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狭义上的文化这个题目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城邦的衰落和公民意识的淡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起到了在知识生活中把伟大的天才解放出来的作用，还有这些发展是激发了杰出的才能还是窒息了它。除了我们从继承者（diadochoi）、哲学家或者其他的作家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包括丑闻，我们掌握的资料还是如此的贫乏，以至于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问题的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波里比阿明确地说，人们纷纷远离国家，投身于学习和学术，学习哲学的学生也一定在数量上大为增长。非常令人怀疑的是艺术是否也同样受益于这种新的活力。那些艺术家还是一如既往，很显然，最杰出的作品仍然出现在雕塑和绘画当中。但是那个时代在传统上还是出现了令人悲伤的断裂；伟大的艺术家不再被人们提及，著名的名字不再被记录下来；罗得斯和佩尔加蒙的雕塑家的名字只是由于与某些具体的作品有关而碰巧被提及才流传下来，并不是作为家喻户晓的大师被记录下来的。例如，著名演员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文献中，然而很多人还是创作出了杰出的作品，他们之所以不被提到只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太多了。
在其他的领域，因为只有一些残篇保留下来，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十分有限。因为，除了剧院，对于任何一座可以追溯到亚细亚和埃及王国时代的继承者的某个单体建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无法对这个时期的建筑进行评判。诗歌也只剩下一些残篇，提奥克里特的诗歌除外，但它们并不能代表最好的诗歌。一些类型的诗歌，比如合唱用的抒情诗可能大为减少了，但是对于没有了好的单首的抒情诗，我们却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能在亚历山大里亚碰巧没有这种诗歌。
希腊人精神生活上幸存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向着三个主要的方向上发展的哲学：斯多噶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学派。另外，希腊传统的活力还使它在近东希腊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展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马其顿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加的政治上的压力，而且还因为它具有一种内在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是否这个时代的一般的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与过去的受过教育的希腊人相比普遍地看上去更加柔弱和温柔，认识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证明。［1］
早先的希腊人受到光辉的理想的激励，尤其是美好的声名；现在这些理想到哪里去了？不过，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的令人悲伤的衰落当中，仍然有人在追求声名。在所谓的自由的希腊人中，一些人通过政治和战争赢得了声名，像阿拉图斯、菲洛波曼（Philopoemen）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但他们都有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说到最后的一个克里奥蒙尼，他不仅在塞拉西亚之后再次表现出个人的无能，而且他的整个改革有一种突然降临在希腊人头上的解散运动的味道。然而，在说起这些人，描述这些人的时候，人们还是习惯于像从前那样地夸大其词，克里奥蒙尼尤其受到那些把他视作伟人的人们的欢迎。例如，在斯巴达失败之后，他的所作所为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他拒绝了一个女奴的帮助，他既不饮酒，也没有坐下来，卸掉他的盔甲，只是会休息一小会儿，用左边的肩膀靠在一根柱子上，头枕在肘子上，陷入沉思，直到最后他逃向大海（普鲁塔克，《克里奥蒙尼》，29）。即使他在这里是在表演，但他在埃及的死仍然是一个悲剧。人们决意要尝试着呼唤出一个古代斯巴达名人的形象。
一些继承者（diadochoi）也有一种荣誉感。这可能经常使他们误入歧途，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虚荣心和自大狂；克里奥蒙尼的对手安提格努斯·多森（Antigonus Doson）是一个例外，他对斯巴达表现出了仁慈之心，允许它保留其所有的制度；在已经生病的情况下，他匆匆地赶回马其顿，去寻找一种与入侵的伊里利亚人战斗到死的真正的英雄的欢乐。根据一个可能在议事厅（leschai）里被添油加醋的故事，他死于脑溢血，他那时仍然骑在马背上，在胜利的时刻，说了一句，“多么美好的一天呀！”（普鲁塔克，《克里奥蒙尼》，30）
尽管，从总的情况来看，真正的对声名的追求已经衰落了。赛会中的声名已经消失殆尽，就像我们从普鲁塔克的《菲洛波曼传》（Philopoemen）（3）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从孩童时代开始，这位伟大的将军就想成为一名军人，学习了他能够学到的所有关于战争的知识。因为他还是一个天生的摔跤手，所以有人建议他去当一名运动员。当他问到体育训练是否与他的军事学习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就告诉他，实际上，运动员的体格和养生之道与军人的要求完全不同；运动员需要足够的睡眠，大量的食物，劳逸结合的、精确的和有条理的训练，稍微偏离这些规则都会达不到训练的目标，而军人的生活则是持续不断的没有任何规律的东奔西跑，要习惯于不吃饭、不睡觉地奔波。所以菲洛波曼拒绝并鄙视体育训练，后来在他的军队中尽可能地用蔑视和惩罚来禁止体育训练，原因就是它造就的最健美的身体不适合于战斗；他在田野上打猎和劳作，以此强健他自己的体格。［2］
