。因此，俄罗斯的命运对国际安全具有极大的潜在的威胁。正是基于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不信任，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所期盼、西方所承诺的援助大部分没有兑现；北约始终不愿放弃其作为军事联盟承担集体防御的使命，并坚定不移、不遗余力地向东扩展。

欧洲是俄罗斯长期国际战略中的重点，俄罗斯在欧洲的目标是争取在安全事务中最大限度的发言权，避免被边缘化。1994年6月，俄罗斯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寄希望于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为一个能够取代中东欧加入北约的机制。1995年年底俄罗斯开始参与北约在波黑的维和行动，俄罗斯分谴队与北约军事人员一起并肩作战，昔日对手之间开始了实际的军事合作。1997年5月27日，《北约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在巴黎签署。该文件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规范它们之间安全关系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通过该文件，俄罗斯所获得的实际成果是其有限参与北约事务的权利，以及北约东扩后不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政治承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事务上一种特殊地位。北约则消除了东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可以顺利接纳波、匈、捷三国入盟，从而在北约东扩战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普京上台后，俄经济有明显好转。1999年俄已开始摆脱困境，露出复苏势头。2000年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生产增长幅度不断提高。俄在进一步加强国家政权和经济上宏观调控的同时，将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目标放在了“巩固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强国——在多极世界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上面。为此，普京重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特别重视与欧盟以及欧洲大国的关系，他希望通过回归欧洲提升和改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同时积极推行平衡东西方的双翼外交，在改善俄欧关系和俄美关系的同时，推动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善同朝、越、蒙、日等国家的关系。在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独联体国家，普京重视其对俄振兴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强调“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绝对优先的方针”。普京希望通过加强俄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抑制美国在独联体内的扩张势头。普京外交被普遍认为是积极务实、坚定灵活，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妥协，他正在试图为俄罗斯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但是，俄罗斯能否在普京时代实现恢复俄大国地位或世界力量一极的目标，还要看俄罗斯国内改革的进展情况，特别是俄经济问题和民族冲突问题的解决。对于这一点，普京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富裕程度以及我们的权利，全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其四，日益成长中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从1980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4%的水平，其中1992—1995年平均超过了11%。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7%—8%之间。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为8.94万亿人民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总体实力来说，远远达不到世界强国的水平。从经济实力上说，中国比不过日本，军事实力上比不过俄罗斯，但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考虑，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现实国力不断增长。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中享有重要的发言权。中国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再生能力和崛起能力的民族。

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远远好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近年来，中国在外交上致力于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同蒙古的互利合作关系，都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还积极探索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途径，进一步巩固与它们的传统友谊。与西方国家，中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特别是中欧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国积极活跃。无论是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东盟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方面，中国外交都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冷战后，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普遍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总体上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采取平等互惠、相互尊重、互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二是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以磋商合作的精神解决分歧和矛盾。三是以发展经贸合作为基础，以制度化磋商机制建设为保证。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大国维持稳定发展的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融入国际体系的政策，使其作为世界和地区一支重要的稳定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

（三）经济全球化下的相互依存

殖民帝国的消失，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使国际经济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体系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80年代以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强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同程度上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挑战，“以主权为基础的自由和独立，受到来自技术、经济和已穿透国家硬壳的非国家行为体的破坏和挑战”。

1.相互依存时代的到来

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跨出国界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日就开始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交换越出国界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全球贸易额显著增加，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大。进入90年代，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迅速增长，数十万亿美元的国际流动资本在全世界寻找盈利的投资场所。自由贸易蓬勃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减少了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各国将加强国际竞争力提升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战后新技术革命的飞跃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使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速度不断加快。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异常迅速，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除了政府精英之间交往的增多之外，各国各阶层人民的交往与联系也不断加强。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出现，使地球上发生的每一重要事件都能够真实生动地迅速传遍全球。商品、资金、信息、服务和思想跨国界的流动，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和主权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尽管相互依赖并不是80年代以后的新鲜事，但是它确是第一次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和强烈感受。在持续不断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变革的冲击下，各个国家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经济依赖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

这两位美国学者认为，“敏感性相互依存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变化的敏感程度”。例如，欧佩克提高石油价格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经济会产生影响，美、日、欧经济所受影响的程度即表现为其对欧佩克的敏感程度。如果日本经济受影响程度高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则表明日本经济依存的敏感度高于美国和西欧。通常情况下，敏感一方的权力小于另一方。脆弱性相互依存则是指“相互依存双方为抵御变化所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相对成本”，也就是一方应对变化和危机能力的大小。如果日本迅速对石油提价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而西欧的应对措施有限，且缺乏效率，则说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小于西欧经济。

敏感性和脆弱性相互依存，说明经济的全球化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免除他国的影响，敏感和脆弱的区分主要是提供一个可进行分析的框架。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地区和各国之间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存程度明显加深。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和飞速发展，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会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的减少，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东亚地区的竞争加剧甚至恶性竞争的出现，还直接影响了全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以及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全球化在把危机迅速传遍整个地区的同时，并不是给每个国家都带来平等的机遇和财富的增长。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发展不平衡正在逐渐加剧。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在全球的扩张，其在减缓发达国家国内贫富分化矛盾的同时，正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造成世界规模的资产者和无产者。1999年联合国发表的《人权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世界人口最富裕的15%和最贫穷的15%之间的收入差距1820年时为3∶1，1913年时为11∶1，1970年时为30∶1，1990年时为60∶1，20世纪末为86∶1。1997年，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其收入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6%；而中等收入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其收入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3%；低收入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其收入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占据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70%，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少。美国政府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还不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11%。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现存秩序的不平等与不公正视而不见，对世界普遍人权较少尊重。

以地区为例，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这个占世界人口8.5%的大陆，集中了全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的34个。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贸易额占世界的1.5%。非洲的外债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大陆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且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递增。20世纪末，非洲7.3亿人口中，5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有15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非洲的发展现状，就决定了它在经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较之其他地区严重。

2.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是战后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两种重要挑战，其数量和影响都还在不断迅速增加。“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主要动力是科技进步与市场制度，并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扩张，那么跨国公司就是这种动力的载体。”

1960年，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价值为320亿美元，到1985年已增加到2330亿美元。1996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高达4.4万家，子公司28万家，全球雇员超过7000万。这些企业控制着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60%，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80％—90%的产品开发与研究费用，以及90%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核心力量。战后，跨国公司的活动不仅在地理范围上早已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其子公司和附属机构遍及全球各地，而且随着90年代国际竞争的加强，较大的跨国公司之间为了确保垄断利益，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收购与合并风潮，至今方兴未艾，愈演愈烈。

“跨国公司在许多方面正在成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其与主权国家的权力之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显著特点。较大的跨国公司往往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这使它们对那些弱小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甚至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优势地位。例如，1993年，世界500强之首的通用汽车公司年销售总额超过芬兰和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或等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的173个发展中国家中的167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如此巨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对东道国的政策和福利、甚至人事安排产生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四“I”正在冲击着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投资（Investment）正在冲破地域限制，产业（Industry）正在走向国际分工，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正在推动投资和产业的跨国行动，个人消费（Individual Consumers）发展得具有全球指向。而所有这些后面都能看到跨国公司的影响，跨国公司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和载体。跨国公司一方面加强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在东道国寻求政治上的代理人，干预和卷入东道国的国内政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不仅削弱东道国的经济主权，而且还对东道国的政治主权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的全球化，势必要求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管理和全球秩序，从而不断强化国际组织干预各国事务的能力，并导致国际组织的增多和国际管理重要性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明显增加，80年代以后，国际组织的数量呈爆炸性增长，种类日益表现出多样性。按照地域范围区分，国际组织可分为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从组织的主体构成角度看，又可区分为政府间的组织和非政府间的组织；从组织职能的角度看，又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等。这些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表现出职能日益多种多样，作用不断加强的趋势。

