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与权力关系的新认识

对科学与权力关系的新认识

传统科学哲学是摒弃权力维度的，或者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根本就没有权力维度。因此，在传统科学哲学中，科学知识不受包括权力在内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权力与知识是彼此外在的。率先向这种所谓的科学理性发起进攻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这种科学理性有着虚伪的隔绝权力的面孔，而科学理性事实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具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功能，因此在实际上正是这种科学理性扮演的权力角色不仅使人对自然的统治合法化——对这种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辩护的是培根的口号：“Knowledge Is Power”——而且使人对人的统治也变得合法化。他们还认为，人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打破这种科学理性支配的权力枷锁。

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对现代知识体系进行了诘难。福柯在对知识的考古学以及对刑罚史、疯癫等的谱系学研究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传统知识论把权力和真理截然对立的看法完全是一种幻觉，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认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的运作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36]

受福柯的影响，在《知识与权力》一书中，劳斯在考察了实用主义和新经验主义对传统知识/权力理论提出的局部挑战后，借助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点，也对传统的知识/权力观点进行了批判。劳斯认为，一个科学理论是否被接受并不是如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的那样完全取决于该理论是否与原先已经证实的知识相一致。被传统哲学视为表象的知识，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表象，如文本、思想、图表等，而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即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这种模式包含了具体的情境安排，只有在这些具体的情境中，表象才是可理解的，它们与其他表象和实践才能有意义地联系起来。劳斯也认为，这些表象遮蔽了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天然联系。他认为对政治权力和科学知识关系的传统看法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它使我们忽略了如今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并使我们误解了科学实践及其政治影响。“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新近发展相比，我们对权力观念的修正也许能更彻底地改变知识与权力的构架。”^[37]在新的知识/权力观里，知识与权力结盟，二者彼此相互蕴含。

当然，劳斯没有完全停留在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上，他还进一步深挖科学内部的权力特征，经过深入探究和思索，他进一步提出权力是实践的“场景或型塑的特征，而不是其中的某种事物或关系”的观点，^[38]权力是场景或者型塑的特征，而不是其中的事物或关系，这表明，权力对于实践有一种覆盖的特征，在这个场景中的所有事物或关系都沾染着权力，都被权力所型塑。那么，权力必然遮盖着科学，科学必然被权力所型塑。首先，在劳斯看来，权力与知识二者不是相互外在的。其次，劳斯接纳了福柯提出的权力的“规训”特征，并把它发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即知识的接受首先是一个通过规训完成的过程。知识的发现也同样具有规训特性，不实践性地进入到知识发现的规训道路上，就无法发现该学科的问题。最后，科学和权力都是在实践的“权力网”中发展的。科学在实践中发展，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互动的，或者说是都具有“寻视性的关注”的特性，发现是如此，辩护也是如此。认知的主体与认知对象、权力规训的目标与行动者……都随实践而改变，并反作用于实践。权力就是使这些关系得以实现的作用力。不仅科学在其中得到发展，而且权力也在这些关系所构成的“权力网”中得到发展。“权力网”是科学实践关系本身所要求的，也是本身所具有的。

通过简要的概念框图，可以概括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区别，如下表所示^[39]：