荣耀和尊敬现在既赋予了那些强有力的人，也给了那些卑鄙的人，所以某种神经质的兴奋和期待产生出来，甚至这个时代一开始，哈帕路斯就能够说服希腊人在他们的家乡允许他为了纪念她的情妇皮皮提奥尼克，授予她“皮提奥尼克·阿佛洛蒂忒”的称号，并在通往埃留西斯的神路上为她建立一座巨大的带有树林和祭坛的纪念碑。另外一个例子是法勒戎（Phaleron）的德莫特里乌斯，他使雅典人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为了向他致敬竟然要同时建造300尊雕像，当然在他倒台的时候结局也很惨，这说明了这样的声望已经变得多么没有价值。［3］但是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城市的围攻者狄米特里乌斯当着他的面受到了公然的藐视，这造成了对很多继承者（diadochoi）的神圣崇拜，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别无选择，而且也在自由的希腊。甚至献给那些仅仅供人娱乐的人们的雕像也纷纷被竖立起来。在雅典，就有一座献给卡瑞斯提安·阿里斯托尼库斯（Carystian Aristonicus）的雕像，他与亚历山大玩过球；同时他也因为“这项技艺”而被授予了公民权，而这也打破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制作雕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某种优美的姿态成为不朽。事情甚至变得更坏。木偶师傅欧瑞克雷得斯（Eurycleides）获得了一尊雕像作为奖励，它就摆放在那些伟大的悲剧作家的旁边，而他的同行波特伊努斯（Potheinus）则被允许使用欧里庇得斯和他的同时代的诗人们曾经给观众带来愉悦的同一座舞台。虽然每次在这样的命令中都会感到某种不安：“需要建立一尊雕像献给某某”，然而魔术师提奥多洛斯就轻而易举地以这种方式在赫斯提亚（Hestiaea）和欧芮奥斯（Oreos）的剧院获得了荣耀，更不用说像米利都的竖琴演奏者阿齐劳斯或者底比斯（在那里竟然没有品达的雕像）的歌唱家克里昂这样的演员了。［4］真正的杰出人士的缺乏使这样的事情变得不那么令人奇怪了，那就是名声现在可以仅仅通过生理上的某个显著的特征或者某种绝对的令人厌恶的特征获得，就像我们从阿里安和雅典尼乌斯开列的各色人物的清单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或瘦而矮，或胖而蠢，或贪吃贪喝。［5］
对这种追逐廉价的出名的一种回应就是直截了当的漫骂，这主要以泽鲁斯（Zoilus）为代表；他的确切生卒年月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可能生活在菲拉德尔福斯（Philadelphus）的时代。他来自安菲波利斯，那时已在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写东西（他的方式就像一位马其顿人）不仅反对荷马，而且还反对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致力于性质恶劣的漫骂，因为，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想去做坏事，而只是想用他对同时代的人和已经死去的人挑毛病的方式去对抗所有的人。他的这种文学风格，或者所谓的带有修辞学色彩的犬儒主义，后来成为一个谚语，即“鞭打荷马”。
除了继承者之外，那时候最重要的名人就是哲学家和妓女。雅典人崇敬芝诺，他在塞浦路斯的西提翁（Cition）的公民同胞，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脸上更加有光，就献给了他一尊镀金的雕像；在卡内阿得斯去世的时候，据说出现了月食，而太阳也被乌云遮住了。学者还有人提到，但却完全没有了关于艺术家的记载。至于那些属于继承者和一些哲学家——比如伊壁鸠鲁——的妓女，显然是人们交谈中的重要话题，这些妇女从前是一个显赫的类型，现在则成为单个的名人。［6］从菲拉德尔福斯和奥尔格特斯（Euergetes）的时代开始，这种情形在亚历山大里亚的马克翁（Machon）的诗歌中就变得非常明显；它的内容包括了她们机智的作答和轶闻趣事，大多数是陈腐的和低俗的，但却表现出一种优雅的天真。［7］但是，从继承者的时代的普遍情况来看，个人的能量似乎在第一个100年中全部耗尽了；在公元前200年以后，就没有多少有名的妓女了。
在这个较晚的希腊化时代，真正充满野心的人在他们追求声名的过程中一定也经历着某种挫折。竞争性的希腊意志将会采取哪种最后的形式呢？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了宫廷；那些幸存的城邦，就像一块没有了肉的骨头，那些还仍然很富有的人，以旧有的方式通过向公众的娱乐活动（euergesia）进行捐助，只是在地方上成为了名人，尤其在后来和平的帝国时代；公开展示某种技艺（比如竖琴演奏者、舞者、玩球者等等）需要某种并非所有人都有的特殊天赋。在那时，惟一可以出名的方式就是致力于演说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艺；现在这完全成为一种卖弄辞藻的演说术，夹杂着演说者个人对哲学的看法。这必然会衍生出一种漫游的生活；那时没有这样一种靠撰写娱乐性的书籍来赚钱的行业，最坚决的公共知名度的追求者还没有新闻报纸可以依靠，不得不到处亲自现身。因而，在帝王时代，当投身于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文学上的追求也不再能给希腊的作家们带来任何回报，剩下的一种职业就是像菲洛斯特拉图斯一样地成为诡辩家，致力于带那么一点点政治味道的浮夸演说。那些受到最大的野心驱使的人只能希望成为玄学家和新宗教的预言家，像塔伊纳（Tyana）的阿波罗尼乌斯，阿波诺特库斯（Abonuteichus）的亚历山大那样；即使他也不得不经常走动，但这样的人还是能够通过引进新的崇拜而成功地在他待的地方吸引追随者。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较晚的时代出现的渴求恶名的极端事例——比如佩里格瑞努斯·普洛透斯，他在奥林匹亚自焚身亡。［8］