国际组织作用的加强，最明显地表现在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成立于1945年12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主要宗旨是协调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稳定外汇汇兑，通过贷款调整成员国国际收支的暂时失衡状态。自8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各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增大并连年不断，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因而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协调和管理需求变得十分迫切。随着全球化发展导致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协调的力度也不断加强，参与国越来越多，协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发放贷款调整国际收支的失衡以及在稳定汇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到20世纪末，世界上已有135个国家加入了WTO，另有31个国家正在申请加入其中。作为多边贸易的管理机构，WTO在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各成员国合法权益，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各国的内部事务，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受援助国提供资金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权，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国际组织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国际组织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如在社会领域，联合国的作用十分明显。在解决国际社会贫富差距方面，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先后实施了四个“发展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帮助发展中国家规划发展目标，制定必要的措施和国际社会可能提供的帮助。1995年3月联合国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首脑会议。2000年世界千年首脑会议更加强调发展和消除贫困问题，提出了致力于使人人享有发展的权利、使全人类摆脱贫困的口号。除发展问题之外，联合国在其他社会问题领域中的作用也在加强，如在国际反恐怖主义、反毒品走私等领域，联合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将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问题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199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世界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那不勒斯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推动了反恐和打击犯罪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反毒品方面，1987年联合国第四十二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每年的6月26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此后，联合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的反毒斗争，并专门成立了由一位副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在防治艾滋病方面，1988年联合国决定把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防治艾滋病日”。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和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共同采取了一项关于赞助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医疗研究的联合国方案，以同这一威胁人类生命的“白色瘟疫”进行斗争。

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尤其以非政府组织（NGO）的扩张十分引人注目。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的合法组织。它们存在于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不同的层次上。根据国际协会联合会（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最新统计，2000年，具有正式机构、在三个以上国家活动、具有来自三个以上国家成员的常规型国际组织的总数为6177个，其中国际政府间组织241个，占总数的3.9%，非政府组织为5936个，占这类组织的96.1%。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国际、国内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是全球性问题增多而国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缺乏灵活性、主动性以及资源和能力有限所造成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领域极其宽广，从贫富分化、失业、妇女儿童、老人、毒品走私、艾滋病、难民与移民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到环境领域、人权领域、安全领域、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等，无处不有非政府组织的身影。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民主的推动者，也是联合国和主权国家重要的伙伴和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但是，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并非总是与主权国家的利益协调一致，特别是有些非政府组织的反国家和反对现存制度的倾向，导致其与主权国家政府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也导致了主权国家与联合国的矛盾。

3.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各民族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导致它们自身处理本国经济事务的能力下降。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加快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为了应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挑战，冷战后各国和各地区加强了区域内的合作，地区一体化在不同层次上深入发展。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被边缘化的危机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推动了非洲国家的联合。冷战结束后，非洲一直在酝酿加快非洲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其中西非国家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发展最为突出。在撒哈拉以南的47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分别加入了其中一个或两个区域性经济组织。2000年11月，非洲21个国家决定成立非洲自由贸易区，并提出要不断向着关税同盟最终货币联盟的方向发展。

非洲地区区域合作的发展与非统组织的积极推动分不开。1999年9月9日，非统组织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在利比亚的苏尔特召开，参加会议的43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就非洲的联合问题达成了《苏尔特宣言》，提出了建立非洲联盟的计划。2000年7月，第三十六届非统首脑会议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会上通过了《非洲联盟章程草案》，规定在非统组织53个成员国中2/3的国家议会批准该草案30天后，该草案即生效。2001年7月，非统组织第三十七届首脑会议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这次会议宣布了非洲联盟的诞生，并在1年的过渡期后取代了现存的非统组织。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之间区域性的经济联合正在向着政治上联合的方向发展，它有助于解决非洲地区因民族、种族和宗教、边界等问题引起的暴力冲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以预见，21世纪是非洲的“发展世纪”，而联合是非洲发展的必由之路。

除了非洲的联合之外，冷战结束后美洲也强化了合作关系。冷战期间，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许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集团和组织，如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南锥共同体、加勒比共同市场等，但它们的合作范围比较小，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成员国之间因为贸易、移民、环境污染、毒品、知识产权等问题经常引发矛盾和纠纷，甚至产生冲突和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拉美国家之间亟需协调一致，整和内部力量，步调一致地寻求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作为美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冷战后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普遍得到了改善。一方面，拉美各国积极朝着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过渡，对美国实行全方位的开放。另一方面，拉美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稳定后院”是美国全球战略和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基础，发展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关系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政治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近几年的出口增长的2/3都是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或是过度干预或是撒手不管的拉美政策，而是积极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1990年6月，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所谓“美洲倡议”，旨在增加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减少拉美国家债务负担，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建设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自由贸易区。1994年1月，美、加、墨三国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简称NAFTA）成立，一个人口3.63亿、国内生产总值高达6.46万亿美元、以美国为核心的庞大地区性经济贸易集团形成。之后，美国致力于整个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94年，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要在2005年之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1998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问题。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除古巴外，美洲 34个国家一致通过了《魁北克宣言》，从2005年开始正式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

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贸易区内人口将近8亿，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1万亿美元，超过欧盟的30%，占世界总产值的1/3以上。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与欧盟、东盟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亚太地区，自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建立后，其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的宗旨和目标得到了有效的贯彻。目前APEC共有21个成员国，该组织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46%。自1993年在西雅图开始了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后，到2001年10月在中国的上海召开了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发表的《领导人宣言》和相关的《上海共识》加强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此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推动了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启动。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呈现出积极进取的势头。2001年2月，第一个涵盖整个亚洲，探讨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非官方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的海南岛正式宣告成立。是年的11月，东盟—中日韩（10+3）和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晤在新加坡举行。会议讨论了将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投资区扩大到13国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冷战结束后，跨区域合作的发展也令人瞩目。欧盟在加速深化自身一体化进程，建设经济货币联盟，准备2002年年初正式通行欧元的同时，一直重视跨区域合作的发展。在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倡导下，1996年3月，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了第一届亚欧会议，此后亚欧首脑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宗旨是“建立新的亚欧伙伴关系以增进全面发展”，通过亚欧之间的协商合作，解决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扩大经贸与科技领域的合作。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作用的加强，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跨国联系的增多，表明民族国家主权硬壳出现了裂缝，国际政治已进入了相互依赖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相互依赖与主权的观念是矛盾的，有时是不能兼容的。但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否认地成了全球体系或地区体系、国际组织和地区性集团中的一员，陷入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家个体和国际组织或区域集团团体的利益，是主权国家面临的难题。

（四）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

1968年4月，奥利欧·佩奇创办了罗马俱乐部，该俱乐部以研究全球性问题为己任。佩奇认为，人类现有制度、机构、特别是人的思维方式，主要适合处理局部的、纵向的问题。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端就是各国只关心本国的事务，往往以个体利益取代整体利益。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也只研究和处理本领域涉及的问题，而忽略了全局性的、横向的问题。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产生了大量关系全局和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过度开发、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枯竭、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南北关系紧张等问题，这些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的严重发展，势必导致“人类困境”。因此，佩奇倡导用全球的视野研究这些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探索如何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框架，以新思想、新政策、新制度和新组织，切实推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使人类摆脱困境，走向光明。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引起了举世轰动和持续的影响。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围绕着报告引发的热烈讨论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全球问题的研究，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全球治理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及表现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全球性问题主要是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具有全局影响、非单个民族国家之力可以顺利解决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南北关系问题，等等。

