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出现

在希腊—罗马文化兴起和繁荣的那一千年，还另有一个对以后的人类历史更为重要的方面。世界上几个伟大的宗教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孔子和佛陀，那些重要的犹太先知以及穆罕默德，都生活在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 700 年之间。正当这段时期的中间年份（大概是公元前 4 年左右），在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诞生了，他的信徒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像耶稣一样，最初的基督教徒是犹太人，但是，一方面由于基督教教义（认为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都是相同的）本身的冲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保罗强有力的领导，基督教开始赢得人们的相信。新宗教逐步将犹太人的一神教和它的伦理教导与希腊哲学的各种主题相融合，并创造出影响西方文化中大部分思想史的一种新的综合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多数地区赢得信徒。到公元 1 世纪中期，罗马确实有了少量基督徒。根据教会的传统说法，约于公元 67 年尼禄皇帝统治时期，保罗和大使徒彼得两人就是在罗马殉教的。⑭

基督教的出现与扩展基督的教导最初于穷人中间传播，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是希腊的光荣和罗马的显赫所不予关注并且受到奴役的，也是现实世界中最无快乐或希望的。妇女也被新宗教所吸引，其部分原因或许是早期基督教为她们提供了比罗马法和家庭的传统家长制秩序下更多的自治和取得领导身份的机会。后来，基督的教导逐渐传入上层阶级，少数受过古典教育的富人也成了基督徒；公元 2 世纪已经有基督教主教和作家在罗马帝国各地公开活动。3 世纪，由于帝国陷入混乱，罗马政府把社会动乱归罪于基督教徒，便对他们横加迫害。在 4 世纪（可能为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了基督教。到 5 世纪，整个罗马世界正式信奉基督教，其他宗教都不为官方所容忍。当时最深刻的思想家也都是基督徒，他们把基督教信仰和已经有一千年传统的希腊—罗马思想与哲学冶于一炉。

基督教信条对基督教出现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致言过其实。举一个例子说，基督教带来了关于人类生活的全新观念。希腊人说明了心智的力量，基督教徒则探索了灵魂。他们认为，所有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尘世的东西，如伟大、美丽、荣耀等归根到底都是表面的。希腊人把美和善等同起来，因而也认为丑就是恶；他们畏惧疾病，因为将它看作为某种缺陷；也畏惧畸形之物，因为把它视为既可怕又可憎的。而基督徒则在即使最平凡、最不悦目的外表中，也果敢地看到一种精神的美，他们竭力寻觅病人、跛足者、残废者，以便予以帮助。对古代人来说，爱从来没有和维纳斯女神完全区别开来；可是对于认为上帝就是爱的基督教徒来说，爱则具有牺牲和同情的深刻意义。基督徒声称，受苦受难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自己就以人的形象在十字架上受难。于是，他们就在世界不能医治的苦难中发现了新的尊严。与此同时，基督徒为解除苦难而去工作，这是从来没有人如此做过的。他们反对屠杀战俘，反对虐待和摧残奴隶，反对派遣角斗士在竞技场上互相残杀以供人取乐。希腊人和非基督教徒对人类的成就是自满自足的，而基督教徒则要求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要谦卑。基督教徒不赞成狂妄地划分高贵与低贱、奴隶与自由、文明与野蛮这类差别，而是坚持四海之内皆兄弟，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子女。

从知识方面看来，基督教也带来了革命。驱逐一群大大小小的神和女神，废弃杀人血祭和自己当祭品的蛮习，摒弃发狂似的求助于巫术、算命和魔法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基督教做到的，而并非理性哲学所为。基督徒说，只有一个上帝。关于异教地方神、部落神、民族神的概念通通消失了。于是便认为，世界只有一种灵魂拯救法和一个上帝；全体人类同出一源。从而，世界是一个整体（“宇宙”）的思想，也就被证实具有新的深刻意义。基督教的不宽容（对古典世界是一个新鲜事物），就是来自这种了不起的人类统一的概念，其中包含一个主张，即所有的人必须信仰、而且应该信仰唯一真正能够拯救灵魂的宗教。

迫害基督徒之所以遭受谴责和迫害，最常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罗马帝国是世界性的帝国，此外没有其他国家：除皇帝外，活着的任何人都不能是至高无上的；在地上，不管什么地方，谁都比不上皇帝。此外，从异教的观点来看，诸神和人类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有些神的行为很像人，有些人则很像神。皇帝实际上被当作神。罗马人建立对恺撒的迷信，认为那样做是维护国家所必需的，而国家又等于世界。凡此种种都为基督徒所坚决反对。基督徒因为不肯礼拜恺撒而被罗马官吏看作罪大恶极的社会煽动者，非加以惩处和消灭不可。

基督教有关这方面的教义可回溯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恺撒的东西应当归还恺撒，上帝的东西应当归还上帝。圣奥古斯丁于公元 420 年左右写的《上帝之城》一书，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上述二元论。在决定西方文化后来发展的进程中，几乎没有什么书籍比《上帝之城》一书具有更大的影响。

圣奥古斯丁的才智和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都倍受尊崇。在此处一幅中世纪插图上，他似乎坐在天空宝座上布道。（Scala/Art Resource, NY）

圣奥古斯丁“世界”，即恺撒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时代正濒临灭亡。罗马城于公元 410 年被多神教的野蛮人所劫掠。奥古斯丁由于自己的想象被这一事件所烦扰才写了《上帝之城》。他所要说明的是，纵使物质世界本身灭亡了，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持久、更加重要的世界。

他说，实际上“城市”有两个：地上的和天上的，暂时的和永恒的，也即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地上之城是国家和皇帝的领域，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服从的领域。地上之城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上帝为人类生活特意安排的一部分，但它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内在神圣性。皇帝是人。国家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来自国家外部的各种资料对它进行评价、改进或纠正。国家纵然威严显赫，实则以某种方式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精神权力，而这个权力则存在于上帝之城。在奥古斯丁心目中，上帝之城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后代的读者们又在其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个天上之城可以指上天本身，是上帝和死后升天享受生活乐趣的有福之人的住所。它可以指尘世上某些被选定的人，即与恶人相对立的善人。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是，它可以指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或理想的正义体系，同现实世界的粗略的近似体相对立。

政教合—制度总之，西方世界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督教二元论，就得以避免所谓君主对国家和教会的绝对专制，即政教合一制度，而是把精神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来，各自保持独立。在以后的年代，教皇与国王经常争吵，教士们往往为争夺世俗权力而斗争，而政府则企图规定人们必须信仰什么，爱什么，祈求什么。但从整个欧洲历史来说，双方都未曾彻底取胜，而且在精神方面与世俗方面彼此间的截然差别之中，还存在着西方自由的许多胚芽。与此同时，那种关于任何统治者、任何政府、任何机构的权力都不能大到超越道义批判的观念，引导西方走向一种生气勃勃、向前迈进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