要确定一个时代的特征，就要看它所表白的仰慕的东西或者实际上仰慕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对于文化史家来说，当时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也是非常有用的。这种材料的一个来源就是新喜剧，即使我们完全是通过罗马人的模仿之作而知道的。然而，其有用性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大；它只是通过概括出来的相当少的类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单面的雅典，因此，就它所提供的关于那个时代的风俗的所有线索来看，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一个著名的哲学家特奥弗拉斯图斯则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工作，他所扮演的角色比喜剧中的傀儡人物要重要得多。《论性格》的这位作者展现了永远存在的有缺陷的普遍人性，尽管他们大多穿着属于他的民族和年龄的典型服装；这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追溯到他29岁这一年，根据前言，这个勇敢的计划是为了使年青一代的道德状况得到好转。特奥弗拉斯图斯的著作并不论述好人，而只选择那些纯粹的，甚至极端的坏蛋，对任何好坏参半的中间色调的人并不关心。很多人们所期待出现的普通人物被漏掉了，比如充当好汉的士兵（miles gloriosus），献媚者，高利贷者，还有缺乏才能的诗人；实际上，特奥弗拉斯图斯似乎在小心地躲开很多职业或等级，只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对伦理的细微差别的描述上面，这些差别的出现就好像是内在的气质使然。这样做的意图是出于哲学和文献学上的考虑；把自己的理论部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科伦理学》的基础上，他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每个人的品质决定了他将会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是以对不同特征的生活类型的简要界定开始他的论述的（尽管注释家对这个部分并不满意）。很显然，他自始至终都是根据一些个人来确认他的类型的；因为他的最好篇章并没有能够建立在渐进的、随机观察的基础之上。实际的结果，除了对几个傻瓜和白痴的描述之外，只不过是对在雅典能够找到的所有可憎的人物样品的一个集合罢了。
压倒一切的印象就是雅典人非常地放纵自己，基本上就是在说谎和欺骗中过日子，完全不考虑他们名声的好坏；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毫无遮掩的无耻。而且，特奥弗拉斯图斯的群体的观察方法只有在阿提卡生活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雅典人一直在展示自己，结伴而行，习惯性的“自来熟”的生活态度营造出一种与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所以，比如奉承者（kolax）就能够以一种现代社会完全不可能的令人讨厌的方式奉承别人。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些人物中可以看到最多样化的特长；一些看似属于一类的人们还可以分出细微的差别。例如，特奥弗拉斯图斯区分了两类奉承者；一种是只是由于怪癖或气质毫无理由地向所有人献媚的傻瓜（areskos），另外一种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专门去奉承某一个人的滑头。与此相仿，贫嘴的人显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婆婆妈妈的讨厌鬼，他会不假思索地整天喋喋不休，倾倒出那些陈旧的新闻和不存在争议的事实（adolesches），另外一类是令人不快的家伙，他们会像蚂蟥一样把你黏住（lalos）。
在这里，我们或许应该关注一下《论性格》的第二章中那些对奉承者们的细微描述，特奥弗拉斯图斯显然在生活中对他们进行了研究。他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可以忍受任何事情的食客，而是另外一种类型，目标是不惜一切地去奉承某个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好处的保护人；这种类型的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与食客同时存在但属于不同的类型，也是希腊人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这种奉承者最热衷于激发其保护人的虚荣心。“看！在你经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看你！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人。”“昨天，在画廊他们都在谈论你；他们当中有30个人询问谁是最高贵的人，所有人一致认为那就是你。”他掸去他的保护人身上的灰尘，摘去他头发上的稻草，接着评论说在他这样的年龄竟然还有好多黑头发；当他的保护人说话的时候，他要求大家不要讲话，最后他自己却说：“听！听！”如果他的保护人沙哑着声音说笑话，他也会笑自己得了病；他为家里边的孩子们买苹果和梨子，并确保主人看见他在分发这些水果，亲吻着较小的孩子，还说着：“一个可敬的父亲的后人！”（对孩子的吹捧再次出现在关于“毫无理由地向所有人献媚的傻瓜”的论述中［5］）如果一个保护人在买拖鞋，他会说，“这只脚比这只鞋还要好看”，当他们去看一个朋友的时候，他会跑在前面去通知有人来访，然后又跑回来说他已经通知主人了。在饭桌上，他是第一个对酒进行赞美的人，接着就是赞美饭菜，而且是全面而详细的赞美。他非常担心他的保护人会着凉，所以在他谈话的时候他会把衣服披在他的身上，站在那里为他挡风。在剧院，他会从仆人那里把垫子拿过来，让他的保护人坐在上面。他会赞美房子的布局，耕种得很好的土地，以及主人的画像画得非常像。在他的介绍当中，特奥弗拉斯图斯暗示说，没有哪个雅典人会愚蠢到看不出奉承者就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人，但是这些人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第五章的后半部分是关于“毫无理由地向所有人献媚的傻瓜”的论述，与第一章的内容有重叠。它并不是专门论述这种类型的奉承者，而是讨论装腔作势的人和花花公子，他们到剧院里专门坐在军事将领的旁边，买东西不是给自己，而是给离得很远的熟人；他会把买的东西送到拜占庭，把斯巴达猎狗送到西泽库斯（Cyzicus），或者把蜂蜜从西美图斯（Hymettus）带到罗得斯，坚决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向所有的人展示他的猴子、狒狒、西西里鸽子等玩意；他真的是一个无害的生物，只是在他那微不足道的财富中享受着被夸大了的快乐。另外一种相关的类型是那些总想通过一点小小的事迹（microphilotimos）（21）来炫耀自己的人。在宴会上，他必须坐在主人旁边。当他的儿子在进入成年的时候要隆重地举行剔发仪式，就像那些大家族一样，这样做是为了向皮提亚的阿波罗表达敬意；还要安排一次到德尔斐的特殊旅行，随行的奴隶必须是一个黑皮肤的非洲人。他会为他的宠物狗竖一块墓碑，并题上字：克拉杜斯，“马耳他人”。当议事会执行委员会（prytaneis）为圣母举行祭祀的时候，他争着要（显然他是他们的成员之一）承担当众宣布这件工作的任务，穿着节日的盛装，头戴一顶花冠；接着，回到家后，他会告诉他的妻子他是多么的高兴。