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相伴产生的。工业革命在创造了人类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变态，使人类面临严重的挑战。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多种多样，下面择其要者予以论述。

第一，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

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动荡和转变，被美苏两极结构压抑的民族主义全面释放。在这个过程中，极端民族主义也随之蔓延，成为影响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破坏性因素。

冷战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来势凶猛，其主要表现为以分裂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裂主义和极具扩张野心的“泛民族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一分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联邦一分为五，引起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变动，同时也导致了地区的严重动荡不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等，说明民族分离主义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这股势力从苏联、中东欧地区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分离主义运动在冷战后一浪高过一浪。如英国的北爱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东帝汶问题等，都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泛民族主义”是一种以一国为基地、试图将分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同民族连成一体，谋求建立统一国家的运动。“泛民族主义”在两极结构瓦解后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和表现，如所谓的泛突厥主义、大蒙古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等。民族分裂主义和泛民族主义，在有些地区还往往和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增加了解决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的难度和复杂性。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了多起恐怖事件，国际恐怖主义也引起了世人关注。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开始把触角伸向国外，大肆制造国际恐怖事件，如劫持飞机、汽车爆炸事件，等等。“9·11事件”可谓是有史以来伤亡最大、损失最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发生的恐怖事件有着不同的根源和背景。冷战结束后的恐怖主义通常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相联系：第一，与民族、种族、难民问题相关。为争取民族分离、或因种族歧视、或因反抗种族歧视而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可被称为“民族”或“种族”恐怖主义，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组织约占目前世界恐怖主义组织总数的1/3。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两极结构瓦解，过去被两极结构掩盖的矛盾浮出水面，特别是民族、种族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加剧。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种族屠杀和冲突不断涌现，难民问题呈爆发式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如“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国自由”（Freedom for the Basque Homeland），即“埃塔”，还有德国的“新纳粹”对移民的恐怖活动等，都属于此类。第二，与宗教问题相关。世界上许多恐怖主义活动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历史上就有犹太教狂热分子针对罗马人统治的恐怖活动，伊斯兰极端分子对十字军基督徒的恐怖活动。20世纪末，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一些邪教和神秘宗教也随之而来，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基督教爱国者等。恐怖组织与宗教挂钩，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恐怖成员据此往往将自己所从事的恐怖活动看成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从而不怕做出个人的牺牲。第三，和国内、国际社会的深刻矛盾相联系。国内分配不公，贫困、失业、无家可归、一无所有，都会产生敌视和仇恨现存秩序的群体；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南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霸权主义一意孤行搞单边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干涉主义恶性发展，将自身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人，都是诱发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

国际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非正规性、隐蔽性、流动性、复杂多样性，给单个国家打击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9·11事件”表现出恐怖主义可以以低廉的成本造成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产损失，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并造成社会普遍的恐惧心理。如果国际恐怖主义一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相结合，与高科技相结合，一国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就要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各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呼唤反恐的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特别是希望出现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反恐怖主义全球合作。

第二，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早就存在，但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是在80年代之后。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止到1999年12月底，全球难民人数接近1170万人，其中亚洲478万、非洲352万、欧洲262万、北美洲65万、拉美和大洋洲各6万多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全球难民总数曾高达1830万。

“难民”一词较为权威的界定可见联合国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该公约的《议定书》。1951年的《公约》将“难民”界定为“任何基于充分理由，害怕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或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等原因受到迫害，而身处原国籍之外并且由于这些畏惧而不能或者不愿意效忠其国家的人；或者任何丧失了国籍并且离开了其先前惯常居住的国家而不能或者由于这些畏惧而不愿意再返回其国家的人”。由此可见，难民是指由于种族、宗教、国籍、政见、党派这五个方面的原因而受到迫害的人。联合国关于难民法律地位的定义比较狭窄，根本没有反映出因为暴力和战争导致的大量被迫迁徙的人，也没有反映出因经济和环境原因如饥荒而造成的离开祖国的人。冷战结束后，这两类情况导致的难民人数越来越多，只不过暴力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演变，国家间暴力冲突下降，因民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导致的难民问题空前严重。因此，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难民署将需要国际社会救助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也都纳入难民范围。

难民问题大量涌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80年代以后更是成倍增长。1980年非洲的难民数为350万，到1990年上升至500万。70年代后期的中美洲、非洲之角和阿富汗出现的大规模难民潮，主要和战争与暴力冲突有关。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欧各国寻求避难，每年多达近2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南方国家，主要是因为南北之间经济不平等的加剧造成的。冷战结束后到20世纪末的10年间，全球共发生了100多次武装冲突，只有7次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国内战乱产生的难民大大超过了国家间冲突产生的难民。

难民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难民流动是国际性的，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在国际社会伸出救助之手的同时，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极具影响的全球问题，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包括全球气候异常、土地、水资源缺乏和对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空气污染、海洋污染等。

全球气候变暖早已不再仅仅是科学家才谈论的话题，而是全球瞩目的问题。1992年5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53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建议缔约国控制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科学研究表明，“温室效应”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全球升温。气候的这种异常变化，可能导致农业和自然生态发生一种难以预料的转变，如某些动植物种类可能灭绝，农作物减产。全球升温还可能导致地球极地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从而直接威胁沿海陆地和城市。

正是由于认识到全球气候异常变化影响的威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后，联合国每年都召开一次公约缔约方会议。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公约附件I所列缔约方为履行公约中关于排放量限制和削减指标的承诺，应制定与执行有关政策措施，到2008—2012年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比1990年水平低5.2%。此后，每年一度的缔约方会议一直就落实《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和执行机制进行磋商，但由于存在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的利益和矛盾，致使《京都议定书》一直未获正式生效。

除全球变暖的威胁外，空气污染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空气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废气的排放导致大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和悬浮颗粒物在空气中的含量增多，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空气污染不仅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还对农作物、森林、水生系统和建筑物等构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害。

土壤的退化、沙化，水资源的紧缺、森林的毁坏等，是引起全球关注的生态问题。人类对土地的过度耕种和放牧、开发管理不善，致使土地日渐退化、贫瘠、沙化。对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导致森林面积日减。工业废水肆无忌惮地排放，导致海洋污染严重。人类的滥捕、滥杀，导致水生动物种类减少。人口爆炸、毁坏林木等造成的水资源减少，不仅导致工农业及人类用水紧张，而且导致因争夺水资源引起的冲突和战争。

生态环境恶化的日益严重，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地球上的广大民众，因此，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使他们成为积极的环保卫士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催生了众多跨国非政府的环保组织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和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 Organization）的产生，还有以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为己任的绿党。由于环境问题需要跨国的广泛合作，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环境特别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机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国际能源机构等，则是联合国框架外的环境保护组织。

从根本上说，生态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爆炸必然向生态系统索要更多的自然资源和物品，从而不仅导致资源紧张状况，而且也易于导致更严重的污染。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健康状况在近200年来不断改善，人口的死亡率不断下降。从1825年至1930年，世界人口在105年的时间里才增加了10亿，但近10年来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0亿，目前全球人口已超过了60亿。人口增长的94%来自发展中国家。2000年，预计世界人口的79%生活在第三世界。人口问题不仅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还会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目前，因人口问题引起的主要问题有：老龄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移民问题、粮食、能源等资源危机和短缺问题。