在第四章，独立的地主被描述成完全粗俗鄙陋和缺乏教养的人，显然是特奥弗拉斯图斯所研究的那群人的一个真正的代表。他为傲慢无礼的人（aponenoimenos）及其厚颜无耻绘制了一幅精致的素描。他不仅是一个大胆的诽谤者，而且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听他说话，除非他能够吸引一大群听众，否则他永远也不会满足。与在家里相比，他在监狱那儿花的时间要更多，他会散布各种肮脏的流言蜚语，他喜欢这项工作，大声叫喊着以便全阿戈拉的人都可以听到。第九章中描述了“无耻的人”（anaischuntos），他的无耻主要表现在变卖偷来的东西或者走私牟取非法利益。另外一种无耻之徒（11）就是制造恶作剧的人，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他自身的利益，而是一种爱好；他的位置是介于刚才提到的两种人之间。他到处传播丑闻是一种有意的攻击性行为；他对个人和整个集体来说都是一种瘟疫，既无耻又卑鄙贪婪。在民主制度下的、缺乏信仰的雅典，没有人可以避免由于他们的嫉恨而带来的痛苦。整体性的粗野也被展示出来（24），那些被动的傲慢无礼的粗人（huperephanos）并不需要找出一些理由去污辱他人，而是对任何与他接触的人一概冷酷无情地加以对待。
讲话啰唆的人（lalos）（7）使我们想到斯巴达人，在他们通过强制的手段推行他们的简洁原则时，他们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意识到了毫无限制的希腊人的喋喋不休所造成的后果，这也是一种心怀恶意的类型。这种饶舌的人完全是胡搅蛮缠，极端地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会破坏任何在其他人之间进行的交易、交谈或者友情。他会讲述他所读过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他还会引述他自己的曾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公共演说。他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并乐此不疲：“我不会保持沉默，即使他们说我比燕子叫得还要厉害。”但是，即使他自己的孩子们嘲讽他的时候也会说：“给我们讲个故事让我们睡觉吧。”新词汇的发明者（8）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说谎者（logopoios）。他完全屈从于神经质的冲动，他事先就编制好的幻觉被当作事实来兜售；正像特奥弗拉斯图斯所观察到的，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上的考虑。一个小偷可能会在他洗澡当中滔滔不绝地说话的时候，或者在画廊大谈在海上和陆上取得的胜利或者他将在法院输掉他的官司的时候偷走他的斗篷。有很多像这样的人，潜伏在所有的画廊，所有的店铺，以及阿戈拉的所有的角落。和这种人有点相似的是自夸的人（alazson）（23），他主要是吹嘘他的实际上不存在的财富和财产，还有捐助三列桨战舰，或者是参加过亚历山大的战役，或者与安提帕特（Antipater）通过信；他很可能会装出他所寄宿的宅子（其中只有一间是他的）就是他的家，他很想卖掉它，因为它太小了，不便于开办聚会。在这里，他还会散布恶毒的谣言（kakologos）（28），说一些关于他的所有的活着的和死了的朋友和亲戚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看到吝啬鬼（micrologos），当他省下一点钱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重复他的座右铭：“它在一年以后还会增值”，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捡拾他的果园中掉下来的哪怕一个水果（这种事情在雅典一定经常发生并且是得到允许的）；与之相似的人物还有守财奴（aneleutheros）。接着还有两种使人反感的人（19.20）：duscheres是粗俗无礼的人，他会很关心自己的身体；aedes是说话令人讨厌的人，在社会上会得罪很多人。心不在焉的人（anaisthutos）（14）在某种程度上是喜剧的一个讽刺对象，但是极为不懂人情世故的人（akairos）（12）也是一个人们不希望得到的伙伴，他总是选错时机，例如在某个婚礼上漫骂女性。（然而，当特奥弗拉斯图斯批评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那个人对一个鞭打其奴隶的人不顾情面地反驳说：“我的一个受到鞭打的奴隶跑出去自杀了”。在这里，这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说的倒是一句人话。）
非常有趣的是，迷信的人（deisidaimon）（16）——他用他的方式进行判断——是一个处在比较舒服的境遇中的类型，不在最下层之列。我们拥有很详细的和令人惊讶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迷信活动的记载。有时候人们完全放弃了正常的符合常理的行为；例如，当一只老鼠在床边咬了一个洞的时候，他们会去找预言家（exegetes），当他建议他们把床拿到皮匠那里补一下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打消疑虑，宁愿把它扔掉。除了预言家之外，还有解梦者（mantis），看鸟者，最后的但在人数上并非最少的密仪祭司（orpheotelestes），他负责为整个家族主持一月一次的奉献仪式；此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主持净化仪式的祭司。
最好的运气从来没有降临在吹毛求疵的人（mempsimoiros）（17）的头上。据说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却说：“为什么你不再多说一句，那就是我现在丧失了我一半的财产，你这样说才算说出了真话。”在第十八章中，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一位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让一个奴隶监督另外一个奴隶，晚上起来检查所有的锁和门闩，所有的事情都要求有证人和保证人；雅典人一定需要睁大他们的眼睛。只有一个短小的、很不起眼的章节（26）用来论述寡头制的信仰者，他们的怨言包含了一些陈腐的自我约束；这座城市现在已经不适合居住了，提修斯因为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而受到指责。这说明，不再有任何理由害怕这个政治派别。最后这一章的简洁也许可以说明，或者被抄录者省略了，或者特奥弗拉斯图斯没有能够活着完成他的这个篇章。
那些在大希腊由继承者统治的城市给雅典人和其他的希腊人带来了很多益处；不论赋税多么沉重，他们至少摆脱了城邦，“自由的希腊人”现在只是以一种极为危险的幻影的形式存在。当然，由继承者统治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城邦；但是它们的运转却是依靠一些城市官僚的施政措施和某种程度上的庇护制度，对市民的要求不再是从前的那些内容了；偶尔出现在塞琉古、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城市中的动荡与希腊的公民危机是非常不同的。
公平地讲，从前的公民（polites）与继承者统治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那已经是一个逝去了的时代，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之复活。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中曾经使文化成为一个整体的“风格上的统一”已经永久地消失了。然而，在从前的公民的位置上，人们现在能够充分地享受私人生活了，尽管这个好处当然也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上的自由意味着，所有的个体现在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可以从事他们喜欢干的任何工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遵从他的个人爱好，例如，只要条件允许可以尽情地外出旅行，而不被怀疑在经济上有犯罪行为，可以尽情地宣泄他的热情。很多不同的职业被区分开来，这在从前的希腊人中是从来没有区分的。尤其是托勒密王国，在军人和官员之间现在也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艺术家和学者现在则成为了专家，并且从与某个具体国家的联系中解脱出来——这一发展是主张“背离城邦”的哲学家在很长时间内努力的方向。现在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政治上的利益；不论有知识的人是否聚集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里，或者演员是否组成了他们的职业集团，他们的世界主义精神都并不比那个时代的雇佣军要少。［9］
不论如何，我们所谓的希腊化，也就是远离希腊城邦的希腊传统仍然以希腊为中心，即使对东方来说也是如此。在伪普鲁塔克提供的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流行的131则谚语中，我们只发现有一则（97）说的是埃及，另外一则（119）说的是利比亚的一个地方；其他所有的或者来自于希腊谚语的公共宝库，或者是希腊神话的典故，或者是希腊生活的轶闻趣事。很多种类的谚语都不是通过谈话而必须通过阅读才能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的历史一定在亚历山大里亚受到了精心的保护；十分明显的是，人们所关注的东西完全集中在北方。［10］所以希腊的影响被保存了下来；但是与早先的殖民地——在那里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哪些希腊人来自于哪个地方——形成对比的是，在这里旧有的希腊部落完全混合在了一起，在通常情况下，对人们的来源完全失去了兴趣；尤其在宫廷中，一定聚集了一大群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冒险家和暴发户。［11］
在由继承者统治的城市里，旧有的教育——在包括体育训练在内的一般的学科中——在多大程度上在普通的臣民（enkuklios paideia）中被保留下来，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它不再成为对“公民”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即使自由人也不再有多少闲暇去做这些事情，更不用说城里面所有的人了。我们可以想像出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劳作的无产者阶级，由于其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获得了比奴隶更多的社会需求；在他们之上，现在是一个富人阶级，老板，商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等等。［12］在那时，教育只有在希腊的遗产给它以影响的地方才受到重视。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了一些杰出的以学者为职业的人，喜欢收集和分类，以一种雇佣和保护的形式受到政府的控制，其个体的准则“都是由一种完全专业化的和全神贯注的活动而培养出来的，这些对古人来说当然属于一种物质性的劳作”；［13］现在，成为一名专家，也就是成为一个匠人，最后终于被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
宗教不可避免地在继承者统治的城市都很微弱，尽管有一些东方和埃及崇拜的替代品，既有关于神的，也有关于教义的；但是在这里还是缺乏古代的地方崇拜，这对早期的希腊人来说曾经是他们的大本营。神话也是如此，或者其中蕴含的任何个人的信仰，在希腊几乎完全被抛弃了，即使到处都有有意的和亲切的移植，它却完全不能落地生根；在剧院里看到的关于神话的内容不能激发起人们的崇敬之情，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哲学及其体系已经占据了宗教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下，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时代很少有诗歌和艺术天才被解放的迹象；实际上他们或许是存在的，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哲学的业余爱好者和宗教的装腔作势者取代。不论如何，个人以及他们的外貌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化。从前，因为存在统一的教育和训练的标准，所以所有的希腊人相互之间共同点很多；现在他们分化为一群包含了各种类型的人，新喜剧、田园诗和形象艺术都竭尽全力地去描绘这些类型的人们的不同的特点；希腊的人性在宽度上得到了延展，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14］