第四，毒品泛滥、艾滋病。

毒品、艾滋病正在日益威胁着人类社会，成为社会安全的主要话题。1991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防治艾滋病日”，说明吸毒、贩毒和艾滋病所造成的威胁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全世界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令人震惊。据估计，目前世界性贸易中毒品贸易占到接近10%，每年的平均成交额高达几千亿美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至少有500万人注射毒品，而以吸、吞、嚼等方式吸毒的人更多，1991年全世界吸毒者已达到4800万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基地，全世界毒品的多一半是以美国为市场的。欧洲也是毒品销售的另一大市场，亚洲地区近年来毒品的销售呈上升趋势。毒品除直接威胁着人的身体健康外，还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家庭不稳、生产力下降等。毒品走私还严重地影响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毒品交易冲击正常的国际经济生活，经过“洗钱”的毒资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毒品走私需要武装支持，导致军火交易与贩毒网络密切联系，也加剧了毒品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矛盾。

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并不亚于毒品。自1981年美国发现并确诊了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这个被称为“超级癌症”的人类杀手已经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艾滋病是一种非先天性的免疫缺损综合症，目前为止没有良好的治愈效果，因而它是一种致死疾病。由于艾滋病主要是通过不健康的性行为、吸毒、血液等方式传播，特别是它与人类的亲昵行为有关，致使它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导致人类的恐惧心理和严重的不安全感。

毒品和艾滋病所造成的广泛危害，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88年，第四十二届联大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反对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后，又于同年12月召开了“世界禁止毒品大会”，通过了《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90年，联合国还召开了有关禁毒问题的特别大会，提出了《全球行动纲领》，并从资金上予以保证，从而揭开了联合国禁毒运动的合作行动。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合作。1987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艾滋病特别计划办公室，负责监督、预防和研究全球艾滋病问题，并帮助和指导各国的艾滋病预防计划。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艾滋病在有些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蔓延速度大大降低。但是，由于艾滋病的感染途径特殊，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患者往往对此讳莫如深，社会环境对待艾滋病人又缺乏宽容，导致人类与艾滋病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并且也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从艾滋病的国际流行趋势上看，防治艾滋病的斗争都是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事业。

第五，全球治理问题的提出。

全球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全球问题预示了超越主权国家的地区层面或全球层面的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的问题。

全球治理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2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罗森瑙出版了他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最早提出了“国际治理”的概念。该书认为，治理就是秩序加上意向性，而秩序主要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包括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性的规则体系。除他之外，英国的吉登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戴维·赫尔德都是全球治理论的代表人物，赫尔德主编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1999），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1995），都是该理论的代表作。

许多世纪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政府，以取代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建立世界政府的核心目标是把各国政府的作用、职能和资源转移给重组的全球性机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追求，至今还很难看到现实的可能性。

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的利益依然是政府决策的最基本依据。但是，随着工业化、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显然已经开始把全球事务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民族国家在处理本民族和本国自身事务时，在追求和促进本民族和本国利益的同时，要有整体观念，以全球的视野看待国际国内事务，协调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创造条件。

关注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保持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问题的严重危害，导致各国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全球问题的解决，并从实际政策上做出了积极努力。如许多国家在冷战后削减军费开支，认真做好“军转民”工作；积极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在保护环境方面，增加环境安全立法，推行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培育人民的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遏制生态失衡；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等。

在各国自身树立和加强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协调、沟通和谈判达成共识，并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达成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80年代后，“治理”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话语。不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治理都意味着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相应的制度规范体系。“在高度等级制度化的国内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在缺乏等级体制、缺乏强制性权威的国际关系领域，治理可能发挥主导性作用。”治理的方式在国际国内有着显著的区别，通常国内政治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由合法的权力机构包括强制性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而国际治理则是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依据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达成的协议和默契的产物。治理体系通常包含一系列规范行为体行为和身份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以及“为管理治理体系而创建的物质单位”。前者主要是指“游戏规则”，后者是指管理机构和组织。

近年来，围绕着全球问题产生的全球治理概念，不仅在理论和观念上广泛传播，在实践中也有很大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和抑制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方面，已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197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联合国还在1972年成立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裁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国际社会取得了重要成果，如1968年联大通过、1993年无限期延长的《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简称NPT），1971年签署、1975年无限期有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BWC），1996年第五十届联大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简称CTBT），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CWC）。在环境方面，1972年、1982年、1992年三次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全球环境状况宣言》、《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这三个宣言可以说构成了国际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共识基础。国际社会在治理环境和改善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协调各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另外，联合国和各地区组织在解决贫困、就业、粮食、水资源、能源等问题上，在解决毒品、跨国犯罪等问题上，也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全球治理要求人们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在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中，要想较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民族国家突破长期以来从对立、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良性的、可协调和磋商的关系互动，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培育信任，促进友好与合作。因此，全球治理既是一个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理想目标，也是一项业已开始的伟大事业。但是，要实现真正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人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民族国家体系与国际秩序。

20世纪最后20年，民族国家体系面临了严重的挑战。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大量增加，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人民相互沟通和交往的频繁、全球治理理念的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公民对国家的绝对效忠出现转移，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开始松动。民族国家的另一基石——主权观念也面临严重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对国家权力的分散化倾向以及国际关系组织化导致的制度规范约束，也来自于国内民众忠诚的部分转移导致的对主权的侵蚀。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这不仅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享有充分主权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而且国际关系也基本上是以大国关系为主导内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在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美国依据其强大的力量，试图建立一个单极的霸权体系。冷战后，单极稳定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并在实际政策上有突出的表现，如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获得广阔的发展机会，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建立和平、发展、公正、持久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冷战后美国的世界秩序理念

1997年，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出版，1999年夏季号《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威廉·沃尔弗斯的文章——《单极稳定》。前者从地缘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一方面承认美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的同时，强调美国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对外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因此，在决定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决定美国能否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欧亚大陆这个地缘战略大棋盘上，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防止在这一带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欧洲或亚洲从而向美国挑战的大国，或欧亚主要国家排斥美国的联合。沃尔弗斯则论证了现在的世界就是单极世界，美国对外部事务的干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一，单极稳定论。

沃尔弗斯的《单极稳定》一文强调，当前世界就是一个单极世界。单极结构主要表现为在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具有超强的、从实力上说没有对手的国家。冷战后，美国实力十分突出，这种突出可以从传统指标和最新指标两方面衡量：从传统指标方面，美国除人口和军事人员外，所有其他指标都名列前茅，如远洋海军、空军、核能力等，而且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大国。按最新的指标，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经济，高科技制造业占有量最大，对科技研究与开发投资最多，相当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总和。沃尔弗斯认为，由于美国在所有先导型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这很有可能使美国支配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把美国力量优势描述为昙花一现以及不敢承认现在就是单极世界，都是不正确的。沃尔弗斯还认为，目前世界秩序不仅是单极结构，而且这种单极结构还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他论证说，由于美国在结构中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没有任何力量会将其政策建立在与美战争或与美竞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因而消除了霸权竞争导致的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大国之间在安全上的竞争。美国作为结构的领导，既拥有足够的手段和理由维护结构的安全机制，也比任何体系的领导更有可能奉行干涉主义。那些二流国家只要认识到与美国抗衡的巨大代价，就会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他还认为，冷战结束后至今，单极结构已经持续了10年，只要美国政策不出现什么问题，它就会像两极结构那样持久。这是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里，不会有任何国家可以达到美国的实力；苏联的解体加强了单极世界的发展；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其安全有赖于美国的支持，这种依附性减缓了欧、日提升为超级大国的速度；再加上美国从冷战中继承了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安全结构安排，其同盟体系与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地遏制其他竞争力量的形成。沃尔弗斯认为，美国政策上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干涉的太少，而美国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更危险。他指出，美国作用发挥得越有效，单极结构就越持久。美国的干涉是维持秩序的一种必需的动力。