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向妇女，我们首先将会说到那些仍然健在的多利亚妇女，就是我们在阿吉斯国王和克里奥蒙尼的争论中所看到的那些人。一个世纪以前，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斯巴达妇女无可奈何，只能悲叹，在神圣战争中，皇后德尼佳（Deinicha）也加入了劫掠的行列。在这些较晚的时代中发挥着一定作用的富有的女性继承人成为更为显赫的人物。阿吉斯就是在一种富有和奢侈的生活中由她的母亲阿格西斯特拉塔（Agesistrata）和她的祖母阿克达米娅（Archidamia）抚养起来的，她们是这块土地上最富有的人。阿吉斯想方设法地使她们接受了他自己的观点，在最初的怀疑之后，她们实际上开始转而鼓励他更进一步地去实现这些想法，向其他的妇女宣传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她们的朋友不愿意放弃她们的财产。在阿吉斯倒台以后，他的母亲和祖母在狱中都被冷酷的背叛者杀害，阿格西斯特拉塔把已经被吊死的母亲放下来，把她放在阿吉斯的尸体旁；她最后的遗言是“如果这样做能够对斯巴达有所帮助的话。”［15］曾经被阿吉斯驱逐的列奥尼达（Leonidas）有一个女儿奇罗尼丝（Chilonis）嫁给了他的继承人克里奥蒙布洛图斯；在列奥尼达回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女婿非常愤恨，奇罗尼丝恳求他让她的丈夫逃跑，并带上她的孩子，尽管她当时也不赞成他对列奥尼达所做出的事情。［16］
阿吉斯的寡妇，一笔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和她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希腊女性，接着在列奥尼达的逼迫下嫁给了他的小儿子克里奥蒙尼。她把死去的阿吉斯的想法灌输给了他的新丈夫，克里奥蒙尼的母亲克拉特西克莉亚（Cratesiclea）在列奥尼达死后也完全转而接纳了他儿子的思想方式，并帮助他劝说斯巴达的杰出人士采纳他的计划，为了克里奥蒙尼的缘故她还嫁给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17］阿吉阿提斯（Agiatis）死在与安提格努斯的战争期间，她的丈夫万分悲伤，在听到她的死讯之后匆忙地赶回斯巴达。克拉特西克莉亚和克里奥蒙尼的孩子们成为了托勒密·奥尔格特斯（Ptolemy Euergetes）的人质，条件是他承诺给他们提供帮助；克里奥蒙尼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她大笑着表示愿意遵守，希望它能够给斯巴达带来好处，赶到位于塔那尔乌姆（Tanaerum）的波塞冬神庙去见克里奥蒙尼，恳求他的支持，“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哭泣或者对斯巴达束手无策；这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的魔鬼手中。”表面上看，她和她的孙子很平静地赶到了海边。当她已经到达埃及的时候，她得知她的儿子现在有机会加入阿卡亚人的联盟反抗托勒密；［18］为此，她送了一个口信说，她不应该仅仅为了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孩的缘故而继续害怕托勒密。最后，在埃及，她和孩子们以及她的侍女都卷入到促使克里奥蒙尼倒台的事变中。［19］其中的一位夫人，潘特俄斯的美丽妻子，死得和她的丈夫一样地壮烈；她不顾一切可怕的危险一直追随着他。当士兵们抓住克拉特西克莉亚的时候，她拉着她的手带她到了行刑的地方，在那里她们亲眼看着克里奥蒙尼的孩子们被杀害；她们的祖母只是喊了一句：“啊，我的孩子，你们去了哪里！”在克拉特西克莉亚和其他的妇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之后，潘忒乌斯的妻子走过去撩起了她的斗篷，尽其所能地减轻着她最后的痛苦。接着她从容地整理了一下她的外衣，小心地盖上了她的头和脸，这样的话在她死后就不需要其他人再做这件事了；只有行刑的人允许接近她，她就这样像一位英雄一样的死了。
这些斯巴达妇女在希腊世界是一个例外。据明确的记载，男人们对她们总是言听计从，允许她们在公共事务上发挥着比私人生活更大的影响，妇女还控制着最大份额的财富。［20］但是没过多久，在纳比斯（Nabis）实施他的对斯巴达主义的系统的终结政策之后情况就变化了，他竟然迫使她们与他从前的希洛人结婚。生活中另外一些杰出的妇女是名妓。菲瑞内和戈莱西亚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仍然健在，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女性开始成为年青一代追求社会享乐的中心。就像阿尔西弗戎（Alciphron）的书信中——这些信当然在写法上模仿了希腊的模式——所描述的，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机智，她们迷住了将军，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希腊化时代的名人都可以找到与名妓有瓜葛的证据。那些属于继承者的名妓尤其引人注目。德莫特里乌斯·波利奥科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情妇拉米亚（Lamia）和里阿娜（Leaena）被尊为阿佛洛蒂忒，在雅典和底比斯建立了神庙，一些属于托勒密的名妓是如此有名，以至于奥尔格特斯二世（菲斯康［Physcon］）把她们也写进了他的《评论》（Commentaries）。在波里比阿的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最好的房子都是用著名的吹笛女和名妓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名妓的半身雕像则被安放在神庙和公共建筑中，与那些将军和政治家并列。［21］在这个时代的陶瓶上，她们的生活经常被描绘出来。然而，我们已经说过，从公元前2世纪起，已经没有人成为真正的名人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继承者并不属于那种靠自己的名声而成为名人的人；当这些统治者变得如此腐化的时候，他们的宫廷生活也不再能够激发人们多少兴趣了。
至于女性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妇女生活的狭窄有限的空间里没有发现什么变化。［22］她们不能参加正餐的聚会，不能参加像到剧院看戏这样的社会活动，所以没有出现像后来的罗马那样的轻浮的男女混杂的情况；没有一个体面的妇女能够大着胆子到街上去，或者参加祭神的节庆活动，除非是在可疑的女伴的陪同下；即使她们的丈夫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但是她们还是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在独立的妇人区域中，最严格的是未出嫁的少女，正像一位诗人所说，过的是一种“隐居生活”，还没有从其满怀嫉妒的隔离生活的牢狱中解放出来。［23］诗人们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充满柔情的、热情洋溢的求爱诗不可能直接来源于生活，那时还没有订婚礼，夫妇俩在举行婚礼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24］所有的婚姻都还是由父亲决定，有时他会因为选择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新郎而受到责怪。我们并不怀疑在那个时代希腊世界存在着真正的爱情，但是却不能找到爱情在婚姻生活的制度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的记载。妇女由于她们的命运而受到同情；这一点在幸存的波塞狄普斯的《赫尔墨阿佛洛蒂忒》（Hermaphrodite）（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中一些不吉利的诗中看得最清楚，从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男孩子将会被他的家庭抚养成人，即使他们很穷，而一个女孩则在出生的时候就会被抛弃，即使家里很富。［25］
妇女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在希腊自身，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最后的多利亚妇女之外，几乎再没有一位留下名字的妇女。［26］例如，在阿卡亚联盟的整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位妇女，［27］哪怕是制造麻烦的妇女，在新喜剧中女性人物的缺乏可以证明她们受到严格限制的生存状况；然而，在继承者统治下的大城市，她们似乎可以更自由地活动，作为个人更有发展，比男人更受尊敬。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帕伽马的宫廷中可以看到一种有文化的奢侈生活，皇后和她们的小姐们能够参与这种生活；这种影响还扩展到其他领域。提奥克里特把一只纺锤送给了他的米利都朋友尼西阿斯的妻子，与礼物一同送去的还有一首诗；这种令人愉快的关心在一个世纪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同一位诗人的作品《阿多尼斯节上的妇女》（Women at the festival of Adonis）在雅典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它描绘了一幅最令人惊叹的亚历山大里亚生活的画面；阿多尼斯节的庆祝活动在皇宫的大厅中举行，有一幅阿多尼斯的漂亮的画像安置在一个银床的上方，周围是盘旋的丘比特，在他的旁边位于一个放满鲜花的凉亭中的是正处于悲伤中的阿佛洛蒂忒。在这一大群观众当中有两个来自于叙拉古的多利亚部族的朋友，她们都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中产人士的妻子，她们竟敢大着胆子在一个女奴的陪同下到这里来，她们还对一个对她们明显的多利亚人外貌大加嘲笑的男子严厉地予以反击；她们还溜进了柱廊，对盛大的庆祝仪式和一个来自于阿尔果斯的少女的唱歌赞叹不已，然后又高兴地离开。这首诗讲述的就像是在一个现代的大城市里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个雅典妇女能够走出去参与这样一种大众活动。［28］亚历山大里亚以及一些其他的继承者的宫廷中的皇后偶尔也会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但是没有一个妇女能够参与紧张激烈的奥林匹亚的竞技活动。
在生活和诗歌中，这一时期首先透露出的是男子的勇敢和女人的风骚。［29］勇敢是在有关伯瑞尼斯（Berenice）的两首讽刺诗中展示出来的，至少对于公主来说是如此，其中讲到天文学家科农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用伯瑞尼斯的头发命名了一个星座；在提奥克里特（XI，55）的诗歌中，波吕斐摩斯想吻加拉提亚（Galatea）的手，在另外一位诗人的作品中，阿喀琉斯则吻了德达米亚（Deidamia）的手。还是在提奥克里特的诗中，加拉提亚对波吕菲姆斯卖弄风情；另外，在一首田园诗中，一个做作的城市小姐遇到了一个害相思病的牧牛者，在一个带有装饰图案的大陶盘上，一个妇女正在向似乎要追求她的两个男子抛媚眼；很显然，名妓乃是始作俑者。［30］大致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现在成为了三种仍然存在的诗歌形式的主题——哀歌诗、田园诗和新喜剧，［31］即使这最后一种形式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私通和偷情，情节主要集中在青年男子对已经安排好的婚姻的抗拒，或者是名妓下决心要跟定他或者要与他结婚。［32］米利都的传说现在开始在文学上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流派。亚历山大里亚的小文人开始搜集从前只是在口头流传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和传说，而且还通过加入性爱的主题对旧的神话进行改造；萨摩斯的都瑞斯（Duris）（在菲拉德尔福斯的时候）说阿喀琉斯爱上了伊菲格涅亚；在欧里庇得斯的戏中完全反对婚姻的阿塔兰塔现在却成为了米勒阿格尔（Meleager）的情妇；后来甚至加拉提亚还爱上了波吕菲姆斯，尽管在提奥克里特的诗歌中，她非常看不起他，嘲弄性地向他扔苹果。关于达芙妮（Daphne）的神话故事可能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在阿卡狄亚的农民中找到的，他们在当中加入了阿波罗试图用他的音乐来赢得男人们所憎恨的女猎手的内容；就像在绘画中一样，在诗歌中，充满性爱成分的调情之风也获得了市场，在陶瓶上（尤其是南部意大利的那些陶瓶），有了更多的表现男人和体面的妇女和少女在一起的画面。［33］