单极稳定论在美国很有市场，特别是小布什上台后，布什政府的世界秩序的理念实际上就是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9·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虽有所收敛，但其单极世界的理想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西方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成为国际社会占上风的理论范式和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指导外交政策、规范国际关系行为的思想和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将西方国内的政治制度外化到国际政治中，使国际关系各个领域制度化和组织化，以新的国际规范和机制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冷战后广为流行的“民主和平论”、“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等，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是美国建设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观念。

80年代后，民主和平论甚嚣尘上，到90年代已成为一种强势理论。美国学者麦克·多伊尔在1983年发表的题为《康德、自由主义的遗产和外交政策》和他在1986年发表的《自由主义和世界政治》两篇重要论文，被认为是首次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民主与和平的关系。之后，随着冷战的终结，民主和平论的阵营逐渐扩大，其理论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美国制定冷战后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一）民主国家很少或基本上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二）转型中的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三）民主国家的战争行为都是与非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民主国家的数目越多，世界永久和平的希望就越大。

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不会发生战争，主要是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两个根本的限制因素：一是制度约束，因为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人民是厌恶战争的。另外，由于民主国家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制约机制，可以阻止政府对战争政策的选择。二是文化规范约束。民主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及合作与妥协的习惯也有助于和平关系的维系。

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打仗，但是向民主转化的国家在转化过程中却是危险和好斗的。民主化进程往往充满冲突的危险，因此西方国家应该干预和介入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不可避免，主要是民主国家之间的规范可以使民主国家相互感知和尊重，但在与“另类的”非民主国家打交道时，这种规范就不再起作用了，民主国家与之不存在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规范，无需克制自己，而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国际干预行为。

第三，人权高于主权论。

冷战后挑战和否定主权观念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的主流思想之一，它包括主权过时论、主权虚无主义、主权弱化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它们的发展威胁着国家主权原则和现存的国家体系。

主权过时论提出主权的概念是一个时空的概念，它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主权概念的过时是因为：首先，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导致国家权能的“泛化和弱化”；其次，“超国家权力”（如国际组织）的国际化创造了一种国际统治的形式；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技术上使得主权边界形同虚设；最后，政府效能的日益减低自下而上地损害了国家的合法性，而国际制度和国际管理活动又自上而下地侵蚀了国家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主权应该弱化，人类应该突破传统的“政治—领土原则”，从世界主权的角度看待问题。

西方国家一方面强调主权过时，一方面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这种理论的矛头所指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人权是最高宗旨，人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情，提出人的尊严、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归国家所有的。人的安全是主要的，国家不能基于主权侵犯人权。国家主权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重新界定，“主权的绝对观念已经不能满足人民争取基本自由的愿望”，国家是服务于民众而不是管制民众的工具。提出“边界不是绝对的防线”，“各国政府绝不能躲在主权后面践踏人权而期待世界其他地方坐视不管”，“国家主权应该接受国际的监督”。

“人的安全”的提法，最早出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1994年人的发展报告》中。报告提出，我们在思想领域应经历“从核安全过渡到人的安全”。人的安全概念以人为本，所关心的不是武器的发展，而是人的生命、生存条件和人的尊严，它关注的是使人“免于精神恐惧，摆脱物质上的贫乏”。从范围上讲，人的安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向下包括了个人的安全，向上又包括了全球人类的安全。从内容上讲涉及人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社区安全等。“人的安全”概念的核心是认为人的安全重于国家的主权。要实现人的安全，就必须冲破传统的国家主权的概念。

主权上的虚无主义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人的安全等说法，都是强调国家主权观念过时、国家疆界应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以西方价值观界定人权标准。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要害是西方国家要动摇“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的基石，为人道主义干预提供依据，以西方认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标准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冷战后这些流行的自由主义理念有一些重要的特点：首先，它们以国内政权组织形式判断国家对外政策的属性，认为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和平的，而转型国家和集权国家具有不确定性，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不安全。其次，它们都强调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这些基本内容具有超越特定文化的特质，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应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加以推广。再次，它们都强调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认为21世纪规范和制度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应把世界性规范产生的过程看成是社会建构的过程，要使西方的规范主导世界的发展。国际制度是西方主导的制度，它具有稳定秩序、减少冲突、降低国际交往成本、加强合作，使霸权和西方秩序长久的作用和功能。

第四，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虽然属于国内政治经济范畴，但是这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改革调整政策和趋势，它的代表人物包括了西方国家的许多新一代领导人，因此第三条道路对国际关系也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改革调整方案。资本主义在逐渐进入成熟期后，其内在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替代的福利国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便先后产生。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在激烈的制度竞争中开始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又面临新的全面的危机：接近极限的全球扩张空间，更趋异化的社会财富分配，愈加难以控制的全球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呼吁一种更具“公共性的”东西，但这种“公共性”的需求却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通过集中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派所长，以挽救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等新一代欧美领导人，后者的新书《第三条道理：新世纪的新政治》，可谓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理念的代表作。1999年4月26日布莱尔在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国际共同体之说”（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演说，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在国内经济领域，主张建设新型的混合经济，既包含自由放任，又包含政府管制；既承认市场的作用，又对其进行监管和规范，以解决公平与效率间的平衡；在社会领域，改革福利制度，解决失业问题，协调劳资关系，提倡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强调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政治上，提出打破左右两分法，强调社会正义，扩大制度的包容性，团结各种力量；在国际上，强调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国家边界线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内部事务必然“溢出”，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一国的内部事务就具有了国际意义。这将产生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当一国内部情况良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就是正面的，反之就是反面的，会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因此要改变不干涉内政的传统观念，要对联合国的作用和运作程序反思，在必要的情况下要进行国际干预。

第三条道路是欧美新一代领导人为适应形势和时代的变化、为“拯救资本主义”、维护西方在全球化中的根本利益提出的解决方案，它反映出西方国家力图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强化政府的计划和干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世界也正在兴起深刻的变革。

3.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特点

冷战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秩序，并认为自己是当仁不让的世界领导，时时表现出霸权主义的面目。

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是由于两极结构的限制，美国的霸权是不全面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开始了美国学者称之为的“全霸权”时期。199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5.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23%；日本为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4%；西欧经济最发达的德国为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5%；英、法、德、意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相当于美国的77%。除此之外，美国在军事实力和科技领域的优势，特别是在研究开发领域上的开支，都是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不能望其项背的。到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27%，欧盟仅相当于美国的79.7%，日本为美国的46.7%。1995—200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2.3%、1.3%和1.5%。美国实力的持续稳定增长，极大地助长了美国领导世界的野心，促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追求霸权领导地位，表现出十足的霸权主义。

霸权，一般是指在国际系统中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权力超强的国家，这个国家总是试图将自身标准和意愿强加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资本的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除此之外，它还应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投送能力和反应能力，并且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主导国际事务、按自己的理想塑造国际进程的意愿。霸权主义实质上是指霸权国支配国际系统、主导国际规则、控制国际进程、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与手段，以及这些政策与手段体现出来的精神与作风。

任何霸权都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因此都带有时代的特征。霸权国为了维护霸权利益和主宰世界，通常会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不尊重别国的独立完整和主权平等，美国也不例外。但是，霸权也受到时代特征的制约和影响。美国霸权是产生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霸权，是经过战后50年的发展正处于成熟期的霸权，与大英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霸权有着不同的特点。大英帝国霸权的典型特征是依靠在世界范围内占领广大的殖民地，通过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实现其霸权。法西斯主义德国试图通过全面战争手段、建立以军事为主的高压统治实现霸权。美国霸权则主要是通过在结构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制度与规范、预防性安排、软权力控制或软化潜在挑战者，通过培育共同利益和身份扩大霸权统治的基础，通过多边或单边力量打击对手。