就这样，在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自然而然增加了一条从前所没有的情感的脉络。这个新趋势的一个例子就是路多维西·朱诺（Ludovisi Juno），她意识到了自身的尊严，只不过表现得比较温和。这种东西很容易得到强化并且转变为多愁善感，这在较早的时代会被视为一种堕落；希腊主义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就已初见端倪。现在人们越来越深地沉浸在柔弱的感情中，这种感情在过去通常是受到遏制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为田园诗和哀歌诗落泪，还有痛苦的爱情和绝望的情绪，以及对相思病的描述；像安提奥库斯（Antiocus）和斯特拉图尼斯（Stratonice）那样的轶闻变得十分流行。为了对女性的气质进行深入的研究，罗得斯的阿波罗尼乌斯讲述了伊阿宋带着一种过度悲伤的情绪跟他的母亲告别，他对待美狄亚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试图避免神话中的人物做出可怕的事情的倾向。在对继承者以及亚历山大自身的刻画中，常常蕴含着一种悲伤的情绪；对那些理想人物也是如此，比如程式化的运动员的头像，帕拉斯以及盖斯提尼阿尼·阿波罗（Giustiniani Apollo）的一些头像，［34］对受难人物的同样的一种偏爱也出现在绘画当中。［35］
感观享受的精致化是这种多愁善感的合适的补充。［36］流行的语气都是轻浮和肮脏的，就像妓女的笑话，有时还是采用了从公元前4世纪继承下来的那种令人愉快的、享乐主义的形式，或者与一种令人痛苦的憾事结合起来，那就是当人们是如此快乐的处在一种和平的生活中的时候却要互相斗争。［37］另外，有关色情的内容在诗歌和艺术中有增加的趋势。诗人们不遗余力地描写女性的裸体，在绘画艺术中也表现出一种与早期的裸体艺术的处理完全不同的意图；在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种对部分的或完全的暴露以及透明的衣服的充满淫荡色彩的爱好。［38］
男人和男孩子的爱情实践与从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减少；但是城邦或者战争中共同拥有的那种英雄主义都没有了，它曾经为培养或训练人们去热爱某些事情提供了一种基础，所以这些关系丧失了它们从前在伦理、政治和爱的教育上的动机。克里奥蒙尼和潘忒乌斯之间的友谊可能是最后一个怀有高尚情感的事例了。［39］在那以后，就没有了有名的男性爱人组成的伴侣，即使在继承者中，尽管狄米特里乌斯·波利奥科特斯可以提供一个范例；男孩子被喜爱不再作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存在，而仅仅成为一种供人享乐的工具，人们的情感被迫转向了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其博学的诗歌中，为了得到病原学上的证明，潘诺克里斯（Phanocles）还在使用这个主题，不然的话它只能成为文雅的淫荡笑话或者那些法规和告示性质的讽刺诗讽刺的对象了；最后一位精通此道的诗人是提奥克里特，他写了很多“男孩诗”（paidika）。
在希腊的精神领域中一个新的改进就是对自然风光更加热爱。［40］在古代希腊，也有一种对世界的壮丽的欣赏，就像我们从荷马那里所看到的。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屈从于哲学的多神教使自然的风光失去了神性，所以森林和高山不再充满了林间仙女、萨提尔和羊人；现在去除了人格化因素的自然可以开始直接地与人类的心灵相沟通了。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到东方的便利极大地增长了希腊人关于世界的知识，既有地理上的，又有自然史方面的，与之伴随的还有一种科学的、可以学到的植物学方法。
这种对自然的高度热情，以及它与我们讨论过的多愁善感和忧郁之间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从风景画的兴盛中得到证明，我们对这些画的了解主要是从庞贝的仿制品开始的。他们在这方面的前辈是波斯人，我们知道，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不仅来自于精美的王家花园（paradeisoi）的传统，来自于薛西斯对一棵美丽的悬铃树所给予的荣誉，［41］而且还通过大流士国王亲自划船去卡内亚（Cyaneae）群岛就是为了能够看到博斯浦路斯的风景这件事可以看出。［42］这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为了看风景而爬上一座山的人是马其顿的小腓力，他登上了哈伊姆斯（Haemus）山，［43］但是在几十年以前，罗得斯岛的阿波罗尼乌斯曾经把这种想法用作一个诗歌的主题。在第一卷（1103ff.）中，当他的阿耳戈船英雄们到达西泽库斯（Cyzicus）的时候，他说他们登上丁狄蒙山（Dindymon）是如何地为了向塞贝勒（Cybele）献祭，但非常明显的是，美丽的风景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同一首诗（第三卷，164）中还描绘了奥林匹斯山的全景；他还非同寻常地留意到光线和气象的效果。［44］
更有甚者，风景还使自己进入了新兴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这种氛围又影响了其他的城市；出于这些城市的居民对自然的需求，其统治者就用制造自然景观的仿制品的方式来迎合这种需求。所以奥恩特斯的安条克就曾经拥有非常壮丽的带有喷泉的林荫道，在临近的达芙妮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在亚历山大里亚，住宅区都被花园和树林隔开，在城市的中心修建了一座可以爬上去的人造山，有一条平缓的小路蜿蜒向上，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全景；可能这种设计是要向古老的埃及人表明，它比一座金字塔更要讨人喜欢。托勒密王朝的宫殿也在规划精巧的花园的包围之中，博物馆是一个可以供人们散步的区域，绿树成荫，在那里学者们进行着他们的实验。
在同一个时期，第一个悬空的走道在一个亚历山大里亚的法老的建筑师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的主持下建造出来。即使在房屋的设计上，人们也非常注意它们周边的风景；维特鲁威（Vitruvius）发明的全景式房屋（oecus Cyzicenus），[1]也就是某个希腊大家族的住宅当中的一个大房间，被设计成可以从三个方向看到风景。
[1] Cyzicenus是一个维特鲁威发明的建筑学术语，被希腊人使用，用来指一所大房子，面朝北，可以看到花园，这座房子有落地式的窗户，以便躺在卧榻上就可以看到院中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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