美国霸权是权力内涵变化迅速时期的霸权，这一时期力量的表现形式呈现为结构性特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国家力量的重要表现是土地的占有量和人口的多少。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后，利润成为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当通过压低国内消费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遭到国内反抗的时候，资本家开始追求海外市场。最初，海外市场的占有，表现为国家对外扩张，占据殖民地，以获取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市场。国家的力量表现为殖民地占有的多寡，大英帝国就是这一时期的霸权。

海外市场的扩张逐渐导致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命脉。随着资本全球化提升了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直接占领的成本急剧上升，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使得垄断利润的获取方式大大改变。所有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得那种以占据领土为主要特征的主宰式霸权失去了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霸权的负担。换句话说，主宰式的霸权已无力实施全面控制，因而通过建构有利于霸权的结构安排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追求。

美国霸权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它是将自身强大实力转化为一种控制结构能力的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主要是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和科技结构中的权力，是一种在结构中决定办事方法、构造国家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对安全、生产、信贷、知识、信仰和思想进行控制。结构一旦确定，结构性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决定或改变其他国家的选择，不必施加强制性的压力。在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霸权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手段；在生产结构中拥有主导地位，意味着霸权拥有决定世界经济中生产什么的权力；在金融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霸权拥有决定世界经济中谁可以从事生产的权力；在知识和思想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使用什么生产手段以及控制生产手段的权力。一旦在结构中拥有主导地位，其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建设就可以有效地维护自身霸权。

战后美国霸权主要是依据其结构性权力的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结构性权力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加强。美国为维护结构性权力，主要是通过制度安排，其制度性霸权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塑造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的原则规范主导世界。

以往霸权的明显特征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的海外利益。而美国霸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赖军事手段使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主要通过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性安排，通过制度的原则规范主导世界。

制度性霸权通常在军事安全领域、经济金融领域、科技领域的制度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战后美国正是由于在上述领域建立起了有利于自己主导地位的制度安排，才得以维持其霸权地位。战后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建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为主要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领域建设的全球同盟和多边安全体系，在科技领域通过不断创新占据垄断地位，并通过各种制度维护垄断利益。

制度霸权主要是通过确立对霸主有利的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实现的，对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掌握是制度性霸权的核心。战后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主要是在国际经济、政治组织内通过对原则、规范的制定来控制和管理国际事务。原则确定国际社会的目标，规范和规则界定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它们具有重要的管理和规范作用。美国强调的原则和规范并不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美国之所以更看重制度对霸权的维护作用，首先是因为制度的“锁定”效用，稳定了美国在战后力量处于绝对优势时获得的好处和占据的有利地位。其次，制度和规则一旦建立，其被替代的可能性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爆发大规模战争和出现全球性经济崩溃。制度一旦形成，会不断地回归和强化制度安排，因为制度的建立是要付出成本的。制度更替的困难，使霸权国可以通过建立制度保障其霸权长久。另外，制度还具有“外溢”和关联效应，可以不断扩展和延伸，从而有助于制度的扎根，进一步提高试图替代霸权制度的成本。

历史地看，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长久保持不变，其优势地位总是暂时的。但是，制度性的安排可以将一种有利于霸权国的国际秩序牢牢“锁定”，从而使霸权国的优势地位保持得较为长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通过制度建设维护霸权是霸权国的长远投资。它不仅可以减少霸权国维持秩序的“强制性成本”，对眼前的利益有好处，而且由于制度的难以更替，有助于霸权国的长久稳定。正因为如此，美国的霸权是极力追求制度的霸权，是力求通过制度锁定霸权利益和保持长久的霸权。

第二，重视预防性安排，透过重重结构遏制新兴力量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明确的对手，实现了从争霸到称霸的根本性转变。因而，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希望通过预防性安排将危险和可能的冲突消灭在萌芽中，并通过结构建设将各种力量置于可控制的安排之中。

军事上的预防性战略，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安排，即美国人所说的“造势”（shaping）。结构一旦安排妥当，它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形成对力量的限制和约束，起到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的作用。因而结构建成后，各种力量必将在结构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从而形成对各种力量的有效控制。二是提供参与合作的框架，通过结构促使结构内的力量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使其承担责任和义务，并通过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促使各种力量的融合。90年代，美国出台的军事安全战略都是立足于建设“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安排，即在核心层次维护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威慑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在第二层次建立灵活机动的快速反应部署，以便在危机和冲突爆发时，能够使美军迅速投入战斗，赢得胜利。第三层次则为一系列促进参与、增进相互信任的多边合作安排。

冷战结束后，美国致力于安全结构建设，具体表现非常突出。在欧洲，经过冷战后10年的建设过程，美国已经把欧洲建设成了以北约为中心，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欧洲—大西洋合作关系、北约—俄罗斯常设委员会等制度机构为主的圈圈套圈圈的安全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控制俄罗斯、稳定中东欧、容纳其他欧洲所有国家甚至中亚国家在内的安全结构。在亚洲，冷战后美国致力于同盟体系的稳固和重建，并积极建设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体系，目标同样是建设多层次的安全结构，以使潜在的对手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三，重视“软权力”和意识形态征伐，追求用美国价值观一统天下。

冷战后，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等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被霸权国视为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以此取代其他意识形态。这是因为，霸权体系是一个整体，霸权的稳定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霸权的维护除了需要必要的军事手段外，还需要政治理念提供基础并提供合法性。各国政治体制的同质性，是霸权追求稳定长久的政治目标。

原则和规范既是霸权国的“软权力”体现，也是霸权国手中成本低廉的工具。霸权国运用“软权力”，规定导向、规范行为、提供政治领导和信仰支持，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霸权统治的成本，还可以为霸权国的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征伐的特点突出，“软权力”规范的强制性加强。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霸权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空前膨胀，霸权的追随者因结构的变化而明显增加，为美国推广扩展霸权国理念和规范原则提供了现实条件。其次，冷战后美国日益认为安全的威胁来源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强调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对国际规范的遵守”。正因为此，使用同一规范和原则管理世界的重要性，在美国看来日益增加。

第四，通过主动灵活的协调和塑造能力，培育西方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促使西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扩大美国霸权的基础。

美国霸权对内表现出较强的调整适应能力，吸取社会主义经验对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调整，对外则以合作精神通过制度化安排协调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建设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安全共同体，为美国霸权扩大了基础。

美国制度化的霸权安排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也是以西方整体利益为基础的。战后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建立了一种以磋商与协调为主要方式的合作关系，而非利用西欧衰落对其实施强制控制的对抗关系。美国霸权的决策过程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参与渠道，密切磋商的各种制度安排，加强了双方信任和决策的透明度，从而培育了制度化的相互约束环境，为缓解和消除相互猜疑和传统的安全困境奠定了基础。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半主权”国家被纳入西方体系，在制度化的相互约束的环境中，逐渐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大西洋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这一地区的成员国之间不存在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相互关系状态。

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美国霸权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和“宪治”的性质。其“自由”和“宪治”的基础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其共同利益表现在它们互为商品市场、互为资本市场，以及科学技术上的相互需要，这些是它们共同繁荣和稳定的保障。二是美国霸权在西方国家之间培育了一种共同思想意识和“自己人”的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共同的思想意识和身份认同，构成了它们之间在国家关系互动中的相互信任和责任分担。这种共同的思想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或者它们所谓的“西方精神”，它强化了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和内聚力，增进了“自己人”的身份认同。

战后西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础。西方国家是美国霸权借助的主要力量。西方国家安全共同体，产生于战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深层支柱源于已扩展到全球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秩序、共享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共同文化传统，以及西方为抵御其所认同的共同威胁而建立的共同防御。它们是苏联解体后大西洋联盟关系保持不变并有所加强的重要原因。

第五，美国霸权和任何霸权一样具有干涉别国主权的本质特征，美国霸权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它正在以“人权”和“民主”这些字眼将世界分为具有“道德优越性”的国家和人权问题国家，或者流氓国家。对后者，美国霸权主义表现出了极其传统的野蛮性，霸气十足，单边主义盛行。

任何霸权都表现为干涉主义，这是由霸权实现主宰和控制世界目标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同时又是霸权强大实力所能做到的。美国的霸权干涉行为受维护美国霸权利益所支配，为维护其霸权利益美国不会放弃任何手段，包括军事打击手段。战后美国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对手的例子比比皆是。

霸主总是借意识形态证明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性，冷战结束后，霸权借助的意识形态口号主要是人道主义干涉。政治军事霸权与意识形态相互借助，这是任何历史背景下霸权主义的基本特征，美国也不例外。美国霸权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即为此例中的典型。美国将自己装扮成为人权卫士和民主自由的典范，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那些与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相异的国家，动辄被指责为违反人权，独裁专政，或流氓国家，因而美国及其盟友对这些国家使用武力，被说成是“人道主义干涉”，是为了保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冷战后标志性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是霸主为其干涉行动披上的合法性外衣。

美国霸权的干涉手段多种多样，除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之外，在手法上往往以多边主义掩盖单边主义实质。美国霸权不是一个随时准备大规模使用武力的霸权，其对付异己力量强调多种手段和力量的联合。一般地说，它首先重视制度安排中对异己力量的限制和锁定，即重视预防性安排和对地区力量平衡和安全环境的营造。其次，重视“软权力”的引导和影响，相信自身的示范作用和价值观的力量，致力于通过接触和交往改变对方的政策选择和决策方向。再次，在需要军事干涉时，出于害怕伤亡和降低成本的需要，总是寻求多边力量的联合，或者采取意愿联合体（coalition of willing）的形式。

但是，美国霸权也受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制约。制约美国霸权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制度框架下，美国霸权并非能够完全为所欲为。制度和规则的限制作用，在客观上对霸权国家也构成制约，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美国霸权受到制度和规则的制约时，它总是希望能够突破现有制度，改变国际法，抛弃某些国际组织或组织的规则。但这样做的同时，它也承担着突破制度和规则所面临的风险。其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美国霸权不可能长久。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力量不平衡发展规律，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永远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世界多极化的持续发展，会导致对美国霸权的根本挑战。事实上，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纽约世贸大楼遭劫持飞机撞击事件，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霸权的严重脆弱性。再次，美国霸权正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深刻的结构矛盾，加剧世界的贫富分化。美国霸权在经济上推动全球化，在政治上扩展民主化，在文化上推广美国化。这“三化”过程加剧了经济上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政治上的动荡不安，以及文明上的矛盾和冲突。“9·11事件”的深层原因是这“三化”过程中的矛盾激化，这说明美国霸权极为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早在1974年，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时，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此后的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一直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北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大都经济基础薄弱，产品缺乏竞争力，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和贷款条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发展问题，缺乏资金，债务问题严重，科技落后，经济增长缓慢，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核心是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控制和支配。大国、强国控制着国际政治的议程，维护的是它们的自身利益，从根本上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它们的贫困和落后势必造成社会动荡，产生仇视西方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群体，当这一群体铤而走险、运用恐怖主义等手段时，世界就难以安宁。

国际秩序的根本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原则和规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改造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规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同志指出，“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了实现上述宗旨，所有成员国应遵循基本的原则：如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成员国之间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等。

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必须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步进行。如果不反对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就不可能推进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造；而没有国际经济新秩序，也不可能使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或者说，国际政治新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国际政治新秩序，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上，国际关系民主化，强权政治才会失去发挥作用的基础，国际社会秩序才具有合法性。

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要求发展中国家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一个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发达国家，要保持合作关系，在坚持主权原则、坚持平等互利等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相互配合，团结合作，协调行动。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指出，要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这不仅适合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适合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经济关系。

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世界是多样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不承认差异的存在，唯我独尊，强加于人，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从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历史、文化传统看，这个世界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世界。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要承认各国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发展战略，也就是各国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相应的，国际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解决，不能由少数大国或超级大国擅自决定，将小国和弱国排除在外。

当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斗争。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有100多年历史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凭借着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致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尽管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任重而道远，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新秩序必定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以往可以任意剥削压迫的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使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正视它们的合理要求，并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帮助它们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发展。但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原殖民地国家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资金严重短缺、基础薄弱，许多国家只好举债发展。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困难，主要是由于严重的债务负担造成的；再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以及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

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也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联合国的诞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50年来，联合国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也有过严重过失，但总的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推动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必须指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联合国成为美国控制和操纵的表决机器，后来又变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遭到践踏和破坏。随着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大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深刻地影响了联合国的发展。

联合国成立时，亚洲与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还处在殖民主义的枷锁下，创始会员国中的大多数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40年代后半期和50年代，是亚洲崛起时期，中国革命胜利和万隆会议的召开，大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到60年代，非洲大陆迅速觉醒。从此，亚、非中小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亚洲的创始会员国只有9个，而现在的会员国则已增加到40多个，是原来的5倍。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以后，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由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占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非洲的情况更为突出，在联合国创建时，只有埃及、利比里亚、南非和埃塞俄比亚是会员国，而现在，非洲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达到51个，是联合国全部会员国总数的近1/3。综观全局，在联合国现有的185个会员国中，发展中国家约有140个，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进入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之后，由于一批批新国家相继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已使联合国，特别是大会的权力重心发生转移，使原来的两极格局向着多极演变。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集团，在联合国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彼此磋商并协调立场，成为联合国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联合国的经济活动方面，有关经济问题的重大决议，若无“七十七国集团”的赞成与支持，就很难获得通过。在此种局势的影响下，《联合国宪章》作了相应的修改。依据1965年生效的修正案，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从6名增为10名；经社理事会从18名增为27名，后又增为54名。从而在这些机构中，发展中国家的席位都相应得到了增加，其作用亦日益显著。这一趋势，深刻地影响着联合国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小会员国的大量增加，使过去长期控制联合国表决机器的西方大国，现在在投票中要争取多数支持，已变得困难了。各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如果不能说服绝大多数会员国确信其立场是正确的，那就很难获得有效的支持。因此，苏联代表声称“不能允许以算术上的多数办法强加于人”。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哀叹美国在联合国中无人理睬。美国代表还大骂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搞“多数暴政”。大会的情况固然如此，安理会也不例外。人们认为，今天联合国中的巨人，未尝不可说是“七十七国集团”，它的组成国家已近130个，形成了大会的绝对多数，它有可能促使其想通过的任何决议在大会上获得通过。

发展中国家近30年来在联合国的活动，日益显示了它作为反帝、反殖、反霸主力军的作用。1960年，在43个亚、非国家的倡议下，第15届联大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及其一些表现”。为执行这一宣言，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又在亚、非国家的倡议下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即二十四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还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提议，先后宣布葡属殖民地和英属南罗得西亚应根据《宣言》给予独立，宣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由联合国接管该地。经过十几年的顽强斗争，葡属殖民地人民终于在70年代中期赢得独立，南罗得西亚也在1980年成立独立的津巴布韦共和国。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和南非问题时，发挥巨大的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从1970年起，联合国大会连续四届拒绝接受南非代表的全权证书。1977年安理会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为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第二十九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问题列入议程，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接着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民族权利，同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后大会的工作。1988年12月，第四十三届联大通过了一项表示注意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的决议，并决定从1988年12月15日起在联合国系统以“巴勒斯坦”的名称代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对于苏联武装侵入阿富汗和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霸权主义行径，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前几年，联合国都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击败苏联和越南以韩桑林傀儡政权取代民柬席位的企图，确认了民主柬埔寨在联大的合法席位。

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拼命进行军备竞赛，使全世界面临核恐怖的严重威胁。各国人民对此十分忧虑，迫切希望联合国能敦促超级大国实行裁军，减少战争危险。为此，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结盟国家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就一再建议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积极努力，1978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决定成立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由所有会员国参加。1979年该委员会召开第一届会议，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可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商讨裁军和安全问题，这是裁军领域的可喜进展。裁军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改组，成员增加到40个。同时，由原来美、苏轮流当主席改为每月由参加委员会的国家轮流担任主席，开始打破两个超级大国控制裁军机构的局面。1982年6—7月，联合国召开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军备竞赛和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它们拥有世界上全部核弹头的97%，军费开支占全世界军费开支的3/5，它们应对国际局势恶化和裁军未获得进展承担主要责任。会议强烈要求两个超级大国要率先裁减军备。中国代表在会上重申了中国在裁军问题上所一贯奉行的原则和立场，提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新建议。重申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并声明：如果苏联和美国做到停止试验、停止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削减它们各自的核武器的50%以后，中国也将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欢迎和好评。会议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于动员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起了有益的作用。1984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改名为裁军谈判会议，这是唯一的全球性裁军谈判机构。可是，由于超级大国缺乏诚意，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又使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地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长期以来，美国顽固推行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无理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50年代，美国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以所谓“暂缓讨论”，蛮横无理地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搁在一边。随着中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也逐年增多。美国政府眼看拖延讨论的手法已经失灵，为了使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赖在联合国，于是玩弄程序花招。从1961年起，又操纵表决机器，硬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所谓“重要问题”，需要2/3以上的多数通过，继续非法剥夺中国的合法席位。

到70年代初，整个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0年，联合国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时，51票赞成，49票反对，虽然因没达到2/3多数而没有通过提案，但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这给美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它感到要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更加困难了，不能不考虑新的对策。1971年，美国又玩弄新的手法，炮制了一个“双重代表权”方案，即所谓同意北京和台北在联合国都拥有席位，把美国长期策划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端了出来。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曾就这个方案向中国进行试探，周恩来总理当即明确表示，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公开抛出“双重代表权”方案，声称美国主张北京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北，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问题，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后来又退了一步，同意安理会的中国席位由北京获得，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并严厉驳斥了这个提案。美国政府既想恢复美中邦交，又想制造两个中国，这种矛盾的两面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于10月25日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接着，大会又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两个提案表决后，美国和日本佐藤政府联合炮制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便成为废案，被大会自动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政策的彻底破产，给美国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分割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阴谋以沉重的打击。它反映了世界上人心的向背和时代的潮流，表明超级大国任意操纵和控制联合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会前，尽管美国政府大肆活动，对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威胁利诱，但仍无法避免其彻底失败的命运。美国通讯社评论说，这是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是一个“丢脸的时刻”。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有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粉碎殖民统治的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要发展民族经济，除了资源条件外，当然首先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战略，以及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世界历史已形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趋势加强。世界经济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这个统一体之外去寻求发展。而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技术转让、关税制度等许多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缺乏正确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单一等多方面的原因，仍旧处于受剥削、受压榨的不利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战后几十年来，尤其是从60年代开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持续不断、规模宏大、成效卓著、震动世界的斗争。

1960年9月，一些石油生产国为了反对国际石油垄断财团对石油的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控制与垄断，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首先发起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经过斗争取得了提高石油标价和石油税率，增加产油国在西方石油公司中的股权的重大胜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觉醒和壮大，阿拉伯人民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认识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石油资源是反帝、反殖、反霸的有效武器。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各国断然采取联合行动，以实行提价、减产、禁运、增加股份和国有化等措施，开展了以石油为武器的斗争，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十月战争后不久，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国都先后采取了这一措施。石油武器的运用，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石油斗争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斗争深入地发展。

拉丁美洲国家为捍卫海洋资源，最早发起了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早在40—50年代，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国就提出了200海里海岸权的主张，到70年代后期，已有22个拉丁美洲国家分别宣布200海里领海、承袭海、专属经济区域渔业区。在拉丁美洲国家长期斗争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于1982年10月的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海洋法公约》。除了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少数国家没有在公约上签字外，签字者达159个国家和组织。新的公约体现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的立场和原则，即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的领海宽度，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确认国际海底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个公约既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顾及发达国家以及沿海和内陆国家不同的利益，因而为众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是拉丁美洲国家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

进入70年代以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进入高潮。到1974年，经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联合斗争，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和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终于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以后，又举行了多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性会议，发表了许多宣言和决议，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思想内容。

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里为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展的斗争，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它包括资源、贸易、工业化、金融、海洋权、航运、技术转让、援助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下面着重分析一下这一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维护国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反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掠夺，管制和没收外资企业。自从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口号之后，反对跨国公司的斗争，对外资企业实行管制或没收的斗争有所发展。1976年，发展中国家接管了1447家外国企业。目前，大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都实行了国有化，其他原料生产国也通过逐渐增股直至国有化的办法来把某些重要原料掌握到本国政府手里。

第二，在贸易领域里开展反剥削、反垄断、反转嫁危机的斗争。1973年，这一斗争首先由于石油的提价而有所突破。现在发展中国家共建立了20多个原料出口国组织，参加国80多个，为原料和初级产品争取合理的价格。1976年第四届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式通过了《商品综合方案》，由消费国和生产国提供共同基金，来稳定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价格和出口收入。经过几年的谈判，到1980年，已达到7.5亿美元共同基金的协议。《商品综合方案》的贯彻实施，将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此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制成品出口利益，在国际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求发达国家制止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措施有步骤地降低关税率，削减并取消进口数量限制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由于发达国家不肯让步，这一斗争正在继续进行中。

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制度，首先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机构中的基金份额，以取得较多的表决权和享受较大的利益。发展中国家还建议创设全球国际货币局，建立平等的国际货币制度。结果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官方援助和无偿援助的比例，援助应充分尊重国家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同时由“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总体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合理主张和具体建议。目前，在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问题上有所前进。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还表现在：反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要求按公平合理的条件获得现代技术，要求取消技术转让中一切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要求修改现行的国际专利权制度。当前，围绕技术转让问题所展开的斗争，是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正在敦促联合国有关机构迅速制定《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促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最不发达国家目前共有48个，这是发展中国家中自然条件较差、资源贫乏、生产力落后的低收入的原料生产国。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帮助他们减轻困难，促进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中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1981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了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粮食援助、贷款及贸易方面的优惠待遇，提出了一些指标和要求。

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南合作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组成部分正在大力发展，并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国总理在1983年访问非洲时明确阐述了中国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立场，即依据“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四项原则，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加速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

（朱立群、劳焕强、刘泓）

[1] 参见Gerhard L.Weinberg，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 George L.Mosse，Two World Wars and the Myth of the War Experie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21（1986）.

[3] 参见Nicolas Van De Walle，African Econom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Jean Paul Sartre，Colonialism and Neo Colonialism，Routledge，2001； Robert J.C.Young，Postcoloni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2001。

[4] Guy J.Pauker，The Rise and Fall of Afro-Asian Solidarity，Asian Survey， Vol.5（1965）.

[5] A.W.Stargardt，The Emergence of the Asian System of Power，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3（1989）.

[6] 参见Nazli Choucri，The Nonalignment of Afro-Asian States：Policy，Perception，and Behaviour，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969）。

[7] 参见Gary P.Sampson，The Rol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Global Govenanc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 Noel F.McGinn，Crossing Lines：Research and Policy Network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Educati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6； Subir Chowdhury，Organization 21C：Someday All Organizations Will Lead This Way， Printice Hal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